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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上午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的某个时候，弗朗辛·库利对丈夫说她要出去一趟买东西。
“开我的车吧，”他建议道，“反正我哪儿都不去。”
“你的车太大了，”她说，“每次我开你的车，都觉得像是在开船。”
“随你。”他说。
他的别克林荫大道和她的丰田凯美瑞都停在家背后的车库里，屋子是一座仿都铎式的建筑物，木骨架半外露，灰泥拉毛外墙，位于布鲁克林湾脊区的殖民路，在七十八街和七十九街之间。她发动凯美瑞，倒车出库，按下遥控装置，关上车库门，然后继续倒车，一直开到马路上。碰到第一个红灯的时候，她把一盘古典音乐磁带塞进播放器。是贝多芬晚期的四重奏之一。
她在家里听爵士乐，那是凯南最喜欢的类型，但开车的时候她总是听古典室内乐。
她很有魅力，身高五英尺六英寸
，体重一百一十五磅
，胸部丰满，细腰窄臀。光泽的黑色鬈发向后梳着，露出整张脸。黑眼睛，鹰钩鼻，大嘴，嘴唇丰满。
这张嘴在照片里总是紧闭着。据我所知，她的上门牙向外突出，龅牙有点儿严重，她对这个缺陷很敏感，因此笑得不多。婚礼的照片上，她容光焕发，笑得很灿烂，但依然没有露出牙齿。
她的皮肤呈橄榄色，容易晒黑，已经有了点儿夏季的古铜色。她和凯南在牙买加的内格里尔海滩度过了二月的最后一周。她本可能晒得更黑，但凯南逼着她使用防晒霜，还限制她晒太阳的时长。“对你的健康不好，”他对她说，“而且太黑就不迷人了。知道怎么把李子做成果脯吗？就是扔在太阳底下晒。”李子有什么好的？你倒是说给我听听。李子成熟饱满又多汁，这是他的回答。
她从家里的车道开出去半个街区，刚开到七十八街和殖民路的路口，一辆蓝色厢式货车的司机发动了引擎。他等她再开出去半个街区，然后从路边起步，开始跟踪她。
她在湾脊大道右转，然后在第四大街左转，向北而去。来到六十三街路口的达戈斯蒂诺超市，她放慢车速，在半个街区后把凯美瑞开进一个停车位。
那辆蓝色厢式货车驶过凯美瑞，绕街区转了一圈，最后在超市正门口的消防栓旁停下。
弗朗辛·库利离开家的时候，我还在吃早饭。
前一天夜里，我很晚才睡。伊莱恩和我在东六街的一家印度馆子吃了饭，然后赶到拉法耶特街的公共剧场，看了一场重排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
。我们的座位不太好，很难听清楚部分演员的台词。我们本该趁着幕间休息溜走的，但有个演员是伊莱恩邻居的男朋友，我们想在落幕后去后台恭维几句他的演技。结果，我们和他一起去路口的酒吧喝了一杯，那地方被挤得水泄不通，我完全想象不出会是为了什么。
好不容易挤出酒吧后，我说：“真是太棒了。前面三个小时我听不清他在舞台上说什么，刚才一个小时他和我就隔着一张桌子，但我还是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我都要怀疑他其实是个哑巴了。”
“话剧没有三个小时吧？”她说，“顶多两个半。”
“感觉像是三个小时。”
“感觉像是五个小时，”她说，“咱们回家吧。”
我们去了她家。她给我煮咖啡，给她自己泡茶。我们看了半个小时CNN
，播广告的时候聊聊天。然后我们上床，躺了一个小时左右，我摸黑穿衣服。就快走出卧室的时候，她问我去哪儿。
“对不起，”我说，“我不想吵醒你的。”
“没关系。你睡不着吗？”
“显然。我感觉心惊胆战的，但不知道为什么。”
“在客厅里看书好了，或者开电视，我无所谓的。”
“算了，”我说，“我这会儿坐立不安。出去走走也许对我有好处。”
伊莱恩的公寓在五十一街，第一和第二大道之间。我住的西北旅馆在五十七街，第八和第九大道之间。外面相当寒冷，刚开始我以为我会忍不住叫出租车，但走出一个街区之后，我就感觉不到寒冷了。
在一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我不经意间一抬头，在两座高楼之间看见了月亮。离满月只差一点点，我并不吃惊。这个晚上就有月圆之夜的那种感觉，月亮仿佛在血液里搅动浪涛。我想做些事情，但想不出能做什么。
要是米克·巴卢在城里，我很可能会去他的酒吧找他。但他出国了，而按照我这会儿坐立不安的劲头，任何类型的酒吧都不是我的好去处。我回到旅馆，拿起一本书，凌晨四点左右我才关灯睡下。
上午十点，我在路口的火焰咖啡馆里吃了顿简单的早餐，正在看报纸，注意力主要放在本市罪案报道和竞技新闻上。就全球而言，最近正是危机之间的平静期，因此我没怎么关注天下大势。想要我对国内或国际事务产生兴趣，烂摊子必须闹到无法收场才行。否则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就过于遥远了，我才懒得去和它们打交道呢。
