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的神奇之旅

1937年6月下旬，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人员的身份，踏上了赴山西考察的旅途。

这是他们从事中国古建筑考察以来，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山西之行。梁林夫妇在古建筑考察领域的成就，有相当一部分要归于山西的古建筑实物。正因这次意义非凡的旅行，他们迎来了考察生涯中最为辉煌的巅峰时期。

此前，作为受过中西文化教育与专业学术训练，且成名甚早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通过对古建筑学领域绝世之作《营造法式》的研究，认识到框架式木结构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形式，而大唐时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建筑风格不但具有自身独到的特色，还承载着中华民族建筑文化承上启下的关键使命，因此，能目睹唐代的建筑遗存，是任何一个研究古建筑的学者梦寐以求的幸事。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当下的岁月与辉煌的大唐之间的距离显然不是“白发宫娥说明皇”可以比拟的，大唐在人们心中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从整个历史的大框架来看，又算不上太久远，其间虽经历了几个朝代的更迭与无数次战乱兵燹，但按照事物的正常发展消亡规律，应该仍有少许的木框架建筑存于中国大地的某个角落，发现它们的遗迹甚或一两件完整的实物并非绝无可能。于是，寻找一座留存于今的唐代木框架建筑，就成为这对年轻夫妇久萦于心的一个长久而辉煌的梦。

自1932年始，服务于私立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莫宗江、刘致平等研究人员，几乎考察了华北、中原、华南等地所有古建筑可能遗存的地区，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其中年代最古老的建筑就是辽、宋时代的蓟县独乐寺与应县木塔 ^[1] ，唐代建筑踪影全无，这不免令他们感到些许遗憾和怅惘。难道偌大的中国真的没有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物遗存了？

就在他们怀揣梦想与疑问，风餐露宿，四处奔波，所得结果又迟迟冲不破辽、宋这段狭窄的历史隧道时，几位号称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日本学者得意地放言：在中国大陆已不可能找到唐代的木构遗存，要想一睹唐制木构建筑的风采，只有到大日本帝国的奈良或京都去开开眼界，那里有着世界上独有的完美唐代作品 。这个狂妄的臆断竟得到当时国际上许多古建筑学权威的认可。大唐王朝近三百年的辉煌建筑，在它曾兴盛发达的本土似乎随风飘逝，一点痕迹都不复存在了。

然而，正一步一个脚印在北国大地上行走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丝毫未放弃心中那个诱人的陈年旧梦，依然坚守着追寻唐代木构建筑的信念。两位年轻的建筑学家，凭着科学训练的理性以及实地考察磨炼出的敏锐直觉，坚定地认为在中国辽阔凝重的大地上，在某个不被人重视的角落，一定还有唐代的木构建筑孤独而寂寞地屹立，哪怕是在山野草莽之中，任凭斗转星移、云起云落、世事沧桑，依然默默守望着故土，耐心等待有缘人前来。只是要证实这个存在，需要探索者的真诚、智慧、勇气和时间，外加一点运气。

正当梁林夫妇怀着如此执着的念头，以及对日本人之说不服气的双重心理，为实现心中的梦想反复研讨探寻却踏破铁鞋无觅处之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们从“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的小隧道，一下望见了藏在深山人未识的桃花源，山门洞开处，梁林夫妇眼前出现了一道耀眼的希望之光——幸运之神悄然降临了。

