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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朝代，也就出现了一批在当时成功一时的企业家。《水浒传》中的西门庆和卢俊义就是其中两位。这两位应该说在商业上都是成功的，但与政府的关系却完全不同。企业家并没有生活在真空中，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是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的企业家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应该向西门庆学呢，还是向卢俊义学？西门庆原本是阳谷县一个破落财主，但以后成了阳谷县的大药材商，垄断了这个地方的医药市场，成为“有万万贯家财”的大富户。他成功的关键是与官府关系密切。《水浒传》中说“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钱过事，排陷官吏”。在《金瓶梅》中对他与官府的勾结有更多的描述。总之，西门庆是靠官员的权力欺行霸市致富的。这是封建社会中许多商人成功的捷径。
西门庆有没有值得学习之处呢？在封建社会或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经济中，政府控制着资源配置的权力和政治权力，政府的权力无限膨胀。在这种环境下，离开了政府，企业谈不上成功，即使成功，也难以为继。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商人，无论晋商还是徽商，都是官商结合而成功的。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企业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必然与政府有密切合作。波音、空客、通用，哪一家的成功没有政府支持？要获得政府支持，当然要与官员、政治家有良好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官商结合不是封建社会独有。西门庆善于利用官员的权力也是他值得学习之处。
但今天的企业家绝不能当西门庆，这不仅因为他淫乱，还在于他在利用政府权力时的两个致命缺点。一是用行贿的办法买通官府。在任何社会中，行贿都是违法的。靠这种方法建立与政府的良好关系迟早要出问题。因为两者的关系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必难长久。而行贿受贿之事，终究纸里包不住火。二是有了官方背景就胆大妄为，无法无天，这样下去必然有官也保护不了的时候。西门庆就死在这两条上。这样的路不是今天的企业家要走的。
卢俊义不愧为靠自己努力成功的企业家，富甲一方，为人仁义。但他浑身正义感，对腐败的官场，不屑一顾，更别说与之交往了。然而，他也难以生存，被与其妻勾搭成奸的管家这种小人所陷害。没有任何官员保护他，为他申枉，最后落草为寇，也不是善终。其实即使没有管家的陷害，他也很难把企业做下去。他有钱但不买政府的账，官员迟早会找个借口加害于他。
西门庆学不得，卢俊义也学不得，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家呢？我想，企业家从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环境出发，还要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靠金钱、美女这种非法行贿手段去建立，而要寻找双方的共同利益。一个官员，无论清廉或不清廉，没有一个不想把当地经济搞好的。搞好地方经济离不了企业，支持企业发展符合官员的利益。一个企业家，不仅想把企业做好，也想有利于本地经济，有一个好名声。在发展本地经济这一点上，官员与企业家有共同的利益点。官员刁难企业，企业家对抗政府，其结果是两败俱伤。明白了这个道理，企业家支持地方政府的工作，官员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官员和企业家结为朋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展他们的友谊，这不就双赢了吗？
西门庆和卢俊义的时代过去了，但企业家如何获得政府支持的话题是永恒的。坚持卢俊义的正气，学学西门庆对政府关系的重视，企业在任何社会里都可以成功。
中国历史上辉煌了500年的晋商是如何产生的呢？
古代贸易遵循的不是比较成本原理，而是互通有无。那些贸易发达的地区往往是某种重要物品的产地。晋商的起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盐。在山西南部的运城（古称安邑县）与解州之间有个天然盐池。这里生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结晶盐，称为河东盐或潞盐。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吃这里的盐。据说黄帝和炎帝打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争夺这个盐池的控制权。
在西汉汉昭帝时期，代表政府的桑弘羊与由霍光支持的贤良和文学就盐铁专卖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后来由桓宽写成《盐铁论》一书。在这场争论中，实际上桑弘羊占了上风，此后盐铁由政府经营就成为基本国策。用今天的话来说，食盐这个行业是国进民退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代。当时盐池是国有的，盐的生产和销售完全由政府经营。官府通过抓壮丁式的徭役制征集盐丁，在盐池内捞采自然结晶盐。腐朽的封建政治制度决定了官府经营盐业，效率低下，食盐满足不了社会需求，食盐带来的财政收入也满足不了政府的需求。在盐业由政府经营时，也没有晋商之说。
官营的低效率引起变革，这种变革是由销售开始，然后进入生产的。北宋雍熙三年（986年），政府开始实行盐引制度，即由商人交钱领盐引（在产盐地购盐贩卖的凭证），从事食盐交易。开始时的盐引制称为“折中制”，即由商人送粮食到边防地区，供给军队，称为“入中”。“入中”后给以“交引”，再由池盐按引而偿之，称为“折中”。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折中制”改为“钞盐法”，即商人交4贯800文买一钞，凭钞到盐池领盐200斤，这种做法以后虽有变动，但基本坚持了下来。“折中法”的采用标志着食盐的销售领域实现了国退民进。晋商在这时开始大规模经营食盐。这正是晋商以后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开始。
晋商进入食盐销售之后，扩大了销盐地区，又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在宋代以后的五十多年期间，产量增加了89%。官府经营盐业，不仅销售效率低下，生产效率也低下。从生产方法看，过去采用人工捞采自然结晶盐的方法，由于洪水侵入，池水变淡，生产无法稳定。到明代初期，采用了“且种且漉”的方法，即垦筑畦埂引池水晒盐。但限制食盐产量增加的还有人的因素。官营池盐是盐丁制，即强制征集盐丁制盐。盐丁苦不堪言，官府用暴力强迫他们劳动，效率极低。加之官场腐败，产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年），每年盐引达42万引，无法全部支付。这样，明代政府为了满足财政需要，不得不放开了生产，即在生产领域实行国退民进。这就是允许部分商人自备工本参与池盐生产。大约在正德年以后，晋商开始进入生产领域，商人按引交银，自己雇人生产。民营生产管理效率高，工人由被迫应征的盐丁变为自愿受雇的工人，生产积极性提高，池盐产量大大增加。在宋代，最高年产量为8000多万斤，到明代已达2.8亿多斤，增加了3.5倍左右。以后，政府完全退出生产经营，废除了官办制和盐丁制，全部实行了“畦归商种”。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有坐商（制盐者）51万名。每商一处，领池地八点三分，交银300两。在这种民营化过程中，宣大总督王崇古家族和吏部侍郎张四维家族成为第一代以盐业起家的晋商大户。
从晋商的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出，“国退民进”是逼出来的，只有官府经营实在维持不下去时，它才会退出。无论官营的效率有多低，只要能维持，就不会轻易言退。那毕竟有太大的利益诱惑，有一个以此为生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且，只有国退民进，才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和经济振兴。
晋商是国退民进的结果。没有国退民进就没有辉煌500年，至今仍让我们骄傲的晋商，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清道光、咸丰年间，当以盐业为主的徽商走向衰亡时，晋商却正走向辉煌。使晋商辉煌的是票号，票号不仅创造了汇通天下的业绩，而且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至今仍有启示意义的制度。
每当我看到媒体上关于银行被诈骗，内部人卷款外逃的报道时总要想到票号。票号在其存在的近一百年间，经手的银子少说也有十几亿两，但从现有资料看，基本没有发生过被诈骗、内部人卷款外逃或贪污等事件。一百多年前封建社会的票号经营得居然比今天的银行还好，这到底是为什么？当然，票号的成功有其特殊历史环境，它的模式在今天是无法克隆的，但不可否定的是，它的许多成功经验，尤其是完善有效的制度建设，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走近票号，取其真经，正是我们研究票号的目的。
研究票号，先了解点儿票号的历史。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我们有过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必然有为之服务的金融业。中国封建社会中金融业的业态包括典当、印局、钱庄、账局和票号。典当从事抵押贷款，产生于南北朝时期。印局从事短期高利贷（称印子钱）活动，产生于明末清初。钱庄主要从事货币兑换（白银与铜钱兑换以及不同成色银子的兑换），也从事存贷款业务，产生于明代中后期。账局从事存贷款和商业清算业务，产生于雍乾年间（第一家有记载的账局是乾隆元年，即1736年，由山西汾阳人在张家口开设的祥永发）。票号从事大宗存贷款及银钱汇兑，产生于道光初年（第一家票号是道光三年，即1823年成立的日升昌）。
随着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典当、印局、钱庄和账局已不适应需要。票号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票号产生于晋商也有其历史必然性。晋商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存在时间最长也是最成功的商帮，当之无愧地位于十大商帮之首。晋商萌芽于先秦，兴盛于明清，终结于民国。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晋商积累了大量资本，富甲海内。同时，晋商奉行“以义制利”，其诚信和商德饮誉海内外。晋商的业务遍及海内外，在各地拥有众多分号，资本、信誉和分号正是成功的金融业的基础。晋商在票号前的典当、印局、钱庄和账局中都是相当成功，且在全国有影响的。这是票号产生于晋商的基础。但票号出现于1823年，由日升昌最先建立则有偶然性。当时是由于平遥李家西裕成颜料铺北京分号的大掌柜雷履泰敏锐地发现了银钱汇兑的商机，并鼓动李东家把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号。
票号出现后经历了发展、辉煌与衰亡的不同阶段。1823～1853年是票号的形成时期。1853～1863年是票号受太平天国起义打击的受挫时期。1863～1893年是票号最辉煌的30年。这一时期，票号的业务由客户以商人为主转向以政府财政汇兑和贷款为主，这使票号业务和利润大增。1893～1911年是票号的危机时期，20世纪初的义和团适动、八国联军的入侵都沉重打击了票号，加之清王朝的衰亡，使严重依赖政府的票号难以再现辉煌。清政府灭亡时欠票号债务七百余万两白银，给了票号致命的一击。1911～1921年是票号苦苦挣扎的10年。到1921年，随着最后一家票号的破产，票号终于从历史上消失了。票号的消失也标志着辉煌500年的晋商的灭亡。对票号和晋商灭亡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晋商没有实现从传统商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化，票号没有完成从传统金融向现代银行的转化，其中的许多谜还要我们去破解。
在这近一百年间，全国票号共51家，其中8家为南方人经营，43家由山西人经营。在这43家中，祁县（12家）、太谷（7家）、平遥（22家），共41家（另两家为太原人）。所以，祁、太、平又有中国华尔街之称。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英语中票号被称为“Shanxi Bank”。今天我们更多关心的，不是它们辉煌的业绩，而是它们在制度上的创新。
晋商当然不懂什么现代企业理论，但票号作为一个企业，其制度设计却与这套理论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现代企业理论强调，企业的效率来自产权明晰，而且最有效的产权形式是股份制。票号实行的正是股份制。票号的资本称为银股，分为正股与副股。正股是原始股，即初始的投资，通常由多个投资人出资。每股高者有1万两银子，低者有2000两银子，中间有5000两银子。股东多者有二十多个，少者也有近十个。例如太谷志诚信共有21个股东。在这些股东中有一家最大，称为大东家。正股中还有倍本银和护本银，由原有股东所分的红利转化而来，以便增加资本，防范风险。正股不拿利息，只参加分红。银股中的副股是由东家、大掌柜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的分红转化为股份，但副股只拿利息，不参与分红，相当于向票号的贷款。由这种资本结构可以看出，它已经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两个特点：股权多元化和控权相对集中。在票号中代表所有者决策的是大股东，其他股东仅仅是参与分红。
票号实行完全的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东家作为所有者只管两件事：任命大掌柜（总经理）和主持3～4年一个账期的分红，但不参与票号的经营与管理（山西人把这种东家称为“甩手掌柜”）。有些票号在东家与大掌柜定的合约中还明文规定，东家平时不准去票号，不能向票号推荐人员，东家的三爷——少爷（儿子）、姑爷（女婿）、舅爷（小舅子）——不进票号从业，这些规定旨在限制东家对实际经营管理的干预。东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选一位德才兼备的大掌柜，然后全权授权经营，这体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这种全权授权使票号出现了一批极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下，东家承担无限责任，大掌柜有经营管理实权，但并不承担经营中的风险。这也决定了东家在选择大掌柜时是极为慎重的。在票号的历史上，选人不当的事基本没有发生过。