上帝做证，我有的是时间，可以细读每一则新闻，连招聘广告和法律援助版都不放过。上周我为信诚调查忙碌了三天，他们是一家大型侦探事务所，办公室开在熨斗大厦里。但从那以后，他们就没再找过我，而我上次凭自己的关系接到活儿已经是几百年前了。积蓄倒是还够花，所以不是非得工作不可，而且我也总能找到办法消磨时间，但要是能有点儿事情做就更好了。昨天夜里那种坐立不安的感觉并没有随着月落日升而消散。它依然存在，就像血液里在发低烧，就像皮肤底下你挠不到的某个地方在发痒。
弗朗辛·库利在达戈斯蒂诺超市待了半个小时，装满了一辆购物车。结账时她付的是现金。超市里的小工把东西装满了三个手提袋，再把手提袋放进购物车，然后陪着她出店门，送她到街上她停车的地方。
蓝色厢式货车依然停在消防栓旁。后车门开着，两个男人已经从车里下来，他们站在人行道上，似乎正在研究其中一个人拿在手里的写字板。小工陪着弗朗辛经过他们的时候，他们朝她瞥了一眼。等她打开凯美瑞的后车厢时，他们已经回到货车上，后车门也关上了。
小工把手提袋放进后车厢。弗朗辛给了他两美元，比大多数人给的小费多一倍，更不用说还有比例高得惊人的购物者根本不给小费了。凯南一直教她给小费要大方，不必过头，但必须慷慨。“咱们有慷慨的本钱。”他这么对她说。
小工推着购物车返回超市。弗朗辛坐进驾驶座，发动引擎，在第四大道上向北开去。
蓝色厢式货车落后半个街区尾随着她。
我不确定弗朗辛从达戈斯蒂诺超市具体走什么路线来到了大西洋大道上的进口食品店。她有可能沿着第四大道一直开到大西洋大道，也有可能走郭瓦纳斯高速公路进入南布鲁克林。我不可能确定，而且这也无关紧要。总之，她开着凯美瑞来到了大西洋大道和克林顿街的路口。路口的西南角上有一家名叫阿勒颇的叙利亚餐厅，在旁边的大西洋大道上有一家食品店——其实是一家规模可观的熟食店，名叫阿拉伯美食世界。（弗朗辛从不这么叫它。和大多数熟客一样，她管这儿叫阿尤伯的店，阿尤伯是前店主的名字，十年前他就卖掉这家店，搬到圣迭戈去了。）
弗朗辛在大西洋大道北侧的计时收费点停车，阿拉伯美食世界几乎就在街对面。她走到路口，等红灯变成绿灯，然后过马路。她走进食品店的时候，那辆蓝色厢式货车开到阿拉伯美食世界隔壁的阿勒颇餐厅前，在货物装卸区停下。
她在店里没待多久。她只买了几样东西，不需要小工帮她送到车上。她在十二点二十分左右离开食品店。她身穿驼毛大衣，里面是炭灰色的长裤和两件毛衣——一件米色针织开襟羊毛衫和一件巧克力色的套头衫。她把手包挎在肩上，一只手拎着塑料购物袋，另一只手拿着车钥匙。
厢式货车敞着后门，两个男人早已下车，依然站在人行道上。弗朗辛走出店门口的时候，他们走上前去，一左一右夹着她。与此同时，坐在货车驾驶座上的第三个男人发动了引擎。
一个男人说：“库利太太？”她转过身，他飞快地打开皮夹子又合上，给她看了一眼某种徽章，但皮夹子里也可能什么都没有。第二个男人说：“你必须和我们走一趟。”
“你们是谁？”她说，“有什么事，找我干什么？”
两个人各抓住她的一条胳膊。没等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就拽着她穿过人行道，进了货车敞着门的后车厢。前后不过几秒钟，他们就带着她上了车，车门立刻关上，货车随即驶离路边，汇入车流。
尽管时值正午，尽管绑架发生在一条忙碌的商业街上，却没几个人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寥寥无几的目击者也不太明白他们到底见到了什么。事情肯定发生得非常快。
假如弗朗辛在他们刚开始接近的时候就后退喊救命……
但她没有。她没来得及做任何事情，人就已经在车门紧闭的车厢里了。随后她肯定呼救或反抗过，至少尝试过这么做。然而到了这个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
我很清楚她被劫持时我在哪儿。我去参加了炉边小组的中午聚会，他们每个工作日从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在西六十三街的基督教青年会见面。我到得比较早，因此当那两个男人夹着弗朗辛穿过人行道钻进车厢的时候，我肯定就坐在会场里喝咖啡。
我不记得那次见面会的细节了。近几年我一直在参加匿名戒酒会的活动，有规律得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不像刚戒酒的时候去得那么频繁了，但我依然每周平均参加五次左右。那场活动应该遵循了那个小组的惯常流程，先是一个人用十五到二十分钟讲述他或她的人生故事，剩下的四十到四十五分钟留给集体讨论。我似乎没有在讨论环节发言。要是发言了，我应该能记住。肯定有人说过什么值得玩味的话，也有人说过好笑的事情。每次都是这样，但我不记得任何具体内容了。
