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永远的苏东坡

苏东坡，我想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苏东坡有个特点，就是他一方面非常雅，是宋代文化的最高成就的代表，雅得不得了，另一方面，他又很俗，就是说，中国老百姓眼里我们的古代作家当中，最有群众基础的恐怕就是苏东坡：读者可能在中学课本里面，读到过两首苏东坡的诗词；即使没有读过他的诗词的话，也可能到过杭州；如果到过杭州，总知道杭州有一个苏堤，那个苏堤，就是苏东坡修建的；如果杭州也没有去过，大概总吃过或听到过“东坡肉”，那个“东坡肉”就是苏东坡倡导的。因为他这个人确实又俗又雅，所以是最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的人物。

苏东坡究竟长得什么样子，我们从一幅画来看。

这幅画是清代一位很有名的考据家，叫翁方纲，中国乾隆年间一个很有名的学者，收藏的。苏东坡现在流传下来的画像比较多。苏东坡在世的时候，我们现在有材料可以考据，有六个人给他画过像。当然，很可惜，这六幅画都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流传下来的苏东坡的画像非常非常多。根据翁方纲的考证，这幅画像比较接近苏东坡的原貌，所以，这上面的字都是翁方纲的题词。这幅画呢，根据翁方纲的考证，宋代有个画家叫李公麟，也是苏东坡的朋友，原画是他画的。

翁方纲得到了这幅画的母本后，就请他的朋友朱野云来临摹。翁方纲请人临摹这幅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每年苏东坡的生日，也就是每年的十二月十九日，翁方纲都会邀请他的好多朋友，在一起举行寿苏会，也就是这一天，用苏东坡的画像给苏东坡来祝寿。翁方纲当时是个非常有名的学者，所以他聚集了很多很多人，在他家里面给苏东坡祝寿。祝寿的时候，他就把这幅画供起来，见画如见人。

根据我的研究，我也认为这幅画比较接近苏东坡的原貌。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是苏东坡的诗，以及苏东坡朋友的记载。

比如说，有人说，苏东坡是四川人，大家以为四川人个子比较矮，但苏东坡不是这样。苏东坡是个儿比较高的。因为苏东坡有一首诗给他的弟弟子由，说子由的身体“长如丘”。有的人说这个“丘”是指“孔丘”，那大概不至于。宋代的时候，孔子的地位已经很高了，若说子由长得像孔丘一样高，好像又不太尊敬，所以这个“丘”可能是指山丘。随后，有人说，东坡诗里有提到，苏东坡的身高和他弟弟一样高，所以，他的第一个特点是个子比较高。

第二个特点，是这个人比较瘦，脸型也比较瘦。有朋友写给他的诗句，说他的长相像个“圭”一样。圭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礼器。“圭”的样子呢，顶部是圆的，下面是方的，苏轼大致是这么个脸型，这幅画呢，也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第三个特点，是眼光炯炯有神。这是很多人描述过的。这幅画呢，因为是苏东坡喝醉了酒，坐在石头上面，所以醉眼朦胧啊，眼光炯炯有神的形态就表现不出来了。

第四个特点，就是胡须。现在很多的画像都把苏东坡画成大胡须，连腮胡子，但实际上苏东坡的胡须是山羊胡子。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旁证。他有一名学生叫秦观，是个连腮胡子的形象。苏东坡跟他开玩笑说“小人樊须也”，这句话出自《论语》。文人开玩笑嘛，都是要文绉绉的，掉书袋的。“小人樊须也”，樊须是个小人，樊须的“须”，和繁体的“鬚”读音是相同的，就是说，你是个小人，你是个大胡子。既然有这样一则玩笑，就可以反证苏东坡不是大胡子。如果他是大胡子的话，就不会跟秦观开这个玩笑。所以，苏东坡面相的特点，应该是个子高，眼睛有神，面相比较瘦，特别是他的山羊胡子。后世的画上苏轼的胡须都是大胡须，我想，是不对的。

所以，读者要想象苏东坡长什么样，我还是倾向于觉得苏东坡长这个样子。当年是不是这样，还需要再研究！

苏东坡的生卒年应该是1037年至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但是现在“东坡”这个号，反而比他苏轼的正名还要流行得广泛。这里有个小问题。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这一年是公元1036年；但是，因为他的生日在阴历十二月十九，转换成公历就变成1037年1月8号了。这个细节一般人不太注意。当然根据中国传统史书的写法，写成1036也不算大错。古代的史学家习惯用阴历来记载一个人的生卒年。你不可能把出现的每一个日期都转换成公历，那是不得了的工程。但是，我们要了解，如果要给苏东坡过生日的话，那么应该算在1037年；如果要给苏东坡做1000周年纪念活动的话，那么应该是2037年去做而不是2036年去做。