在大掌柜选定之后，就由大掌柜选择并组成自己的管理团队。大掌柜是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全权处理全号内外事务，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包括内部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人员的选用、分号的设立与管理、资本调度及其他决策。大掌柜下设二掌柜，协助大掌柜处理全号事务，尤其是内部制度实施以及员工的考勤、生活安排等事务（山西人往往把老婆称为这种主内的“二掌柜”）。有些票号还设有三掌柜，协助二掌柜工作，主要负责柜台（即对外）业务。这三人属于高级管理层，是票号管理团体的核心，但以大掌柜为中心。
在此以下的中层管理人员包括总管全号账目、负责银钱出纳的管账先生一人（相当于财务总监），协助管理账目的副管账及帮账若干人（帮账多由学徒担任，有边干边学之意）。文牍先生一人，办理对内对外的往来信件（尤其是定期向分号写信，或分号向总号写信），录信员一人，正跑街一人，负责对外业务，包括接洽存贷款以及银钱往来，副跑街若干人，协助正跑街处理业务，还有练习跑街若干人，由学徒担任。此外，还有坐掌柜一人，负责管理门市业务（如兑换银子等）。这种管理框架已有现代企业的财务部（管账）及业务部（跑街）。各个部门和不同账务的人分工明确，责权利一致。这就保证了票号有效正常地运行，而且，机构简单，人员精干。
为了适应票号在全国甚至外国进行业务的需要，在总号之下又设分号（亦称分庄）。分号的设立由大掌柜决定，人员由总号派出。但分号并不独立从事业务，仅仅是整个票号这盘棋上的一个棋子，其业务由总号调度，也不单独考核分号的业绩。这表明：票号采用了垂直式管理的集权组织模式。这是因为票号的原则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快”，以加速资本的流通与运用。业务多为“南放北存”，即吸收北方达官贵人的存款，到南部商业发达地区放贷。票号实行垂直式集权管理与它们的业务特点是一致的。这就是现代组织行为学中所讲的战略目标决定组织架构。
票号在全权授权经营的治理结构下，没有出现过职业经理人贪污、卷款私逃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这在世界企业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首先在于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对员工的管理、财会制度、防伪制度以及相应的督察制度。
票号中对员工的管理是极为严格的。这包括进入票号也要铺保（由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提供担保），担保者对被担保者负全责，以及严格的规章制度。票号要求员工“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除嫉恨；喜辛苦，戒奢华”。这种要求还明确为十不准：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违反者开除，不仅本票号，而且同行亦永不录用。许多票号还有更细的规定，如分号的人给家里带信、带东西，先要交总号检查，由总号转交等。这种对人的管理强调了员工的身份等级和对员工的人身控制，也许它不符合现代以人为本的观念，但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允许的，也是有效的。
票号有一套相当完善的财务制度。晋商的簿记制度是由明末清初山西思想家傅山先生创立的龙门账。它把全部商业活动按性质、渠道划分为进、缴、存、该四类，分别设立账簿核算。“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包括债权在内的全部资产，“该”指包括投资在内的债务。其原则是进－缴=存－该，或者该+进=存+缴。账目的平衡称为“合龙门”，故有龙门账之称。这一会计账目在本质上类似意大利人创立的会计体系。票号的财务账目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但账目更为详细。账目总体上分为作为原始记录的流水账、分门别类的分类账（这种账按门类又分二十余种），以及记载现金来往的现金账。同一笔经营活动分别记入不同账目中，互相核对就可以防止内部人的贪污行为。1897年，山西大旱，有外地捐款1万两由三晋源汇至太原的一家小票号巨光源，官府未及取出，被该号王鉴、车跃龙、贾世源私吞，此事在1898年查账时查出。这表明票号的财务簿记制度是有效的。
票号实行“认票不认人，见票即付”的原则。为了防止假冒设计了一套防伪制度。这套制度包括精心印制汇票，如蔚泰厚的汇票由平遥一处印制，绿线红格，并有水印“蔚泰厚”三字；票纸有数，如有报废必报总号备案；书手固定，一人书写，笔迹可辨；附加暗号。这种暗号类似今天的密码，又称密押制，其原则是“月对暗号，日对暗号，银总暗号，对自暗号”，用“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这12个字分别代表12个月，用“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这30个字代表30天；用“生客多察达，斟酌而后行”代表1到10，用“国宝流通”代表万千百十。对自暗号是再加一个暗号，如在汇票上写“谨堪生盘”。这种暗号还定期更换，以免泄密。这种制度既保证了业务畅顺，又防止了外部人造假诈骗。
为了保证这些制度的实施，票号还有相应的督察制度，包括分号定期向总号汇报工作，既可以使总号了解各地情况，便于决策，又可以考察下面的工作，还包括总号派人到下面各分号考察业务和员工的业绩、纪律等状况。
这些制度保证了票号的成功。
制度要人执行，业务要人去做，企业说到底还是要有德才兼备的人。鼓励这些人去努力工作要靠激励机制，票号的成功亦不例外。
票号的用人原则可以概括为三条：用乡不用亲，即所有人员一定是山西人（以祁、太、平为主），既可防止家族管理的弊端，又可用乡亲关系实现同心同德，德才兼备，尤其重视职业道德；必须有铺保，作为对员工的一种制约。
在票号中最重要的是大掌柜。大掌柜由东家亲自选定。东家对大掌柜人选要多方考察，包括若干次面谈。东家对德才兼备的人才极为重视，发现人才不惜代价。在晋商票号中有一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如日升昌的雷履泰、蔚泰厚的毛鸿翙、蔚丰厚的李宏龄、大德通的高钰等，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是相当优秀的。
票号的管理骨干都是自己通过学徒制培养出来的。在选拔时就十分严格，如志诚信招收学徒的标准是：15～20岁之间，身高5尺，家世清白（三代无从事不良职业者），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清晰，口齿伶俐，举动灵敏，善珠算，精楷书，有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担保。进号要经过面试与笔试。学徒为期三年。第一年干杂活，以考察品德为主；第二年学习业务，包括文化、写字、珠算、票号业务、骑马、蒙古语等；第三年跟师傅跑业务，在实践中学。票号内的许多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这样一步步提升上来的。他们忠于票号，忠于职守，且精通业务，保证了票号的成功。
票号极其重视激励机制。员工的待遇包括生活的供给制、薪金、休假，以及独特的身股制。员工除假期外平时吃住在票号内，一日三餐水平相当高，衣着或由票号发，或给以现金补贴，日用品和度假的旅费亦由票号支付，薪金是让员工养家的，一般学徒满期后即可领取。从年薪二两或四两银子起，最高可至100两银子。据太谷协成乾的记载，100两以上和10两以下者并不多，70两者占员工的三分之一。这在当时已可维持小康的生活水平。
票号中最有特色的激励机制是身股制。身股是员工的人力股，可按股分红，在票号工作一定时间就可以有身股，称为“顶身股”。身股按员工的职务、工龄和贡献分为1厘到1分（10厘）。一般从1厘起身（也有从0.5厘起身的）。每个账期根据业绩晋升一次。一般来说，总号大掌柜可以有1分（也有例外的，如毛鸿翙分别在两个票号各有1分，共2分，还有大掌柜是1.2分的），分号掌柜可以有5～6厘。一般而言，票号的红利按银6身4的原则分红（也有按其他比例的）。比如，这个账期（3～4年）共有红利10万两，则银股分6万两，身股分4万两。如果身股共2分，则每厘为2000两，顶5厘身股者则可分1万两银子。从实际情况来看，不同时期不同票号的分红情况差别很大，最好的有1分分到17000两银子的。差的也有1分分到2000两银子的，平均而言，大体1分身股在1万两银子左右。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的收入水平。例如，一个分号掌柜顶身股5厘，3～4年就可分5000两银子。再加上供给的生活用品和年薪，已高于当时的七品县官——其全部收入为1050两银子。而且，在顶身股者去世后家属还可以在两个账期中参与分红。
身股制就是全员分红制，它把票号的整体利益与员工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员工为票号的利益而努力工作。日本企业采用的全员分红制正来自这种身股制。
票号员工还有休假待遇。总号员工一般两三个月休假一次，每次7～10天。分号员工由距离远近而定。如太原分号，一年一次，休两个月；远者三年一次，休半年，再远者五年一次，休一年。这些福利在当年许多商号中还是不多的。
这些有效的选人、培训人和激励机制也是票号成功的重要原因。
任何一个企业仅仅有严格的管理和物质激励还是不够的。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再严格的管理也会有漏洞，这就需要有道德规范，以及体现这种道德规范的企业文化。票号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晋商成功地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转变为自己的企业文化。传统道德以义为核心，但却主张“重义轻利”。晋商保留了“义”，但却把“重义轻利”转变成“以义制利”，并把它们作为企业文化贯彻在自己的商业行为中，作为晋商顶峰的票号完全继承了这种企业文化。
传统文化中的“义”可以理解为“忠义”，“忠”是下对上的忠诚与服从，臣忠于君，子忠于父，等等。它是维护封建“君臣父子”等级秩序的伦理道德基础。“义”是对别人的诚信，是维持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秩序的伦理道德基础。晋商成功地把这种伦理道德观运用于商业活动。“忠”就要求大掌柜忠于东家，下级员工忠于上级。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企业都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作为一个团队，其效率来自内部的协调，这种协调的基础是秩序。这种秩序的中心是等级制与服从。社会权利的平等与企业内的等级并不矛盾。晋商要求的忠义是对其成员的道德规范。“义”要求对同业、对客户的诚信，因为这是任何一个社会中商业成功的道德基础。尤其对票号来说，客户把真金白银交给你，换回了一张纸条，如果没有诚信，哪有什么汇兑业务？所以，票号把“忠义”作为自己企业文化的核心，在内是提高效率的需要，在外是开展业务的需要。
当然，要把这种文化观念灌输到每个员工的头脑，变为他们工作的指南，还要强调两个问题：引导与惩罚。引导就是让员工接受，票号在这方面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从学徒时起就要读“四书五经”，读书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学文化，而在于接受这种观念。二是把关公作为忠义的楷模，作为至高无上的神，用这个偶像来表达忠义的观念。关公崇拜是晋商和票号中一个独有的现象（其他商帮中不存在这种现象，起码不像晋商那样，把关公作为唯一崇拜对象）。这固然与关公是山西人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关公身上有票号所需要的精神。关公就是票号企业文化的载体或符号。要让员工接受这种企业文化还需要相应的惩罚，票号中的各种制度把这种企业文化变为可操作的制度，并对违规者严加惩罚。
晋商票号还有另一种企业文化——群体精神。商帮的“帮”字正在于同一商帮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山西人以“抱团”、“老乡观念强”著称，晋商正是以地域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徽商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松散商业集团。各个票号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也存在竞争，但它们之间又不乏合作与相互支持。这种群体精神在外地体现为会馆的建立。会馆是同乡聚集的地方，不仅交流感情（思乡之情），而且相互帮助。在今天所留下来的明清会馆建筑中，山西晋商的会馆是最气派、最多的。在本地（总号所在地）则有行会，订立成文的或相互默契的行规，进行自律。例如，由于犯错误而被一个票号开除者，其他票号不能录用。这对提高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起到了积极作用。票号中相互借贷，帮助同行渡过难关的事例在票号史上屡见不鲜。
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票号的经验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票号存在的历史不到一百年，真正的辉煌也就是三十多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也不能希望票号成为现代企业，它有其本身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性和弱点。许多使它成功的因素也成为使它走向衰亡的因素。两权分离下的全权授权经营使职业经理人得以最大发挥自己的才能，但离开了所有者的制约，也会出现今天所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制度和文化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条件，使其中人治与保守的负面作用日益显著。票号以政府业务为主，对政府的依附是它成功的条件之一，但也留下了随清王朝灭亡而衰亡的隐患。我不准备深入探讨票号衰亡的根源，如果不是苛求古人，值得注意的倒是票号给我们的启示，尤其是在银行被诈骗、内部人贪污案件突出的今天，这种启示更值得注意。
在票号中尽管所有者（东家）并不参与经营管理，但并不等于不负责任，东家要用自己的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就决定了他必须关心财产的使用，这个问题当时是靠认真选大掌柜来实现的。东家对票号的关心与控制还在于产权明晰。产权一直是困惑国有银行的一个问题，由于所有者缺位，实际上缺乏真正对银行资产负责的人。到2004年年底，有4000名左右的银行从业者外逃，带走资金500亿美元。2005年银行被诈骗，卷走资金又达十几亿，有谁为此承担责任？如果这种事出现在票号，东家就破产了，所以，他要负责。今天的银行缺乏一个真正负责的所有者，这正是产权不明晰的结果。所以，国有银行的改革也应该与其他国企一样，通过股份制来实现产权明晰。