开完会出来，我找了个地方吃午饭，然后打电话给伊莱恩。接电话的是自动答录机，这说明她不是出去了就是正好有伴儿。伊莱恩是应召女郎，陪男人是她的谋生之道。
我认识伊莱恩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会儿我还是个喝烂酒的警察，口袋里揣着新到手的金色盾徽，老婆和两个儿子住在长岛。刚开始的两三年，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对两个人都有好处。我是她的条子朋友，能帮她避开骚扰。有一次她打电话给我，叫我帮她把一个马上风的客人从她床上运到金融区的一条小巷里。她称得上你的梦中情妇——美丽、聪明、风趣、技术娴熟，而且自始至终都好相处，外加不黏人，只有妓女才有可能做到这个程度。你说你还能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离家而去，抛弃了家庭和工作后，伊莱恩和我几乎断了联系。然后一个恶魔从我和她共同的过往中爬出来，威胁到我们两个人的生命，机遇巧合又把我们凑在了一起。然后，说来奇怪，我们就没再分开过。
她有她的公寓，我有我的旅馆房间。每周有两三个甚至四个晚上我们会见面，见面通常在她的公寓结束，我在她那儿过夜的时候比我回家的时候多。我们偶尔出城玩一个星期或度周末。不见面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几乎总会互相打电话，而且有时候一天还不止一次。
尽管我们都没提过要放弃其他对象，但总的来说已经这么做了。我不和其他人约会，她也一样——当然，客人除外。她会定期走进旅馆客房，或者让某个人来她的公寓。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这种事并没有让我烦恼过（实话实说，甚至有可能构成了她的部分吸引力），现在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介意的。
假如我真的介意，我随时都可以请她别再接客了。这些年来，她挣了不少钱，而且大部分都存了下来，她把大量资金投入能产生营收的房地产。她大可以金盆洗手，且不需要降低生活水准。
某些因素让我没有开口。我猜是因为我不愿承认我介意——不但向她，也向我自己。另外，我也不愿做任何有可能会改变我们关系的本质的事情。我们的关系没有破裂，我也不想去修补它。
但情况还是在改变。不改变是不可能的。抛开别的不说，仅仅是现状没有改变的事实就足以造成变化了。
我和她都避免使用“爱”这个字，尽管我对她的感觉无疑是爱，而她对我也一样。我们避免讨论结婚或同居的可能性，尽管我知道我考虑过，她无疑也考虑过。但我们没有讨论这些事。这是我们从不触及的话题，就像我们从不讨论爱和她的谋生方式。
当然了，我们迟早得考虑和讨论这些事情，甚至还要想办法处理。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只是尽量过好每一天，自从我不再和酿酒厂比拼是他们造酒比较快还是我喝酒比较快以来，我得到的教导就是这个。正如某人指出的，人生还是努力过好每一天为妙。归根结底，世界就是这么把人生交给我们的嘛。
同一个星期四下午，大约四点差一刻，殖民路上的库利家里响起了电话铃声。凯南·库利拿起听筒，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嘿，库利。你老婆一直没回家，对吧？”
“你是谁？”
“我是谁关你屁事。你老婆在我们手上。就说你要不要她回去吧？”
“她在哪儿？让我和她说话。”
“嘿，去你妈的，库利。”对方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库利傻站了一会儿，对着断线的电话喊“喂”，想搞清楚接下来该怎么做。他跑出屋子，来到车库，确定了他的别克还在，但她的凯美瑞不在。他顺着车道一口气跑到马路上，朝左看了一遍，又朝右看了一遍。他回到屋里，拿起电话，听着拨号音，思考该打电话给谁。
“我的天！”他大声说。他放下电话，喊道：“弗朗辛！”
他跑上楼，喊着她的名字冲进两人的卧室。
她当然不在卧室里，但他忍不住还是检查了一遍所有的房间。他家很大，他跑进跑出每一个房间，嘴里喊着她的名字。对于他的这场惊恐发作，他既是旁观者也是参与者。最后，他回到客厅，发现他没有把听筒放回叉簧上。真是了不起！这样一来，就算对方想联系他，电话也打不进来。他拿起听筒放好，祈求电话能快点儿响，而铃声几乎立刻就响了。