这束光亮，源于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在中国西部考察后所著的《敦煌石窟图录》（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一书。书中披露了敦煌莫高窟第61号洞窟中的两幅唐代壁画。壁画不仅描绘了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还标出了每座庙宇的名字，其中一处名为佛光寺的古刹尤为引人注目。梁林夫妇对这两幅壁画精心研究后，脑海中突然迸发出灵感的火花，神情为之大振，仿佛看到一道光于眼前闪过，如同闪电劈开暗夜的阴风浓雾，掩映于山野草莽的金光灿烂的佛光寺山门轰然洞开，风铃的声响自殿宇飞檐翘角下隐约传来。按照这道光亮的指引，他们马上于北平图书馆查阅《清凉山（五台山）志》和《佛祖统纪》等相关志书，从这些珍贵的史料中找到了有关佛光寺的记载。据史料披露，佛光寺是五百里清凉山脉颇负盛名的大寺之一，首创于北魏时期，唐武宗灭佛时该寺被毁，12年后，随着李唐王朝佛教政策的回暖，逃亡的该寺僧人愿诚法师卷土重来，再度募资重建并恢复了原有的规模，从此，佛光寺作为五台山最具影响的重要宝寺之一，伴着绵延不绝的香火延续了1000多年。

假如这座佛寺尚存，当是一处极其重要和具有非凡价值的唐代木构建筑。根据以往野外调查的经验，梁思成、林徽因认为，越是号称“名胜”的地方，古建筑越易遭到毁坏，或经战乱兵燹，或在毁坏、重修，再毁坏、再复建的循环中衰败湮灭，总之原物很难保存，侥幸残存者则越来越偏离本来的神韵、特色和风格，沦为一堆泥巴糊成的、死的石材木料或假古董。这也正是大唐三百年有过那么多名寺古刹，而中国营造学社诸君苦苦寻觅五载而始终不得的症结所在。

五台山是由五座山峰环抱的蜿蜒曲折的山脉，当中是一个小盆地，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古镇叫台怀。五峰以内称为“台内”，以外称“台外”。台怀是五台山的中心，四周寺刹林立，香火极盛，其中许多金碧辉煌、用来吸引香客的寺院，都是近代官宦富贾布施重修的。“千余年来所谓‘文殊菩萨道场的地方’，竟然很少有明清以前的殿宇存在。” 从史料所示地理位置可知，佛光寺并不在五台山的中心——台怀这一地区，而是地处南台外围。由于这个位置离世所瞩目、万人踏访的所谓“名胜”中心相对较远，属于偏僻乡野，交通不便，祈福进香的信徒较少，寺僧贫穷，没有钱财和人力来反复修缮折腾，各种权势人物又多不关心，反而有利于原物的长久保存。也就是说，这座千年古刹保存至今或许是可能的。

鉴于这样一种经验认知和科学推理，梁林夫妇在向中国营造学社报告后，会同莫宗江、纪玉堂两位助手，于这年6月下旬的酷热夏季，开始了注定要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留下光辉一页、颇具神奇因缘的大唐古迹发现之旅。

梁思成一行四人携带野外考察的必备仪器和生活用品，由北平坐火车来到山西太原，于当地政府部门办完一切考察手续后，由太原折向北行，先乘汽车走了128公里，因前方道路崎岖、泥泞遍布，便弃车换骑驮驴，在荒凉险峻的山道上一路左摇右晃地向五台山进发。第二天黄昏时分到达目的地——五台山南台外豆村东北约5公里的地方。此时，夏日的太阳正于不远处的山巅渐渐坠沉，前方一处殿宇正沐浴着晚霞的余晖，以恢宏的气度和卓尔不群的英姿，傲然屹立于苍山翠海之中，似在向几位虔诚的造访者频频召唤——梁思成、林徽因眼前一亮，朝思暮想的佛光寺竟如天尊至圣般神奇地展现在眼前。

面对这于历史岚烟中横空出世的千古奇观，几个人跳下驮驴，怀着对古老文化的敬畏仰慕之情，捧着一颗怦怦跳动的心，生怕惊动了佛祖圣灵般默默祈祷着，在西天最后一抹晚霞的瑰丽光影里，躬身施步，小心而虔诚地向梦中的圣地走去。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渐渐近了，眼前的一切清晰起来。从外部轮廓看，寺院建在一处很高的台地上，周围有二三十棵古老的松树相掩映。由于年代久远，以及香客稀少而常年被冷落的缘故，整座寺院散发着破败与荒凉的气息。然而寺院当中那座高耸的大殿，仍然有着雄伟的身姿和磅礴的气势，它那历尽风雨沧桑而泰然自若的文化神韵与辉煌气度，令几位瞻仰者的心灵为之震撼。大殿那微微翘起的简洁而坚固的巨大斗拱，以及超长的屋檐，更以一种奇特的力与美之结合，透射出特有的大唐遗风与古朴苍凉的历史感，观之令人热血沸腾，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