票号的治理结构远远没有达到现代企业的水平，但它适应了当时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票号的制度当然不是我们今天银行改革模仿的榜样，但票号制度中所体现出的责权利一致、管理严格有效并认真实施的精神却与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思路一致。具体做法无法仿效，但核心精神是应该学习的。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套有效的制度，个别银行内部人能轻易地把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资金转移到国外吗？票号不许带家眷上任或在当地结婚，有防止卷款逃跑的目的。这种对人身的限制今天不适用了。但总不能眼看着贪官把家先安在国外，有条不紊地为外逃做准备吧？我们银行的哪些制度出了毛病，应该如何用制度来亡羊补牢，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个高效的职业经理人队伍是票号成功的保证。这支队伍的建设靠制度，尤其是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也依靠思想道德建设。这是票号宝贵的经验。也许票号的许多做法今天已经不适用，例如生活上的供给制以及把关公作为精神偶像。但其基本思路是正确的：物质激励加精神激励。我们所要做的是在现代条件下如何实现这两种激励并举。我们缺乏的是票号中那一批敬业的职业经理人。但这些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制度的产物，造就这种人才的“原料”并不缺，缺的是如何把他们加工成材的制度与机制。
在票号产生的相当长时间内，政府没有任何管制，其建立不用审批、注册，也没有任何外部制度约束，甚至不纳税。
直至1906年，我国才有了第一部《银行法》，这时票号已走向衰亡了。但票号在没有外部硬性制约的情况下，自觉守信，严以律己，没有引起重大挤兑、破产风潮，还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票号这种自觉的自我约束也值得我们学习、深思。如何建立银行和整个银行业的自律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仅仅靠外部制约是不够的，银行要有自律意识。
现代银行比票号复杂得多，但票号这位“乡下祖父”的做法仍值得我们借鉴，越走近票号，你就越会觉得它是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
辉煌500年的晋商是山西人的骄傲，但我们不能以阿Q“祖上富过”的心态作为自我安慰，而应该继承和发扬晋商精神，在这个新时代再现晋商风采。因此，晋商精神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就是新一代晋商必须了解的。
对于晋商的辉煌，大家是一致承认的，但对于什么是晋商精神，学者的认知并不一样。
许多学者认为，晋商的精神是勇于开拓、勤奋、诚信，等等。这些精神对晋商的成功的确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并不是晋商独有的精神，也不是晋商成功的关键。勇于开拓是许多国家和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共有的精神。有迫于生活的压力，也有追求更好生活的动力。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移民潮，沿海一带人民甚至到海外开拓，但有几个成就了晋商一样的事业？勤奋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几乎所有到过中国的学者，甚至像亚当·斯密这样没来过中国的学者，对中国人的勤奋都交口称赞，但旧中国依然没有摆脱贫穷与落后。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诚信精神并没有成为社会财富。美国社会学家福山指出，中国缺乏普遍的信任，晋商所具有的低层次有限信任，任何一个商帮都具有。这种种对晋商精神的概括都不能说错，但都太泛泛化了。
我们所要寻找的晋商精神是晋商所独有，其他商帮所没有或不明显的精神，是晋商成功最核心的因素。这种精神在我看来是制度创新和与时俱进。
与中国其他商帮相比，晋商的企业制度是最完善的。任何一个企业的成功都要依靠制度，晋商能够辉煌500年，尤其是产生了汇通天下的票号，依靠的也是制度。晋商的股份制已经体现了股权多元化和相对控股的特点。委托-代理关系下的全权授权经营，使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又避免了家族企业家族化管理的弊端。以身股制为中心的激励制度，保证了高效率，至今仍不过时。企业内严格的管理制度减少了内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中国的其他商帮也曾有过不同程度的辉煌，但有这套制度者，唯有晋商。
与晋商齐名的徽商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已经开始衰落了，但晋商在这一时期却登上了事业的顶峰，其根本原因在于能否与时俱进。晋商和徽商都是以盐业起家的，当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盐业的垄断被打破时，徽商就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亡。晋商在明代中期之后逐渐失去在盐业中的优势，首先转向多元化经营，然后又转向票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这正是晋商的与时俱进。晋商能根据不同的形势，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尤其在清道光年间抓住时机转向票号，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转型。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及时作调整，是任何一个企业成功的必由之路。晋商不愧识时务的俊杰，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做到了与时俱进。这句话说起来并不难，难的是实践。晋商的成功正在于它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晋商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精神，但只有在制度创新和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其他精神才能发挥作用。
今天我们谈到晋商，更多说的是它成功的经验与值得学习的精神，但同时也应该注意使晋商走向衰亡的内在缺陷。只有以这种态度来探讨晋商精神，才具有现实意义。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企业的成功都离不开政府。晋商和徽商的成功都得益于官商结合。但官商结合也埋下了晋商和徽商衰亡的种子。晋商票号的极大发展得益于汇兑官款和向政府的贷款，但当清政府灭亡后，票号的700万两政府借款化为泡影，这对晋商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晋商在与政府的交往上有两个问题：一是对政府的依赖性太强，企业要利用政府获得政策支持，但同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晋商后期过分依赖政府，就会同政府绑定命运。在清末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其风险就相当大了。二是晋商与政府的关系是通过个人交往、行贿等非制度化方式来建立和保持的，虽能这在当时的社会中是无可奈何的，但也使晋商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并增加了不确定性和风险。
晋商的成功得益于它对中国文化的改造和利用。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改为“以义制利”是晋商成功的起点。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诚信观念”，都对晋商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应该承认，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利的一面。传统文化讲人治，晋商尽管有一套制度，但仍然没有摆脱人治。在股东中不是由董事会根据制度作决策，而是由控股的大股东一人说了算。在经营中则是由大掌柜一人说了算。大股东选对了人，大掌柜经营得法，晋商就成功。大股东选错了人，大掌柜经营失误，晋商就失败。票号没有成功地转向现代银行，正在于掌权的大掌柜（如蔚泰厚的毛鸿翙）的竭力反对，这种大掌柜可以“一言兴号，一言灭号”。人不可能不犯错误，由人兴亦可由人亡，任何依靠人治的企业都难以基业长青。
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缺陷是保守，以自我为中心盲目排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外资银行在中国广泛设立。晋商把自己的票号看得完美无缺，不知道“师夷之长”，学习外国银行先进的制度、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使它在与外国银行的竞争中失利，并失去了走向现代银行的机会。那些掌权的大掌柜们身居偏僻的山西内地，对世界的巨大变化几乎一无所知，个别了解世界的晋商，如渠本翘，则无力改变晋商的整体保守心态。这时，晋商的衰亡就不可避免。
晋商犯过不少错误，有许多失败的教训，究其根源还在于固守传统观念上。
山西经济的振兴有赖于新一代晋商。新晋商不是历史上晋商的“克隆”，是21世纪的企业家。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新晋商应该从历史上的晋商身上学习好的精神传统，并克服先辈的缺点。根据我们对晋商经验与教训的分析，新晋商应该比历史上的晋商有根本性突破。
首先，新晋商应该实现制度化决策与经营。许多民营企业是从家族企业起步的，这并不奇怪。但一旦企业做大之后必须摆脱家族制。晋商的股份制，家族企业非家族化管理，以及激励机制和其他严格的管理制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要照搬晋商的做法，而是让一个家族企业转型为股份制企业，用法治代替人治。
其次，克服保守观念，向全国学习，向世界学习。广东、浙江等地民营企业的强大还在于得开放之利。总体上看，山西还是较为保守的，这种观念阻碍了山西经济发展，只有开放，才能与时俱进。山西许多民营企业产生于煤业，但煤不是取之不尽、开之不完的，要在适当的时候转型——像晋商那样由盐转向多元化，又转向以票号为主。走出山西看全国，看世界，走出煤炭看其他行业，山西才有希望。
最后，要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今天的新晋商仍需要政府的支持，利用政策机会，也应该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我们不能像历史上的晋商那样与政府密不可分。企业发展最终靠自己，政府只作为若干外因之一发挥作用，不能说不重要，但并非决定性的。同时，我们要在发展本地经济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取得政府支持，不能用行贿等非法手段把官员“拿下”。晋商打通政府关节的许多手段在今天是不适用的。
山西的经济需要新晋商，也一定能出现新晋商。我们研究晋商的意义在于为新晋商的形成提供一点思路。
文学家看《红楼梦》，把贾府视作一个封建大家庭，或称赞其爱情永恒，或揭示其阶级斗争，或指责其钩心斗角，或指出其兴亡之道。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贾府是一个经济单位，爱情也好，斗争也好，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贾府的繁华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贾府的衰落是经济转型失败的结果。一部《红楼梦》也折射出了今天所说的转型经济学的许多道理。
德国弗莱堡学派的创立者瓦尔特·欧肯把人类有史以来的经济分为两种理念类型：集中领导的经济和交换经济。市场经济以前的一切经济形态，无论是古埃及经济、中国封建经济，还是现代计划经济，在本质上都是集中领导的经济，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计划经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把贾府看作计划经济。
这种计划经济的特点在于：由一个最高领导集中做出决策；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通过命令方式来协调各种经济活动；缺乏把贡献与收入联系起来的激励机制，各成员按地位领取报酬。贾府的经济活动正具备了这三个特点。在贾府中，贾母是最高统治者，王熙凤是实际掌权者，经济决策出于王熙凤之手。贾府内无论是主子还是奴才，都有不同的等级地位，王熙凤的决策通过管家到最低层次的奴才贯彻下去。王熙凤的话就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命令。贾府中的人按身份地位，享受不同待遇，拿不同的“月份”，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贾府的经济正是以这种计划的方式在运行。
计划经济下的一个优势是可以集中力量做大事。所以，计划经济下仍然出现过奇迹。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苏联发达的空间与军事技术，无一不是计划经济的辉煌成果。同样，贾府中极为辉煌的两件事——秦可卿的葬礼和元妃省亲——也是集中一切力量做好的大事。
计划经济下可以做好这些大事来自上面的权威和等级制下的绝对服从。在秦可卿葬礼中，王熙凤接受了全权委托，有了来自上方的最高权威的支持。她可以任意支出钱财，对下面的命令是“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一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清白处治”。她以最高权威根除了宁国府的五大弊病，制定规则、按岗定编、强化监管、令出必行、惩罚严厉。在这种命令体制之下，不需要什么激励，秦可卿的葬礼就风光得很。没有这种计划体制，王熙凤当然不会成功。
计划经济的成功是人治的结果。人治的成功，取决于两点：治理者的权威和超凡能力。王熙凤作为贾母最宠爱的代理者和接班人，作为贾母的代表治理贾府，这是她权威的来源。但也应该承认，王熙凤这个“凤辣子”的确也是一个能人。她敏锐地看出宁国府的五大弊病：“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事无专管，临期推诿”；“需用过费，滥支冒领”；“任无大小，苦乐不均”；“家人豪纵，有脸者不能服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她针对这五大弊病采用了有效的措施。宁国府缺乏这样一个权威的能人，所以混乱得很，一旦引进了王熙凤这个人，一切就全改变了。所有计划经济的辉煌全是这样一个权威能人的结果，无论是埃及的法老，中国的秦始皇，还是苏联的斯大林。
一旦这种权威不存在，计划经济就难以为继了。《红楼梦》中贾母的最高权威是历史形成的。贾母的丈夫是贾府的奠基者，丈夫去世，权威自然就归了夫人。王熙凤的权威完全出于贾母的信任和授权。换言之，贾母是太阳，王熙凤是月亮。一旦太阳不存在，月亮就无光，贾母去世，则王熙凤的权威马上消失。当然，如果贾母在世时，王熙凤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培植自己的亲信，树立自己的权威，王熙凤还是可以在贾母这个太阳下山后自己当太阳的。可惜王熙凤不懂这一点，做事自私、做人尖刻，得罪人太多，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权威。当贾府这样的计划经济中没有权威时，状况就坏了。所以，贾母的葬礼办得极糟。王熙凤低声下气地求众人：“大娘婶子们可怜我吧！我上头挨了好些说，为的是你们不齐截，叫人笑话。明儿你们豁出些辛苦来罢！”在这种体制中，权威失去，又没有激励机制，求人就不是命令，无人服从。仍然是同一个王熙凤，没有了权威，再求人也玩不转，最后吐了血，还无济于事。
