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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神过往中的短暂沉寂

淞沪抗战爆发后,傅斯年托史语所一位陈姓职员护送自己的老母前往安徽,暂住陈家,继而让妻子俞大綵携幼子傅仁轨投奔江西庐山牯岭岳父家避难,自己只身一人留在危机四伏的南京城,组织、指挥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各所内迁重庆、长沙等地的事务。

自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陆续按学科分科增设各研究所,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已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动植物等10个研究所。理、化、工等三个研究所设在上海,其余各所均设于南京,并在南京成贤街旧法制局内设立总办事处(北极阁新址落成后,办事处迁往新址办公),主持办理全院行政事务。

当史语所、社会科学所等机构迁往长沙后,傅斯年在总办事处度过了最后的留守岁月,于南京沦陷前夜,奉命撤离,同年冬到达江西牯岭,见到爱妻幼子,随即携妇将雏乘船经汉口抵达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临时驻地。1938年初夏,蔡元培终于同意朱家骅辞去总干事一职,本想请傅斯年继任,但傅坚辞,说对昆明的弟兄放心不下,急于到昆明主持史语所工作,蔡只好请抗战前曾做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国科学社创办人的著名科学家任鸿隽(字叔永)任总干事。

◎1938年,梁思成一家在昆明西山华亭寺与清华好友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

傅与任交接了总办事处事务,携妻带子来到了昆明,与史语所同人相会于昆明靛花巷三号,继而迁往龙泉镇龙头村。此时,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虽已恢复,但要开展工作,必须有可供查阅的图书资料,否则所谓工作将无从谈起。

在南迁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中,唯清华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和之后抢运出了部分图书及设备仪器。自长沙撤退之后,清华通过本校毕业生、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顾毓琇联系,将图书大部分运往重庆,存放于顾毓琇之弟顾毓瑔为负责人的经济部下属某所,运到昆明者只很少的一部分。想不到1938年6月26日,顾毓瑔从重庆急电昆明的梅贻琦,告之曰:

昨日敌机狂炸北碚,烧炸之惨前所未有,敝所全部被焚毁,抢救无效。贵校存书全成灰烬,函详。

此前南开大学的图书馆在津门被日机几乎全部炸毁,北大图书没有抢出,如今,抢运出来的清华图书大部分又成灰烬,这就导致迁往昆明的三校几乎无图书可资参考。多亏中研院史语所来昆明后,傅斯年设法将先期疏散到重庆的13万册中外善本图书寄运昆明靛花巷三号驻地,随即又将靛花巷对面竹安巷内的一座四合院租下作为图书馆,算是为迁来的三校和其他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借读缓解了燃眉之急。正处于孤立无援之地的梁思成,见史语所大批图书到昆,与傅斯年协商,借用图书资料及部分技术工具以便开展业务。傅斯年慷慨应允。此后,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这两个本不搭界的独立学术团体,就形成了老大与老二,国营与民营,依附与被依附的“捆绑式”格局。

◎昆明郊外的中国营造学社办公处(作者摄)

既然史语所与营造学社已成了老大与老二的依附关系,在史语所搬迁时,营造学社也只好跟着搬到乡下,在史语所旁边的麦地村落脚,寻租一处尼姑庵作为工作室。

1939年1月20日,傅斯年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题记曰:“小宝第二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言辞中透着钻心的悲怆与凄凉。

◎《营造学社汇刊》上刊登的刘敦桢对云南地区古塔调查时的手绘图

就在史语所迁往龙头村不久,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从重庆迁往昆明,并在离史语所不远的龙泉镇起凤庵暂住下来。据当时在筹备处工作的年轻研究人员赵青芳回忆:此处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村子背靠山坡。起凤庵内有个四合院,共10多间房屋,除尼姑占有少部分外,大部分都拿来做了办公室。当时的工作人员不足20人。村子在夜深人静时常闻狼嗥,大狼小狼之声清晰可辨,一时间颇使人生畏。好在白天环境十分幽静,在办公室窗前可以看见松鼠在树上跳跃,给孤独、清贫的工作人员带来一点心灵慰藉。

尽管生存环境不尽如人意,毕竟在炸弹纷飞中又安下了一张书桌,众研究人员心情渐渐平静的同时,又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忙碌起来。

◎1939—1940年梁思成、刘敦桢川康调查线路图

已得到中基会赞助的梁思成率领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人员,除在昆明城内外从事古建筑调查,还亲自带队赴四川西康一带做野外古迹考察,同时与史语所的李济、石璋如等人组织成立了一个“天工学社”,专门调查昆明的手工制造业。傅斯年则在龙头村观音殿内用新发现的内阁大库档案研究成果校勘《明实录》。董作宾在自己的斗室埋头研究甲骨文,撰写后来轰动于世的皇皇大著《殷历谱》。梁思永则独自研究殷墟西北冈出土的铜器,每当需要画精确铜器图饰时,便请营造学社的陈明达、莫宗江协助。陈莫二人受过绘图训练,绘图功力深厚,既仔细又准确,往往白天跟随梁思成出外调查,晚上回来再加班画图,一时忙得不亦乐乎。