寺院只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僧和一个年幼的哑巴弟子守护，待说明来意，那扇厚重斑驳的山门随着“咯吱”的声响开启了。在夕阳的余晖中，梁思成、林徽因一行四人鱼贯而入，瞻仰左右，惊喜异常。只见正殿分为七间，昏暗中显得辉煌壮观而富有气势。在一个偌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侍者环立，形成了一座众仙之林。平台左端是一个真人大小、身着便装的女子坐像，询问老僧，答曰：“此女子乃大唐篡位的则天武后。”经过对塑像面貌特征及相关物件的初步观察，梁思成断定应是晚唐时期的作品，假如这群泥塑像是未经毁坏的原物，那么庇荫它们的大殿必定也是原来的唐代建构，因为要重修殿宇必定会使里面的一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这个推论令几位造访者欣然认同并振奋不已。

经过了一个未眠之夜，第二天，梁林夫妇以极度的兴奋和虔诚之情，率助手来到寺院开始仔细考察。通过对大殿主体及四周附设的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等的观察分析，他们认为无论是单项还是总体建筑，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的特征。尤为令人惊喜的是，梁思成、莫宗江爬到了藻井上面的黑暗空间，意外地看到一种屋顶架构，使用的是建筑学上称作“双主椽”的构件，并未使用所谓的“王柱”，心中颇为惊异，隐约感到了什么。因为如此做法在之前五年的考察中从未发现，且只在唐代绘画中才偶有显露。这与后世中国建筑的做法全然不同，而这种不同，则意味着其建造时间比宋、辽时代更为久远。

由于整个寺院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加上长期败落荒凉，大殿的“阁楼”里伏卧着几千只蝙蝠。成群结队的蝙蝠聚集在脊檩上方，其状“就像厚厚的一层鱼子酱一样”，令观者惊悚到头皮发麻。按照常规，古建筑的脊檩上都用墨笔写有建造日期或相关的记载，由于成堆的蝙蝠占据了这一位置，已无法找到可能写着的日期或文字。而在大小梁柱的四周，则爬满了数不清的专靠吸食蝙蝠血为生的臭虫。顶棚的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像是几百年来逐渐积存而成，用手电探照，发现尘土中有幼小蝙蝠的尸体横陈其间，或是被同伙挤压而死，或是被无孔不入的臭虫活活咬死。其杂乱龌龊之状，令人唏嘘。

梁林夫妇连同莫、纪两位助手，已顾不得这极具刺激性的奇特景观，各自从背包里摸出厚厚的大口罩掩盖口鼻，在难耐的污秽气息中轮番测量、画图，并用带闪光灯的照相机拍照。每当闪光灯亮起，无数只蝙蝠因受到惊吓腾空而起，扑棱棱乱作一团，争相向外逃窜，整个大殿浊尘飞扬，混乱不堪。当几人耐着性子完成此项工作，从屋檐下钻出来欲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时，才猛然发现每个人的背包和衣服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身体有多处遭到叮咬。这令人狼狈不堪的工作环境，丝毫没有打击几位考察者的热情。有了如此重大的发现，这段经历反而成为梁林夫妇多年来奔波寻找古建筑之旅中最快乐的回忆。