计划经济不仅需要一个权威，而且还需要一个绝对精明强干的权威。这种精明强干包括能力与品质。王熙凤的能力是够强的，但品质并不好。她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盘剥众人。这为以后贾府这个计划经济的失败种下了祸根。从体制上说，计划经济下这种人物的出现也是必然的。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就是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当权力失去制约时，当权者可以为所欲为。也许计划经济下会出现个把清廉者，但并没有必然性，而即使本质并不坏的人也会变为腐败者才是必然。王熙凤之坏也是制度造成的。
计划经济下集中力量所做的大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不一定是有利于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的好事。正是在这种体制下，没有成本与收益计算而造成的有计划的浪费。贾府集中一切力量办秦可卿葬礼和元妃省亲，都不考虑成本，只求一时辉煌。结果事情是办得风光了，但资源浪费了。贾府毕竟也面临资源稀缺，当有限的资源用于风光时，它的衰落也就是迟早的事。
贾府与一切计划经济一样，不可能有永远的辉煌，衰落是迟早的事。计划经济的结局不是灭亡，就是转型。探春的改革就是企图走转型之路。探春的改革有其成功之处，但她的失败同样教训深刻。这是《红楼梦》更有意义的启示。
计划经济下缺乏活力，没有效率的基本原因之一是没有一种把贡献与利益联系起来的有效激励机制。它主要依靠政治强制、煽情式宣传或传统伦理道德来要求人们为之做出奉献。古埃及是政治强制，中国封建社会除了强制之外还有“君子言义不言利”那套虚伪的道德观，苏联的计划经济下又加上了对未来共产主义煽情性宣传。《红楼梦》中则是中国传统道德加强制。
这些激励方法从本质上说都是违背人性的。人的本性是利己的，无论是强权，还是道德说教或宣传，都无法改变这种人性。所以，大观园中的各色人等，不得不去干活，但能偷懒就偷懒，能耍滑就耍滑，并没有什么工作积极性可言。尽管也有焦大这样勇于奉献者，但却是一个傻得让人任意耍笑的对象。市场经济的效率离不开激励机制，它承认人利己的本性，不是要人们去改变本性，而是利用这种本性，通过一套制度把每个人的利己引导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向上。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符合人性的制度。
探春当然没有认识到休谟和斯密传授的人性之道与利己之心的重要性，也没有读过《蜜蜂的寓言》这些劳什子书。但她是认识到个人利益的重要性的，知道改革的中心是把个人贡献与利益联系起来的激励机制。探春的改革旗号是“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红楼梦》专家都把宝玉作为孔孟之道的背叛者。其实宝玉所追求的无非是自由谈谈恋爱，不去追求利禄功名，要求个性解放而已。宝玉无非是当时的“新新人类”或“波波族”，关心的是自己那点私事。探春则是一位改革者，她打破传统孔孟之道的义利观，将利置于首位。这才是真正对孔孟之道的背叛。孔孟之道的虚伪之处就在于言义不言利。
探春以利为突破口的改革是通过承包制来实现的，即把池塘、园子承包给别人。她认为承包制的好处在于：“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成年家在园中辛苦；四则也可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并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这种改革的效果还是显著的。生产者有了积极性：“因近日将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各司各业，皆在忙时。也有修竹的，也有护树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种豆的，池中间又有驾娘们行船夹泥的，种藕的。”同时，生产者的责任心也加强了。丫鬟春燕说：“这一带地方上的东西，都是我姑妈管着，他一得了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还不算，每日逼着我们来照看，生怕有人糟蹋……老姑嫂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乱动。”李纨把这种承包制改革的成功总结为“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探春以利为突破的激励机制改革已成为计划经济转型的一个共同规律。苏联的赫鲁晓夫和当时的经济学家利别尔曼想必没读过《红楼梦》，也不会知道探春这个小女子。但他们对苏联经济的改革却与探春如出一辙。利别尔曼提倡把利润作为衡量企业业绩的唯一指标，并给企业和劳动者以物质激励，这成为20世纪60年代苏联计划经济改革的先声。许多国家的计划经济改革都是从“放权让利”的承包制开始的。
为什么计划经济的改革总是从利字当先的承包制开始？应该说这是不改变原有经济体制情况下一个最有效，也是最容易的突破口。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改变总是渐进式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所说的“社会无突变”尤其适用于改革。渐进式改革尽管所需时间长，但付出的社会代价较低，也容易为社会所接受。渐进式改革就是在不改变原有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一点一点地变。承包制并不改变原有的所有制结构，不改变政治体制，也不侵犯原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实行起来阻力要小得多。探春的这种改革就没有在贾府掀起轩然大波，当权者们也未加激烈反对。如果在计划经济下一开始就从产权这些问题开始，实行私有化，恐怕阻力就会大得多，甚至会刚开始就失败。
而且，承包制也容易在短期内见效。因为承包制触及利益问题，改变了那种大锅饭式的分配格局，这对生产者是最有效的刺激。或者说，承包制是在不改变产权结构的情况下对生产者个人利益的承认。在这种承包制下，个人努力的成果得到保证，它隐含了对利己的承认。我想经历过改革风雨的一代人都不会忘记承包制所起的伟大历史作用。
但是，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探春的改革从根本上并没有成功，所以，贾府仍没有避免灭亡的命运。我总觉得探春这个人身上寄托了曹雪芹的希望，是他有心回天的一种努力。但为什么还是“无力回天”——探春的改革没有最终成功呢？其实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探春——赫鲁晓夫所进行的改革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代之而起的是苏联长达20余年的勃列日涅夫停滞，最终这个体制崩溃。贾府与苏联都从承包制开始经济转型，但最终又都失败。其中又有多少奥秘值得我们探索！
探春式渐进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得到当权者的支持。在原有体制所进行的任何改革，其特征都是自上而下的，是由当权者提倡或推动，或得到当权者强有力支持的。换言之，这种改革的成功需要原有政治上权威的保证。探春是一个庶出的女儿身，在那样的体制中地位并不高。她远远没有当初王熙凤那样的政治地位。探春改革之时，贾母仍在，其代理人王熙凤尽管已经权力式微，但仍作为贾母的代表掌权。探春不具有这种地位，也没有那种权威。她的改革不是最高统治者提倡并亲自推动的，其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可以设想，如果王熙凤在其权力最大时，推动这种改革，那就会是另一种情景。
由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并非强势的计划经济环境下的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市场经济是自发形成的，它靠自身经济实力的强大而一步步突破旧体制，最后取而代之。就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而言，并不存在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市场经济在并不强大的封建体制下自发形成并壮大，最后冲破了这种体制。但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封建经济之下，市场经济是难以发展起来的，中国封建时代曾有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却没有成为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例子。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总有相当集权的政治体系，这种体制的转型是自上而下的，要由当权者来推动。没有当权者推动，这种体制仍可以靠暴力维护下去——现在世界上不仍然有这种民不聊生，但仍坚持存在的计划经济吗？因此，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于当权者的意愿。这里说的当权者不一定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集团。赫鲁晓夫尽管是第一书记，但仍受到利益集团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经济转型要从当权者的推动与倡导开始。探春的改革由一个没有政治权威的人开始，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承包制是任何一个经济实现转型的开始，但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如果没有以后更艰难的许多改革，转型必定不能成功。激励机制仅仅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之一，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区别。在激励机制背后是产权结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更深层的差异。承包制仅仅是序幕，是打开旧体制缺口的一种手段。如果没有以后更深层次产权结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变革，那个被承包制打开的缺口又会合上，最终仍然是旧体制的复辟。所以，经济体制转型之难不在于序曲，而在于以后的戏怎么唱下去。而且，承包制引起的反抗并不大，一旦全面进行改革，会触及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其反抗力量之强，不难想象。正从这种意义上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权力与利益格局的重大变更。
探春的承包制改革并没有涉及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探春是在维护贾府原有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改革的。产权仍然是贾府主子们共有的公有制（在封建大家庭中，所有制对外是一个家族所有的私有制，对内是家庭成员共有的公有制），每个人的产权并不明确。谁的政治地位高，谁就有权支配这些资产。过去计划体制下是王熙凤说了算的，现在改革时，作为所有者之一的探春又行使着使用权。但探春并不是唯一所有者，这就决定了别人也可以使用这种权力反对她。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曹雪芹借探春改革分析产权问题，但以今天的眼光看，产权改革是整个经济转型成功的中心。
探春强调了利的重要性是对传统观念的突破，但她并没有打破，也没想打破传统观念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甚至还没有宝玉个性解放的意识。由此而形成的贾府政治体制尽管风雨飘摇，却也仍在维持。在一切照旧，而且也不想改变的情况下，包括承包制这样的改革当然必定失败。旧体制的突破是渐进的，但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旧体制，渐进式改革肯定无法成功。
也许我们这样评论探春改革的得失有点太现代化了。不过，如果不进行这种分析，就难以从中汲取教训。20世纪60年代时，赫鲁晓夫在苏联也进行了类似探春的改革，但苏联原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不变，改革受到旧势力的顽强抵抗，终于失败了。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使刚刚拉开的改革序幕又拉上了。接着由勃列日涅夫演出了一场复辟的闹剧，赫鲁晓夫也终于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平心而论，我总认为无论赫鲁晓夫犯了多少错误，他至少是一个想改变旧体制的人物。他的悲剧在于想在维护旧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探春与赫鲁晓夫自有天壤之别，但他们改革的初衷、路径与结果又是何其相似！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当然就探春承包制的改革而言，本身也有缺点。薛宝钗就批评探春的改革只考虑到承包者的利益，而没有考虑承包者手下那些普通人的利益。宝钗对承包者说：“你们只顾了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呢。他们也沾带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的，他们就替你们照顾了。”在《红楼梦》中，我还是喜欢宝钗这个人的。黛玉那点小心眼还真让人受不了。宝钗的这段话说明了，改革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仅仅是承包者得利益，其他人状况得不到改善，改革也难以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利益协调问题，贾府亦不例外。可以说改革是能让多数人获益的帕累托改善。宝钗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这种心计不是小心眼，是看问题更全面和深刻。应该说，探春的改革也有些许效果，这与宝钗以旁观者清的身份指点迷津分不开。苏联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没有给广大群众带来更大好处，这也是他失败并受指责的一个原因。还应该指出，以后苏联的改革更多强调了精英们的利益，以至于形成巨富的寡头，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些都是忽视了宝钗的利益均沾原则。改革真需要宝钗这样的旁观者。
