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的梁家缘

一路颠簸动荡，梁思成一家与朋友们总算到达了长沙。按老金（金岳霖，梁思成夫妇常呼之曰“老金”）在致费慰梅信中的说法：“一路上没出什么大岔子，不过有些麻烦已经够难应付了。我们绕来转去到了汉口，最后总算到达长沙，这时已是十月一日了。联合大学十一月一日开学。”

身体本来单薄瘦弱的林徽因，经过近一个月的颠簸与奔波，早已疲惫不堪，刚刚抵达长沙便患病发烧，痛苦异常，只好暂借朋友处休息。待她病情稍有好转，梁思成奔忙几天，总算在火车站旁租到一栋二层楼房上层的三间作为全家的栖身之所。

梁家刚刚安顿下来，从北平流亡到此地的清华、北大等高校的教授朋友们纷纷上门，除了寻找一点家庭温暖，更多的是聚在一起谈论日趋酷烈的政治、战争局势，预测中国的前景。大约十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两位从南京来的学者又主动找上门来，梁林夫妇一看，大为惊喜。来人一是老友李济，一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

在流亡的路上，梁林夫妇没有想到北平一别就是九年，此时他们同样没有想到，这个傍晚的不期而遇，意味着未来九年的生活，将与眼前的两个人以及他们所在机关的朋友们紧紧维系在一起。

在战火连绵、危机四伏的时刻，在异地他乡，思成、思永兄弟相见，手足之情自不待言。而梁林夫妇与李济的会面情形，亦非一般朋友故旧所能体会，双方自是百感交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站在面前的李济，与梁氏家族两代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

上有九头鸟，下有湖北佬。此语是褒是贬，各有不同的理解与论断。而“唯楚有材”这个评价，则是任何一个湖北人都乐意笑纳的。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的李济（字济之），4岁即入书房，师从一个表叔开始念“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之类的古书。李济的弟子、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张光直撰写怀念文章时，引用了李济的自传，其中说：“他那表叔是一个老秀才，最喜欢打闷棍，所以他（李济）现在虽说记不清楚得了他多少的教育的益处，却记得那头上发了几次块垒。”1907年，李济随时为小京官的父亲李权（号郢客）来到北京，进入北京的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前身）读书。14岁时考入清华学堂，关于这一人生转折，用李济后来的话说：“我进清华还是在前清的时候。进了清华半年，暑假以后就遇到了辛亥革命。虽说政治上起了变动，清华并未停课，秋天我仍然进了学校。”

1918年，八年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生活结束了，李济以官费生的身份，悄然去了属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美利坚合众国，开始了“放洋”生涯。与他同船离开上海浦江码头的一批官费、自费留学生与考察人员中，有后来成为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著名学者董时进、张道宏、查良钊、刘叔和，诗人徐志摩，还有一个同船赴美筹划造反事宜的一代美男兼职业革命家汪兆铭（精卫）。在列位豪杰中，于社会上层和坊间名气最大者，除当年曾“慷慨歌燕市”，后来当了头号汉奸的国贼汪兆铭之外，应算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著名诗人徐志摩。徐氏此次自费“放洋”，是他的导师、著名学者、曾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梁启超的刻意安排。梁本意是期望这位风流潇洒的青年才俊，按照政治家的要求在美国接受民主政治和财政管理方面的学习训练，回国做一位改良社会的政治家或实业家。但事与愿违，梁氏差点落得个引火烧身的结局。两千年前徐福率领一大群童男童女东渡扶桑，为秦始皇寻求仙丹灵药，其结果不但把自己的承诺和使命忘得一干二净，还在大海那边安营扎寨做起繁衍人口的事务来，此举令秦始皇大为恼火。徐志摩的欧洲之行，尽管没有仿照同姓徐福的经验行事，却也很快偏离了梁氏的初衷和自己的人生轨道，开始在事业与爱情两条船上来回摇晃，直闹得左右不安、四方不宁，还险些搅了梁家一段天作之合的美满姻缘。不过这个时候的徐志摩与江苏宝山淑女张幼仪结婚已近三年，并有了一子。作为一位风流倜傥、潇洒飘逸、惯于风月场上谈情说爱的才俊，与俏丽可人、倾国倾城的一代才女林徽因相识，并在太平洋与大西洋两岸来回游弋，生出一段凄苦绝伦的情爱纠葛，还要等到两年之后。

