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奔徙到昆明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发出指令，设在长沙的临时大学撤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此之前，中研院总办事处于重庆发出指示，电令在长沙的史语所与社会学所、天文所等几个研究所设法向昆明转移。据《史语所大事记》1937年12月条：“议迁昆明，图书标本迁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运重庆者三百箱，运桂林者三十四箱，待运汉口者两箱，等运香港者五十二箱，其余六十多箱且封存于长沙。”

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在长沙的各研究所陆续向昆明进发。史语所人员押送300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暂租赁云南大学隔壁青云街靛花巷三号一处楼房居住。此时梁思成一家已先期抵达昆明，并在翠湖边一个大宅院里落脚。可谓有缘千里来相会，史语所同人与梁家在这个陌生的边陲春城再度相会了。

梁家自离开长沙后，乘长途汽车向遥远的昆明奔去。许多年后，梁从诫还有着这样的回忆：“汽车晓行夜宿，几天以后，在一个阴雨的傍晚，到达一处破败的小城——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泥泞的公路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地闪出昏暗的烛火。为了投宿，父母抱着我们姐弟，搀着外婆，沿街探问旅店。妈妈不停地咳嗽，走不了几步，就把我放在地上喘息。但是我们走完了几条街巷，也没有找到一个床位。原来前面公路坍方，这里已滞留了几班旅客，到处住满了人。妈妈打起了寒战，闯进一个茶馆，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但是茶铺老板连打个地铺都不让。全家人围着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多亏遇上了一群空军飞行学院的学员，才在他们的住处挤了个房间住了下来。此时的林徽因因急性肺炎已发烧40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多亏同车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女医生给开了几味中药治疗，两个星期后才见好转。

经历了40多天的颠簸跋涉，梁氏一家翻山越岭，历尽艰难困苦，终于在1938年1月到达昆明。几个月后，史语所的人员也陆续抵达。他们经历了千山万水的艰苦跋涉，终于可以在这风景如画、气候温暖的昆明城喘一口气了。

待这口气喘过之后，很快又要面临沉重的生活压力。地处西南边陲，多崇山峻岭，在国人眼中并不突出的云南，由于战争爆发和国军大规模溃退，此地的战略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省会昆明不仅成为支撑国民政府持续抗战的大后方，同时也成了沦陷区各色人等的避难场所。原在上海的几百家工厂企业，以及上海同济大学等教育科研机构陆续搬迁过来，北平的一些机构如北平研究院等也相继辗转而来。一向以安然静谧闻名于世的昆明，因蜂拥而至的滚滚人潮而骤然变得拥挤、嘈杂、混乱起来。城中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拖家带口、风尘仆仆的外地来客在匆匆穿行，寻觅着安身立命之所。

大批流亡者突然涌进，导致原本交通条件相对落后的昆明货物短缺、物价飞涨。毫无经济来源的梁思成、林徽因为了生存，只好拿出他们作为建筑师的特殊技能，开始外出“打工”，为那些“卑鄙的富人奸商”和发了国难财的暴发户设计房子。尽管“雇主是一批可憎的家伙，而且报酬很不稳定”，为了解决一家五口的“吃饭”问题，梁氏夫妇也只好默默忍受，苦苦支撑。不久后，生活的重压导致梁思成急火攻心，患了严重的脊椎关节炎和肌肉痉挛，疼得昼夜不能入睡，经医生诊断是由扁桃体脓毒引起，决定切除扁桃体。想不到这一切又引起牙周炎，索性再把满口牙齿拔掉。在两大“障碍物”被铲除之后，梁氏的病情却未见好转，关节与肌肉的疼痛使其不能在床上平卧，只能日夜躺在一张帆布椅上苦度时日。大约半年之后，经过无数大小不等、土洋不同的医生诊治，才开始渐渐好转。当梁思成病体痊愈，离开帆布椅重新站立起来时，中国营造学社也随他一道在西南边陲这片散发着温情的红土地上，奇迹般摇摇晃晃地重新站起。

梁思成一家抵达昆明不久，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几位老同事得到消息，从不同的地方先后赶了过来。尽管前线依然炮声隆隆，战火不绝，但此时的梁思成感到有必要把已解体的中国营造学社重新组织起来，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唯如此，方不负自己与同事的青春年华以及老社长朱启钤的临别嘱托。他开始给营造学社的原资助机构——中美庚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发函，说明大致情况并询问如果在昆明恢复学社的工作，对方是否乐意继续给予资助。原清华学校校长、时任该基金会总干事的周诒春很快给予答复：只要梁思成与刘敦桢在一起工作，就承认是中国营造学社并给予资助。梁思成迅速写信与在湖南新宁老家的刘敦桢取得联系，得到了对方乐意来昆明共事的答复。于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牌子又在烟雨迷蒙的西南边陲挂了起来。

就在中研院史语所等学术机构向昆明撤退的同时，长沙临时大学也开始了迁徙行动，师生们分成三路赶赴昆明。第一批由樊际昌、梅关德和钟书箴教授率领，成员包括教师及眷属，以及体弱不适于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分批经粤汉铁路至广州，取道香港，坐海船由越南海防到昆明；第二批由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10余名教授带领，从长沙出发后，乘汽车，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抵达蒙自、昆明。第三批为“湘黔滇旅行团”，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沿长沙经贵阳至昆明的公路徒步行军。

