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灯影里的梁家父子

此时，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源自梁启超的精心策划与安排。具有远大学术眼光和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猛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如瑞典人安特生、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德国人魏敦瑞（J.F.Weidenreich），法国人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日本人鸟居龙藏、水野清一等等。对这种现状颇为不满和不服气的梁启超，很希望由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对这门学问的前景，他曾在一次演讲中满怀信心与豪情地指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

正因有着这样一种眼光和信心，这位决心以学术薪火传家立业的“饮冰室主人”，让长子梁思成赴美国学习建筑，次子梁思永学习考古。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他在致子女的信中说：“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梁启超的目的达到了，梁思成与梁思永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一代风骚的宗师，只是天不假年，梁启超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写给次子梁思永的家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考古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此前，梁思永在美国学习期间，曾参加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他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为此，梁启超向远在异国他乡的儿子提供了有关统计资料，还为其回国后的实习做了精心安排。从信中可以看出，梁思永一旦回国，则可跟随李济到田野去一试身手。

李济和袁复礼在山西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了76箱出土器物，分装9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经数次艰险磨难和几个昼夜的风餐露宿，总算把古物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标志着现代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有了突破性示范。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也由这次发掘正式转向了考古学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从而奠定其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大师地位。

192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庆祝李济、袁复礼二人山西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的茶话会，在众人的期待中召开。继张彭春之后出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兼理国学研究院事务的梅贻琦，国学院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及全体助教、研究生出席了会议。梁启超听取了李袁二人所做的长篇报告并观摩了发掘实物，精神亢奋，欣喜逾常，在回到寓所的当天晚上，便以极大的兴致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儿子梁思永写了一封长达两千余字的信。信中他充满激情地写道：“他（南按：李济）把那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是他同伴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的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梁启超在信中谈到出土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时说：“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捡’真是不错。”梁启超再次建议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又说，“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跟着李济整理那76箱器物，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酣畅淋漓的翰墨，透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舐犊之情与殷切期望。按梁启超的打算，他还想让梁思永丰富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洲深造几年，那时再回国于田野考古这门学科一试身手，定会创造一番伟业。

梁思永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于1927年六七月间回国并来到了清华园。令人扼腕的是，此时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已钻入湖底，命赴黄泉，而李济的田野发掘计划也成为泡影。

王国维在清华执教的两年中，尽管生活趋于平静，学问越发精进，但仍“时时以津园为念”，每年春节都要去天津觐见早已逊位的“皇上”，常为“有君无臣”而忧虑。1927年5月间，听说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将北渡黄河，扫荡华北，入主京师。又听说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等一代名儒为北伐军或农民协会的人抓起来砍了头，王氏甚为恐惧，认为北伐成功之后，自己也不会为国民党所容，乃于惊恐中常与吴宓、陈寅恪等朋友密谋应变之策。其间有人劝其避居国外，但王大师总踌躇不定，只是经常深夜枯坐居室流泪。

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过后，下午举行“师生叙别会”。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各入一席，李济、梅贻琦等在座，师生畅谈别情。据当时在场的研究生柏生回忆说：“座中（王国维）先生为吾侪言蒙古杂事甚畅，其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宴席将散，梁启超起立致辞，历述同学们之研究成绩，并谓：“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众皆聆听，王国维亦点头表示同意此说。宴毕，王国维与众师生作别如平时，而后随陈寅恪至南院陈宅，二人畅谈至傍晚。是日晚，王氏在自家宅中会见谢国桢等同学，依旧是谈笑和怡。6月2日晨，王国维餐毕，8时至研究院办公，料理事务如常，并与同人谈及下学期招生事宜。随后离奇地向事务员侯厚培借了5元钱，独自悄无声息地走出清华园，在校西门雇一辆洋车径赴三里地外的颐和园，花六角钱买了一张门票，嘱车夫在原地等候，10时左右独自向园内走去。在园内，王国维闷不作声地徘徊于长廊之间，后踱步至鱼藻轩前的昆明湖畔独立沉思，尽纸烟一支，11时左右，怀揣剩余的4元4角和一纸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等字样的简短遗书，纵身一跃，沉入湖底。虽有园丁“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但王的头颅已插入淤泥，前后不过两分钟即气绝身亡。一代国学大师由此告别了凡尘滚滚，充满血腥、苦痛与悲伤的世界，时年51岁。