那么，下面我正式开讲我的三个题目。第一个是说不全的苏东坡，第二个是说不完的苏东坡，第三个是说不透的苏东坡。

一　说不全的苏东坡

什么叫作“说不全的苏东坡”？就是说，给苏东坡定位相当困难。为什么呢？这就牵扯到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知识精英的知识结构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到宋代有了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宋以前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的“士”，他们的知识结构一般都比较简单。比如说李白、杜甫，他们当然是中国的伟大诗人，一个是浪漫主义诗人，一个是现实主义诗人，他们主要的成就是诗歌。诗以外，杜甫写过几篇赋；李白有一篇散文，《古文观止》里也选进了，另外他的两首词《忆秦娥》《菩萨蛮》到底是不是他写的，还不能定论。李白、杜甫是伟大的作家，但是主要成就偏重于诗歌。

这种情况到了宋代以后有了非常大的改变。宋代是文官政府，以科举取士，使得一般的平民知识分子都大量涌入士大夫的圈子。十万进士支撑了宋代以后一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特别是文化创造的那部分，是由这十万进士，以及没有中进士的后备队伍所支撑的。这种现象在宋代非常突出。这也是近代有些历史学家把宋代社会作为中国古代社会重要转型标志的一个原因，有的学者认为从古代转到近代是从宋代开始的。

陈寅恪先生就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的开国皇帝是赵匡胤，赵宋就是指宋代。在陈寅恪先生这样一个史学大家看来，中国的华夏文化到了宋代是“造极”，他对宋代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出现了一大批“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现在西方研究宋代的历史学家就把这一批知识精英称为“前近代知识分子的共同体”。研究这个“共同体”，是现在宋代史学、整个中国历史学里的一个重大课题。

宋代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社会。一方面，宋代文化的发展超过了汉唐，国家的经济实力也超过了汉唐，但在军事上不行。北宋是被金人灭亡的，南宋是被蒙古人灭亡的。老实说，宋代一方面是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我们惊异于宋代的文化、经济发展到那么高的高度；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大问号”，它的军事实力是那么薄弱。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社会情况。在这种社会情况下，综合型的知识分子精英对社会起着更大的作用。

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并不是全面均衡的发展，这当然跟宋太祖开国时定的“祖宗家法”有关系，他只重视文而轻视了武。宋太祖黄袍加身，他实际上是搞政变上台的，因此怕自己底下的大将取而代之，所以在治军方面采取排除异己的态度。宋代领兵打仗的元帅都是文官，比如范仲淹，他应该是个文人，写过《岳阳楼记》，但是当时打西夏时他任主帅，据说打得也还比较好，所以有“范夫子肚子里有十万精兵”之说。但后来我去宁夏参观历史博物馆的时候，才知道当年的西夏人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说他经常被党项族的人打败。

在这种情况下，宋代社会还能保持这么高的文化发展水平、这么强的经济实力，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一大批知识精英存在，而且他们的知识结构都非常全面。

第一个具有全面知识结构的人就是欧阳修。欧阳修既是诗人、散文家，又是词人、经学家和诗歌评论家。在他以后的司马光、王安石都是这种情况，甚至连我们非常讨厌的秦桧、贾似道，这两个宋代最有名的奸相，从他们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以及能力来说，也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

苏东坡更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首先，我们可以给苏东坡各种各样的定位。

（一）大诗人

苏东坡是个大诗人。他流传至今的诗歌一共有2 700多首，他作为宋代的大诗人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中国的诗歌非常发达，可以说是一个诗的国家。中国的诗歌如果从艺术类型上去分类，主要是唐诗和宋诗这两个大体系。诗歌史上给唐诗一个专有名词叫“唐音”，给宋诗一个专有名词叫“宋调”。苏东坡以及他的门生黄庭坚对于“宋调”的奠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什么叫“唐音”和“宋调”呢？这是一个研究课题，一时说不清楚，不能给它下一个周密的、确切的定义。但是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也就是唐诗一般比较自然，最好的代表就是李白，他写诗好像不需花力气，神采丰满，神韵充足；宋诗比较见心思，写的时候要用心思，而且背后有很深的学问基础。这是两种不同的艺术类型。我们读懂了苏东坡的诗，很大程度上也就知晓了“宋调”的特点。

