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田野考古先河的李济

紧随这“四大”之后进入国学研究院的另一位导师，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的年轻“海龟”李济。

在李济加入毕士博考古工作队后不久，作为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建议李济去研究院，一边任教一边做研究工作，并把情况介绍给老朋友梁启超。梁启超深以为然，二人共同出面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曹当即同意。由于李济当时正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组织考古发掘事宜，在时间分配上，考古发掘占相当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拨发，每月300元，清华则每月发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王、梁、陈、赵“四大”教授的薪水持平。因清华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给个“特别讲师”的帽子戴在头上。这一年，李济29岁。

李济并不计较自己头顶上的帽子是教授还是讲师，为了自己的兴趣与志向而满怀激情地走进了清华园。他以大师的身价、讲师的头衔做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先后担任的课程有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等，其间还主持了一个考古学陈列室并兼任历史系教授。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在清华任教期间，李济重点指导的研究生只有一个半。一个是后来中国龙山文化和南诏文化的发现者，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另半个是后来成为著名古文字学家的徐中舒。因徐氏主要从王国维研读古文字学与殷周民族史，故在李济的名下只能算半个。

在清华的日子，李济与各位教授关系融洽，但走得最近的则是比自己大23岁的梁启超，不仅缘于梁对李进清华有推荐保举之恩，主要是二人对近现代田野考古这门新兴学科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梁启超是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并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极富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的热心倡导者。此时的梁启超正担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而李济则是一位血气方刚，朝气蓬勃，受过西方文明浸染的富有科学知识与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许多想法都与梁启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由于梁、李都极为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研究院后，在梁启超的鼓动和弗利尔艺术馆毕士博的支持下，即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问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中间，放开手脚做一番实实在在的现代学术事业。于是，便有了李济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决定未来田野考古学这门学问路径走向的山西考古之旅。

1926年2月5日，李济与地质学家——曾随瑞典著名学者安特生（J.G.Andersson）发掘闻名于世的仰韶文化的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做考古调查。其间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遗址，取得了一些标本。在初步确定几个可供发掘的地点后，二人于3月底返回清华园。同年10月，由李济直接协调洽谈，清华校长曹云祥出面，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共同组织，并由对方出大部分经费，李济、袁复礼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协议达成。按照协议规定，发掘古物永久留在中国，论文用中英文撰写并在中美两国学术刊物上发表。——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代科学考古发掘尝试，也是李济在清华任教的几年间做成的唯一一次田野考古发掘事业。后虽又外出过几次，都因军阀混战而停止。对于这次发掘的意义，许多年后，李济的学生、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言：“这第一个中外考古合作计划所采取的立场是明确的：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国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与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做任何的让步。这种眼光远大的爱国精神是李济先生一生从事学问从事事业的特色。”此次发掘，由于其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与奠基性地位而载入史册。

对此项中外合作发掘事业，梁启超极感兴趣，主动给予关怀与大力支持。他凭着自己的声名与庞大的人脉背景，曾两度亲笔写信给当时的山西之主阎锡山，请他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官方支持。为此，李济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因有了阎老西政府的撑腰和关照，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 dm0vuFq8d2icWW8MilCzVySoRZHzub5Bl12gCyLHsV0H2UTu6l/wWfzbVHKgJ7T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