这次换了个男人的声音，更冷静，也更有教养。男人说：“库利先生，我一直在联系你，但电话占线。你刚才在和谁说话？”
“没人。是我没放好听筒。”
“希望你没有报警。”
“我没打给任何人，”库利说，“是我弄错了，我以为我把听筒放好了，但其实是放在了电话机旁边。我老婆在哪儿？让我和她说几句。”
“你不该不放好听筒的。你也不该打电话给任何人。”
“我没有。”
“尤其是不能报警。”
“你想要什么？”
“我想帮你和你妻子团圆。当然了，前提是你想要她回去。那么，你想要她回去吗？”
“我的天，你到底想——”
“库利先生，回答我的问题。”
“想，我想要她回来。我当然想要她回来了。”
“而我想帮助你。保持线路畅通，库利先生。我会联系你的。”
“喂？”他说，“喂？”
但对方已经挂了电话。
接下来的十分钟里，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等待电话铃响起。
随后，坚冰一般的冷静逐渐降临，他放松自我，融入这种情绪。他不再踱来踱去，而是坐进电话旁的椅子里。铃声响起，他拿起听筒，但一言不发。
“库利？”又是先前那个粗鲁的男人。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你以为我想要什么？”
他没有回答。
“钱，”男人过了一会儿说，“我们要钱。”
“多少？”
“你有什么资格问我问题？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他静静等待。
“一百万美元。你就说行不行吧？”
“太荒唐了，”他说，“你看，我没法和你谈。叫你朋友打给我，也许我能和他谈谈。”
“哎，你他妈敢使唤老——”
这次轮到库利挂电话了。
在他看来，这是在争夺控制权。企图控制这么一个局面，这种事会逼得你发疯。因为你不可能做到。所有的王牌都在他们手上。
但是，你就算不得不放弃控制局面的欲望，至少也不能跟着他们的音乐跳舞，像保加利亚马戏团里受过训练的狗熊那样蹒跚转圈。
他走进厨房，拿起长柄铜壶，给自己做了一杯甜腻的浓咖啡。等咖啡凉下来的时候，他从冰箱里取出一瓶伏特加，倒出来两盎司左右，然后一饮而尽，感觉到坚冰般的冷静彻底笼罩了他。他拿着咖啡进了另一个房间。就在他快喝完咖啡的时候，电话又响了。
说话的是后一个男人，好声好气的那个。“库利先生，你激怒了我的朋友，”他说，“他一生气就很难打交道了。”
“我认为从现在开始，由你打电话给我比较好。”
“我不认为——”
“因为这样一来，咱们可以商量一下该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像演电影似的互相挂电话。”他说，“他前面提到了一百万美元。这是不可能的。”
“你认为她不值这个数？”
“她多少都值，”他说，“但——”
“库利先生，她体重多少？一百一，一百二，多多少少差不离吧？”
“我不——”
“咱们就算她五十千克好了。”
真是好笑。
“五十千克，一千克两千美元，库利先生，你会做乘法，对吧？正好一百万美元，没错吧？”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假如她是好货，库利先生，你会为她付一百万美元。假如她是白粉，你就会付这么多。现在她是血肉之躯，难道不值这个钱吗？”
“我付不出我没有的价钱。”
“你的钱够多的。”
“但没有一百万美元。”
“你有多少？”
之前他有充足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四十。”
“四十万美元？”
“对。”
“还不到一半。”
“那是四十万美元，”他说，“没你们要的多，但也不算少了。我只有这么多。”
“剩下的你可以去筹。”
“我不知道该去哪儿筹钱。我可以做些承诺，请别人还几个人情，这样能筹到一点儿，但并不多。而且需要几天时间，很可能超过一周。”
“你觉得我们很着急，是吧？”
“不，我很着急，”他说，“我想要我妻子回来，我想要你们滚出我的生活。只要和这两件事有关系，我就非常着急。”
“五十万美元。”
你看，终究还是有些他能控制的因素的。“真的没有，”他说，“我不是在和你讨价还价，因为这关系到的是我妻子的性命。我已经告诉你我能给的最高价了。就四十万。”
停顿，然后一声叹息。“唉，好吧。我真傻，居然以为能在生意上胜过你们这种人。你们玩这种游戏已经很多年了，对吧？你们和犹太人一样恶劣。”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没有开口。
“那就四十万美元吧，”男人说，“你需要多久准备现金？”
十五分钟，他心想。“给我两个小时。”他说。
“我们可以今晚交换。”
“很好。”
“那就去准备吧。不许告诉任何人。”
