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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
——贺循
《春秋左传》，又名《左氏春秋》，简称《左传》，先秦儒家经典之一，是一部主要从史事角度阐发《春秋》大义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与主要从义理角度阐发《春秋》大义的《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并称“《春秋》三传”。
《左传》作者相传是春秋时期鲁国人左丘明，成书过程的传统说法大略如下：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言）
《左传》的真实作者和成书过程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学术问题。笔者倾向于认为，《左传》不是一时一人所作，鲁国人左氏可能是初稿主要作者，之后由儒家学派的经师在长期传抄和教学过程中不断增补修订，最终成书年代在战国时期，而个别文句 （如文公十三年“其处者为刘氏”） 写入《左传》的年代甚至可能晚到西汉时期。
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中，这样评价《左传》在中国史学著作序列中的地位：
我们要研究古史，研究西周，研究商和夏，先要有个准备工作，有一个靠得住的基础和标准，那么一定要看《左传》。诸位要读廿四史，通常我们说，先读《史记》《汉书》，或者再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先把四史熟了，下边有办法。但《左传》又是读四史之基准。诸位莫说我要研究宋史，先去读《左传》有什么用？但研究宋史也要有个基准，从上向下。如诸位要进我这个客厅来听课，定要从大门进来，不能说这和我不相干。
《〈左传〉全文通识读本》是笔者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的一个全新尝试：在现代文化氛围和读者知识结构下，如何有效地传承《左传》这部儒家经典和史学名著。
首先，笔者编著《〈左传〉全文通识读本》，是有志于探索《左传》整理和阅读的新模式，使得具有高中及以上古文水平的读者能够进行高标准、低“伪难度”的经典通识阅读，这也就是为什么笔者将本书命名为《左传全文通识读本》 （以下简称《通识读本》） 。这种新模式的核心思路是：
第一，保持“真难度”，降低“伪难度”。 先秦经典难读，一方面是因为文本自身的“真难度”，一方面是因为历代古籍整理过程中各种复杂问题层累叠加而造成的“伪难度”。《通识读本》不提供全文白话译文，因为这会诱导读者“偷懒”“图快”，而是鼓励读者直面《左传》文本的“真难度”，通过研读原文、查考注解、对照示意图从容前行，从而获得阅读先秦经典的深层次快乐和益处。为了帮助读者挑战“真难度”，笔者依据自身长期讲解《左传》的实践经验，直面当代读者的古汉语／古代文化知识实际水平，借鉴国外优秀经典读本的成功经验，在原文整理、索引构建、注解编写、示意图参照等多方面想方设法降低“伪难度”，希望为读者研读《左传》提供全方位的、实用的支持。
第二，帮助读者通晓《左传》文本，获得“小通识”。 《左传》是一部文本体量庞大、内部结构盘根错节的先秦大书。读者对《左传》文本的整全性理解，或者说对《左传》的“通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读者对文本中某一具体问题的理解水平。为了帮助读者构建对《左传》文本的通识，笔者在编写注解时特别注意“属辞比事”，也就是展现《左传》文本内部互相关联、互相印证、互相烘托的网络结构，并且撰写了大量短文及长篇专文 （相应章节附有文章名和书名供参阅） 来深入解析《左传》文本中的疑难问题，希望将自己十余年钻研所领悟到的《左传》“小通识”分享给读者，帮助读者向融会贯通《左传》文本的境界攀登。
第三，帮助读者通观春秋时代，获得“大通识”。 春秋时代是中华文明发生轴心突破的时代，也是中华文明核心经典开始形成的时代。读者对春秋时代的整全性理解，或者说对春秋时代的“通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对中华文明核心理念的理解水平。为了帮助读者构建对春秋时代的通识，笔者专门设立了《知识准备》模块来介绍正确理解春秋时代所必需的重要文化常识，并且在注解中为读者提供涵盖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历史地理、族姓称谓、礼制官制、出土器物、文字演变等众多领域的大量拓展阅读材料，希望将自己十余年泛读相关文献所获得的春秋“大通识”分享给读者，帮助读者向全面理解春秋时代的境界攀登。