王国维神秘、诡异、怪诞地沉湖而死，令清华师生深感震惊与悲痛，而全国学界也为之哗然，对他的死因产生了种种猜测议论，致有多种说法流传于世，如殉清说、自殉文化说、悲观哀时说、罗振玉逼债致死说等，遂成为一个扑朔迷离的不解之谜。而“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怀着极度的悲伤与哀痛，以他深厚的学术造诣与犀利的洞世眼光，挥毫写下了哀惋凄绝的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王国维是把陈寅恪、吴宓视作他的知己的。面对知己，陈氏于“倍伤神”中还发出了“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风义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的深切悲鸣。

王国维的遗体入葬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对其死因做了解释和评价，其说法成为众说纷纭中最有说服力的论断，为天下士林广为瞩目和重视。在陈寅恪眼中，王国维是其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可以引为知己者，王的自杀绝非世人所说的由于个人恩怨，或后来的溥仪所说是经济方面的索债等等。王氏真正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怆结局而死，其一死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做出的近似“尸谏”的抗争。陈寅恪以他对师友的深切理解与同情，在挽词中云：“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显然，陈氏之说较之世人流传或溥仪道听途说，更能接近事实本质和王氏内心之痛楚。作为死者的知己，陈寅恪对其深剖追思至此，王国维九泉之下自当颔首。

清华国学院“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坍崩——这便是学界中号称泰山北斗，被陈寅恪誉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的梁启超。从而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渐显颓势，大有唇亡齿寒、风雨飘摇之势。

早在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那个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而手术主要主持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学院院长刘瑞恒。刘的副手则是纯种的美国人，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为了维护西医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这一“以人命为儿戏”的事故，作为亲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梁启超语）的情形下，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徐志摩语）通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梁启超仍把西医看作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内中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过程，同时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文中梁启超对做了错事的协和医院“带半辩护性质”，并在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启超默默承受着身心的煎熬与苦痛，维护着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是他的整个生命。与其说梁启超“白丢腰子”是被他所“笃信的科学”所害，不如说是他为科学所做出的牺牲更具理性和人道精神。

1927年那个溽热的夏季，刚从美国归来，正随梁启超在水木清华古月堂漫步的梁思永，当时尚未意识到，其父的人生之旅已是日薄西山，即将走到尽头。

正应了古人“祸不单行”之语，由于时局变幻纷乱，各派军阀之间刀兵不息、战祸连绵，使得李济精心筹划的与梁思永一道去山西和西北地区的两次田野考古发掘皆成泡影。心怀焦虑与惆怅的梁思永，只好以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助教的名分暂时留下来，除到城内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参观，向郭宝昌等鉴瓷名家和文物专家请教之外，大多时间憋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古物陈列室，整理、研究李济从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带回的古物标本。

1928年8月，梁思永带着未完成的研究报告和一颗痛苦、滴血之心，再度赴美深造。不料他刚踏出国门，死神就开始“嘭嘭”叩击梁府大门上怪兽状的铜环，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尽，父子俩这一别竟成永诀。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57岁。噩耗传出，学界政坛天下同悲，清华同人抚棺恸哭，梁的友朋故旧、学生与家人泣不可抑。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哲人已去。尚在人间的生者在巨大的悲痛中发出了“痛斯人之难再，嗟举世之皆瘖，天丧斯文悲天悯人”的哀叹。

六个月后，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

1930年夏，梁思永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此时李济已离开清华投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组主任。感念旧情，李济把梁思永推荐给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分配到考古组工作。

自此，继梁启超之后，命运之神又赋予了李济一段奇特的因缘，与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开始了近20年密切合作与交往的人生之旅。 BGHl9+3r0dJTZBroHI2vt0daYg2TXdj/gEEGjix1QziCjDHrEuMe6ZPUV2sygAz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