“我能告诉谁？”
半小时后，他坐在餐桌前，看着四十万美元。他家地下室有个保险箱，是个巨大的老式莫斯勒保险箱，足有一吨重，嵌在水泥里，外面镶着松木墙板，还加装了自带安全锁的防盗警报系统。钱全都是百元大钞，每沓五十张，用橡皮筋扎住，一沓五千美元，一共八十沓。他数出四十万美元，一次抓起三四沓，扔进弗朗辛用来装脏衣服的塑料编织筐。
老天在上，她根本不需要自己洗衣服的。她愿意雇几个用人就雇几个好了，他经常这么对她说。但她喜欢自己动手，她是个传统的女人，喜欢做饭、打扫卫生和做家务。
他拿起电话，把听筒举在半空中，然后又放回底座上。不许告诉任何人，那个男人说过。我能告诉谁？他这么反问。
谁会对他做这种事呢？谋害他，把他老婆从他身边劫走。谁会做这种事呢？
好吧，很多人会这么做。任何人都有可能，只要他们认为他们做了还能全身而退。
他又拿起电话。线路是干净的，没人窃听。说到窃听，整座屋子里都没有窃听器。他有两台装置，据说都是业界最先进的，他在这上面花了那么多钱，它们按理说肯定是。
一台是电话窃听报警装置，安装在电话线上。只要线路的电压、电阻或电流容量有任何改变，他就会立刻知道。另一台是追踪锁定器，会自动扫描无线电频段，寻找隐藏的麦克风。他在这两台装置上投资了五六千美元，只要能确保他的私人通话保持私密，那就是值得的。
过去这两个小时没有警察能听见他的通话，他几乎觉得有点儿遗憾。警察能追踪来电者，找到那伙绑架犯，把弗朗辛还给他——
不，他最不需要的就是警察。警察会把整件事毁得连亲娘都认不出来。他有钱，他会付赎金，他也许能把她救回来，也许救不回来。有些事情你能控制，有些你不能——他能控制付钱，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怎么付钱，但无法控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别告诉任何人。
我能告诉谁？
他再次拿起听筒，拨了一个他不需要查的号码。铃响第三声，他哥哥接起电话。
他说：“彼得，我这儿需要你。叫辆出租车，我付钱，但立刻过来，听见了吗？”
停顿。然后，电话另一头传来声音：“老弟，我会为你做任何事情，你知道的——”
“那就快去叫出租车吧！”
“——但我不会和你的生意扯上任何关系。老弟，我真的不能。”
“和生意没关系。”
“发生什么了？”
“是弗朗辛。”
“天哪，怎么了？算了，等我去了你再告诉我吧。你在家，对吧？”
“对，我在家。”
“我这就叫车。我马上出门。”
彼得·库利忙着找出租车司机送他去布鲁克林他弟弟家的时候，我正在看ESPN
上的几个记者讨论有没有可能限制球员的薪酬。听见电话铃响，我一点儿也没觉得被扫了兴致。是米克·巴卢，他从爱尔兰梅奥郡的卡斯尔巴打电话给我。声音非常清晰，说他是从格罗根酒吧的里屋打给我的也行。
“这儿太带劲了，”他说，“要是你觉得纽约的爱尔兰人是疯子，你应该来他们的主场会会他们。每两个店面就有一家酒馆，不到打烊时间就没人走。”
“他们很早就打烊，对吧？”
“早了半天。不过旅馆也供应酒水，只要登记过的客人想喝，随便几点都能喝上。这才是一个文明国家的标志呢，你说对不对？”
“太对了。”
“但他们全都抽烟。他们永远在点烟，然后拿着烟盒敬一圈。法国佬在这方面更差劲。上次我去那儿探望我爸的亲戚，他们还因为我不抽烟生我的气呢。我猜全世界只有美国佬在这方面比较清醒，知道应该戒烟。”
“米克，你在这个国家还是能找到不少老烟枪的。”
“那就祝他们好运了，现如今不但坐飞机、看电影不能抽，还有各种法规禁止在公共场所抽烟，他们就憋着难受吧。”他讲了个漫长的故事，说的是他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认识的一男一女。故事很好玩，我和他都笑了，然后他问我怎么样，我说我挺好。“真的好吗？”他说。
“就是有点儿坐立不安。最近我有点儿空闲时间。而且正好是满月。”
“对吧，”他说，“这儿也是。”
“还真是赶巧了呢。”
“但爱尔兰永远是满月。还好每天都下雨，所以你不会每天晚上一抬头就看见它。马特
，我有个主意。买张机票，过来看看。”
“什么？”
“我敢打赌，你这辈子都没来过爱尔兰。”
“我这辈子就没出过国，”我说，“不对，等一等，不能说没出过。我去过几趟加拿大，一趟墨西哥，但——”
“没来过欧洲？”
“对。”
“哎呀，老天在上，快去买张机票飞过来吧。要是你愿意，就带上她——”巴卢指的是伊莱恩，“——一个人来也行，我无所谓。我和罗森斯坦谈过，他说我最好在国外待一段时间。他说他能摆平所有事情，但他们搞了个该死的联邦特别工作组，他劝我在风平浪静之前别踏上美国的土地。我大概要在这个该死的跳蚤窝里再困守一个月，甚至更久。你笑什么？”
“我以为你喜欢这地方呢，现在怎么变成跳蚤窝了？”