其次，笔者编著《通识读本》一书，是有志于把杨伯峻先生博采古今学术成果详解《左传》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以下简称《杨注》） 是《左传》在当代的集大成注本，是先秦史领域最著名的经典读本之一，在先秦史研究者和爱好者中已经建立起了无可替代的口碑。然而，1991年该书出版修订本之后，就再没有进行过修订和更新，而且后续出现的《左传》注本基本上都是简注本，远没有达到《杨注》的学术广度和深度。与此同时，先秦史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新材料、新观点不断涌现。笔者坚信，《左传》是春秋史、先秦史的基石，上述新成果应该被持续性地纳入《左传》读本中，从而能够使更大范围的研究者和读者受益。
笔者自幼热爱文史，阴差阳错，在本科、硕士、博士阶段接受了严格的理工科学术训练。2008年从牛津大学生物化学系博士毕业回国后，业余一直在围绕《左传》进行阅读、研究和写作，并于2017年成为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的教学助理教授，教授“中华文明通论”“《春秋左传》精读”“《论语》精读”等课程。笔者有志于继承长沙同乡杨伯峻先生的志向，将编著并持续修订《左传》读本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使得《通识读本》在笔者的有生之年能够成为一部紧跟学术进展、形式内容不断进化、持续推出修订版的“活”读本。
笔者的专业背景是生物化学，纯粹是在“信而好古”的热情驱使下，走上了研读《左传》的道路，其间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许多挫折。2010年以来，笔者又一直在上海各种读书会里向各种知识水平的学友讲授《左传》。这两方面的经历使得笔者具备了“接地气”的独特优势，对当代读者的真实困难和需求有深切体会。在此基础上，笔者从《左传》文本自身的特点出发，根据自己多年阅读中西方经典的经验教训，汲取读书会众多学友的集体智慧，编著了《通识读本》的早期版本作为读书会讲义。2014年，这个早期版本以《春秋左传精读》的书名仓促出版，幸运地得到了许多读者的认可和支持，两年内即售罄，随后在坊间出现电子版、盗印版，继续流传。在《春秋左传精读》出版七年后，笔者和中华书局商定，正式出版大幅度升级改造后的《通识读本》，并计划在此基础上持续修订更新。
1．采用新的《春秋》《左传》分章和配合方式。
现有《左传》读本的篇、章系统是以鲁十二公分十二篇，按年分章。这种篇章系统的问题是造成许多跨年事件的割裂。《通识读本》按鲁十二公分十二篇，篇内除以年分章外，以《春秋》《左传》原文叙事的逻辑节点为分章依据，每章内原文或者是一独立事件，或者是一系列逻辑上关联的事件群，而不同章的原文在逻辑上则相对独立。举例来说，庄八年、庄九年、庄十年《左传》所叙史事浑然一体，为公孙无知之乱的起因、经过、后果、余波，在本书中分为一章，而不因其分属三年而分为三章。
现有《左传》读本的《春秋》《左传》配合方式有两种：（1）每章中《春秋》在前，《左传》在后，《春秋》《左传》都保持原有顺序，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以及采用杜预系统的大多数《左传》读本。（2）每章中将《左传》裁剪成片段配入每一条《春秋》下，《春秋》保持原有顺序，而《左传》顺序则有可能改变，如明人周统《春秋三传通经合纂》、1936年世界书局本《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之《春秋三传》。本书采用的《春秋》《左传》配合方式是第1种，将上一段中所说的分章与《春秋》《左传》配合方式结合起来，形成本书分章的十种情况 （详见《体例说明》） 。
2．对《左传》原文进行更加精细的划分。
具体说来：（1）《通识读本》对于结构复杂的原文进行了更加精细的分段，章下分节，节下分小节，有时小节下进一步分段。这样做的目的是：进一步彰显原文内部的逻辑结构，缩小读者需要集中精力阅读的原文段落体量，提高前后检索原文时的定位精度。（2）受到 Bible Designed to be Read as Literature 一书的启发，《通识读本》将《左传》原文中有些诗歌性较强的段落 （如民谣、繇辞等） 编排成诗歌形式，将有些二人反复问答的段落排成剧本形式，进一步彰显其文本特性，方便读者阅读。
3．建立并深度应用更精细的段落标记。