所以，对苏东坡的第一个定位是诗人。

（二）词家

苏东坡是一个革新派的词人。在中国的词史里面，有所谓“豪放派”与“婉约派”的区别。传统的词本来比较婉约，这跟词的功能有关系。一些文人填词，其主要功能是在酒宴上供歌女歌唱，以此助兴。这使得词带有浓厚的女性化色彩，题材和风格都比较婉约。今天文艺学评价的标准比较多元化了，对这么多的婉约词不能一笔抹杀，但是如果我们的两万多首词都讲风花雪月、男女爱情，没有更多的社会内容和人生体验在里面，那么词的发展也就停顿了。

幸亏出了个苏东坡，因为他的词已经慢慢跟歌唱相脱离。他的大部分词不是应歌，而主要是为了抒写他自己的感情和思想而作。这样一来，无论词的内容、题材还是风格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词史上就开创了豪放派，苏东坡就是中国豪放词的开创人。

有一个故事，苏东坡曾经担任过皇帝的顾问官，叫“翰林学士”。有一次他在学士院里面跟一个幕士聊天。那个幕士会唱歌，于是苏东坡就问他：“我的词比柳七如何？”柳七就是柳永，是苏东坡词学的前辈，年纪比苏东坡要大。这个问题实际上带有竞争性，从他的潜意识来说是指“我的词跟柳永的词高下如何？”这个幕士说了一句很俏皮的话：“柳七的词应该由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拿红牙板来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的词应该由关西大汉用铜琵琶来唱‘大江东去’”。

这话什么意思呢？幕士实际上是在调侃苏东坡。因为按照当时的规矩，没有男士唱词的，“关西大汉”是雄伟魁梧的一个形象。当时女孩子唱歌时用的乐器一般是琵琶，后来才有箫。姜夔有句诗叫“小红低唱我吹箫”，所以词是由女性唱的，伴奏的乐器是箫和琵琶，而不是铜琵琶。幕士讲这话其实是对苏东坡的调侃，也就是说你的词虽然写得不错，却不是词的本色。但这个故事妙就妙在记载了苏东坡听了后为之绝倒，很高兴，笑得前俯后仰。这说明苏东坡的器量很大。

关于词能不能改革，在当时是有争论的。以幕士为代表的一方，在他们看来，词只能写成婉约词，只能是“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浅斟低唱”，不能像苏东坡那样来写。这个争论也发生在苏东坡和“苏门四学士”之间。“苏门四学士”指的就是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

有一次，张耒、晁补之跟苏东坡谈话，苏东坡又问他们，我的词跟秦观的词比，怎么样？由此看来，苏东坡也非常关注自己词的创作比起当时一流的词到底怎么样。柳永代表宋初词的水平，秦观代表他同时代的婉约词的水平，是当时婉约词最高成就的代表。晁补之跟张耒对于苏东坡的提问，回答得很妙。他们说：“先生之词如诗，秦观之诗如词。”这句话同时批评了两个人，一是批评苏东坡写的词不是词，像诗；二是批评秦观写的诗，像词。秦观的诗有个外号叫“女郎诗”，很女性化。对于苏门内部的这样一个争论，苏东坡采取自由的、百家争鸣的态度，在苏门内可以进行自由探讨。

这个回答也说明了苏东坡的主要创作倾向就是以诗为词，他把原来用到诗歌里的题材、内容、风格引入到词当中。他用诗的方法来改革词和词体，但并没有把诗和词混淆起来，没有取消词的独立性，因此他的改革是成功的。这是我对他的第二个定位。

（三）散文家

中国散文史上有“唐宋散文八大家”：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四川的三苏 （苏洵、苏轼、苏辙） ，以及江西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东坡一家占去了宋代六家的一半，这就意味着苏东坡的散文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能够检索到的苏东坡的各体文章有4 000多篇，有的是奏议，很多是艺术性的散文。这些散文成为中国散文史上的瑰宝，所以苏东坡当然是个散文大家。

（四）书法家

宋代的书法与唐代不同。唐代书法讲究法度，如唐代的颜鲁公讲究法度；宋代书法尚“意”，就是更加人文化。宋代书法有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简称“苏黄米蔡”。对蔡襄的排名还有点争论，有人认为蔡襄年龄最大不应放在最后。这里，名字并称时，往往有暗的规律——根据声调的平上去入。比如“王杨卢骆”，就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也是这个规律。总之，这里苏东坡又是排第一，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首。

