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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把现在的创造性研究领域的情况与二十或二十五年前的情况进行比较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首先，我想说的是，目前在这个领域所积累的资料——大量的研究工作——远远超出了我们过去的预期。
其次，我有一个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与这一领域中积累起来的诸多方法、精细的测量技术和大量的信息相比，这一领域的理论进展是不明显的。我想提出关于理论的问题，也就是，让我对这个研究领域的概念化感到不安以及这些令人不安的概念化的不良后果是什么？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造性领域的思考和研究本来可以或本来应该是整体的、机体的、系统化的，但实际上它们却往往太原子论、太特殊化。当然，我不想在这里做任何愚蠢的二分法或两极化的讨论。也就是说，我既不想表示任何对整体论的虔诚，也不想表示任何对精细解析或原子论的反对。对我来说，问题在于如何最好地将这二者整合起来，而不是在它们之间做选择。避免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的一个途径是使用过去皮尔逊（Pearson）对一般因素（G因素）和特殊因素（S因素）的区分法，这两个因素既是智力的构成因素，也可以是创造性的构成因素。
当我读到关于创造性的文献时，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它与精神健康或心理健康的关系是如此关键、如此深刻、如此重要、如此明显，然而这种关系却并没有被用作建立创造性理论的基础。例如，心理治疗领域的研究和创造性的研究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联。我的一个研究生理查德·克雷格（Richard Craig）发表了一篇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文章，证明了这种关系的存在。我们对托兰斯（Torrance）的书《指导创造性人才》（
Guiding Creative Talent
）中的表格印象深刻，他在表格中总结归纳了所有与创造性相关的人格特征，大约有三十多个特征是与创造性显著相关的。克雷格所做的是把这些特征排成一列，然后在旁边的另一列中，列出我用来描述自我实现者的那些特征
。
这种重叠几乎是完美的。在这三四十个特征中，只有两三个没有被用来描述心理健康的人，它们是几个中性的词。所有这些特征不存在彼此对立的情况，我们大致可以说，有将近四十个特征，或者说有三十七八个特征与心理健康的特征是相同的，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心理健康或自我实现的症候群（syndrome）。
我认为克雷格这篇文章对于我们讨论创造性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很早以前我就坚信，创造性的问题其实是有创造性的人的问题（而不是有创造性的产品、有创造性的行为等方面的问题）。换句话说，有创造性的人是一种特定或特殊的人类，而不仅仅是一个获得了一些外部新技能的守旧的普通人。获得了一项新的技能（如滑冰），或者积累了更多可以“拥有”的东西，对于一个人来说，这都不是他固有的特质，不是他的本性所在。
如果你认为那种有创造性的人才是问题的本质，那么你将要面临的就是人性的转变、性格的改变，以及整个人的充分发展这一整套问题，而这又必然把我们带入到世界观、人生哲学、生活方式、道德规范、社会价值观等问题中去。这与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些关于理论、研究和训练的概念形成了鲜明而直接的对比，后者通常是专门的、因果的、封闭的、原子论的，例如后者会涉及这样一些问题——“创造力的原因是什么？”“对于创造性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们是否应该在课表中增加3学分与创造性有关的课？”我想，我们很快可能就会听到有人问“创造性在一个人身上的什么位置呢？”或者有人可能会试图植入电极来打开或关闭创造性。在我与工业研发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也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我感觉他们一直在寻找那种可以启动创造性的秘密按钮，就像电灯开关那样。
我想说的是，要想成就一个有创造性的人，可能有成百上千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任何有助于个体走向更健康的心理或更完满的人性的事情，都在改变着整个人。这个拥有更完满的人性、更健康的人，会在行为、体验、感知、交流、教导、工作等方面迸发出更多的可能，而这些都将是更具有创造性的。这个人因而会变成另一种人，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与之前的他迥然不同。于是，那种为了使创造性得以产生而特设的秘密按钮、技巧或3学分的课程，会因此而让位于这个更全面的、机体论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下更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应该是每一门课程都有助于培养创造性呢？”毫无疑问，这种对人的教育应该有助于造就一种更好类型的人，应该促使一个人成长得更大、更高、更聪明、更有敏锐的感知力——附带地，也使这个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具有创造性。