“只要好兄弟不在身边，无论哪儿都是跳蚤窝。哥们儿，你就过来吧。怎么样？”
彼得·库利赶到他弟弟家时，凯南刚挂掉那个比较温和的绑匪再次打来的电话。只是这次他似乎没先前那么温和了，尤其是在通话快结束的时候，因为库利要求对方证明弗朗辛还活着，而且一切安好。对话大致是这样的：
库利：我想和我老婆说几句。
绑匪：不可能。她在安全屋。我在打投币电话。
库利：我怎么知道她没事呢？
绑匪：因为我们有一万个理由要保障她的安全。你想一想，她对我们来说多值钱啊。
库利：我的天，那我怎么知道她真的在你们手上呢？
绑匪：你熟悉她的胸部吗？
库利：什么？
绑匪：你能认出她的乳房吧？办法再简单不过了。我割掉一个，放在你家门口，这样你就可以安心了。
库利：天哪，你别说这种话。永远别说这种话。
绑匪：那咱们就别说什么证不证明的了，可以吗？库利先生，咱们必须互相信任。相信我，在这个行当里，信任就是一切。
信任就是一切，凯南对彼得说。他必须信任他们，但他怎么可能信任他们呢？他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
“我考虑过我能找谁，”他说，“你明白的，我这个行当里的人。我需要人支持我，援助我。但我能想到的那些人，在我看来都有可能是罪魁祸首。我怎么可能排除任何一个人呢？有人做局想搞我。”
“他们怎么——”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去买东西，然后一直没回家。她出了门，开车走了，五个小时以后，电话铃响了。”
“五个小时？”
“我也不确定，差不多吧。彼得，我不知道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对这种事没经验。”
“老弟，你每天都在做交易。”
“毒品交易完全是另一码事。你费尽心思，要的就是确保所有人的安全，确保不会有人暴露。但这种事——”
“每天都有人在毒品交易里送命。”
“对，但通常来说总有原因。第一条，和你不认识的人做生意。这就是存心找死。看上去挺好，一转眼就变成黑吃黑了。第二条，说是第一点五条也行，和你认识但不熟悉的人做生意。然后还有，随便说是第几条都行，有些人会惹麻烦，都是因为企图搞阴谋诡计。他们没钱，但还是想进货，心想以后肯定能补上。他们昏了头，这一次被他们逃掉了，但下一次就逃不掉了。说起来，这种事十次里有九次是那些人沾上了他们自己的货，结果判断力就从马桶冲进下水道了。”
“也可能他们一切都照规矩来，但六个牙买加人破门而入，咣咣咣打死了所有人。”
“嗯，这种事也会发生，”凯南说，“未必非要是牙买加人。前两天我在报纸上读到的，在旧金山现在是老挝人。每个星期都会冒出来一个新的种族，目露凶光只想宰了你。”他摇摇头。“重点在于，在正规的毒品交易里，但凡有什么细节看上去不对劲儿，你都可以转身就走。你不是非得完成交易不可。假如你手里的是钱，你可以换个地方去花钱。假如你手里的是货，你可以转卖给其他人。你只会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做生意，而且你可以布置后援，一路上安排保镖。况且从一开始你就认识交易对象，也知道你能不能信任他们。”
“而现在——”
“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坐以待毙的那个‘坐’。我说我们带钱去，你们带上我老婆，他们说不行。他们说生意不是这么做的。我能说什么？你们留着我老婆好了？既然不喜欢我做生意的风格，那就去把她卖给别人吧？我不能这么做。”
“是啊。”
“但我也不是什么都不能做。他说一百万美元，我说四十万美元。我说我只有这么多，而他相信了。要是我说——”
电话铃响了。凯南和对方交谈了几分钟，在记事簿上做了笔记。“我不是一个人，”他在通话中说，“我哥哥在我家，他会陪我去。这一点没得谈。”他又听了一会儿，正要再说什么的时候，电话咔嗒一声挂断了。
“咱们得走了，”他说，“他们要我把钱装进两个黑色垃圾袋。这个倒是不难。但为什么是两个呢？也许他们不知道四十万美元是多少钱，会占据多少空间？”
“也许医生叫他们不要提重物。”
“也许吧。总之他要我们去海洋大道和法拉格特路的路口。”
“那地方在弗拉特布什，对吧？”
“应该是的。”
“肯定是，法拉格特路离布鲁克林大学只有两个街区。那地方有什么？”
“有个电话亭。”凯南将四十万美元分成两半，装进两个垃圾袋，然后取出一把九毫米口径的自动手枪递给彼得。“你拿着，”他坚持道，“咱们不能手无寸铁地跳进去。”
“咱们就根本不想跳进去。我拿枪有什么用？”
“不知道。反正你就拿着呗。”
出门的路上，彼得抓住弟弟的胳膊。“你忘记开警报器了。”他说。
“所以？弗朗辛在他们手上，钱在咱们身边。还有什么可偷的？”