与其他典籍相比，《左传》研读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经常需要前后查阅、互参。要满足这个需求，就需要一个精细、方便的段落标记体系。在这方面，笔者认为做得最好的是基督教《圣经》读本。现有《圣经》读本都具备一个精细的章节标记体系，其注释、索引中所有称引都用这套标记进行定位，人们称引经文时也都会使用这套段落标记，比如“约翰福音12章24节”，或“约12：24”。洪业、刘殿爵曾在其主持修纂的引得 （即索引） 里，为中国的经典建立和运用段落标记，但影响相对较小。又如，《杨注》在每节前标有节号，但其注释互参时却只提到某年，而并不使用节号标记，使其段落标记体系未能在该书中发挥更大作用。本书在前述的精细分节、分小节成果基础上，建立一套新的段落标记系统，标记精度达到小节。更重要的是，在全书的注释和人名索引中统一使用这套段落标记进行称引，便于读者迅速、准确地定位所称引文句的位置，而且不受排版、页码改变的影响。
4．重排部分疑似语序错乱的《左传》原文。
对于原文疑似语序错乱的问题，传统做法是在注解中说明而不重排原文。方便读者阅读是笔者的核心编著理念，因此《通识读本》中对这些问题段落进行重排，将调整以后更合理通顺的文本展现出来。而通过在注解中说明重排文句的原有位置及调整理由，保证学术上的可追溯性。
1．建立以“标准名”为核心的人名体系。
春秋时人物称谓情况复杂，同一个人在《左传》中往往有好几个称谓。笔者在对这些称谓方式进行分析整理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最简单的称谓体系，并以此体系为标准，为有多个称谓的人物选定或拟定一个“标准名”，作为这类人物的“识别标签”。若此人以其他称谓出现，则在原文称谓后注出标准名，方便读者辨认。
2．建立分散式的地名、人名索引体系。
与一般读本将索引集中附在正文之后、需要读者前后翻查不同，笔者建立了一个分散式的索引体系，也就是在每章前设立一个地名索引和一个人名索引，将本章出现的地名和人名分别集中起来，方便读者查找。对于地名，如鲁、宋，指出其在本篇所附地理示意图中的名称；对于人名，如鲁隐公，指出其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即人物注释词条所在处） 。
1．采用新的原文、注解配合方式。
在古籍整理中，原文和注解的配合方式有：（1）文中注解；（2）文后注解。第1种方式便于将原文和注解进行对照，但长注对原文割裂严重，不便阅读。第2种方式保持原文流畅，便于阅读，但是在注解较多时不便于查找。《通识读本》采取一种“文中注解＋文后注解”的折中方式，力求最大可能地兼顾阅读上的流畅和便利。具体说来：（1）注音、通假字、人物标准名、省略成分等紧扣原文的短注采取“文中注解”的方式，直接排在原文中，一目了然；（2）字、词、句释义、人物、地理、职官、分析推理、文献对读等内容以“文后注解”形式放在原文下。由于已经对正文进行了较为精细的划分，绝大多数段落下的文后注体量不大，不难查找，因此不再在原文中标记文后注的序号，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文流畅。
2．在文中注解里直接补充原文省略成分。
《春秋》《左传》文字简约，省略成分很多，往往成为阅读理解的难点。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笔者不采取在文后注中描述省略成分的传统做法，而是根据原文文法和称谓规则写出省略成分，作为文中注的一部分直接排入原文中。
3．在文中注解里标注通假字、合音字。
《春秋》《左传》是先秦文献，通假字、古今字较多，另外还有一些例如“诸”的合音字。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笔者不采取在文后注中描述通假字和合音字的传统做法，而是将其纳入文中注里。
4．将文后注解分为两类，标注内容来源。
为了方便阅读，《通识读本》的文后注解分为“注”“解”两类，其中“注”是指直接解释正文中某字／词／句意、人物、地理、职官的文字，而“解”是指对某段或某章节进行整体翻译、分析、讨论，摘录传世／出土文献进行对读或者简介古代文化常识及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的文字。为了便于读者追溯注释内容来源，《通识读本》在每条文后注解前用“
”
（《春秋左传正义》）
、“
”
（《杨注》）
、“
”
（《正义》《杨注》之外的增补）
来表明内容来源。
5．对文后注进行规范和补充。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对于地名词条，概述其地理方位、归属流变，标明其在《中国历史地图集》 （以下简称《图集》） 上的坐标，并根据历史地理学的新研究成果对部分地名进行考证和订正。对于人名词条，概述其称谓、亲属关系、历任官职、生平大事。对于职官词条，在该类职官第一次出现时设置一个总论式词条，指出各诸侯国同类职官及其词条所在位置。对于《正义》及《杨注》中叙述迂曲难懂的注释进行转述，力图使行文流畅易懂。对于《正义》及《杨注》中不能令人信服或论述不透彻之处，则多方查考，择善而从，进行订正和补充。
6．在文后解中摘录传世／出土文献进行对读，读者可扫码阅读 （码在相应辑封页） 。