（五）画家

苏东坡还是一个画家。苏东坡有一个重表兄弟叫文同。文同在当时画竹子画得最好，并且因为他在湖州当过知州，所以人们把文同所开创的专门画竹子的画派叫“湖州竹派”。宋代人对于竹子是非常看重的，因为竹子代表雅。苏东坡曾说过“食可一日无肉，居不可一日无竹”，他认为没有竹人就俗，所以他跟文同学画。现在有个成语叫作“成竹在胸”，这是苏东坡在一篇文章里总结文同画竹的经验时提出的一个理论口号，说的是画竹的时候不是一枝一叶地画，而是把整株竹子全都熟记于心，然后一挥而就，这样才是画竹。苏东坡喜欢画竹子，画怪石，现在有他的一幅画怪石的画留了下来。

苏东坡是中国很重要的文人画家，他和朝廷里的画匠不一样，画匠是工笔画，苏东坡的画以意为主，主要讲究笔墨趣味，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所以，苏东坡毫无疑问是画家。

（六）经学家

《十三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古代的学者用注解经的方法来表述自己的哲学思想，中国的哲学史都是以注解的形式来表达观念的。比如“宋明理学”，对于《易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苏东坡对中国经典中的三部书——《易经》《论语》《尚书》都做过注解，这是苏东坡很看重的。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给经书作注是他在学术上安身立命的首要处。苏东坡晚年到贬地，到海南岛，最后才完成这三部书的注解，然后非常郑重地托付给他的朋友。现在的《东坡易传》在中国《易经》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就是以前对他有批评的朱熹对他的《易经》解注也做了肯定评价。所以他又是个经学家。

（七）医学家

现在有一部书，叫作《苏沈良方》。苏东坡和沈括两个人收集了当时民间流传的土方，后人把他们的资料合编成《苏沈良方》。沈括因为编了《梦溪笔谈》，很有名，英国很有权威的李约瑟编了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对沈括的《梦溪笔谈》做了很高的评价。

苏东坡也关心药方的收集，并且他自己也学习看病，也懂医术。这里讲个小故事，苏东坡很不幸，死于自己对自己的误诊。苏东坡一生很坎坷，最后被贬到了海南岛。到65岁的时候，皇帝才下令让他返回中原。后来到南京、镇江、常州一带，最后在常州定居。因为当时交通工具的限制，他就乘船回来。这一路过来时正好是7月份，天气非常热，河水非常脏，并且他在海南岛感染了瘴气，就是现在的疟疾，也叫“打摆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东坡病倒了。但船上没有医生，他就自己给自己开药方。苏东坡在最后的一个多月里经常写诗，写文章。我们根据他的诗和文章，几乎可以把他当时每天的病状建立一个档案，就像现在的病历卡一样。他当时鼻子出血，人不能平卧，只能仰坐，所以最后他死在县令送给他的一把躺椅上，他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当时他主要的毛病应该是热毒，但是他给自己开了三副药：人参、茯苓、麦门冬。麦门冬是凉药，用凉药治是对症下药的；但是人参和茯苓是带热性的大补药。因此，他的鼻血流得越来越厉害，后来连牙齿都流血了。最后，他就死在了常州。现在常州还保留着他的终老地藤花馆的旧迹，藤花馆的旧址，据说不是宋代的房子，可能是清代的。

但是无论怎么说，苏东坡与沈括的《苏沈良方》对后世的药物学来说很重要。

（八）美食家

苏东坡还是一个美食家。他研究美食跟我们今天研究美食不一样，他主要是为了生存。

苏东坡的一生三起三落，非常坎坷。他最后快死的时候，有一句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回来的路线就是从南京、镇江到常州。在镇江时，他去了趟金山寺，金山寺中有幅朋友给他画的像，苏东坡就在画像上题了这几句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是说，问问你平生建立了哪些丰功伟绩呢？在黄州，在惠州，在儋州。

这三个州是什么意思呢？黄州是他第一次被贬官所在的地方。中国第一个大文字狱就是苏东坡遭受的“乌台诗案”。苏东坡写了一些诗，他的政敌就认为这些诗里有攻击皇帝的内容，所以就把他下了大狱。后来经过好多人的营救才出了狱，出来后又贬官到黄州，就是现在湖北黄冈。黄州是他不得意的地方，是他的伤心地，但倒的确造就了他文学创作的高潮。他的前后《赤壁赋》和《赤壁怀古》词都是在那里写的。第二次是惠州，就是今天的广东惠州，这是他第二次遭贬官所在的地方。第三次是儋州，就是海南岛的儋县。

