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风苦雨别北平

卢沟桥枪声响起的时候，梁思成等人没有——当然也不会听到。此前他们已经有一种预感，日本军队迟早要对平津两地乃至整个华北动手，但万万没想到战端就发生在自己将要离开佛光寺的这个夜晚。北平郊外的卢沟桥畔已是炮声隆隆，中日双方军队激战正酣。在阵阵喊杀与哀鸣声中，一场民族性的血光之灾，以泰山崩塌、大地陆沉之势席卷而来。

第二天，五台山区阳光灿烂，空气清新，壮阔的山河越发俊秀雄奇。沉浸在美好憧憬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和两位助手骑上毛驴，离开了鸡毛客栈，怀着发现佛光寺的狂喜，意犹未尽地围绕五台山中几处名胜古迹继续寻访调查，先后走访了静灵寺、金阁寺、镇海寺、南山寺等庙宇，但没有获得理想的成果。几天之后，一行人越过北台到沙河镇，沿滹沱河经繁峙向西北方向的古城代县奔去。抵达县城后，梁思成决定暂住几日，除了恢复已消耗殆尽的体力，也借机好好回顾和整理此前考察搜集的大量资料。

7月12日傍晚，忙碌了一天的梁思成接到一捆报纸，这是之前他专门托朋友从太原捎过来的，因近来持续暴雨，山路被洪水冲毁，拖延了几天才得以送达。梁思成躺在帐篷中的帆布床上，把报纸慢慢摊开，想好好享受一下在野外读书看报的乐趣。可目光刚一接触标题，他整个身心如遭电击，血轰地一下冲上脑门，顿感天旋地转。他下意识地起身冲出帐篷，表情焦急而严肃，对正在外边乘凉的林徽因和两位助手高呼：“不好了，打起来了，北平打起来了！”

众人大惊，慌忙围将上来，只见报纸第一版大字号黑色标题格外刺目：“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北平危急！”

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五天了。

北平危在旦夕，家中老小在炮火中不知生死，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人也一定乱作一团，必须立即赶回去。但据报纸透露的消息，津浦、平汉两路已被日军截断，只有北出雁门关，经山阴道赴大同，沿平绥铁路转回北平。

经过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未眠之夜，次日清晨，梁思成四人从代县出发，徒步来到同蒲路中途的阳明堡。此时，梁思成深恐平绥路一旦断绝，将不知何时能返回北平，又恐已获取的珍贵资料有所闪失，决定让纪玉堂带上图录、稿件等测绘资料，暂时返回太原，一面向山西省政府报告考察成果，一面等候消息，待机返北平。主意已定，几人匆匆分手，各奔南北。梁林夫妇和莫宗江出雁门关，沿着唯一的回归之路，心急如焚地赶往北平，纪玉堂南下太原。

此时，北平乃至整个华北的局势，已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桶点燃了引线，天崩地裂的时刻即将到来。

这是一个注定要写入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的日子。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经过长期的密谋策划后，采取了占领平津，继而征服整个华北和中国的侵略行动。是夜，早已占领北平市郊宛平城和长辛店一带的日本军队，突然向卢沟桥龙王庙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并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冯治安师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中国军民全面抗战的序幕随之拉开。

听着隆隆炮火与日机轰鸣声，平津地区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各政府机关及工商界人士于纷乱中开始自寻门路，纷纷撤离逃亡。以北大、清华、南开、北平大学、燕京大学等著名高校为代表的教育界，同样呈现出一派惊恐、慌乱之象，一些人悄然打点行装，拖儿带女，呼爹喊娘，随着滚滚人流，顶着盛夏酷暑和弥漫的烟尘，纷纷向城外拥去。一时来不及逃亡或因特殊情况而不能逃亡的各色人等，则在恐惧与焦灼的煎熬中苦苦等待与观望，心中暗暗祈祷并希望中国军队或许能赢得神助和佛祖保佑，尽快击退日军，保住北平这座千年古城与延续着民族文化血脉的校园。

