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

本书是拙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的第二辑。

人的正确的历史观念从哪里来？答曰：从史实研究中来。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检验一切历史观念的标准。符合史实的观念是正确的，反之则为谬误。既往的一切历史观念都要经受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的检验。正确者坚持，不正确者修正。这是历史学不断发展、更新的基础，也是必由之路。

不研究史实，不可能获致正确的历史观念，这是常识。但是，有时人们面对史实，却也未必就能得到正确的观念和判断。这是因为，人的思维，包括人的历史研究活动，都常常受到许多主客观条件，如立场、利益、环境、经历、经验和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有时有助于人们的认识，有时则反之。生活中常见的情况是，史实明明摆在那里，有的人就是看不到，看不全，或是看到了也不承认，甚至做出超越常情的另类解释。历史学家的责任和可贵之处，就在于能摆脱各种不利于其研究活动的制约因素，尽最大可能还原历史真相，使人的历史观念符合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

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两次分裂，并有过多年对峙。合作的时候，双方并肩对敌，同生共死；分裂的时候，刀兵相见，不共戴天。这种合作和分裂自然会对人们的认识活动造成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1945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曾经特别提到一种负面的影响——“内战时期的情绪”。他说：

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

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

毛泽东所指的“内战时期”，说的是中国现代史上1927年至1937年那一段。那时候，国共两党彼此互斥为“赤匪”与“白匪”，你杀我，我杀你，彼此都杀红了眼，自然，作为国民党的创建人的孙中山在部分共产党人的眼中会变形，觉得不值得尊崇，可以“不要”了。毛泽东在另外的场合还说过：“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 毛泽东的这段话讲明了另外一个影响人们认识的因素，这就是人们在不同时期的利益需要。

孙中山作为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的地位，今天已经得到举世公认。为什么在1927年至1937年的内战时期不受许多共产党人的欢迎，毛泽东讲得很清楚，那是“内战时期的情绪”。毛泽东提出：“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克服。”人们从这一段话里，完全应该得到启示：在历史研究中，要注意克服、摆脱各种不利于获致正确认识的制约因素。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过多年仗，人们有“内战时期的情绪”是必然的，这种“情绪”影响人们的观念以至历史研究也是必然的。不妨举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消灭欧洲的德国法西斯和亚洲的日本法西斯的先后次序中，有所谓“先欧后亚”，或“先亚后欧”的分歧。蒋介石是主张“先亚后欧”的，多年来，中华民族深受日本侵略之苦，蒋介石持这一主张完全可以理解，然而，蒋的这一主张却曾经被批判为企图借以延长法西斯德国和一切法西斯，包括蒋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寿命。这大概可以算作“内战时期的情绪”了吧？

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民族战争，两党都各自作出了自己的贡献。2005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应该承认，这段话不仅完全没有“内战时期的情绪”，而且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对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作了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评价。

毛泽东说过：“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 蒋介石不是孙中山，蒋介石做的好事也不能和孙中山相提并论，但是，他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后来和共产党两次合作，领导过北伐和抗战，晚年迁台后，又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建设台湾，总还是做过若干好事的。在促进和发展海峡两岸和平关系的今天，人们自然应该按照“历史辩证法”的要求，将他“讲完全”。鉴于“内战”时期，特别是1946年至1949年的第二次“内战”时期，人们高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自然集中于讲他的“过”，其中有些讲得对，有些可能讲得不对，或者讲过头了。这就需要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掌握一切有价值的史料，首先厘清史实，尊重史实，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真正地展开“百家争鸣”。蒋介石研究如是，国共关系史的研究也应当如是。

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历来的看法不外分三种：一是有功无过，一是有过无功，一是有功有过。本书作者持第三说。至于何者是功，何者是过，何者是主流，何者是支流，当然可以讨论，也需要讨论，然而，历史是实证科学，无征不信，没有充分、可靠的史实作支撑，人们难以提出任何经得起颠扑摔打，可以取信于天下万世的结论。蒋介石一生经历的大事很多，必须一件件、一项项，逐件逐项地加以研究，只有在这种研究做得比较深入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综合，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比较科学、比较准确。倘若不充分掌握资料，不研究史实，拘守某些既往的观念，局限于“内战时期的情绪”和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做出的某些结论，排斥任何有理有据的新探索，恐怕无助于揭示历史真相，无助于两岸和平关系与政治互信的建立，当然更无助于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

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的依据当然是人物的言与行。蒋介石日记由于主要供个人使用，生前并未公布，其中有比较多的政坛秘密和个人内心世界的记述，因此，值得治史者重视。但是，仅仅依靠日记是不够的，必须根据大量的档案、文献，钩沉索隐，稽查考核，才可能揭示奥秘，有所发现。本书中的若干文章，所依据的蒋氏日记不过几句话，但所依据的档案和文献，却是著者多年奔走于太平洋两岸的结果。

本书和第一辑一样，仍然是一件件、一项项的专题研究。全书共收文21篇。其中16篇是新作，另几篇原据大陆及台湾收藏的蒋介石日记的摘抄本写成，此次收入，根据近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原稿本作了修改和校订。其中有两篇，只采用了原作中的片段，全文几近重新写过。此书出版之后，笔者将继续写作第三辑。

本书写作中，东方历史学会蒋介石项目组给予支持，蒋方智怡女士惠允引用蒋介石日记，美国胡佛研究院郭岱君、曹琍璇，斯坦福大学乔志健，台北“国史馆”吴淑凤，政治大学刘维开，北京大学杨奎松、臧运祜，《南方都市报》刘炜铭，复旦大学王丽，中国人民大学杨雨青，本所闻黎明、黄道炫、张俊义、罗敏、贾亚娟等教授、女士、先生给予各种帮助，谨此致谢。

杨天石
2010年1月19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