我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同事迪克·琼斯（Dick Jones）写了一篇博士论文，我认为从哲学的角度看，这篇论文非常重要，但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给高中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一门团体治疗课程，他发现一年下来，这些学生的种族偏见减少了，尽管在开设这门课的整整一年里他都在极力避免提到与种族偏见相关的词句。偏见这种东西不是按下按钮就能产生的。你不需要训练人们去产生偏见，你也不能直接通过训练使他们没有偏见。我们曾经做过这类实验，但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这种“不带偏见”就像火花从车轮上飞溅出来一样，它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无论是通过心理治疗，还是通过其他任何对人有改善作用的影响，来使人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一种副现象、一种副产品。
大约二十五年前，我研究创造性的方式与传统的科学（原子论的）方法非常不同。我不得不发明一种整体论的访谈技巧，也就是说，我尝试着尽可能深刻、深入、全面地去了解一个又一个的人（将他们每一个都看作独一无二的个体），直到我觉得我已经从一个完整的人的角度理解了他们。这就好像我们得到了非常完整的生命史和个人史，而不是为了寻找头脑中预设的特定问题的答案，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有选择性地在提取一个人的某一方面而非另一方面。换言之，我做的是个案特征的研究。
但这种研究也有可能成为一种通则式的研究，即问一些特定的问题，做一些简单的统计，最后得出一般性的结论。我们可以把每一个人都看作一个无穷大，无穷大可以相加，也可以计算百分比，就像我们可以操作超限数一样。
一旦你以这种方式对一份人的样本有了深入、深刻和逐个的了解，那么某些在典型的传统实验中不可能的操作就变得可能了。我有一个大约一百二十人的被试组，每个人我都花了大量的时间来了解，只是为了得到对他们的一个总体性的认识。接着，在我搜集到所有事实之后，我随便问一个问题，我只需要回溯到我的调查数据就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即使这一百二十人全部去世后，这一点依然可以做到。这种方法与研究某个特定问题的那种实验形成了对比，后者的做法是更改一个变量但假定其他所有变量保持不变（当然我们很清楚，在传统的实验范式中，有数以千计的变量只是假定受到了控制而不是实际受到了控制，更不用说保持不变了）。
如果可以允许我坦率提出质疑，那么我会坚定地认为，虽然因果式的思维方式在非生命的世界里很适用，我们也已经学会用这种思维方式或多或少地解决了一些人的问题，但是现在它作为一种一般科学哲学，已经不再有用了。我们不应再使用它，因为它将我们带入了一种特定的思维中，也就是说，一个原因产生一个特定的结果，或一个因素产生另一个因素，而不是像我说的那样，能让我们对系统和机体的变化保持敏感。在我的设想中，任何单一刺激都可以对整个机体带来改变，然后这个改变了的机体又会触发生活中各个方面的行为改变。（这也适用于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
举例来说，假如你想到了身体健康，并且问医生：“你如何使人们的牙齿变得更好？”“如何让他们的脚好一些？”或者他们的肾、眼睛、头发，等等，任何医生都会告诉你，最好的办法是改善整个身体系统的健康状况。也就是说，你需要尝试改善一般（G）因素。如果你能让他们改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等，那么在这些过程中，他们的牙齿、肾、头发、肝、肠道以及其他器官也能一举得到改善。也就是说，整个身体系统将会得到改善。同样地，按照整体论的看法，从整个系统中产生的一般创造性也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普遍的改善。此外，任何能产生更有创造性的人的因素，也会使一个人成为更好的父亲、更好的老师、更好的公民、更好的舞蹈家或更好的任何角色，至少达到和G因素的增强相应的程度。当然，还有一些特殊（S）因素，将好父亲与好的舞蹈家或作曲家区分开来。