时在庐山的蒋介石，除接二连三地向宋哲元、秦德纯等二十九军将领拍发“固守勿退”的电令外，还分别邀请各界人士火速赶往庐山牯岭，频频举行谈话会及国防参议会，共商救国图存大计。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教务长何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一大批学界要人也应邀出席会议。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教育界、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在眉睫。由庐山转入南京继续参与国事讨论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及胡适、傅斯年等学界名流，日夜奔走呼号，与国民政府反复商讨如何安全撤退和安置各校师生。一时间，南京与平津高校间密电频传，共同为之出谋划策。

7月29日，北平沦陷。次日，天津陷落，华北大部落入敌手。

8月中旬，时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所长的傅斯年，在同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校长及学界名流反复商讨、权衡后，力主将三校师生撤出平津，在相对安全的湖南长沙组建临时大学，这一决定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意。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指令，宣布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人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迅速组织师生南下继续办学。9月13日，筹备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确定租赁长沙市韭菜园一号即原美国教会所办圣经书院作为临时校舍，并明确院系设置、组织结构、经费分配等事宜。9月28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正式启用，校务由三校校长及主任秘书所组织的常务委员会负责。

在此之前，由教育部发出的撤退令已在平津三校师生中以书信和电报秘密传达，早已心神焦灼、翘首以盼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们接到通知，纷纷设法出城，尽快逃离沦于敌手的平津两地，辗转赶赴湖南长沙。——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次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

就在三校师生纷纷南下之际，众多与三校无缘的知识分子却在沦陷的北平茫然四顾，不知自己的命运维系何处。按照南京政府的纲要草案，鉴于时局危殆、政府资金短缺，除天津南开私立大学之外，整个华北地区包括燕京、辅仁在内的著名私立大学、非国立学校、私立文化科研机构，一概弃之不顾。这些学校和机构是存是亡，是死是活，如果自己不设法寻找门径求得一线生机，就只有听天由命了。此时梁思成、林徽因所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正是一所私立机构，自然属于中央政府“弃之不顾”之列。

尽管政府无力顾及，由于梁思成和刘敦桢这两根支撑中国营造学社“宏大架构”（建筑学语）的支柱，曾在7月16日潘光旦、查良钊等清华、北大教授以及文化名人致南京国民政府要求抗日的公开呼吁书上签过自己的名字，且这一名单已被日本特务机关密切关注，自然不能留在已经沦陷的北平。

在内外交困、险象环生的大混乱、大动荡之际，梁思成匆忙来到北平中山公园内的营造学社总部，找老社长朱启钤和同人商量对策。商量的结果是：在如此混乱的局势下，营造学社已无法正常工作，只好宣布暂时解散，各奔前程，是死是活，各自保重。老社长朱启钤因年老体衰不愿离开北平，学社的遗留工作以及学社的未来，都托付给梁思成负责。此时令众人最放心不下的是，学社工作的成果——大量的调查资料、测稿、图版及照相图片等该如何处置？为了不使这批珍贵的文化资料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共同决定暂存入天津英租界的英资银行地下仓库一保险柜中。据当时一位助手透露，“所定提取手续，由朱启钤、梁思成和一位林行规律师共同签字才行”，否则无法开启。

正当营造学社同人紧锣密鼓地处理各种繁杂事务之时，梁思成突然收到了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出席会议并发表对“东亚共荣文化圈”的看法。梁思成深知日本人已注意到自己的身份和在北平文化界的影响，要想不做和日本人“共荣”的汉奸，就必须立即离开北平。事不宜迟，他与爱妻林徽因一面联系可结伴流亡的清华大学教授，一面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出城。除了必须携带的几箱资料和工作用品外，生活方面只带了几个铺盖卷和一些换洗的随身衣服，对其他东西包括梁思成最爱的那辆雪佛兰牌小轿车，不管贵重与否，都只好采取国民政府对待自己的政策——“弃之不顾”了。

