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过往中的短暂沉寂

淞沪抗战爆发后，傅斯年托史语所一位陈姓职员护送自己的老母前往安徽，暂住陈家，继而让妻子俞大綵携幼子傅仁轨投奔江西庐山牯岭岳父家避难，自己只身一人留在危机四伏的南京城，组织、指挥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各所内迁重庆、长沙等地的事务。

自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陆续按学科分科增设各研究所，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已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动植物等10个研究所。理、化、工等三个研究所设在上海，其余各所均设于南京，并在南京成贤街旧法制局内设立总办事处（北极阁新址落成后，办事处迁往新址办公），主持办理全院行政事务。

当史语所、社会科学所等机构迁往长沙后，傅斯年在总办事处度过了最后的留守岁月，于南京沦陷前夜，奉命撤离，同年冬到达江西牯岭，见到爱妻幼子，随即携妇将雏乘船经汉口抵达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临时驻地。1938年初夏，蔡元培终于同意朱家骅辞去总干事一职，本想请傅斯年继任，但傅坚辞，说对昆明的弟兄放心不下，急于到昆明主持史语所工作，蔡只好请抗战前曾做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国科学社创办人的著名科学家任鸿隽（字叔永）任总干事。

傅与任交接了总办事处事务，携妻带子来到了昆明，与史语所同人相会于昆明靛花巷三号，继而迁往龙泉镇龙头村。此时，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虽已恢复，但要开展工作，必须有可供查阅的图书资料，否则所谓工作将无从谈起。

在南迁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中，唯清华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和之后抢运出了部分图书及设备仪器。自长沙撤退之后，清华通过本校毕业生、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顾毓琇联系，将图书大部分运往重庆，存放于顾毓琇之弟顾毓瑔为负责人的经济部下属某所，运到昆明者只很少的一部分。想不到1938年6月26日，顾毓瑔从重庆急电昆明的梅贻琦，告之曰：

昨日敌机狂炸北碚，烧炸之惨前所未有，敝所全部被焚毁，抢救无效。贵校存书全成灰烬，函详。

此前南开大学的图书馆在津门被日机几乎全部炸毁，北大图书没有抢出，如今，抢运出来的清华图书大部分又成灰烬，这就导致迁往昆明的三校几乎无图书可资参考。多亏中研院史语所来昆明后，傅斯年设法将先期疏散到重庆的13万册中外善本图书寄运昆明靛花巷三号驻地，随即又将靛花巷对面竹安巷内的一座四合院租下作为图书馆，算是为迁来的三校和其他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借读缓解了燃眉之急。正处于孤立无援之地的梁思成，见史语所大批图书到昆，与傅斯年协商，借用图书资料及部分技术工具以便开展业务。傅斯年慷慨应允。此后，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这两个本不搭界的独立学术团体，就形成了老大与老二，国营与民营，依附与被依附的“捆绑式”格局。

既然史语所与营造学社已成了老大与老二的依附关系，在史语所搬迁时，营造学社也只好跟着搬到乡下，在史语所旁边的麦地村落脚，寻租一处尼姑庵作为工作室。

1939年1月20日，傅斯年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题记曰：“小宝第二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言辞中透着钻心的悲怆与凄凉。

就在史语所迁往龙头村不久，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从重庆迁往昆明，并在离史语所不远的龙泉镇起凤庵暂住下来。据当时在筹备处工作的年轻研究人员赵青芳回忆：此处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村子背靠山坡。起凤庵内有个四合院，共10多间房屋，除尼姑占有少部分外，大部分都拿来做了办公室。当时的工作人员不足20人。村子在夜深人静时常闻狼嗥，大狼小狼之声清晰可辨，一时间颇使人生畏。好在白天环境十分幽静，在办公室窗前可以看见松鼠在树上跳跃，给孤独、清贫的工作人员带来一点心灵慰藉。

尽管生存环境不尽如人意，毕竟在炸弹纷飞中又安下了一张书桌，众研究人员心情渐渐平静的同时，又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忙碌起来。

已得到中基会赞助的梁思成率领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人员，除在昆明城内外从事古建筑调查，还亲自带队赴四川西康一带做野外古迹考察，同时与史语所的李济、石璋如等人组织成立了一个“天工学社”，专门调查昆明的手工制造业。傅斯年则在龙头村观音殿内用新发现的内阁大库档案研究成果校勘《明实录》。董作宾在自己的斗室埋头研究甲骨文，撰写后来轰动于世的皇皇大著《殷历谱》。梁思永则独自研究殷墟西北冈出土的铜器，每当需要画精确铜器图饰时，便请营造学社的陈明达、莫宗江协助。陈莫二人受过绘图训练，绘图功力深厚，既仔细又准确，往往白天跟随梁思成出外调查，晚上回来再加班画图，一时忙得不亦乐乎。