曹雪芹当年写《红楼梦》只是要写下自己刻骨铭心的经历和感受，也许他并没有更多的意思。但一部作品的伟大与不朽就在于能给人许多启发或思考。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评论《红楼梦》，或称之为呼吁个性解放，或称之为反封建，或称之为揭示阶级斗争，或称之为反映文学永恒的主题——生、死与爱。无论如何评论，都不是曹雪芹的原意。我想换个角度来读这部经典，这里也算对《红楼梦》的一家之言。评论得是否有理，不能由专家评定，也无法请教曹雪芹先生，只能看读者有没有从中受到启发。
这也是我敢以外行身份妄评《红楼梦》的原因。
十多年前，我乘飞机去西安讲学。上飞机后我就埋头读《书剑恩仇录》。读到陈家洛等好汉与坏人张召重打得刀剑齐飞、鲜血横流时，突然觉得腿上湿了——莫非我也中剑了？这时听到空姐一声“对不起”——原来她把茶水洒在我腿上了。邻座的一位老先生给我拿出了纸巾，还批评了那位空姐。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了。他得知我是大学经济学教员时，惊讶地问：“你还看这种书？”我说：“华罗庚先生把武侠定义为‘成年人的童话’，许多大学者都是武侠迷呢！”他又问我：“武侠对经济学有什么启发呢？”这个问题此前我还没想过。但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学问，武侠所描述的正是人类行为之一。武侠这个世界中反映出的人类行为规律，应该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受这位老先生的启发，此后我在读武侠时总在思考武侠中的经济学含义。
武林好汉们也是人，无论他们有多高超的武功或高尚的人品，他们行为的目标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最大化为目标是包括武林好汉在内的所有人——抽象意义上的人——的本性。
一说到最大化，人们马上联想到物质利益或货币收入最大化。这是对经济学的误解。其实最大化既包括货币内容也包括非货币内容。经济学家经常以货币内容为分析对象，例如收入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等等，无非是因为货币内容可以量化，可以用数学工具分析，并非它是最大化唯一的内容。在现实中往往非货币内容比货币内容还重要。人所追求的最大化其实是幸福最大化。没钱绝对不幸福，但有钱也不一定幸福。有人估计，总体而言，金钱对人幸福的贡献为20%左右。可见在最大化中非货币内容还是相当重要的。
武侠小说中尽管也反映了人贪财的一面（如金庸的《连城诀》），但更多的还是其他追求。武林高手们或者家财万贯，或者起码是过着中产的日子。幸福中20%的货币内容对他们来说已不成问题，所以追求的是另外80%的非货币内容。在经济学中，实现了最大化的行为称为理性行为。当这种最大化限于货币内容时可以用数学分析得出明确的结论。经济教科书教的主要是这种内容。但在涉及非货币内容时，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在读武侠小说时，我想得更多的是从非货币内容的角度看，什么才是理性人应该追求的最大化行为。
萨缪尔森给出的幸福方程式是：幸福=效用／欲望。效用是人的主观感觉，取决于偏好，每个人的偏好不同，即追求的目标函数不同，同时为了得到一定的效用还要付出成本。因此，我想从目标函数、成本-收益分析和欲望三个方面来分析各位武林高手的最大化行为是不是理性的。这里我集中分析两个人——古龙《楚留香传奇》中的楚留香和金庸《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
楚留香和岳不群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他们都在追求最大化，谁的最大化更加理性呢？我们用构成幸福的要素来分析他们的最大化行为。
从目标函数来看，楚留香的目标函数是多元化的。作为一名大侠，他有劫富济贫（偷了富家的东西给穷人），为朋友两肋插刀，主持武林正义等目标。这些给他带来侠义的好名声，在江湖上受到尊重，这当然是一种极大的满足（精神满足）。同时他也重视物质享受，住在精巧的三桅船上，有美女李红袖、宋甜儿、苏蓉蓉相伴，美酒佳肴，享尽物质满足。他生活得舒适高雅，又未失去武侠的豪气。相比之下，岳不群追求一元化目标——当武林盟主，成为第一高手，其他能使人幸福的因素，亲情、正义、美色、物质享受，都不在他的目标函数之中。仅从目标函数来看，楚留香当然比岳不群理性。根据效用理论，当从既定目标出发去追求效用的实现时，追求多元化目标，各种效用不会递减，总效用最大化；而追求一元化目标，一种效用在递减，最大化的总效用当然要低。
再从成本-收益来看。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追求什么目标都有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楚留香追求从多元化目标中得到效用时，当然有成本，比如去为武林主持正义、为朋友帮忙，就要放弃船上的温柔世界和享受（机会成本），要有金钱与精力支出（直接成本），还有种种意想不到的危险（风险）。但与他获得的尊重和自我理想实现的效用相比，还是收益大于成本。特别是他武功超人，机智灵活，总能化险为夷，最终毫发未伤。岳不群则不同了，为了当武林盟主而不惜一切代价。这代价有：众叛亲离，爱徒令狐冲、爱妻和爱女都离他而去（机会成本）；为练神功“挥刀自宫”，成了不男不女的东西（直接成本）；玩尽诡计和阴谋，不仅劳神费力，还失去武林人士的尊重，被称为“伪君子剑”（据说越南国会开会时，往往把伪君子称为岳不群），这种名声的损失也是成本；至于追求武林盟主过程中的种种所作所为，都成本颇高。但到手的武林盟主却由于各派争杀而无人真正当回事。说成本远远大于收益也不为过。
由这两点来看，楚留香的效用远远大于岳不群。那么欲望呢？楚留香尽管是名噪一时的大侠，但看不出有什么武林称雄的野心。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出于正义感或朋友义气。他没有什么宏伟的志向，只想把眼前的每一件事做好。岳不群却是野心大得很，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欲望——且别说武林盟主已是极大的欲望，而且，像岳不群这样的人，即使当了武林盟主也不会满足，恐怕下一步要一统江湖正邪两派。野心家的欲望是无穷的。
楚留香的效用大于岳不群，而欲望又小于岳不群，当然应该是楚留香的幸福大于岳不群（在我看来岳不群的幸福是负的）。他们都在追求最大化，但显然楚留香是理性的，岳不群是非理性的。所以，读过这两本书的人都对楚留香仰慕不已，而对岳不群极其鄙视。
武侠小世界，人生大社会。武侠小说反映了人生。其实在现实中也有不少人类似岳不群：人生目标一元化（为钱或为名），为实现效用付出的代价太大（为钱而忘家，为名而失去人格），野心太大（总想成巨富和名人）。这种人也像岳不群一样不会是幸福的。经济学让我们更理性地追求最大化，这也是武侠小说的意义。
大大小小或强或弱的门派，各怀绝技形形色色的高手，组成了武林这个特殊世界。各个武侠门派和高手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颇像无数大大小小的企业和个人在市场上竞争。所以，可以用经济学中的市场竞争理论来解释武林中的争斗，也可以透过武侠小说中对武林各派争斗的描述来加深对竞争理论的理解与运用。
武林不是一个垄断市场，如果只有一个武林派别一统江湖，也就没有武林了。没有武侠各派的争夺，纵然金庸、古龙有再高的天赋也写不出这么吸引人的武侠小说。武林甚至也不是一个寡头市场。尽管武林中不同时期都有一些显赫的大门派，如许多书中都有的武当、少林，或者正邪两派，也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通神，或张无忌、杨过这样的超级大侠，但他们都称不上寡头，难以像通用、福特、克莱斯勒这样的寡头控制美国汽车市场，或像波音和空客那样的寡头控制世界大型民用客机市场。说到底，我把武侠定义为垄断竞争市场。
垄断竞争市场中企业成功的关键是产品差异化竞争，即创造出有自己特色的产品。这就是说，在这种市场上有产品差别才有垄断，有垄断才有成功。所以，垄断竞争市场上企业成功的关键是靠产品特色建立自己的垄断地位。如果把这些话讲给武林各派掌门人听，他们自然会不屑一顾。但实际上他们正是这样做的。武林争斗的目的是建立本派在武林中的至高地位——垄断地位（尽管也打着什么主持正义之类的旗号），这种地位是在比武（武林竞争的主要形式）中形成的。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则是本门独特的武功——自己不同于他人的产品特色。其实不仅取胜必须如此，即使只为了在强手如林的武林中生存下来，也要靠自己本门的特色。
在金庸的笔下，各门派的绝活精彩纷呈。具有悠久历史的武当、少林自不必说。丐帮的“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使一帮叫花子也能驰骋天下。甚至蓝凤凰这样来自边疆的小女子也能以防不胜防的施毒术，令天下武林人士胆寒。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各门派的武功，那你会惊叹小小武功，有多少创新，又有多少差异。古龙似乎更注重情节的曲折性，武功不像金庸笔下那么多变。他笔下的英雄，无论小李飞刀李寻欢还是西门吹雪，都以出手快见长：对手什么也没看见，已经人头落地，刀又回到了手中。快也是一种特色。在这个竞争的武林中，武功没什么太大特色者，如沧州的小门派，就无以生存，遇强敌则溃败了。读武侠时人们往往会被各种武功所吸引，听王语嫣（《天龙八部》中人）讲各派武功，你不能不对这小女子有几分敬意。在敬佩之余，你要想到这就是产品差别的创新。
与市场中的产品一样，已有特色的武功也要不断创新。洪七公、杨过诸位大侠都是在原有武功基础上创新出了有特色的天下无敌之功夫，才得以成为一代宗师的。产品特色的关键在于创新，一旦扼杀了创新，一个门派也就完了。《笑傲江湖》中的华山派并不是失败在岳不群的个人品质上，而是失败在剑宗与气宗两派的争斗，以至于剑宗派从肉体上消灭气宗派上。华山派死守剑宗的精神，岂有不亡之理？相反，令狐冲正是在学剑宗的基础上又向气宗派唯一幸存下来的传人风清扬学了气宗（并向任我行学了内功），才成为华山派的真正一代宗师。但武林又近乎一个独裁的领域，各派掌门人是绝对权威，弟子若有创新之想法，就被认为是本门的叛徒，必死无疑。正是这种政治上的独裁抑制了创新。所以，历史悠久的门派往往是徒有其名，在武林中风光的往往是传统较少的新门派，或者杨过、令狐冲这类离经叛道的人。创新是企业的生命，也是武林的生命。
创造出武功特色不容易，偷来当然容易，因此，寻找武功和秘籍就成为金庸小说中的一大中心。那些成为大侠者也是由于偶然的机遇得到了某一种秘籍，并照此修炼。什么是秘籍呢？就是练一门功夫的诀窍。用企业的话来说，就是某种特色产品的核心技术。可口可乐的配方、同仁堂某些药和云南白药等的配方，都是和武功秘籍一样的宝贝。企业有这种配方才能生产出与众不同的特色产品，垄断一块市场。武林各门派有这种武功秘籍才能有自己威震天下的武功。武功和配方一样秘不示人，所以，才有人挖空心思去偷。《葵花宝典》之类秘籍对武林好汉们的吸引力之大，令人惊叹。吾等非武林人士，难以体会。为了得到这种秘籍，众好汉不惜付出生命。这说明武功的好坏在于其是否有特色。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不也如此吗？形式不同，道理是共同的。
当然，有了秘籍也不一定能练成神功，有的人练不好还会走火入魔。练成神功不仅要有秘籍指点，还要有基础。在武侠小说中，这种基础就是内功。什么是内功，大概金庸也不大明白，内功可以输出、输入，更令人莫名其妙。但内功是重要的。你看，杨过与小龙女在古墓中苦练了内功，所以，杨过的剑术，从最早靠好剑，发展到把树枝当作剑，最后进入剑术的最高层次——无剑胜有剑。书中的各路高手，没有一个不是身怀深厚之内功。可见武功诀窍或有特色武功的基础在于内功。企业创造产品特色同样也需要内功。不过这种内功就不是金庸笔下神神秘秘的东西，而是企业产权明晰和公司治理结构了。许多企业创造不出产品特色，关键还在于缺乏内功。产权不明晰，责权利不分，缺乏激励机制和管理方法，不会有特色产品。正如没有内功，练不成神功一样。
企业与武林中各门派，商场上的竞争与武林中争斗，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以这种眼光去读武侠，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武功，对你会有启发。合上书想想那些绝世武功背后的故事，你会有更多感触。这样读武侠，你的兴趣会更浓，读着也更有味，借用其中的三招两式，也许有助于你的成功呢！
人类社会中个人与团体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一个人的决策能否成功取决于其他人对这种决策的反应。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使人们必然在决策中有意无意地运用博弈论的方法。中国古代的田忌赛马是博弈论中一个经典的例子；囚徒的两难困境也是自从有囚徒以来就出现的问题。现在的博弈论无非是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总结与发展而已。尽管有了数学外衣，其思想亦可以用事例来说明。武林是一个钩心斗角的世界，这里博弈论更是大有用武之地了。
人们经常用博弈论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竞争与合作问题。根据纳什均衡，在参与者各方都从自己的个体利益最大化出发，而且在信息不完全，即无法确定对方的策略时，即使是有利于各方的合作，最后也难以达成。这种博弈过程中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什么条件下可能实现暂时的合作，二是长期中不能合作的原因是什么。武林与人类社会一样也充满了竞争与合作。而且，合作是暂时的，竞争是永存的。所以用博弈论来分析各门派之间的争斗与勾结，也开辟了一条读武侠、评武侠的新思路。
《笑傲江湖》为合作与竞争的博弈分析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这就是嵩山派掌门人左冷禅策划并实施的五岳联合的经历及最后失败的结局。这也是《笑傲江湖》一书中的一条主线。
按理说，五岳同气，如果能联合起来，则可以形成武林第一大派，不仅可以与武当、少林这些历史悠久又有绝活的派别分庭抗礼，而且可以对付他们这些正派人士心中的邪教——日月神教。从根本上说，这种合作对五岳各派，尤其是恒山派这样的小派别是有利的，但为什么这种合作在一开始就遭到抵制呢？这首先在于五岳各派尽管都希望抵制势力日益强大的日月神教，但其实都各怀鬼胎。嵩山派左冷禅是一个野心家（越南国会中争论时就称野心家为左冷禅）。他发动联合的动机口头上是联合起来对抗邪教云云，其实是想把五岳合为一派，自己当盟主。这一点各派心里都有数，各派掌门并不想放弃自己的独立，不愿让多年的基业（尽管已经衰落）断送在自己手里，因此，并不积极合并。合作的困难正在于合作各方都有自己的目标，各自的目标并不一致，而且，各自把自己的目标看得比共同的目标更重要。正如在囚犯两难处境中，各自都想刑期最短，而不是共同的刑期最短一样。
合作者目标不一致是企业或国家间合作难以长期实现的根本原因。对每一个个体而言，都是自己的利益大于整体利益。在人类行为中，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一句名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是绝对真理。
我们说合作是困难的，并不是说不会有合作。相反，在现实中利益不一致的各方也会形成合作，尽管这种合作往往是暂时的。能形成各种短期合作，首先是在这个短期内共同利益更为重要。“二战”中美英苏的合作大概就是这种情况。美英能与他们一向敌视的苏联合作就在于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比社会制度之争更重要。当然，一旦这种共同利益过去后，合作就必定走向破裂。“二战”一结束，这三国又处于对立之中了。左冷禅所推动的合作之所以有过短暂成果，而且五岳各派开始时对合作尚有一点接受，就在于邪教势力日益强大给他们的生存带来威胁。以一派之力不足以与邪教教主任我行、东方不败抗衡，合五岳之力还可以做点对抗。所以，以后当令狐冲戏剧性地与任盈盈结婚，邪教不再与正教对抗之后，这种合作的基础实际已经不存在了。