格洛克（Glock）和斯塔克（Stark）写过一本关于宗教社会学的好书，书中充满智慧地呈现了一幅关于原子论和特定思维方式的图景。这类作者正在以一种抛砖引玉的方式，使得那些聚焦特定问题的思考者、S-R（刺激—反应）式的思考者、因果论式的思考者、“一因一果”式的思考者开始步入一个新的领域。首先，这两位作者认为必须给宗教下定义，必须以一种纯粹而独立的方式来定义宗教，来表明宗教的独特性。因此接着他们就开始把宗教孤立出来，把它和其他事物进行分割，并详细地剖析它。所以他们最终得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即“A”和“非A”。“A”就是完全的“A”，除了“A”它什么都不是，它是纯粹的“A”；而“非A”则是纯粹的其他一切。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重叠、融合、合并、相熔，等等。原有的可能性（所有资深宗教人士都非常认真地看待的），即认为宗教态度可能是任何行为的一个方面或特征——这种看法在这本书的第一页便消失了。这使得这两位作者能够继续前行，进入绝对的、完全的混乱，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混乱。他们进入到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巷子里，待在那里。在那个地方，宗教行为与其他所有行为是分开的，所以整本书中，他们所处理的都是宗教以外的行为——例如要不要去教堂，要不要储存小块的木料，要不要对这样或那样的事物表示恭敬，等等。因此，他们在整本书中完全舍弃了我所称的小“r”宗教（r是宗教一词的英文首字母），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思维方式里，宗教人士可能与宗教机构、超自然现象或偶像崇拜没有关系。这是原子论思维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一个人可以在生命的任何时刻进行原子论式的思考。
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也可以在创造性方面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把创造性变成一种在固定日子里的行为，它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房间，在一座特定的建筑物里（比如教学楼），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比如星期四）。在那个房间里、在那个时候只有创造性，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并且它也不会出现在任何其他时间、其他地点。创造性只涉及一些特定领域，例如绘画、作曲、写作，而与做饭、开出租车或修水管无关。但我想再次指出，创造性实际上是任何行为的一个方面，无论什么样的行为，无论是感知的、态度的、情绪的，还是意动的、认知的、表达的行为。我认为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去处理创造性，你将会提出各种有趣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你用另一种二分法的方式看待创造性时不会想到的。
这有点像你用不同的方法学习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者。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大多数人会去亚瑟默里学校接受舞蹈训练，在那里你先学习移动你的左脚，然后是你的右脚三步，一点一点地，你会经历很多外部的、受意志控制的动作。但我想我们都同意，甚至可以说我们都知道，成功的心理治疗的一大特点是它会带来许多积极的效果，其中就包括它可能会提高一个人的舞蹈水平，也就是说，使得一个人在跳舞时能够更自由、更优雅、更少拘束、更少抑制、更少害羞、更少讨好，等等。同理，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好的、成功的心理治疗（我们都知道会有很多不好的心理治疗），即使在治疗过程中根本没提到过创造性这个词，它也能够提升来访者的创造性。
另外我想提一下的是，我们有个学生写了一篇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有很多出人意料的发现。它最初是一项对自然分娩的高峰体验以及成为母亲的喜悦等方面的研究，但后来作者却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例如，当分娩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次美好的体验时，那么其他许多神奇的变化也会随之发生，她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会随之发生改变。这可能有一点宗教皈依体验，或者是强烈的启迪作用，或者是伟大的成功经验的味道，它会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女人的自我意象，并因此改变她的所有行为。