在佛光寺连续做了几天清理、测量工作之后，林徽因发现殿内有四根梁檩的底部隐约有墨迹显露，只是字迹被尘土掩盖，而且离地面有两丈多高，加之殿内光线极其昏暗，这文字实在难以辨认。四人聚在一起仰头审视了许久，凭各自的目力所及，揣测再三，才认出一两个官职名，尚不能辨别人名。令梁思成和莫、纪两位助手想不到的是，向来患远视症的林徽因突然如有神助，冥冥中似有一种奇妙的牵引使她朝一个略显特殊的方位望去，随着一道从外部穿透而来的天光恰好闪现，林徽因蓦地从灰尘中发现了“女弟子宁公遇”这行对破译历史密码极其重要的字迹。

为了检验自己的发现是否正确，林徽因又详细检查了此前在阶前石经幢上发现的文字。幢上除明确写有官职者外，竟然也有“女弟子宁公遇”的墨迹字样，此名又称为“佛殿主”，位列诸尼之前。石幢上刻写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也就是公元857年。两相对照，众人方知这座大殿的施主乃是一位叫宁公遇的女子，而这位了不起的女性，其名字经过千余年的世事沧桑、风尘剥蚀，在湮没日久的历史深处重新被发现。更想不到的是，第一个发现这个名字并破译这座中国最珍稀古寺的年轻建筑学家竟然也是一位女性。这一巧合，令人感叹世上可能真的存在如佛家所说的缘分。

为求得大殿梁檩题字的全文，梁思成请寺院僧人到山下的乡村去募工搭架，以便将题字上的土朱洗脱，弄清究竟。由于地僻人稀，和尚去了一整天，只找到两个老农。根据现有条件，众人一起动手，反复筹划、安置，又用了近一天的时间，方才支起一座可以工作的脚手架。早已急不可耐的林徽因第一个爬了上去，下面的梁思成和莫宗江等人将布单撕开浸水，传递给上面的林徽因做擦洗之用。令林徽因大为苦恼的是，把土朱擦掉，梁檩着水后墨迹骤然显出，但尚未来得及看个明白，水又很快被吸干，墨色随之褪去，字迹遂不可见。如此这般上下左右折腾了大半天，才完成了两道梁檩字迹的辨识工作。又费了三天时间，经几个人轮番上阵，才算将梁檩陆陆续续洗去尘土，读完并记录了题字原文。从字体的风格看去，大唐气韵甚健，当是该寺为唐构建筑的又一无可置疑的铁证。

到了此时，梁思成、林徽因才突然顿悟，第一天进寺庙大殿时看到的那个身着便装、极具谦恭态度坐在佛坛一端的女子塑像，并非如寺内老僧言称的篡夺李唐王朝大位的“则天武后”，而应是梁檩和经幢的文字记录中的大恩大德的施主——宁公遇夫人。至此，一个湮没日久而遭讹传的历史之谜豁然揭开。

既然佛殿施主宁公遇夫人之名被写在大殿的梁上，同时又刻在经石幢上，依此推理，石幢之建造年代应当与大殿在同一时期。即使不是同年所建，幢之建立亦应在大殿完工之时。佛光寺的建造年代由此可推演而出。也就是说，大殿当建成于晚唐的公元857年，这个时间，不但比此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独乐寺早127年，而且是当时中国大地上搜寻到的年代最为久远且是唯一的唐代木构建筑。为此，惊喜交加的梁思成慨言道：“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

在佛光寺的同一座大殿里，还发现了唐代的塑像30多尊，壁画一幅，另外还有几幅宋代的绘画及其他小型的建筑。唐代的书、画、塑、建，这四种艺术集于一处、荟萃一殿，在中国古代建筑发现史上仅此一例。这一连串交相辉映的唐代遗存，对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唐代文化艺术的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更因为佛光寺正殿建于公元857年，与敦煌洞窟中大多数的净土变相属于同一时代，把它与壁画中所描画的建筑对照，可以知道画中的建筑物是忠实的描摹，这就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壁画作品之重要性与可信度。同时，佛光寺正殿之前，左有三重宝塔，右有重楼的建构格局，绝大多数与敦煌第61号窟《五台山图》中的60多处伽蓝具有同样的配置。这种建构格局与《营造法式》，以来是整整的八百七十七及日本奈良的法隆寺（7世纪）的平面配置极其相似。此前，日本的建筑史学家认为这种配置是南朝的特征，非北方所有，佛光寺的发现，令梁林夫妇找到了强有力的反证——此配置在中国北方也同样使用。这屹立在中国大地上，气势宏阔、风采绝伦的大唐建筑殿堂，不仅令那些所谓“要看唐代建筑需到大日本帝国奈良或京都去”极具偏见的妄言不攻自破，也让那些随声附和、颇有些“不怀好意”的东洋或西洋所谓专家大师闭上了嘴巴。