国破家亡，英雄歧路，如此狼狈不堪地逃离故园，心中自有说不出的凄楚与怆然。如林徽因在给她的美国好友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的信中所言：“思成和我已经为整理旧文件和东西花费了好几个钟头了。沿着生活的轨迹，居然积攒了这么多杂七杂八！看着这堆往事的遗存，它们建立在这么多的人和这么多的爱之中，而当前这些都正在受到威胁，真使我们的哀愁难以言表。特别是因为我们正凄惨地处在一片悲观的气氛之中，前途渺茫……”

1937年9月5日凌晨，梁思成夫妇携女儿再冰与儿子从诫，连同林徽因的母亲一家五口，与国立清华大学金岳霖等几位教授，走出北总布胡同三号院家门。众人行色匆匆，许多事已顾不得细想，但临上车的一瞬，多愁善感的林徽因忍不住回头一瞥，脆弱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一阵酸楚袭来，泪水夺眶而出。她知道，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此前医生曾警告过她，说她的身体难以承受千里奔徙的颠沛流离，但林徽因于无奈中悲壮地答道：“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天地茫茫，江山苍黄。一旦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故园，不只是林徽因的寿命由天决定，梁家五口的命运之舟也只能随波逐流，听凭阴曹地府的阎王爷，甚或哪个主事的判官、小鬼打发处置了。

此时的北平，东面有日本傀儡“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军万余人驻守，北面的热河集结着大量日本关东军，西北面的察哈尔有伪蒙军约四万人驻防。三面受困的北平只剩下向南的一条通道——平汉铁路，而这条紧挨卢沟桥的交通大动脉由于战争爆发被切断，流亡的路，只有从北平乘车到天津，转水路南下。许多年后，梁林夫妇的儿子，当时只有5岁的梁从诫道出了凄风苦雨中离别北平的情形：“临行那天应是一个特别悲凉的场面，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倒记住了在去天津的火车上，坐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我们竟然和他们挤在一节车厢里。爹爹闭着眼在那里假寐，我却极有兴趣地在那里观察日本兵手里的‘真枪’，一个日本兵冲我笑笑，还招招手。我就挨了过去。他让我摸摸他的枪，正在我十分兴奋的当儿，只听见背后一声怒吼：‘小弟，回来！！’一回头，爹爹正怒不可遏地瞪着我。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吓得半死，不敢再看那个日本兵，赶紧挤回妈妈身边。就这样，我们告别了北总布胡同三号。” （《不重合的圈》）

到达天津后，梁思成一家和清华的金岳霖等稍事休整后，乘“圣经”号轮船到青岛，再经济南、郑州、汉口，最后到达长沙。在天津上船前，梁思成把他此前用英文写好的几篇关于古建筑发现的学术论文，与林徽因写的信一并寄给美国的朋友费慰梅，请她设法将自己的心血之作在国外发表，并附上一张字条，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我们都平安，一个星期前我们抵达天津，打算坐船到青岛，从那里途经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这期间尽可能不要遇上空袭。等到战争打赢了，我们就可以结束逃难生涯。”这正是，且将怀想寄清风，明月依依送远客。

此时，站在天津港“圣经”号甲板上的梁思成一家，目送渐渐远去的陆地与岸边的点点渔火，一定没有想到他们到了长沙之后再转昆明，最后辗转到一个从未听说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隐居下来。他们或许认为中国会很快打赢这场战争，自己也会很快返回这留下了无数温馨记忆的故园。但正如此时同他们一道站在甲板上，眼望浪花翻腾、海鸥飞舞的宝贝儿子梁从诫在许多年后所说：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 LYzj5RX83iW9YINypnBzh22nV4YC6AFBdq0zyHsxShEsHUn0Wa4M6QY84O4ysfV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