所以，他写“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实际上原意是自嘲——看到这个画像，苏东坡就问自己，这一生有没有建立什么功业？没有。他一生的功业在黄州、惠州、儋州，在贬地生活了13年，就过去了。他是自己调侃自己，自己对自己开玩笑。

但是，我们现在解读起来，可以解释成苏东坡在黄州、惠州、儋州13年的贬谪时期中，完成了他人生思考中最深刻的部分，获得了一整套对付困难、对付挫折、对付死亡的办法。所以，在苏东坡的一生中，这13年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在面对这13年困苦生活的时候，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呢？他想方设法去获得食物素材，能够得到什么材料，就尽量把它做出好的味道来，尽量享受生活。所以苏东坡作为美食家是带有非常强烈的自救信息的。

东坡肉是怎么来的呢？东坡肉最早是由苏东坡在黄州创造的。当时他去黄州时，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黄州这个地方猪很多，但是当地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吃，只使用它的皮，使用它的粪便种庄稼，没有人去吃猪肉——穷人不会吃，富人不想吃。从外形来说，猪很脏。苏东坡就发明了一个文火炖猪肉的方法。把猪肉拿来以后，剥皮，洗干净，然后用文火慢慢地炖。后来他第二次到了杭州，才把东坡肉发展成型。今天，我们到杭州去可以吃到很好的东坡肉。所以，苏东坡总是在很困难的生活条件下，面对非常艰苦的生活环境，想方设法使得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

唐诗是在边疆产生的，是在文人的大场合中产生的，是在高山大河上产生的，疆场、塞北就是唐诗产生的地方。宋诗则转向于日常生活。苏东坡的诗集里，写到过各种各样的美食，比如各种各样的鱼、各种各样的羹、各种各样的饮料等。这样的作品有一百多首，他都能写得津津有味。

在海南岛的时候，他写过《谪居三适》，就是谪居生活中三件舒适的事情。哪三件是令他感到很舒适的事情呢？早晨梳头，中午午睡，晚上洗脚，就是这三样都很简单的生活。我建议你们去读一读，写得非常有味道。这说明苏东坡的眼睛善于在人家看不到的生活中发现美。第一个把牛粪入诗的就是苏东坡。

古代有一句诗，叫“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代豪”。重阳节，人们不是都要吃重阳糕吗？刘郎，就是刘禹锡，是唐代一位大诗人，他在诗歌里面就不敢用这个“糕”字，因为这是个俗字。在唐代，俗字是不能入诗的。但苏东坡不一样，他在海南岛的时候，别人问他的家在什么方向。他说在有牛屎的地方，沿着这个方向走就能找到他的家：“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他连牛屎都能入诗，但我们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好，反而觉得这首诗很有味道。

所以关于苏东坡对美食的追求，我们应该更多地从人文的背景去理解。

（九）政治家

苏东坡一生曾经在八个地方做过地方官。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在那里留下政绩。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真心地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他刚到徐州上任五天，黄河决口，徐州发大水了，黄河水就淹到了徐州城下。苏东坡就在徐州城上跟民工一起抗洪。抗灾成功后，建造了一个黄楼，是土筑的，用来镇压洪水。现在徐州又造了一座新的黄楼。

大家现在去杭州玩，知道西湖上有两个堤，一个叫作白堤，一个叫作苏堤。据说，白堤是白居易造的，苏堤是苏东坡造的。这话对了一半，苏堤是苏东坡造的，但白堤不是白居易造的。一个证据就是，在白居易的诗歌里面已经提到了白沙堤的风景怎么好，白居易到杭州去当太守之前白堤就已经有了。

白堤比较短，而苏堤的确是苏东坡呕心沥血、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建造出来的。苏东坡第二次在杭州担任的是知州，做地方的长官，对杭州的用水系统和西湖的疏浚问题十分重视。由于长期种菱角、荷花，西湖的湖面变得越来越小，水质越来越坏。苏东坡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决定在西湖的南北之间架一个通道，用疏浚出来的污泥造一个堤，这就是苏堤。他非常会动脑筋，当时老百姓中有许多灾民，那年正好大旱，他就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让老百姓出工以代替“赈灾”。所以这个工程完成以后，西湖的水更清了，南北交通更方便了，老百姓也获得了实惠。他考虑得非常细，做到了一举两得。