“既然装了警报器，那最好还是打开吧。反正不会比我拿该死的枪更没用。”
“好吧，你说得对。”他说，接着又回到屋子里。等他重新出来，他说：“最先进的安保系统。你不能闯进我家，不能监听我的电话，不能在屋子里装窃听器。但你能劫持我老婆，逼我拎着装满百元大钞的垃圾袋满纽约跑。”
“老弟，怎么走最快？我觉得可以走湾脊公园大道，然后从金斯高速公路到海洋大道。”
“嗯，应该吧。有十几条路线可以选，不过我觉得都差不多。彼得，你愿意开车吗？”
“你要我开？”
“嗯，为什么不呢？按照我现在这个状态，说不定会一头撞上警车或者轧死过马路的修女。”
他们应该在晚上八点半赶到了法拉格特路上的电话亭。按照彼得的手表，他们早到了三分钟。他待在车上，凯南走过去等电话铃响。一开始，彼得把手枪插在后腰上。开车的时候他觉得枪管顶得难受，现在他把枪从皮带底下拔出来，放在大腿上。
电话铃响了，凯南拿起听筒。彼得的手表显示正好八点半。他们是完全遵守时间表做事，还是从头到尾都在监视现场呢？或许有人就坐在街对面某幢楼的窗口，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凯南小跑回来，探身到车里。“韦特兰斯大道。”他说。
“没听说过。”
“在弗拉特兰兹和磨坊盆地之间的某个地方。他告诉了我该怎么走，从法拉格特路到弗拉特布什大道，再从弗拉特布什大道到N大道，一直开就到韦特兰斯大道了。”
“然后呢？”
“在韦特兰斯大道和东六十六街的路口，也有一个电话亭。”
“为什么要让我们跑来跑去，你能想到原因吗？”
“逼我们发疯？确定我们没找帮手？我也不知道，彼得。也许只是想消耗我们的气力。”
“总之挺管用。”凯南绕到乘客座那一侧上车。彼得说：“从法拉格特路到弗拉特布什大道，再从弗拉特布什大道到N大道。所以是在弗拉特布什大道右转，然后N大道左转？”
“对，应该没错。在弗拉特布什大道右转，N大道左转。”
“咱们有多少时间？”
“他们没说。我不记得他们说过时间。他们只说尽快。”
“看来没时间停下来喝杯咖啡了。”
“对，”凯南说，“恐怕没时间了。”
开到韦特兰斯大道和东六十六街的路口时，先前的那一幕重演了。彼得在车里等。凯南走向电话，刚走到地方，铃就响了。
绑匪说：“非常好。没浪费时间。”
“现在呢？”
“钱在哪儿？”
“后座上。按照你说的，两个黑色垃圾袋。”
“很好。现在你去叫上你哥哥，沿着六十六街走到M大道。”
“你要我们步行过去？”
“对。”
“带着钱？”
“不，钱就留在原处。”
“车后座上？”
“对。还有，别锁车门。”
“我们把钱留在不锁门的车上，然后走一个街区——”
“其实是两个街区。”
“然后呢？”
“在M大道路口等五分钟。然后上车回家。”
“我老婆呢？”
“你老婆很好。”
“我怎么——”
“她会在车里等着你的。”
“最好是真的。”
“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听着，有一点我觉得不太安全，把钱留在没人看着的车上。我担心会被其他人抢在你们取钱之前拿走。”
“不用担心，”男人说，“这附近治安很好。”
他们没锁车门，把钱留在车上，走了两个街区来到M大道，一个街区比较短，一个街区比较长。他们看着彼得的手表等了五分钟，然后往回走向凯南的别克车。
我好像还没描述过他们，对吧？凯南和彼得，他们看上去就像两兄弟。凯南身高五英尺十英寸
，比他哥哥高不到一英寸。他们都是四肢瘦长的中量级拳手体形，但彼得的腰部已经开始发福了。两个人都是橄榄色的皮肤，黑色的直发都从左侧分缝，向后梳得整整齐齐。凯南三十三岁，发际线略有后移的迹象，因此额头稍微高一点儿。彼得比他大两岁，却还没开始掉头发。
两个人都挺英俊，鼻梁挺直，黑眼睛，眼窝很深，眉骨凸出。彼得留着小胡子，修剪得很漂亮。凯南的脸则刮得干干净净。
假如你喜欢以貌取人，又假如你对上了这两兄弟，那么你肯定会选择先干掉凯南——至少会动这个念头。他拥有某种气质，会让你觉得他是两个人里比较危险的那一个，他的反应会更加突然和果决。
他们走向彼得停车的路口时，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他们走得很快，但又不算太快。车还停在远处，而且依然没锁门。后座上的两袋钱不见了，然而弗朗辛·库利也不在车上。
凯南说：“哥们儿。”
“后车厢呢？”
凯南打开手套箱，按下后车厢的开关，再绕到车尾，掀起厢盖。后车厢里只有备用轮胎和千斤顶。他刚关上后车厢，十几码外的投币电话就响了。
他跑过去，一把抓起听筒。
“回家吧，”男人说，“你到家前她说不定已经到了。”
我离开旅馆，拐过路口去使徒圣保罗教堂，按照惯例参加戒酒会的晚间活动，但我在茶歇的时候离开了。我回到旅馆房间，打电话给伊莱恩，把我和米克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她。