（1）设立“传世文献对读”栏目，提供与正文相关的《国语》《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礼记》《史记》等传世文献的原文。
（2）设立“出土文献对读”栏目，提供与正文相关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铜器铭文等出土文献的释文。
7．在文后解中简介重要周礼常识。
春秋时期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周礼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应用是《左传》的重要内容。《通识读本》文后解中专门提供一系列短文，介绍如昏礼、丧礼、聘礼等礼制概况，方便读者深入理解正文相关内容。
8．在文后解中简介重要考古学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先秦考古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重要成果不断涌现。《通识读本》文后解中收录大量遗址考古、器物考古的发掘和研究成果。除了文字概述之外，还配有大量考古遗址图和出土器物图，帮助读者借助考古学成果来加深对正文的理解。
9．在文后解中简介重要古文字学成果。
《左传》中不少字的意义接近于它的造字本义，而与它在当代的常用义不同。《通识读本》文后解中设立“古文字新证”栏目，简介相关古文字学成果，并配有字形演变图，帮助读者理解疑难字的古义。
10．在文后解中探讨春秋史中的疑难问题。
《通识读本》文后解中有一系列短文，阐述笔者对《左传》中疑难问题的见解，或者链接到笔者其他著作中的相关章节，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11．在正文之前设《知识准备》简介先秦文化常识。
考虑到普通读者对先秦文化常识的了解程度，除了在注释中就具体知识点进行介绍之外，笔者借鉴 The Landmark Thucydides：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eloponnesian War （以下简称“ Landmark ”） 一书的做法，专门在正文之前设立《知识准备》栏目，分为“朝代”“制度”“技术”三部分，通过一系列短文，帮助读者快速了解阅读《左传》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文化常识。
谭其骧《图集》春秋图组分为《全图》《秦晋》《郑宋卫》《齐鲁》《北燕》《楚吴越》6张图，将春秋二百多年史事中出现的地名全部绘制在一组图上，一则地名众多不便查找，一则将历史流变的动态压缩成一张静态图，不便于展示历史变化。
《通识读本》借鉴 Landmark 一书的做法，建立了一个基于《图集》的示意图体系。每篇配套一组地理示意图，包括一张全图及四张分区图，每组地图中只出现该篇中提到的地名。由于闵公在位时间短，与庄公时期分享同一组配图，故《通识读本》有地理示意图11组，55张，相当于将《图集》的春秋图组按时间分解成11个断面。此外，在正文前的《知识准备》中还有一张根据《图集》绘制的西周中心区域图，以及根据学者考证绘制的周道网络示意图。对于经过考证发现其位置与《图集》标注不同的地名，《通识读本》地理示意图中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标注。
除了上述不带地形的11组地图之外，对于某些需要结合地形才能够深入理解的段落，《通识读本》还配置了13张地形示意图。以上示意图，读者均可扫码阅读 （码在相应辑封页） 。
笔者自2008年开始立志编著《通识读本》，历时13年而成此书，并有幸获得出版的机会，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笔者要感谢上海大学苟燕楠先生、同济大学中文系徐渊先生、上海博物馆葛亮先生、世纪文景但诚先生、常州市金坛区政协朱亚群女士的支持和帮助，以及妻子朴玲玲的鼓励和容忍。笔者要感谢自己担任主讲的各《左传》读书会的众多学友，多年来和笔者一同研读经典、字斟句酌，给读本写作提供了大量灵感和素材。笔者更要感谢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使得这样一本“非主流”的《左传》读本得以与读书会之外的更多读者见面，感谢责任编辑董洪波为编辑这部书付出的辛苦劳动。现在《通识读本》正式出版了，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借助中华书局的高层次平台，笔者希望能够接触到更多高水平读者，得到大家的批评和建议，从而把这个读本做得更精致，为帮助普通读者研读先秦经典、重新亲近中华传统文化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