第一次评的西湖八景里，很多景点都跟苏东坡有关，苏堤上的一些景观如平湖秋月、三潭映月都是。三潭映月是怎么来的呢？当时，苏东坡造完苏堤之后，就想在湖中立些标志，禁止在这个湖区种菱角、种荷花。就是这么简单，起一个实用性的作用。后来，在上面建了三个石塔，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在月光的映照下，三潭映月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景致。所以我们说苏东坡的这些考虑是非常仔细的。

可以说，中国的第一个自来水管也是苏东坡想出来的。那时候，他在惠州，没有做官。他看到广州城里喝水很难，因为广州靠近海洋，喝的水都是咸水。所以，他就专门画了图，让当地人从山上拔了很多竹子，一根一根接过去，做成管道，把山上的水引到了广州城。这恐怕是中国的第一条自来水管道。所以，苏东坡在实用方面的智慧也是非常突出的。

这样讲下来，有没有把苏东坡说全了呢？已经讲了大诗人、大词人、散文家、书法家、画家、经学家、医学家、美食家、政治家这样九个，是不是已经全了呢？其实，还没有说全。因为，苏东坡还是诗歌评论家、文物鉴赏家等。所以，要把他说全是很不容易的。总的来说，苏东坡是个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是当时的文化精英。他的出现，也表明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发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二　说不完的苏东坡

苏东坡有多方面的才能、深邃精微的人生思考、丰富的文化性格。就像研究《红楼梦》有“红学”、研究《文心雕龙》有“龙学”，研究苏东坡自然也有“苏学”，这是清朝人提出来的。苏东坡多方面的文化创造为历来研究“苏学”的人不断地提出新问题。九百多年来，谈苏东坡的人很多，著作也很多，但是说不完。我想借这个机会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时期以来，在苏轼研究上的一些情况。今天只是介绍这一时段，作为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苏东坡成为学术上、文化上、文学史上的一个话题，会永远被争论下去。

新时期开始的时候，在苏东坡问题上有一个争论，就是关于苏东坡政治态度的争论。具体地说，就是苏东坡跟王安石变法的关系。大家都知道，苏东坡是反对过王安石变法的。

在王安石变法以前，苏东坡曾经给皇帝写过奏章，提出过一系列改革主张。某些方面，他的改革措施比王安石还要激进。因为苏东坡是从四川出来的，他的家庭不是名门望族，所以他对于民生、对于老百姓的情况比较了解。到了汴京以后，对于整个经济情况、政治情况、社会情况的感受非常清晰。所以，他必然对于宋初以来政府积贫积弱的形势感受深切。但是，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法，进行政治改革。这个时候，苏东坡就持反对态度了。

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去了南京，成为一个退休的宰相，住在蒋山。当时，苏东坡正好贬官黄州，遇到皇帝赦免，沿着长江也到了南京。这时，两人见面，极其要好。苏东坡说了一句话，叫“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邀请他说，你刚被赦免来到这里，朝廷也没有新的职务委派给你，就与我“比邻”吧，就是说我们一起做邻居吧。因为王安石的这个邀请，苏东坡作了一首诗：

次荆公韵

骑驴渺渺入荒陂，
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

“从公已觉十年迟”就是说，他感到与王安石的这次相遇迟了十年。十年是什么意思？十年前就是王安石刚刚变法的时候。从那个时候以来，他对新法的看法就已逐渐有所改变了。他觉得十年的新法实践里，确有扰民的地方，但也有利民的地方。应该衡量利弊，利和害的地方要进行分析，去掉不好的，吸收好的。所以在这个政治基础上，他跟王安石和好了。

后来，朝廷让司马光上台了。司马光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苏东坡召回汴京，还给他一连升了好几级。司马光认为苏东坡原来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所以就把他召回来了。苏东坡的名声很大，司马光希望他能成为自己废除新法的得力助手。但是他没有想到，他们在讨论“免役法”该不该废除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两人公开大吵。吵完以后，苏东坡回到家里，一边脱衣服，一边说：“他是什么司马光，简直是司马牛。”两个人的性格都比较硬，就像两个“钢铁”公司。

就像苏东坡自己说的，他的政治原则是独立的。过去的时候，因为王安石当宰相，所以很多人都唯王荆公马首是瞻，王安石怎么说，就跟着他怎么做。后来的人则都是以司马光为首，他们都没有坚持政治上的独立立场。既然苏东坡是有政治原则的，不是随风倒的，那司马光对他那么好，一直提拔他，他跟司马光的政见怎么说不一样就不一样了？他对王安石的个人才能和品格是非常敬重的，为什么一开始他反对新法？