当此之时，从英国伦敦大学学成归来的吴金鼎、王介忱夫妇，以及曾昭燏等人，先后加入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队伍，并以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的身份，与史语所人员共同组成了“苍洱古迹考察团”，由吴金鼎任团长，赴云南大理及洱海一带进行史前遗址调查，其间发现遗址12处，墓葬10余座。1939年，吴金鼎、王介忱、曾昭燏等组成发掘队，开始对发现遗址进行发掘，先后发掘了马龙、清碧、佛顶甲、佛顶乙、中和中、龙泉、白云甲7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17座古墓。经过整理研究，吴金鼎与他的业师李济、梁思永等皆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有很大差异。鉴于发掘遗址分布于苍山之麓和洱海之滨，故定名为“苍洱文化”。这一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开创了西南地区文化研究的先河，为中国西南部田野考古与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后来整个西南地区文化体系建立了坐标，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42年，吴金鼎、曾昭燏主持编写完成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作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刊在四川李庄出版，引起了业内专家关注。

身处战时，宁静无忧的生活总是显得过于奢侈和短暂。到了1940年3月，突有噩耗传来，蔡元培在香港去世。巨星陨落，天下震惊。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西南联大同人闻讯，震惊之余无不同声悲泣。傅斯年在龙头村旁边的弥陀殿，专门组织相邻的几家单位召开追悼会，除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外，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营造学社同人也前往参加。傅氏作为主持人，在讲述蔡元培的生平，特别是上海沦陷前后一段经历时，泪如雨下，几不成语。

蔡元培去世后，中央研究院院长继任人选问题自然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按照规定，散落全国各地的评议会评议员于重庆选出了翁文灏、胡适、朱家骅三人，供蒋介石圈定。因胡适此时正担任驻美大使，不能回国就职，院长人选只有在翁文灏与朱家骅之间选择。但蒋介石对翁朱二人皆不满意，故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直到蔡元培死后半年有余的9月18日，才最后下定决心弃翁而圈朱，不过在圈定之后又加了个“代”字，以示平衡各派势力，朱家骅遂以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的名分被公示天下。

朱家骅本是合法的三位院长候选人之一，结果阴差阳错地以暂代之名充当天下儒林共主，心中颇为不快，又无力改变这一尴尬局面，只好屈就。

坐上中央研究院第一把交椅后，鉴于傅在中央研究院非同寻常的号召力和办事才干，朱家骅上任之始便弃任鸿隽而请傅斯年出任总干事一职，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也。可怜的任鸿隽不但竞选院长未果，连总干事的帽子也丢掉了，只好仰天长叹，莫之奈何。傅斯年此时正身患高血压，并深受其累，不想戴这顶总干事的帽子，但因朱家骅真诚相邀，感念当年朱在中山大学时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遂“为了院，为了朋友，欣然地答应下来”（朱家骅语）。不过傅斯年还是有言在先，认为自己既然已担任了史语所所长，不能再兼职，只是以暂时代理的身份出任总干事一职。在正式上任之前，傅斯年要先回昆明处理史语所的事务，然后回重庆就任。而这个时候，国际国内局势又进一步恶化了。

1940年7月，为彻底切断中国仅存的一条国际通道，日本军队直接出兵强行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不仅切断了滇越铁路，而且由于距离缩短，飞机对滇缅公路和终点站——昆明的轰炸更加频繁起来。到了8月底9月初，日机对昆明的轰炸更加猛烈，轰炸范围已扩大到昆明郊区，日军开始组织精锐向云南境内进犯，形势日趋危急。住在昆明郊外龙泉镇的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同人，以及李济领导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同人，每天都在警报的鸣响中惶恐度日，其悲苦之状从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中可以看到：

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

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而在梁、林的儿子梁从诫童年的记忆里，曾留下这样的画面：

有一次，日本飞机飞到了龙头村上空，低到几乎能擦到树梢，声音震耳欲聋。父亲把我们姐弟死死地按在地上不让动。我清楚地看见了敞式座舱里戴着风镜的鬼子飞行员，我很怕他会看见我，并对我们开枪，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这样的生活显然难以支撑下去。根据重庆国民政府的指示，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驻昆明的学校和科研机构，全部向大后方转移，并指出最合适的地方是三峡以西的四川辖境。因蜀地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或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和国民政府战时陪都重庆相通，沃野千里，是一个可进可守的天然避难场所，也是积蓄力量伺机反攻的大后方。历史上许多王朝在大难临头之际，皇帝妃嫔都选择逃亡蜀地避难，如唐朝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在长安城陷之际，唐玄宗携部分文臣武将出逃四川剑南，使李唐王朝在天崩地裂的摇晃震荡中最终又站了起来。鉴于这样的天然条件，驻昆明的机关、工厂及各教育单位与学术机构，纷纷派人入川考察，以尽快撤离昆明这个战火熊熊的城市。

1940年10月，赴四川考察的西南联大人员已在长江上游、川南地区泸州南部的叙永找到了安身之地；史语所派出的副研究员芮逸夫，也在宜宾沿江下游22公里外找到了可供安置书桌的地点。回到昆明后，芮逸夫将赴川考察、洽谈情况向傅斯年做了详细汇报，傅听后与李济、梁思永、董作宾、李方桂等人交换意见，认为在没有更好地方可去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此地暂时落脚。于是，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几个研究所，连同相关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与同济大学等一道，又开始了一次大规模迁徙，目标是傅斯年所言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县李庄镇。 jK2bhlEBgE2ncvCprhAMNtp3bsaC5x3zMAIIdV7iSFyvBH7dmXxA+Z0GEmcoeF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