梁林二人及两位助手在佛光寺工作了一个多星期后宣告考察结束。在离开寺院之前，林徽因又悄然步入这座烛照了自己的激情与梦想，贮藏着大唐文化鲜活骨血与生命的大殿，望着谦逊地隐身于大殿角落的本寺施主宁公遇夫人那端庄美丽的塑像，心中蓦地生出一种强烈的崇敬感念之情。她对着塑像凝望了许久，反身来到院子里，对梁思成动情地说道：“我真想在这里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林徽因这个女弟子永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大德仕女，于这肃穆寂静中盘腿坐上一千年。”梁思成非常理解妻子此时的心情，但他怕怀古感伤的气氛过于浓厚，很快换了话题。最后，两人一起向走过来的寺僧做了告别。

梁思成告诉老住持，自己准备写信向太原教育厅报告这一重大发现，并“详细陈述寺之珍罕，敦促计划永久保护办法”云云。临别之时，梁思成、林徽因双双向老主持鞠躬，以表达对这位寺院守护者的敬意与感谢。向来以谈锋锐利著称的林徽因，面对颤颤巍巍的老住持和年轻哑巴弟子的和善面容与虔诚举止，眼里汪着深情的泪水，因为情绪激动，竟几度语塞，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她答应明年再来，除了对寺院进行更加详尽的考察，还要争取带上政府的资助前来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云云。

满脸沧桑、厚道的老僧望着面前这位奇女子真挚的表情，干枯的双手合于胸前，口诵“阿弥陀佛”，躬身施礼，言称自己一定要好好活着，精心照护这座寺院和佛祖神灵，等待和几位大德施主相会的日子。

梁思成一行四人走出山门，在北国盛夏灿烂、炽烈的晚霞中离开佛光寺，骑着毛驴，左盘右旋向山下走去。

待他们来到山脚下豆村一家鸡毛小店安顿下来，身心沉浸在此次神奇发现的梦境之中时，暗夜里，北平郊外有枪声骤然响起……

在卢沟桥。

注释：

[1] 独乐寺，位于天津蓟县，梁思成、林徽因于1931年在考察中发现，重建于辽代统和二年（98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座建筑保留着唐代建筑的风格。

1933年9月，梁林夫妇在山西大同沿线考察中，发现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应县辽代木塔（始建于公元1056年）。事后林徽因在《闲谈关于古建筑的一点消息》中说道：“山西应县的辽代木塔，说来容易，听来似乎也平淡无奇，值不得心多跳一下，眼睛睁大一分。但是西历一〇五六到现在，算起来是整整的八百七十七年。古代完全木构的建筑物高到二百八十五尺，在中国也就剩这一座独一无二的应县佛宫寺塔了。比这塔更早的木构专家已经看到，加以认识和研究的，在国内的只不过五处而已。”

林徽因所说的五处，除独乐寺和应县木塔，另外三处是：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年）；天津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建于辽太平五年（1025年）；辽宁锦州市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建于辽开泰九年（1020年）。（见《林徽因文集·建筑卷》，梁从诫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 IzlX0C3KOXQ8kEirwjHz0v3YXm0IIhNCa14vaoOnqd4AKUqXd07PBdhNXp0TYZ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