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一个原因是跟那时的政治制度有关。宋代的政治制度非常值得研究。北宋有九个皇帝，南宋也有九个皇帝。其中真正有能力的皇帝，除了赵匡胤这个开国君主外，北宋也就只有一个宋神宗，南宋也就只有一个宋孝宗，其他皇帝的才能都不高。但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些君主的领导下，宋代还有三百多年的基业？靠的是什么？是制度保证。

赵匡胤虽然是武将出身，但是他非常有政治智慧，制定了一整套“祖宗家法”，其中有一条就是宋代的权力要集中到皇帝手里，要防备武臣。所以，一般情况下，宋代是不设宰相的。王安石开始变法的时候只是参知政事，就是他对于政事可以参加、知道，而不是宰相，到后来，皇帝才让他做宰相。所以，宰相不多。真正最大的政治权、用人权、经济权都集中在皇帝的手里。

皇帝为了搞政治制衡，就特别要发挥谏官的作用。谏官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监察部门。谏官可以风闻言事，可以讲宰相哪里不对，哪怕经查证后没有这样的事，谏官也是没有责任的。宋真宗就说，他希望在政治上能“异论相搅”。就是说，两个人可以在不同的政治意见中互相斗争。所以，宋代初期的党争带有近代党争的色彩。不管是旧党还是新党，他们结党的原因都是为了同一个政治目的，即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比如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就跟他有矛盾。但是现在在我们看来，这两人都是经世之臣。司马光也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名人，不光是因为他写了一部《资治通鉴》，他的政治思想里也有一些可取的地方。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即为了加强政治上的制衡作用。这跟现在西方国家的民主党上台，共和党唱反调是很像的。

苏东坡考取进士以后，在政治道路上还有一段特殊的经历。他考进士时，欧阳修是当时的主考官，他就跟欧阳修建立了师生关系。那以后，他又考了一个特别的科，叫“制举”，地位非常特殊。制，就是皇帝的命令。这是在平常的考试科目以外，皇帝亲自下令举办的考试。“制举”里面又有一科叫“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贤良方正”是说人品行贤良，性格刚正；“直言极谏”是说话直率，敢于向皇帝、向大臣、向宰相提意见。苏东坡考中了这个科，而且等第很靠前。从宋初以来，考中这样等第的只有两个人，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苏东坡自己也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这样一段特殊的政治经历先天注定了苏东坡在政治斗争中的反对派地位。就是不论宰相讲什么话，他总要讲不一样的话，总要讲你的缺点、你的漏洞、你不足的地方。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苏东坡对于新法的态度有个“三步曲”：从王安石变法以前的支持变法，到王安石变法时的反对变法，再到司马光上台后的维护新法中的某些法。之所以有这么一个“三步曲”的变化，跟苏东坡的政治经历有非常大的关系。

这只是一个特殊的原因，当然还有更多其他的原因。对于苏东坡的政治态度，学者们在讨论过程中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我刚才介绍的是我的个人意见。后来大家感觉到这样讨论下去不一定能抓住“苏东坡研究”的重点。因为苏东坡留给我们后代的毕竟是他的作品，他的政治态度已经成了过去。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发生作用的是他的2 700多首诗、300多首词、4 000多篇文章。所以关于苏东坡的研究，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研究他的作品。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苏东坡，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多争论的问题。那些争论的大部分都是学术问题，就是对于苏东坡诗歌分期问题、苏东坡思想性质问题的研究。

还有第三个阶段。苏东坡固然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作家，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文学方面。苏东坡作为一个文化巨人，有着更广泛的意义，特别是他的人生思考、文化性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世知识分子。在人们对于自己人生价值的判断，以及人生道路选择的判断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后来人们就更多地从文化层面上来研究苏东坡了。

所以我想，新时期以来对苏东坡的争论，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从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苏东坡到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苏东坡，再到作为一个文化全才的苏东坡这样的一个讨论过程。当然，这样的争论还会永远继续下去。以上讲的就是“说不完”的苏东坡。

三　说不透的苏东坡

苏东坡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存在。我们要下很大的气力才能真正把握他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认识他留给我们的这么丰富的文化遗产的内涵。这里的“说不透”主要讲的是他的人生态度。苏东坡跟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面临两个大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出处问题。出来做官，出来工作，还是退隐，不做官，这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第二个是生死问题。怎么对待生，怎么对待死。出处问题是一个人跟政治、跟社会的关系，生死问题是一个人跟自然的关系，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课题。我觉得苏东坡在处理这两个问题上，他的人生思考、文化性格，以及由此形成的一整套应对方法，在今天都有值得我们玩味的地方。