五岳能暂时联合起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与各自的博弈策略相关。我们知道，合作的另一个条件是有效的惩罚。当主张合作的一方力量强大，足以保证可信的威胁，并在必要时实施惩罚，合作也有可能。在五岳联合中，嵩山派左冷禅是主要推动者。其他几个门派实力远不如嵩山派，因此，当左冷禅提出合并大旗并自任盟主时几乎无人敢公开反对。我们都记得，左冷禅派人杀了不与他合作要金盆洗手的衡山派刘正风。这正是博弈论中讲的“可信的威胁”这种策略的运用：告诉五岳中其他人，敢有不听我合并号令者，刘正风的下场！这的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杀了鸡，猴果然就害怕了。
五岳中的其他门派，除了华山派岳不群有野心，想取左冷禅而代之外，其他三派则是实力不足，不得不采用跟随战略。智猪博弈告诉我们，当大猪与小猪实力不等时，小猪的最优战略是跟随，即由大猪采取主动行为，获得大利益；小猪顺从，得点小利益。合作往往是由利益大的大猪推动的。显然，在五岳之中，嵩山派是“大猪”，其他几家，尤其恒山派、衡山派和泰山派都是“小猪”。不跟左冷禅有灭门之灾，跟了他（即采用顺从策略），也许可自保。如果你仔细看书中对恒山派掌门定逸师太的心理与行为描写，更可以体会到一个“小猪”无可奈何的悲哀。合作往往就是在这种强者推动、弱者顺从之下短期形成的。
这种合作的基础并不是共同利益，合作是非自愿的，当然不会长久和稳固。所以，左冷禅的五岳联合最后以失败告终，结果每个门派都蒙受极大损失。读小说时常为此感到悲哀，好好的五岳就这样毁了。但现实生活中，每天不都在发生这样的悲剧吗？有时政府某个部门领导的企业不得不顺从，组建大的企业集团或规模更大的大学。结果呢？博弈论的结论总是不错的——各方都蒙受损失，始作俑者也没什么好下场。非合作博弈得出对各方最坏的结果。
在中国古代名画中，我最喜欢《清明上河图》。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艺术价值，还在于它所反映出的宋代经济状况。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仅短于汉朝，而疆域又最小的一个朝代。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一个朝代，甚至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以后的明、清。据说，国外一位用计量史学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估算，按购买力而言，宋代的人均GDP达到520美元，是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朝代中最高的。当然，这个数字你只能姑妄听之，我没有找到原始出处，不知计算方法与结论是否可信。不过宋代经济之繁荣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衡量各个朝代经济的繁荣程度有一个重要的指标，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在中国经济史上，宋朝是一个划时代的朝代。如果说此前中国只有互通有无，以生活必需品（如盐）为交易物品的地域性商品流通，那么，在宋代就真正出现了商品经济。其标志是交易物品由生活必需品转向奢侈品，出现了为交易而进行生产的农业和手工业，全国范围内长途贩运与商品交易的形成，产生了大的商业中心城市。《清明上河图》正是宋代商业发达的写真。这幅画以纪实的手法再现了当年首都汴京（今开封）繁荣发达的商业活动。据记载，当年汴京有百万人口，其人口与繁荣程度，恐怕今天的开封仍未达到。汴京的商业发达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大宋王朝商业繁荣的结果。许多学者正是从这幅画来推测当年宋代的繁华的。
对于宋代的繁荣，学者们有详细的研究，我想探讨的是《清明上河图》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即这繁华背后的原因及潜在的危机。
想发财是人的本能冲动，如果没有外部约束，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达就是必然结果。人会自发地生产商品，许多人出于本能的追求财富的行为就促成了社会商业的发展。在封建社会中，抑制商业经济发展的不是缺乏商机或者商人，而是政治制度的压制。阻碍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进而使资本主义萌芽没有长成参天大树的，是自秦朝以来形成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在封建历史中，出现的几次商品经济高潮正在于统治者对商业抑制的放松，或某些鼓励政策。宋代的繁荣与危机都要从这种政治制度中去寻找。
一个王朝政治制度的特征是其开国皇帝决定的。宋代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所创立的政治体制有自己的特色。在宋代之前中国的封建体制是“皇帝授权下的宰相管理体系”。皇帝像董事长一样在重大问题上有最终决定权，但具体工作都交给宰相处理。宰相的权力与地位都相当高，当皇帝平庸时，宰相成了实际统治者，也成为皇权的威胁。宋太祖为了加强皇权而设计出了皇帝统治下的三权分立制。他把过去由宰相统筹负责的行政、军政、财政三大权力分开，形成互不统属、相互平等，由皇帝控制的三个独立部门：管理政事的中书省、管理军事的枢密院、以及管理财政的三司。各部门掌权者直接对皇帝负责。他还设计了两个职权、级别、地位、任务完全一样的监察舆论机构：御史台和谏院。这两个机构也直接对皇帝负责。
在干部的任用制度上，宋太祖又实行了独特的官、职、差遣三相分立的制度。“官”只是用来确定品秩（即官位）高低，俸禄多少的，与权力和责任不一定相关。“职”是一种荣誉，是在官上加一个称号，如大学士之类。“差遣”才是官员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代表着真正的权力与责任。
这种政治体制的目的是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找不到北，不知自己该干什么。在官员的迷茫之中实现了一切权力归皇帝。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皇帝不可能事无巨细都管，官员们权、责、利不明确，又慑于皇帝的权威不敢多管事。这样，政府的干预就大大减少了。无论宋太祖的本意是什么，这种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减少有利于商业的发达。不干预是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条件。皇帝越勤政，官员越负责，经济就越落后。宋代的制度造成皇帝负不起责，官员不敢负责，商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在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都是皇帝与官员不作为的时代。当宋徽宗沉湎于写字、作画、与妓女寻欢作乐时，商品经济却繁荣了。《清明上河图》正成画于这一时期。
宋太祖对官员权力的剥夺采用的是赎买政策，官员多而俸禄高。宋太祖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制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相结合，就演变出了大量冗官。当时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官员总数的百分之六七十。宋代官员的俸禄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在宋神宗登基之前，政府的官吏估计在三十万左右，每年的俸禄达1200万缗钱（缗是当时货币单位，和贯相当，指1000钱，每缗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将近200元）。除了官吏之外还有募兵，由政府财政养活。宋神宗登基前，募兵已达140万，每人每年支出50缗钱。
这种制度之下，一个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消费阶层。拿国家财政收入的官员和募兵有消费能力，需要各种物品，再加上皇家的挥霍性消费，就形成相当可观的有效需求。这种需求有力地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但这种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潜伏着危及商品经济的因素。宋代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发达，另一方面又是国家积贫积弱。积贫是指国家财政困难。专家估算，北宋时的财政收入每年在6300万～6800万缗钱之间。官兵支出达6000万缗钱，皇家支出约为7200万缗钱。再加上皇家祭天地祖先支出，给辽国、西夏的“赏赐”，赤字相当严重。积弱是行政效率低、军事力量弱。这样，一来不能为商品经济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二来财政困难最终要靠增加税收和各种盘剥。这就使《清明上河图》中的繁华无法持续。这幅画完成后不久，北宋就灭亡了，汴京的繁荣成为绝唱。
市场经济需要一个管好该管的事，放开不该管的事的高效“小政府”。可惜在中国史上，要不就是“大政府”，管得太多；要不就是“弱政府”，该管的管不好。这恐怕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没有长成参天大树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末，中国对外资是开放的，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开设银行，从事各种业务，外资可以自由流动，但毫无监管。中国人可以自由从事银行、票号、钱庄的业务，但在1906年颁布“银行票号法”之前也没有任何监管。没有监管的金融市场发生了几次波及经济的金融风波。这几次金融风波都发生在中国当时的金融中心——上海。
鸦片战争之后，外资银行数量日增，且资本雄厚，控制了金银的输出与进入，尤其是清政府向外资银行大量借款之后，外资银行完全控制了中国金融市场。起初，外资银行主要办理外商汇兑，与中国原有的金融机构并没有联系，但19世纪60年代末之后，它们把从社会上吸收来的低利率存款借给钱庄。这种短期拆借利率为7%，低于钱庄贷款时10%的利率，钱庄纷纷向外资银行借贷，受其控制。
外资银行向中国的钱庄放贷是为其控制中国经济，获取高利润服务的。它们主要用控制贷款和抑制中国丝、茶出口价格的手段来达到其目的。这就引发了1872～1873年的第一次金融风波，这一时期，由于交通和通讯的进步，中国进出口额大增，但贸易逆差达300余万两关银，这就使上海金融市场银根吃紧。1872年年初，正在丝茶出口的旺季，外资银行只吸收存款而不肯放出，利率甚至高达50%。同时，外资银行还抬高汇价，对出口丝茶的商人施加压力。出口陷于停顿状态。1873年出口减少210余万两，钱庄收不回贷款。外资银行只催收贷款而不放贷，商行破产五六十家，连带钱庄。1874年年初，有一半以上的钱庄破产。这是第一次金融风波。
在这次金融风波中，外商银行摸到了中国金融市场的规律。正常情况下，利率大体为每年8%，但如果外资银行收回贷款，市场银根吃紧时，年利率会高达33%。1878～1879年的第二次金融危机正是外资银行利用这个规律，干扰金融市场的结果。1878年，丝茶的出口仍然不好，商家亏欠严重，拖累了钱庄，钱庄受到损失，而外资银行又紧缩贷款200万两，银根吃紧，钱庄为拖欠所累，又有二三十家歇业。1879年，丝茶出口略有起色，但汉口和上海的外资银行又不借给华商钱，人为造成金融紧张。在第一次金融风波中，票号所受冲击并不大，但这一次票号也被牵连，有的票号因周转不灵而倒闭。
这两次金融危机使外国人控制了中国的丝茶出口量及价格，贸易处于停滞状况。风雨飘摇的中国金融业又进入了1883年的第三次金融风波。这一年，上海金融市场受投机活动和企业股票波动的影响，动荡不已。9月，当市场需要大量资金时，外资银行却拒绝办理短期信用贷款，这使纯泰和泰来两家大钱庄在10月倒闭，共欠银26万余两。与钱庄有业务往来的票号受到严重损失，收回钱庄贷款。这一举动又加剧了金融动荡。到冬天，上海市场的78家大钱庄只剩下10家，受连累的钱铺等金融机构达三四百家。
这次金融风波中，影响最大的是胡雪岩的阜康票号破产。胡雪岩从1881年开始囤积生丝，到1883年5月已达14000包，垫付2000万两白银，企图高价售出。但意大利生丝丰收，生丝价格一路下跌，胡雪岩低价甩出，亏损严重。且债主催还贷款，风声传出，存户争相提款，资金链断裂。阜康票号在12月1日倒闭。各地阜康分号也相继倒闭。这一消息传到北京，京城著名的四大恒钱庄（恒兴、恒和、恒利、恒源）受到挤兑。这就引发了全国的钱庄等金融机构倒闭。在这次金融风波中，外资银行大获其利。
1897年发生的金融风波与贴票相关，称为“贴票风潮”。贴票是一种高息揽储的做法。例如，客户以现金90元存入，钱庄付给面额为100元的远期庄票一张，为期半个月，到期客户就可以用庄票取回100元。贴票为潮州商人郑氏的协和钱庄所创。利率起初为20%～30%，以后甚至高达50%～60%。这种不规范的做法吸收了大量资金。但到1897年，由于贴票发行过多，钱庄无力偿还。这就引起了人们的恐慌，波及未发行贴票的钱庄和票号，又形成严重的金融风波。
发生在1910年的金融风波是由股票诈骗引起的，称为“橡皮股票风潮”。橡皮就是橡胶，当时上海人把种橡胶树、割取树胶为业的公司发行的股票称为橡皮股票。英国人麦边于1903年在上海成立了兰格志拓植公司，宣扬从事开辟橡胶园、开发石油、煤炭、采伐木材等业务，开始招股活动，但并没成功。1909年，世界橡胶暴涨，国外从事橡胶园的企业和投资人大获其利。许多人购买橡皮股票。麦边和其他橡胶公司的主持人趁机哄抬股价。兰格志拓植公司票面100荷兰盾（合白银60两）的股票被炒到近1000两白银，超过面值的十六七倍。兰格志拓植公司本是一家皮包公司，在骗到钱之后就逃跑了。股价一落千丈，原来承做股票抵押的外资银行也中止该项业务，并追要贷款。这种股票成为废纸。各钱庄或承做股票抵押，或贷给购股者钱，此时无法收回，又引发了金融风波。在这场风波中又有一半钱庄倒闭。1909年上海有钱庄100家。经过这场风波，到1911年时，只剩下51家。
在这种混乱的金融市场上，在金融风波频发的情况下，洋务运动、中国民族工业，哪能得到健康发展？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这稳定包括金融市场的稳定。
清末的金融风波与当时中国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软弱相关。外国银行凭借特权在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从中渔利，是金融风波的根源之一。看来一国金融无论开放到什么程度，必须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能让外国人控制中国金融。金融风波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金融监管，无论外国的银行，还是中国的钱庄、票号，都从自己的眼前利益出发，违规操作，根本没有什么立法或机构监管。一个没有规则的金融市场，其游戏岂不是一片混乱？
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外资冲乱一国的金融市场，国内金融机构的违法操作仍然没有根除。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两者缺一不可。没有监管的金融开放只会引起混乱，而不利于经济发展。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希望强国并富民。不过由于国是自己家的，所以，强国之心甚于富民之心。在他们心中，富民仅仅是手段，强国才是目的。而且，富民往往不是自觉的，是逼出来的。这就是新王朝建立之后被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让步政策”的由来。读西汉初期“文景之治”这一段历史，印证了这一点。
