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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惚之间，我像是被推了一把。时间倒转，我第一次回忆起发生在自己三四岁时的事情：我从噩梦中惊醒，梦中有“坏蛋”要把我带走。作为一名寄养儿童，我梦见身着黑衣的邪恶生物要将我从床上抓起来。
在成长过程中，我听过各种传言，这些传言都在向我暗示，我的寄养家庭不能收养我。那时我偶尔会去见见我的生母，见见我的两个弟弟，与大弟弟爱德华玩一会儿。到底是我的出生家庭还是寄养家庭能保我吃穿不愁，我也无法搞清楚。我觉得自己好像不属于任何一个家庭。我巴望着别人能提供点儿线索，让我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在7岁的某一天，我走进天主教慈善会办公处的接待室。我的生母坐在椅子上，挨着最小的弟弟，爱德华则在角落里玩耍。我走过去，坐在爱德华身旁，他默默地拿了自己的一个玩具给我。我们没有开口讲话，只是时不时地冲对方笑笑。爱德华的眼神流露出一丝忧伤，看上去与我心意相通。我不知道，那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在那之后，母亲很快放弃了我的抚养权，让人将我收养，母亲虽不情愿，却别无他法。
记得那些年，我总会到天主教慈善会办公处看望生母。最后一次坐上离开那里的地铁时，我想象着摆脱寄养“地狱”之后的新生活。签署协议时，我满怀热情地期盼自己要成为“正常的”美国儿童了。当天晚上我们还去聚餐，一起庆祝我的新生活即将到来。我在8岁时“重生”了！这真的是振奋人心啊！
然而，不久后一切就化为泡影。我的新家庭处处不如意。养父是个酒鬼，养母一闻到他身上的酒味儿就大发雷霆。养父却对她的愤怒置之不理，而她就会威胁要去跳河，或者把自己反锁在盥洗室并吞下药柜里的所有药片。养母是唯一一个会陪着我的人。当她咒骂着说要去自杀时，我听得胆战心惊。即便不闹到以自杀相逼的地步，他们也会吵几小时，直到养父走出家门。接着她就会把怒气撒在我们身上。我们争先恐后地互相保护，或者想办法让家里看着“舒服些”，好让她不再冲我们发火儿。
在养父母和睦相处的时候，我们也确实有过一些美好时光。抛却可怕的争斗，我们会一起去看电影、吃饭，或者打一晚上的纸牌。可好景不长，养父又会去喝酒，养母的喊叫声会再一次刺破宁静，徒留一片狼藉。10岁的我就已懂得，美好的夜晚无非是战火中的暂停键。12岁时我就体会到，任何事情都不是我表面所看到的那样。而到14岁的时候，对很多事情，我真的看不透。
早年成长经历及父母对我的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青少年时期，那些吸引我的男生要么像虐待型的母亲，要么像缺席的父亲。在我18岁时，我陷入了一段既有虐待性又具有潜在致命性的恋情：男朋友一喝酒就很可能会把我弄死。期间出的事故包括：有几次我被打得鼻青脸肿，还有被掐住喉咙直到暂时休克，我还被关在贮藏室里两天。他把我从贮藏室里放出来后，我试图沿街跑掉，他就开着我的车在后面追。这就是我的人生，如此暗无天日，似乎已经正式演变成一场恐怖电影。
终于，我还是摆脱那段感情，安全地离开了。那之后不久，我和一个故友重逢，他就是我后来的第一任丈夫。我再一次开始祈盼我的“正常”人生，一直以来它是那样虚无缥缈。无论如何，只要能让我成为一个“正常”人就好。 我以为，如果有人足够爱我，我就“正常”了，就会快乐起来了。
抬头凝视着天花板，我开始意识到， 我之所以对死气沉沉的婚姻紧抓不放，是为了逃开一连串恐怖的记忆。这样混乱的感情模式和周期性的分分合合可以保护我，让我免于应对所有被遗弃、被虐待的痛苦与哀伤。 丈夫的离去和我的失业使这些可怕的想法、感受、记忆与未完成的课题得以显现。我无力对付这样的庞然大物，实在太艰巨了。我需要帮助。我很快和一名治疗师通了电话，喋喋不休地诉说了我的绝望。治疗师的预约已经排到了几周之后，但她还是让我第二天就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