“我认为你应该去，”她说，“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咱们可以一起去。”
“呃，马特，我不确定。这样一来，我就要缺课了。”
每周四晚上她都要去亨特学院上课，事实上，我打电话的时候她刚回来。这门课叫“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印度艺术与建筑”。“咱们去玩一周，顶多十天，”我说，“你只会缺一节课。”
“一节课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错，所以——”
“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其实是我不想去。我会变成电灯泡，你说对不对？我都能想象出来，你和米克像骑着火箭似的在乡下乱转，教爱尔兰人怎么胡作非为。”
“你的想象力可真不赖。”
“我的意思是，这就像一伙男孩晚上出去闹腾，谁会想要一个女孩当拖油瓶呢？说真的，我不是特别想去，而且我知道你这两天坐立不安，我认为去散散心对你有好处。你从没去过欧洲，对吧？”
“对。”
“米克去了多久了？一个月？”
“差不多吧。”
“我认为你该去。”
“也许吧，”我说，“我会考虑一下的。”
她不在家里。
屋里屋外都不见她的踪影。凯南像是强迫症发作，挨个儿房间找了一遍，心里知道这毫无意义，知道她不可能不触发或手动解除警报系统就溜进家里。所有房间都看完了，他回到厨房，彼得正在煮咖啡。
他说：“彼得，事情不对劲。”
“我知道，老弟。”
“你在煮咖啡？我好像喝不下。介意我喝杯酒吗？”
“我介意我喝一杯，但不介意你喝。”
“我只是觉得——算了，当我没说。我其实也不想喝。”
“这就是你和我的区别了，老弟。”
“是啊，你说得对。”他转过身，“彼得，他们为什么要拖着我跑来跑去？他们说她会在车上等我，但她不在。他们说她会在家里等我，但她还是不在。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也许塞车堵在路上了。”
“哥们儿，现在怎么办？咱俩坐在这儿大眼瞪小眼？我甚至不知道咱们在等什么。钱在他们手上，咱们手里有什么？连个狗屁都没有。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我什么都不知道，还有——彼得，咱们该怎么办？”
“不知道。”
“我猜他们已经撕票了。”他说。
彼得一言不发。
“因为那帮浑蛋，他们为什么不呢？她能指证他们。杀了她比放她回来更安全。杀了她，找个地方一埋，事情到头。结案了。换了我是他们，我就会这么做。”
“不，你不会的。”
“我说的是假如我是他们。我当然不是，我本来就不可能去绑架女人，一个清清白白的好女人，从没伤害过任何人，甚至没动过坏心思——”
“别激动，老弟。”
他们就这么陷入沉默，过一会儿继续交谈，否则他们还能做什么呢？这样周而复始了半个小时，电话铃响了，凯南扑过去抓起听筒。
“库利先生。”
“她在哪儿？”
“非常抱歉。计划起了个小小的变化。”
“她在哪儿？”
“就在你家旁边的那个路口，哦，呃，七十九街上，我记得应该是马路南侧，从路口数第三或第四座房子——”
“然后？”
“有辆车违章停在消防栓前。一辆灰色的福特天霸。你妻子就在车上。”
“她在车里？”
“后车厢里。”
“你把她放在后车厢里了？”
“后车厢里有足够的氧气。但今天夜里很冷，所以你最好尽快把她弄出来。”
“有钥匙吗？我怎么——”
“锁坏了。你不需要钥匙。”
两个人跑过街道，拐过路口，凯南对彼得说：“他什么意思，锁坏了？既然后车厢没锁，她为什么不直接爬出来？他到底想说什么？”
“我不知道，老弟。”
“也许她被绑住了。胶带、手铐，诸如此类的东西，所以她没法动。”
“也许吧。”
“唉，天哪，彼得——”
车就在对方说的地方。这是辆破旧的天霸轿车，几年前的旧款，挡风玻璃呈放射状破碎，前排乘客座的车门深深凹陷。后车厢的锁整个儿不见了。凯南一把掀开厢盖。
后车厢里没人，只有一堆包裹，包扎得整整齐齐。这些包裹大小不一，外面缠着黑色塑料袋，用绝缘胶带固定。
“不！”凯南喊道。
他站在那儿，一遍遍地喊道：“不，不，不！”过了一会儿，凯南从后车厢里取出一个包裹，掏出自己口袋里的小刀，他割开胶带，解开缠了一圈又一圈的黑色塑料袋（与用来装钱的垃圾袋不无相似之处），最后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只人脚。
凯南仰起头，像野狗一样号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