秦王朝是用横征暴敛、扩张战争来实行强国之梦的。当时的田租高达产量的三分之二，口赋（人口税）每人每年1000钱，全国400万男劳力中300万被抓去服苦役或兵役。这种以民穷为基础的强国当然不可能持续下去，秦二世而亡是必然结果。
取代秦王朝的汉朝面对的是经过战争浩劫人口锐减、经济崩溃的局面。据《汉书》记载，“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甚至“白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在这种困境之下，哪能谈得上强国？当时的有识之士陆贾、贾谊明白这一点，治国之臣萧何、曹参明白这一点，开国之君高祖刘邦和以后的文帝、景帝都明白这一点。强国必先富民，富民必须“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自由放任。这正是西汉初年“以黄老无为而治之道为本”的让步政策的社会背景。无为而治不是不想治，而是治不了，让步是逼出来的。
从汉高祖刘邦以来的富民让步政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汉文帝所说的“欲为省，毋烦民”。说得通俗一点儿就是不为强国而增加政府支出，让百姓正常生活。这种政策的基础还在于发展生产。封建社会中农业是天下之本，这就有“重农抑末”的政策，“末”是指商。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最重要。这包括让更多的人能成为劳动力。例如，让军人转业，按军功分配田宅和免除赋徭；解放奴隶，每个人可获得20～30亩土地；对啸聚山林的土匪实行赦免，并给以田宅；鼓励生育，生孩子可以免除徭役两年，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这些政策使农业生产恢复并发展。
鼓励生产还要轻徭薄赋，即减轻农民负担。汉高祖时就把人口税从每人每年1000钱减为7～14岁每人每年20钱，15～56岁每人每年40钱，把田租从三分之二减为十五税一（十五分之一），景帝时又减为三十税一。期间文帝时还免除田租12年。劳役是农民另一项沉重的负担，汉初把成年男子的服役时间减为不得超过30天。文帝时又让列侯离开长安到分封地就任，以免除“吏卒给输费苦”。又把服役的时间改为一次。与此同时，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文帝下诏把原来归国家的山林川泽开放，允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并开发渔业资源。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又采用曹参“勿扰狱市”的建议，即允许商品自由交易，从事盐铁的生产与交易，取消过关卡所需要的“传”（凭证），允许自由流动，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用现代的语言讲就是采取了自由贸易的政策，实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
汉初增加生产的同时又减少政府支出。一是不搞形象工程，大兴土木。萧何修建未央宫的计划受到刘邦批评，惠帝修长城分期进行，文帝以节俭著称，倡导节约之风，反对建露台。二是不治坟墓，不许厚葬。三是对外不用兵，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这才有昭君出塞），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南越王赵陀的分裂活动。
这些富民政策造就了历史上第一次盛世时代——文景之治。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初年的七十余年间，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史书称赞“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史记》中的记载是“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与秦亡和汉初的惨淡状况形成鲜明对照。
但是奉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仅仅有富民而国不强亦非治国之道。用今天的话来说，仅仅有经济增长而政府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社会难以实现和谐发展。文景时的无为而治引起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先富起来的大户进行土地兼并，失去土地者流离失所，加剧了社会矛盾。二是对匈奴的忍让、和亲，使匈奴力量壮大，成为汉朝的威胁。这就是无为而治引起的内忧外患。政治和经济政策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调整的总目标是从富民转向强国。
调整政策的使命落在汉武帝身上。汉武帝的调整在政治上是加强中央集权；与此相适应，思想上放弃黄老之学，独尊儒术；在经济上包括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铁制农具与牛耕）和生产技术（代田轮耕制），兴修水利，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制度，盐铁专卖等；在对外上打击匈奴，团结西域各少数民族政权。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国家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但在这种转变中却有司马光所说的“亡秦之失”，包括政治上的专制和独裁，军事上征伐过度，生活上穷奢极欲。想想看，汉武帝在位54年，战争持续达43年，仅仅一个上林苑周长就四百余里，园中的奢华自不必说，封禅泰山达六次之多。有多少钱，够这样挥霍？所以，汉武帝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雄才大略之帝，但也是汉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汉朝就走向全面衰落了。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都经历了这种由盛转衰的周期。王朝初期以富民为目的自由放任形成全盛，但民富之后的强国则成为衰落之始。中国历史在盛衰之中交迭，但社会总体上处于停滞状态。富民往往是被逼出来的，这就造成乱世长于治世。
现代社会也有富民与强国的问题。不过，我们消灭了封建制度，也就走出了这个历史周期的怪圈。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同时国家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可以同时实现富民与强国。这正是我们现在走的路。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商人为打开了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而欣喜若狂。当时英国棉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的商人估计，中国有4亿人，假如有1亿人晚上戴睡帽，每人每年用两顶，整个曼彻斯特的棉纺厂日夜加班也不够，何况还要做衣服呢！于是他们把大量洋布运到中国。结果与他们的梦想相反，中国人没有戴睡帽的习惯，衣服也用自产的丝绸或土布，洋布根本卖不出去。
按当时中国人的购买能力，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消费得起洋布的，为什么英国人的洋布根本卖不出去呢？关键在于中国人没有购买欲望。经济学家认为，构成需求的两个要素是购买欲望与购买能力，两者缺一都不能成为需求。英国人失算的原因正在于不了解中国国情，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购买欲望。
购买欲望取决于消费者个人的嗜好。这种嗜好又取决于消费者的物质与精神需要、文化修养、社会地位等因素。但消费者作为社会的人，其嗜好与社会消费习俗密切相关。消费习俗作为社会习俗的一部分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文化历史传统与经济发展水平。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仍然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保守、封闭的社会习俗，对外国的东西采取强烈的抵制态度。这正是明清以来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社会基础，也是乾隆及以后的皇帝一次又一次拒绝外国通商的原因。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和保守封闭的意识形态。这样，洋布和其他洋货在中国受到抵制是很正常的。英国商人不了解当时的中国国情，以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国门，市场就会欢迎外国货。其实武力可以在短时间内侵入一个国家，但摧毁不了一个国家的传统，也改变不了一个社会的消费习俗和消费者的嗜好。英国人可以借助船坚炮利把洋布运到中国，但不能强迫中国人购买。正如一句谚语所说的：你可以把马拉到河边，但你不能强迫马喝水。
当然，消费习俗和消费者嗜好是可以改变的。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影响消费习俗和消费者嗜好，创造出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其中最重要的方法莫过于广告了。狂轰乱炸式的广告可以形成一种社会消费时尚，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从而为产品打开市场。50年代初，英国福特公司曾推出一种尾部翘起的汽车，然后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这种车象征男子汉的阳刚气概。俊男靓女们在广告上反复声称这种汽车如何体现了男子汉的风采。久而久之，社会接受了这种观念，青年男性开这种车成为一种时尚，这种车的销路也打开了。现代广告无孔不入、铺天盖地，引导着社会消费时尚的变化，也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当然，广告也会有误导，但无论如何，广告的力量是不可小视的。当年如果有今天这样的广告，英国人也大做广告，那么，洋布在中国的销路也许不会那么惨。
在形成社会消费时尚中，示范效应起重要作用。示范效应指某些人的消费方式会引起其他人仿效的作用。消费时尚正是由这些起示范作用的人所推动形成的。在国际上富国的消费方式对其他国家有示范效应。在国内富人的消费方式对其他人有示范效应。消费时尚往往是富国或富人首先消费某种物品，然后其他人模仿，进而形成一种消费时尚。
英国人当年的错误在于太相信武力了。其实他们应该先劝王公大臣和社会名流穿洋布、戴睡帽，免费让这些人消费英国货。一旦这些上层人士以消费英国货为荣，就会引起消费习俗的改变。人们有了消费英国货的习惯，洋布等也就有市场了。在推销商品方面，武力是下策，“和平演变”才是上策。武力侵略引起受侵略国人民的排外情绪，给推销商品带来困难。“和平演变”改变一个社会的消费时尚比枪炮有力得多。
市场需求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在面临需求不足的今天，许多企业大概都有这种体会，要使产品有市场，不仅要适应消费者的需求，还要主动去创造需求，让消费者有购买欲望。鸦片战争后英国商人的失败给我们上了一课。现代企业家一定要牢记创造消费者购买欲望这个信条。
从管仲开始，历来的政府理财家或改革者，如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等，都把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国力作为目的，手段都是加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但唐代的刘晏同时关注利国与利民，并把加强国家控制和发挥私商的积极性两者并用，两条腿走路。
刘晏执管财政时，正是“安史之乱”以后，当时连年战争，社会经济面临崩溃。在此之前，唐朝有居民900万户，人口5200万；此时，居民仅200万户，人口1700万。唐王朝又日趋腐败，开支不断膨胀。入不敷出，财政极其困难。生产破坏，交通堵塞，长安一斗米卖到1000～1400钱，民不聊生。这时的刘晏面临救国与救民的双重任务。
刘晏首先改革漕转制度。自秦代开始，首都地区的粮食由外地调入。水运称为“漕”，陆运称为“转”。唐玄宗时每年运入长安的粮食已增至100万石。由于采用由产地到长安的直运法，时间长达八九个月，损耗超过20%，又由官府派富户督运，对百姓扰害甚大。“安史之乱”后，漕转受阻，长安粮食危机。刘晏的改革包括由船头督运改为官运；由官府出钱造大船，雇用民工运输；采用分段运输法；优化运输路线。这些改革使运输时间缩短为40天，耗损基本消除，每年至少可运40万石粮，多时到110万石，运费下降30%～50%，基本解决了漕转问题。
唐代的盐最初实行官民自产自销。“安史之乱”后，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实行榷盐（国家专卖），并把每斗盐价由10钱提高到110钱。但官卖效率低下，贪污严重，食盐销售大大减少，财政收入并没有增加。刘晏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改革。包括大力裁减榷盐机构、盐官和盐吏；以商人的自由运销代替官运官销；取缔各地政府和军队对过境盐收税；在边远地区实行常平盐制，即由政府运盐到边远地区平抑价格。这些改革不仅有利于百姓，而且增加了财政收入。来自盐的财政收入由原来的每年6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
一个社会总会发生自然灾害，自西汉之后就设立了常平仓，以丰补缺。“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常平仓制遭到破坏。刘晏首先恢复常平仓，各州常平仓贮粮在三百万斛左右。在救灾上，刘晏不赞成输血式的发放救济粮，而主张帮助灾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实行生产自救。刘晏用财政政策帮助灾民生产自救，以减免赋税、发放贷款、平价粜粮，以及收购农副产品。他在救灾中重视发展副业生产，用国家储备交换这些农副产品。同时重视发挥商人的作用，鼓励商人下乡购货粜粮。
刘晏还把常平仓制用于粮食以外的主要商品，调节供求与物价，保持各地商品供求平衡和物价稳定。这种做法既促进了经济繁荣，又保证了财政收入。
刘晏的这些措施体现出与以前理财家的重要差别。首先，以前的理财重在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基调是加强控制和压榨，结果在富国的同时却不利于经济发展。刘晏认识到，理财不仅是增加财政收入，而且要有利于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使百姓安居乐业。在漕转改革中，将征调徭役改为政府出钱雇人，就既解决了长安粮食供给又增加了人民收入。在救灾中以造血式生产自救代替输血式救灾，在减少财政支出的同时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其次，既重视政府的控制与作用，又重视发挥商人的作用，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以官代商，打击商人。像漕转这类事情就由官运代替富户督运，并由政府出钱造船，改善运输工具。在盐业上则鼓励商人经营，以商代官，政府仅仅管理与征税。商人不愿去的边远地区又由政府去做。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官商都不应该是对立的，官商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才有社会的繁荣。在这个问题上，封建社会的理财家很少有能超越刘晏者。