这年的9月14日，船抵美国旧金山，李济和诸友分手，与徐志摩等几人进入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Worcester）的克拉克大学就读。李与徐同居一幢公寓，后同居一室，关系极为密切。李主攻心理学，徐读财政、银行学专业。一年之后，徐志摩转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0年暑期后转赴伦敦），李继续留在克拉克大学作为研究生攻读社会学，并于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并成为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唯一的外国留学生，同时也是该院创建以来最早到校的唯一的研究生。哈佛三年，李济跟随具有国际威望的人类学大师胡顿（E.A.Hooton）、罗兰·B.狄克森（Roland B.Dixon）等教授，“利用民族学的一个观点，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中国与夷狄的说法，把中国的历史材料作一种分析”，进一步弄清整个中国民族是怎样形成及移动的，这“不但是中国历史上最现实的两件事，而且是一直到现在还在活跃表现中的事实”。

1923年，李济以凝聚了他三年心血的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一项人类学的研究》（ 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个中国人。这一年，李济27岁。

斩获博士学位的李济旋即收拾行装，告别了风景秀丽的查尔斯河以及浸润着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园，踏上了归国途程。一只鲜活亮丽的“海龟”就这样穿过波涌浪滚的浩瀚大洋，挟西学文化的新风锐气，精神抖擞、豪情激扬地爬上了黄土凝成、板结干裂的远东大陆，回到了曾赋予他青春梦想的故都北平。此时的“海龟”与若干年后的新生代“海龟”有着较大不同，在李济的梦想里，有成为学术大师的心愿，却没有捞个大官做或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大亨的追求。从徐志摩于哥伦比亚大学致李济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被徐看作“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的“老兄”，心中装填的是“新文化”“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等一类理想与抱负。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若干年后李济所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回国后的李济，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先是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间，由于矿科专业的关系，结识了当时中国著名的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并通过翁结识了在李济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级地质学大师丁文江（字在君）。丁氏作为在欧洲剑桥、格拉斯哥等大学求学七载，并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归国的老“海龟”，此时已取得中国地质学界的领袖地位，甚为学界同人推崇敬仰。李济怀着崇拜之情与丁文江相会于天津。此时，颇为年轻又具有远大抱负的李济，自从和这位“风度翩翩”而且“学问渊博，见解超人”“性格爽朗、直率，做事很有决断”的“丁大哥”做了一番交谈后，从“非常投机”很快转化为“更加佩服”，同时还发现“丁文江先生有许多意见，实在与我自己的意见有很多相符合的地方”“他的恢宏的见解，更提高了我对于中国学术的希望”，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正是这种志同道合与个性投契，使两人结成终生挚友。未久，在丁文江的赞助与鼓励下，李济赴河南新郑做了一次尝试性的田野考古发掘，从而迈出了中国现代考古极其关键的一步。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派毕士博（C.W.Bishop）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鉴于李济在学术界日渐显赫的名声，毕士博写信至天津南开大学，邀请李济加入他们在北平的考古工作队。在丁文江的鼓励下，李济决定与对方合作，他在给毕士博的回信中首次提出了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却关乎国家与民族大义的两个重要条件：一个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一个是“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毕士博接信后即回华盛顿，向他的上司——弗利尔艺术馆馆长洛奇汇报，并将李济赞扬一番，终于达成一致意见。不久，李济收到毕士博的回信，信中称：“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决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李济对这个答复很满意，于是辞去南开大学的教职，于1925年初加入毕士博等人的行列。李济所提的两个条件，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不仅为后来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发掘的资金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后来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的国际性合作树立了坚实稳定的坐标。

几个月后，李济再度受“丁大哥”的鼓励和支持，回到母校清华的国学研究院进行教学和研究，加入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大师的行列。 9hwFyn19TdBaFMRs8K130Ix5+k64z8o6M1jmC1nvacND+1/RbHR4hoH4TH9WUy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