（一）出处问题

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解决这个问题有儒家经典的教导。《孟子》里有这么一句话，“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说，顺利的时候，要干一番事业，救国救民。“穷则独善其身”是说，当在生活道路上遇到挫折、不得意的时候，就追求自己道德的完善、人格的完整。

苏东坡是从四川出来的。四川这个地方在宋初的时候非常特殊，特别是眉山这个地方，那里的人不愿出来做官。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来想去，大概跟宋朝的皇帝在统一四川的时候杀人太多有关。所以在宋代，特别是川西一带的知识分子，都对当时的朝廷中央保持一种疏离的态度。所以，苏东坡一家都不出来做官。

直到后来，他的一个伯父苏涣考中了进士，苏东坡才肯出来。刚到汴京的时候，他的信心也不大，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一种“盆地”意识，觉得考不上就赶紧回家。父亲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来到汴京，一举成名，兄弟俩一起考中了进士，在当时的汴京都有了名气。

欧阳修是当时的主考官，看到苏东坡的考卷和感谢信后非常高兴，说“快哉，快哉”，还表示要甘为人梯，把苏东坡推出来，让他出人头地。欧阳修对他的家人说：“三十年以后，恐再无人道我。”认为未来文坛的领袖是苏东坡。苏东坡和欧阳修正好相差30岁。苏东坡就这样开始走上了仕途，这就解决了“出”的问题。

但是后来，苏东坡的一生非常复杂，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循环。他总是跟朝廷中主流的政治派别起矛盾。从京官，外任，又被贬官，到了65岁的时候，朝廷才又把他召回中原。他的一生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所以，他对于人生的态度、对于人生的思考是不断变化着的。生活的反差在这样一个杰出人物身上不断地重复。因此，他对于生命的有限性、多变性有着非常深刻的思考，他留给我们的诗歌里面所包含的东西也非常深刻，非常值得玩味。

（二）生死问题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中国传统思想有三个大的体系：一是儒家，主张入世；一是道家，主张混世；另一个是佛家，主张出世。

苏东坡在做官时主要遵从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追求经世济时，仁政爱民，以立功、立德、立名的思想来要求自己，所以他在这方面做出了成就。而当他贬官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险恶的政治环境，以及非常恶劣的生活环境，这时候他更多地需要从佛教、道教上吸取营养来维护他生活的信念，但他最终不是一个佛教徒或者道教徒。他是利用佛教思想来支撑自己，希望对生命有一个自己的把握。

人的生命有两个性能，一个是虚无性，一个是无常性。人从哪里来的？没有人能回答。虽然人的一生是虚幻的，不能把握的，但苏东坡尽量从虚无的一生中把握好现在。

苏东坡诗集里有一句诗“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我在一生中就像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这句诗如果按照直接的理解来说的话，应该是比较消极的。从“人生如寄”的认识出发，得出的结论可以是多种的：有人说是得过且过，有人说今朝有酒今朝醉。但苏东坡不一样。我曾经考察过，在他的诗里共有九处用了“吾生如寄耳”句，但从上下文联系起来分析，其用意都是积极的，告诉我们，人生虽然有虚无性，但是人可以把握这个虚无，并在这个虚无中找到自己的实在。

人生的另一个特点是无常。苏东坡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人生虽然无常，但无常的时候我们总有一个落脚点，那个落脚点值得尊重。

苏东坡很多诗对人生的虚无性和无常性都有积极的解释。

苏东坡的死非常有意思。他在常州去世之前，杭州径山寺的住持维琳专门赶来见他最后一面。两人互赠佛偈，维琳对苏东坡说：“端明宜勿忘西方。”“端明”是苏东坡的一个荣誉称号。苏东坡说：“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就是说西方是没有的，我不愿意去。佛偈其实是一首五言诗，一共八句，最后两句结语非常重要：“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苏东坡说他平生笑话天竺高僧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怕自己死后进地狱，要他的徒弟为他念咒语。苏东坡说：“我一生没做过坏事，我不会入地狱。”苏东坡到临终对于佛教里面的迷信的成分是坚决排斥的。所以苏东坡的死功德圆满，为自己的一生画了一个很好的句号。

总的来说，苏东坡是没有穷尽的，因此，他是永远的。 Z1NZK3pXOeM9oQPzePal4fFT9AqPK79UtK12mBxlsu7NLl8yRvTao9FL95dvo8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