我还想说，这种一般的方法似乎是一种更好地、更富有成效地谈论“气氛”（climate）的方式。我曾尝试去发现一种非线性系统的组织机构，并找出其中产生良好效果的原因。我想说的是，整个组织机构中都充满了创造性的气氛。这并不是由于有某个原因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这里面有一种普遍的、像空气一样弥漫着的、全盘的、整体性的自由气氛，而不是某个单独的原因（比如你在某个周二做了一件特殊的、可以单独拿出来说的事情）促成的。能够增进创造性的最佳气氛是一个乌托邦的社会，或者我更喜欢叫它优心态社会（Eupsychia），一个专门为促进所有人的自我实现和心理健康而设计的社会。这就是我的一般陈述，关于“G”因素的陈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接下来才能够对某个特定的“人物”开展工作，通过聚焦于一个特定的“S”因素，或者聚焦于一些特定因素，去把一个好木匠和一个好数学家区分开来。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普遍的社会背景下，而是在一个糟糕的社会里，那么创造性出现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
我认为，在治疗方面的类似道理对我们也很有用。有一些人对心理治疗的研究和思想领域感兴趣，我们可以从这些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比如，他们会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什么是自我同一性？什么是真实的自我？在帮助人们趋向同一性时，治疗能够做些什么？教育能够做些什么？另一方面，我们有某种关于真实自我的模型，某种从生物学意义上构想出来的特征，它是本质的、本性的、“类本能的”。它使得我们成了一个独特的物种，是不同于其他物种的物种。如果是这样，如果你能接受这个模型而非白板模型（后者将人看作像黏土一样，可以按照专断的控制者的想法塑造成各种形态），那么你也就能够把治疗模型看作一种揭示和释放，而不是一种铸造、制造和塑造。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由上述这两种不同的人性概念所产生出来的基本模型是不同的——在教学、学习以及所有事情上都不同。
那么，创造性是人类总体遗产的一部分吗？创造性经常会被弄丢，或被掩盖、被扭曲、被抑制，等等，因此我们才要致力于去揭示这个所有人生来就有的东西。我认为我们要处理的是一个非常深刻、非常普遍的哲学问题，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哲学立场问题。
最后，我想说一点，这是一个关于“S”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关于“G”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我们会不想要创造性？有时候，创造性可能会是一个可怕的烦扰，它可能是一件麻烦、危险、棘手的事。我曾经有一位“有创造性”的研究助理，她的创造性就把我从事了一年多的一项研究搞砸了。她那“有创意”的想法令她在中途改变了整个事情，甚至都没跟我打一声招呼。她把所有的数据都弄乱了，浪费了我一年的工作，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总的来说，我们都希望火车能够准点运行，我们也都希望牙医不要太有创造性。我的一个朋友几年前做过一次手术，他还记得当时他一直感到不安和害怕，直到他见到了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幸运的是，这位医生是一个精细严谨的人，非常干净利落，一丝不苟，两颊留有一小撮络腮胡，须发整齐，是一个非常正直、有节制而清醒的人。我的朋友松了一口气，因为他感到，这个医生不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他将要进行的是一项正常的、常规的、普通的操作，而不会玩任何把戏，不会尝试任何新奇的东西或实验，不会使用任何新的缝合技术或任何类似的东西。我认为这很重要，不仅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同的劳动分工需要我们能够听从命令、执行计划、不出意外，而且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很重要。不管是创造性的工作者还是研究创造性的人，我们往往倾向于神化创造性过程的一个方面，即热情、伟大的洞见、启发性、好点子、深夜里被灵感击中的时刻，等等，而常常会低估随后数年需要付出的艰苦努力，然而后者是让任何美妙的点子变成有用的东西所不可缺少的。
简单地从时间上来看，那些美妙的点子只占我们时间的一小部分，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艰苦的工作上。我觉得我们的学生不懂得这一点，越来越多的这类学生出现在我门下，可能是因为我的学生常常认同我的一些看法，因为我写过高峰体验、灵感等方面的文章，他们就觉得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如果不能每时每刻拥有高峰体验，那就不是生活，所以他们不能做枯燥的工作。
有个学生对我说，“不，我不想做枯燥的工作，因为它不能让我感到愉快”，听到这样的话，我简直暴跳如雷，满脸涨得通红，我说：“这是什么话，你必须要去做，否则我就开除你！”他觉得我这样说是背叛了我自己的原则。因此我认为，在对创造性进行更加慎重和适当的描述时，我们这些做创造性工作的人必须要对我们给他人留下的印象负责。显然，我们给他人造成的一个印象是，创造性就像闪电一样在某个伟大而光荣的时刻击中了你的头脑。事实上，能够进行创造的人往往是优秀的务实工作者，而这一点却常常被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