当此之时,从英国伦敦大学学成归来的吴金鼎、王介忱夫妇,以及曾昭燏等人,先后加入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队伍,并以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的身份,与史语所人员共同组成了“苍洱古迹考察团”,由吴金鼎任团长,赴云南大理及洱海一带进行史前遗址调查,其间发现遗址12处,墓葬10余座。1939年,吴金鼎、王介忱、曾昭燏等组成发掘队,开始对发现遗址进行发掘,先后发掘了马龙、清碧、佛顶甲、佛顶乙、中和中、龙泉、白云甲7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17座古墓。经过整理研究,吴金鼎与他的业师李济、梁思永等皆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有很大差异。鉴于发掘遗址分布于苍山之麓和洱海之滨,故定名为“苍洱文化”。这一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开创了西南地区文化研究的先河,为中国西南部田野考古与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后来整个西南地区文化体系建立了坐标,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42年,吴金鼎、曾昭燏主持编写完成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作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刊在四川李庄出版,引起了业内专家关注。

身处战时,宁静无忧的生活总是显得过于奢侈和短暂。到了1940年3月,突有噩耗传来,蔡元培在香港去世。巨星陨落,天下震惊。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西南联大同人闻讯,震惊之余无不同声悲泣。傅斯年在龙头村旁边的弥陀殿,专门组织相邻的几家单位召开追悼会,除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外,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营造学社同人也前往参加。傅氏作为主持人,在讲述蔡元培的生平,特别是上海沦陷前后一段经历时,泪如雨下,几不成语。

蔡元培去世后,中央研究院院长继任人选问题自然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按照规定,散落全国各地的评议会评议员于重庆选出了翁文灏、胡适、朱家骅三人,供蒋介石圈定。因胡适此时正担任驻美大使,不能回国就职,院长人选只有在翁文灏与朱家骅之间选择。但蒋介石对翁朱二人皆不满意,故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直到蔡元培死后半年有余的9月18日,才最后下定决心弃翁而圈朱,不过在圈定之后又加了个“代”字,以示平衡各派势力,朱家骅遂以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的名分被公示天下。

朱家骅本是合法的三位院长候选人之一,结果阴差阳错地以暂代之名充当天下儒林共主,心中颇为不快,又无力改变这一尴尬局面,只好屈就。

坐上中央研究院第一把交椅后,鉴于傅在中央研究院非同寻常的号召力和办事才干,朱家骅上任之始便弃任鸿隽而请傅斯年出任总干事一职,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也。可怜的任鸿隽不但竞选院长未果,连总干事的帽子也丢掉了,只好仰天长叹,莫之奈何。傅斯年此时正身患高血压,并深受其累,不想戴这顶总干事的帽子,但因朱家骅真诚相邀,感念当年朱在中山大学时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遂“为了院,为了朋友,欣然地答应下来”(朱家骅语)。不过傅斯年还是有言在先,认为自己既然已担任了史语所所长,不能再兼职,只是以暂时代理的身份出任总干事一职。在正式上任之前,傅斯年要先回昆明处理史语所的事务,然后回重庆就任。而这个时候,国际国内局势又进一步恶化了。

1940年7月,为彻底切断中国仅存的一条国际通道,日本军队直接出兵强行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不仅切断了滇越铁路,而且由于距离缩短,飞机对滇缅公路和终点站——昆明的轰炸更加频繁起来。到了8月底9月初,日机对昆明的轰炸更加猛烈,轰炸范围已扩大到昆明郊区,日军开始组织精锐向云南境内进犯,形势日趋危急。住在昆明郊外龙泉镇的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同人,以及李济领导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同人,每天都在警报的鸣响中惶恐度日,其悲苦之状从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中可以看到:

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

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林徽因(左)和梁再冰在昆明龙头村梁家自建土坯房前,树后背影应是金岳霖

而在梁、林的儿子梁从诫童年的记忆里,曾留下这样的画面:

有一次,日本飞机飞到了龙头村上空,低到几乎能擦到树梢,声音震耳欲聋。父亲把我们姐弟死死地按在地上不让动。我清楚地看见了敞式座舱里戴着风镜的鬼子飞行员,我很怕他会看见我,并对我们开枪,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这样的生活显然难以支撑下去。根据重庆国民政府的指示,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驻昆明的学校和科研机构,全部向大后方转移,并指出最合适的地方是三峡以西的四川辖境。因蜀地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或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和国民政府战时陪都重庆相通,沃野千里,是一个可进可守的天然避难场所,也是积蓄力量伺机反攻的大后方。历史上许多王朝在大难临头之际,皇帝妃嫔都选择逃亡蜀地避难,如唐朝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在长安城陷之际,唐玄宗携部分文臣武将出逃四川剑南,使李唐王朝在天崩地裂的摇晃震荡中最终又站了起来。鉴于这样的天然条件,驻昆明的机关、工厂及各教育单位与学术机构,纷纷派人入川考察,以尽快撤离昆明这个战火熊熊的城市。

◎作者于2010年考察昆明龙头村梁思成、林徽因故居

1940年10月,赴四川考察的西南联大人员已在长江上游、川南地区泸州南部的叙永找到了安身之地;史语所派出的副研究员芮逸夫,也在宜宾沿江下游22公里外找到了可供安置书桌的地点。回到昆明后,芮逸夫将赴川考察、洽谈情况向傅斯年做了详细汇报,傅听后与李济、梁思永、董作宾、李方桂等人交换意见,认为在没有更好地方可去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此地暂时落脚。于是,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几个研究所,连同相关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与同济大学等一道,又开始了一次大规模迁徙,目标是傅斯年所言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县李庄镇。 if9xbxa7yocaD/tDcmDpgYF+/qTFwegTSEkh33tQIwsDxhsqD3ZSK4LYbaA+F/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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