最后，刘晏懂得以经济利益来刺激人们提高效率。他用雇用制代替徭役制提高了漕转的效率，以经济手段鼓励灾民生产自救，向商人让利等都体现了他善于利用我们今天所说的激励机制。
刘晏并不是一个理论家，他也没有什么著作留下来，但他是一个实干家。在漕转改革中，他亲自到各地调查实际情况，选择最优路线，他还设计并制造了适用于不同河道的船只，组织严密的漕运组织。他的许多政策不是来自想象，而是来自调查研究，所以，了解实际情况，所提出的政策行之有效。他努力钻研理财的规律与特点，甚至上朝时还一路走一路在马背上用马鞭埋头筹算。
应该说，刘晏对恢复“安史之乱”后的经济，对唐中期的“开元盛世”起到了重大作用。但他的下场并不好。封建社会是宫廷政治，干得好不见得就有好下场。这种政治体制下需要的是善于见风使舵、玩阴谋诡计的人。那些能力不大，但善于处理各种复杂人际关系的人才能成功。刘晏不是这样的人。
刘晏是神童，七岁时就向唐玄宗献诗赋，并对宰相张说的提问对答如流，唐玄宗将他带回京城，授予秘书省正字的官职。尽管秘书省正字是一个校对文书的小官，但小小年纪就能担任公职令京师各界人士刮目相看。不过有才华的人难免恃才自傲，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刘晏在官场上也几上几下。在“安史之乱”主持理财工作后，又严格选拔理财官员，杜绝官场腐败。这就得罪了包括皇太子李适在内的权贵。唐代宗去世后，唐德宗听信谗言，先免刘晏的职，后又赐死。他死后家中“惟有杂书两乘，米麦数斛”。尽管以后唐德宗又为他平反，追认为郑州刺史，加司徒职衔，但对他已毫无意义了。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刘晏传》以及《食货志》都记载了刘晏的理财活动和事迹，读这些文章，至今仍令人叹息。
王莽篡汉自立新朝，一直被正统历史学家视为乱臣贼子。甚至他在年轻时谦虚好学、当官之后生活朴素、让自己杀人的儿子自尽，都被当作伪善。这已成为传统史学的定论。但在20世纪之后，不断有人为他翻案，不仅肯定他的个人品质，而且赞扬他的改革符合“民生主义之精理”。胡适就称赞王莽是“大政治家”、“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先生也认为他“不失为中国历史上最有胆识的一位政治家”，并肯定了他的改革措施。
王莽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看他是否符合正统或者个人品质。篡汉并不是罪，个人品质的真与伪也无关紧要，关键看他是推动了历史前进，还是给社会带来灾难。用这个标准来看，王莽的改制开了历史的倒车，把社会经济搞糟、搞坏，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因此，即使抛开正统史学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莽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乱臣贼子。
西汉后期，皇帝一个比一个软弱无能，政治昏暗，经济凋零，人民生活痛苦，贫富对立尖锐。到西汉末年，汉朝实际上已处于崩溃的前夜。如果王莽篡权之后能振兴经济，缓和社会矛盾，这种篡权就可以称为进步的革命。可惜王莽上台之后的改制是把经济搞乱，激化本已尖锐的社会矛盾。在改制问题上必须以成败论英雄。
王莽改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实行王田制，即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革家所称道的土地国有化和平均地权。王田制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土地的私有，把全国土地一律更名为王田，禁止买卖。过去拥有土地的人，如果家中男子不足八人而土地过一井（900亩），要把多余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过去无田的人按“一夫一妇田百亩”的标准由国家给予。并废除汉朝土地三十税一的税率，实行“什一而税”。同时下令禁奴，不许买卖奴隶。
从这些内容来看的确是土地国有和平均地权。但问题在于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还是退步，能不能促进生产发展。
商鞅变法改井田制为私有制，应该说，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之下，由公有变为私有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西汉时，尽管土地私有买卖引起了兼并和贫富对立，但总体上土地私有制还是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那些赞扬王莽王田制的人混淆了国有与公有之间的差别。国有还是公有或全民所有，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封建社会中，国家并不是人民的，仅仅是皇帝的私有财产，所谓“家天下”正是这个意思。这时，土地国有实际是皇家的独家私有。王莽把这种土地国有称为“王田井”，表明取消私有，并不是由全民所有，仅仅是由“王”一人所有。在封建社会中，一切打着国有旗号的财产实际上都是皇家的私有。所以，废除土地私有制实际上是用一人私有的大私有代替无数人私有的小私有，并无助于解决土地兼并等问题。从实行的情况来看，不仅有土地者拒绝交出土地，国家没有足够的土地分配给人民，而且，土地的兼并只是改变了形式——用皇权无偿占有代替了私人间的土地买卖。
王莽的另一项改制是国家全面垄断经济生活的“六管”。“六管”包括对盐、铁、酒实行国有国营和专卖；对名山大川实行国家管制，对采伐渔猎者强制收购产品或征税；对于货币的铸造和铸币所用的金属实行国家垄断性的采掘和冶炼；在主要城市实行“五均赊贷”，即由国家管制商业、物价，并直接从事赊贷活动。可以说，在“六管”之下，国家取消了人民几乎所有经济活动的自由权，把所有经济活动一网打尽了。
说起来“六管”的目的是保护百姓免受豪民富贾的盘剥，用国家垄断代替私人垄断。但在封建社会中，国家并不代表人民，以国家的名义垄断工商业不是造福人民，而是造福统治者自己。而且，在私人垄断时，任何一个豪民富贾都不能垄断一切，他们之间必定有某种竞争，但当国家垄断时，连一点儿竞争都没有了。而且，这种国家垄断不是改善了百姓状况，而是盘剥更重了。有学者根据《汉书·食货志》所载的资料计算出，在酒由政府专卖之下，利润率高达61.76%，而私人酿酒的利润率绝对达不到这个水平。更重要的是，国家垄断是由官员控制的。在封建社会的吏制下，效率低下不说，专卖又给了他们一个贪污受贿的机会。历朝历代的专卖都如此，王莽的新朝岂有例外？
在王莽的改革中，最荒唐而又为害最大的莫过于货币改革。在王莽当权的十几年中，大的货币改革就有四次，如果加上第三次改革后的局部变动，实际上货币改了五次。第一次是在原来的五铢钱外，加铸了大钱、契刀和金错刀，分别相当于五铢钱十二枚、五十枚和一千枚。第二次改革是废五铢钱、契刀和金错刀，新铸当五铢钱一枚的小钱，仍保留当五十的大钱。第三次改革把货币改称“宝货”，共有钱、布、金、银、龟、贝六种，每种下面又分为若干品，如钱货有六品，布货有十品，金货有一品，银货有二品，龟宝有四品，贝货有五品。这种复杂的货币，别说用了，今天听起来都头痛。最后一次改革又废除大钱和小钱，另作货布和货泉。货币改革几乎是朝令夕改。
货币本来是作为交换媒介的，越简单，越稳定，越有利于流通。王莽搞了这么一个复杂的货币体制，而且始终处于变动之中，这不是诚心要把经济搞乱吗？所以，即使为王莽翻案的翦伯赞等人也认为这种货币改革最混乱、最荒唐。这种货币改革不仅在于王莽的无知和浅薄，更深层的目的是把货币搞乱自己从中渔利。这正如翦伯赞先生指出的，是“运用政治权力以加强对人民的剥削”。王莽时期的货币花样繁多，且制作精美，今天已成为收藏者的珍品，但在当年却是危害天下的。
王莽的新朝只存在了15年，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兼开国和亡国之君者。任何一次改革，如果破坏了生产，让人民受难，无论改革者的愿望如何，只能是一次反动。我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把王莽称为乱臣贼子，应该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也许是年轻时读过一些抨击王安石的文章、小说，也许是对苏东坡、司马光诸君太崇拜了，我对王安石的印象一直不好。以后年长一些，明白了看待历史人物应该看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像列宁这样的革命导师都在称赞王安石的改革，我也不该对王安石有偏见。但我不明白的是，既然苏东坡、司马光也是一心为国的正人君子，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利国利民的改革？君子之争不会是由于私利或个人义气吧？那么何在呢？
近日闲来无事带着这个问题“活学活用”地去读书，终于“立竿见影”地有了效果。尽管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不注意生活小节，性格又怪点儿，但无论从个人操守还是文才来看，都应该属于英才之列。在大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情况下，他不怕世人反对（“三不足”精神）进行变法，其富民强国的目的不容怀疑。他不是那种以变法为名博取名利者，也不是那种“公私兼顾”的改革者。但是他的改革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同样为国为民者的反对，而且以失败告终呢？
毛主席精辟地论证了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动机与效果应该是统一的，如果效果不好不能说动机是好的。如果一个人想为别人赶走头上的苍蝇，用棒子去打苍蝇，把人打死了，能说动机好吗？王安石读书破万卷，但没法读毛主席的书，这点道理没弄明白。他提出并实施了不少变法措施，可惜动机不错，效果并不好。
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青苗法”，即由政府以低于私人借贷的利率向农民贷款，农民以地里的青苗为贷款抵押。王安石在当地方官时这种做法效果不错，在陕西地方官推行时也颇受欢迎。但当推向全国时，却引发了灾难性后果。各地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上级下达的任务是要全部贷出去，并完成20%的增值。有了硬指标，官员们就要用硬手段。他们根据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之分为不同等级，各自要承担不同的贷款额度，而不论你是否需要。同时，为了保证还贷，又让富户与不同等级农户结为利益共同体，由富户提供担保或抵押。青苗法实行后连年自然灾害，官员逼债，农户纷纷破产，连富户也无法幸免。这岂不是祸国殃民吗？
“均输法”与市易法的目的在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对百姓的垄断与盘剥。但这项政策的实质是用官商代替民商，岂不知官商比民商更坏。一来民商之间还是有竞争的，垄断程度和能力有限，盘剥程度也有限，但当国家垄断了市场、货源、价格时，其盘剥的对象也扩大到民商和百姓了。在这种新法之下，政府官员控制了批发与零售业务。普通商人无论大小，要做生意先要经过政府官员的几道审批关口。这交易费用由于贿赂官员而大大增加了，物价上涨不说，许多商人无法经营下去，工商业凋零。这种新法除了掌握交易权的官员致富之外，对整个社会和百姓又有什么好处呢？
再如“免役法”，用交钱代替差役，而且原来享受免役待遇的官户、城市居民、女户、寺观、未成丁等也要缴纳助役钱。只有城市六等以下，乡村四等以下贫困户享受全额免纳的优惠。又规定在定额之外，各路、州县可代征20%的免役宽剩钱，以作灾年免征备用。这样看上去很美，可以减轻农民负担，使他们专事生产。但在执行中，不少地方官把贫困农户提高到四等以上，城市贫困户提高到六等以上，让穷人也交免役钱。因为确定贫困户等级的权力由官员掌握，当然可以说你不贫困就不贫困，贫困也不贫困。何况，20%的免役宽剩钱又为官员任意增加免役钱的征收开了一个合法的口子。结果免役法引起富人和穷人的一致反对。
任何一种新法，甚至总体上利大于弊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都可以成为官员鱼肉百姓的口实。王安石的变法的确增加了财政收入。实行数年后，全国财政收入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史书评论“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但这种以民穷为基础的国富难以持续，社会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仅仅是财政收入增加，又有什么意义呢？
王安石与苏东坡、司马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在于王安石看到的是自己的动机绝对崇高，财政收入也增加了，而苏东坡、司马光看到的是新法执行中的种种问题及实际社会效果。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截然不同，矛盾当然无法调和。
王安石的变法最终失败了，其原因除了遭到上层官僚集团顽固的反对以外，重要的一条是在执行过程中的扭曲。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规定为20%，我就擅自提到30%；政府要抑制私商，我就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钱代替差役，我就拼命敛钱。哪一种措施无论当初的动机有多好，执行的地方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政策在执行中违背了初衷，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今人在评论王安石变法派和苏东坡、司马光反变法派之间的是非曲直时都认为，反变法派中都是一些君子，而变法派中除了王安石之外尽是一些小人。王安石得不到朝中重臣的支持，只好找那些急于上进的新人。这些人不仅缺乏经验，而且把变法作为进身之道，参与变法动机就不纯。王安石的重要支持者与助手，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都属于人品不正者，其中绝大多数以后进了《宋史》的奸臣传中，其中蔡京之臭名，大概没人不知道。用一些人品不好、胸怀私心的人进行变法，再好的设想也没用。
从更深层次来看，封建社会的官场腐败是必然的。“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他们当官的目的。大宋王朝从上至下都烂透了，靠这样的官员去实施新法，只能成为他们的又一条生财之道。任凭王安石有“几不足”的斗志，也无法改变这种官场现实。可惜王安石在制定新法时根本没考虑到这一点，把官员都想象成像他一样为国分忧、为民请命的人。
历史上的改革大多失败了，变法者下场也不好，这是由封建社会的腐败性决定的。变法毕竟是要巩固而不是消灭封建制度。这就注定了变法与变法者的悲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