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史记》是一部很“大胆”的书，无论在哪个朝代，司马迁写的这部关于中国的通史，恐怕都会受到很多批评。这是为什么呢？下面我就来说一说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出来的“胆大妄为”。

《天子与天下》这一册的内容，选自《史记》原书中的“十二本纪”。“本纪”是司马迁撰写的古代王朝和当代天子的编年史，记录的主要是一段王朝兴衰的过程，或者是一位天子政治生涯中的功与过。

在《史记》出版以前，大部分的史书都采用编年的体裁。儒家“六经”里的《春秋》，相传是经过孔子亲手修订的，同样也是编年体。虽然司马迁曾说，自己写《史记》首先是向孔子编修《春秋》致敬，但是他却不像一个平常的史官，循规蹈矩地遵从先贤编写史书的传统，而是大刀阔斧地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纪传体。

在他为《史记》设定的体例和篇幅中，最能反映传统史书面貌的“本纪”只占全书大约十分之一的体量，在其余的十分之九里，他做了很多大胆的创新：既有能够更加清晰展现历史年代进程的“表”，又有展现社会制度和专门知识的“书”，还有讲述不同诸侯国历史的“世家”，而最有特色的一块，就是生动讲述人物故事的“列传”。这些不同的体裁，就像是多棱的镜片，从不同的角度映射历史的一面，方方面面组合在一起，历史不再单调平面，而像万花筒一般绚丽多彩。

从此，中国历史的写法就改了，史家创作史书时大都从编年体转变为纪传体，纪传体甚至成了后来两千年史家撰写正史的标准体裁。司马迁凭自己的一支笔，完成了史书体裁的“革命”，这难道不是一种大胆的行为吗？

司马迁发动的这场“革命”不只针对史书的体裁，在内容层面也有所创新。这种内容的创新在“本纪”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先秦的古书里，黄帝和炎帝的故事只是零星的传说。春秋时，孔子在《论语》里没提到黄帝和炎帝这两位老祖宗的名字。直到战国，在诸子百家撰写的著述里，黄帝的名字才开始出现。

在《五帝本纪》里，司马迁非常大胆地给黄帝编了一本家谱，认黄帝为中原百姓共同的远祖，把传统古代经典里的尧、舜、禹等圣贤都编在这本家谱里。后来，这个“神圣家族”就成了华夏子孙的共同渊源。大家能够获得这么重要的身份认同，主要靠司马迁撰写的《五帝本纪》。

黄帝和炎帝原来很可能只是远古传说的人物，但在《史记》当中，他们从神变成了人，成为中原各民族崇敬的祖先。司马迁还是凭借一支笔，塑造了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四海之内皆兄弟！

最后，比起体裁和内容，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出来的对历史的评价标准更加大胆。

作为一个汉朝人，他很不给汉朝皇帝面子。首先，他大胆地把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的死敌项羽写进了“本纪”，让这位失败英雄与诸位天子“平起平坐”。其次，他还把几乎让刘家天下改名换姓的吕后也写进了“本纪”。在几千年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史家敢让一位女性跟男性帝王们同在一列，也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大胆行为。

司马迁在写《史记》时，越写到贴近自己生活的时代，就越不给皇帝留情面。司马迁生活在汉景帝、汉武帝父子统治的年代，对这两位“现管”的皇帝，有不少的牢骚。所以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传说：汉武帝亲自下令，把《史记》当中关于自己和父亲景帝的两篇本纪都给删了。我没有把汉景帝和汉武帝的故事写进《天子与天下》这一册里，主要就是参考了这个传说。

还有人认为，司马迁后来的悲惨遭遇也与他在《史记》中批评皇帝有关。身为史官，写历史最难得的就是不怕得罪当权者。在撰写古代的“二十四史”的列位史官中，就属领衔的司马迁最大胆、最敢写！

中国人读历史，从来就不是只图听个故事，总要品出历史故事的中心思想，看明白历史人物的精神品格。鲁迅先生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夸的就是司马迁个人的崇高抱负。现在，就让我们从《史记》的“本纪”故事中，感受一下司马迁的勇敢无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