史语所人员抵达昆明半个月后，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的闻一多、曾昭抡等教授率领近300名师生，徒步跋涉3500多里，日夜兼程68天，带着满身风尘和疲惫赶到了昆明。进城之日，大队人马正好经过史语所临时租赁的拓东路宿舍门前。史语所语言组主任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北大校长蒋梦麟夫人陶曾榖、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夫人梅美德，携各自的女儿与一群当地儿童，在路边设棚奉茶迎接。队伍的前锋一到，众人立即端茶送水递毛巾。欢迎的人群还为这支历尽风霜磨难的队伍献歌一曲，这是著名语言学家兼音乐家赵元任特地为师生们连夜创作的，词曰：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遥遥长路，徒步。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不怕危险和辛苦。

再见岳麓山下，再会贵阳城。

遥遥长路走罢三千余里，

今天到了昆明。

歌声响起，如江河翻腾，大海惊涛，慷慨悲壮的旋律向行进中的每一位师生传递着国家抗战必胜的信念，许多师生与在场的群众被感动得涕泪纵横。至此，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全部完成了由湘至滇的千里奔徙。

1938年4月2日，数千名师生在昆明正式组建了足以彪炳青史、永垂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国民政府任命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三人为西南联大常委，共同主持校务；梅贻琦兼任常委会主席。

为了重振师生的精神，坚持文化抗战的决心，表达中华民族不屈的意志，西南联大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向全体联大师生征集警言、歌词，制定新的校训、校歌。从众多来稿中，专门委员会经过反复筛选和讨论，最后以“刚毅坚卓”四字作为联大校训。同时选定了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用《满江红》词牌填词，清华出身的教师张清常谱曲的校歌，歌词为：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一曲20世纪中国大学校歌的绝唱，它凝聚了中国文人学者、莘莘学子在民族危难时刻最悲壮的呼喊，浓缩了联大师生在国危家难之际所具有的高尚情操和坚强意志。从此，西南联大的歌声开始响起，激昂的旋律震动校园内外，感染着师生，激励着不同职业的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奋发自强。

西南联大组建后，张奚若、金岳霖、钱端升等原与梁家关系密切的联大教授，又得以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相聚，流浪的知识分子在阳光明媚、风景宜人、鲜花遍地的边城，又找回了往日的温馨与梦中的记忆。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在几次登门看望梁思成这位清华老学生后，专门邀请梁氏夫妇为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据说，梁林夫妇花了半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校园跃然纸上。然而，这一方案很快被否定，原因很简单，以西南联大的经费对此无能为力。

自1938年起，随着战事不断扩大和无限期延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定了一个《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此方案规定新组建的西南联大经费拨款按“北京、清华两校预算及南开原有补助四成移拨”。即便如此，经费也难以如数到位，教职员工的薪水都无法按时发出，建高楼大厦就无疑是痴人说梦了。

梁林夫妇遵照新的设计方案，将原计划中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改成二层，未久矮楼又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交出最后一稿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黄钰生很无奈地告诉他们：“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和食堂使用砖木结构和瓦屋顶外，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希望梁思成再做一次调整。梁思成听罢，感到忍无可忍，径直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大声嚷道：“改，改，改！从高楼到矮楼，又到茅草房，还要怎么改？！”

梅贻琦眼看这位平日总是心平气和的老学生一反常态，知道是冲着政府削减经费过猛过狠又拖欠的做法而来，叹了口气，起身像对待耍脾气的小孩子般和颜悦色地道：“思成啊，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为清华园建几栋世界一流的建筑物，算是对今天的补偿，行吗？”梁思成望着梅贻琦温和中透出坚毅的目光，想起时局的艰难，泪珠从眼角悄然滑落下来。

1939年4月，按梁林夫妇的设计，新校舍在一片荒山野地里建起来了，其景观是：所有校舍均为平房，除图书馆和东西两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的屋顶用白铁皮覆盖，学生宿舍、各类办公室全部都是茅草盖顶。而且因学校经费奇缺，所建教室及宿舍容量，尚不及全校所需的一半，只能勉敷文、理、法商三个学院之用。工学院只好留在原租住的拓东路三个会馆开课，其后设立的师范学院则租用昆华工校部分校舍，教职员工原则上均在昆明城内自行觅房屋租住。只有几位校领导因职务关系住校，但所住房屋与学生宿舍相差无几。几年后，梅贻琦曾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居住条件的尴尬：“屋中瓦顶未加承尘，数日来，灰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无论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知多少。”

住瓦屋的梅贻琦尝了不少云南的灰土，而平时在铁皮屋教室教课与上课的师生，同样深为苦恼。教室内除了黑板、讲桌、课椅（右边扶手上有木板，便于记笔记），别无他物。在多雨的云南，除了潮湿与闷热使北方来的师生难以忍受，一旦遇到刮风下雨，铁皮便开始在屋顶抖动摇晃起来，并伴有稀里哗啦、叮叮咚咚的声响。其声之大之刺耳，早已压过了面呈菜色的教授的讲课声。有苦中作乐者，把这一独特风景写成对联在校园贴出，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既是自嘲，也借以激励联大师生在新的艰苦环境中，按照“刚毅坚卓”的校训克服困难，迈出坚实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