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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蒙德·戈列格里斯的生命出现巨变的那一天，开始时与其他无数的日子并无二致。七点四十五分，他走下联邦阶地，踏上市中心通往科钦菲尔德文理中学的科钦菲尔德大桥。每个去学校上课的日子，戈列格里斯总是在七点四十五分踏上大桥。有一次桥被封锁，当天他在希腊文的课堂上便出了个文法错误。过去从未发生过这种事，之后也未曾再有。全校连续好几天都只谈论这个话题。话题讨论得越久，便有越多人认为是道听途说。最后，连当时在场上课的学生也认为自己听错了。简直无法想象，这位在众人口中名为“无所不知”的老师会在希腊文、拉丁文或希伯来文上犯错。

戈列格里斯望着前方伯恩历史博物馆的尖塔，其上是古尔藤山，其下是绿松石色的阿勒河。一阵狂风袭来，揭去他头上低矮的云层，吹翻他的雨伞，让雨水直打在脸上。这时他注意到桥上那位女子。她的手肘撑在栏杆上，在滂沱的雨中读着像是一封信的东西。她用双手紧抓住那张纸。戈列格里斯走近时，女子突然一把将手中的纸揉成一团，奋力向前一扔。戈列格里斯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这时只离她几步远。他在她被雨水打湿的苍白脸上看到了愤怒，那怒火并非能藉厉声嘶喊消退，而是一股潜化入心的顽强愤懑，在她体内灼灼焚烧已久。这名女子此时伸直双臂撑着栏杆，脚跟滑离了鞋。 她就要跳下去了， 戈列格里斯心想，任强风将伞吹到栏杆外，把装满学生作业簿的提包扔到地上，嘴里吐出一串平时少用的骂人词汇。手提包的封口松开了，作业簿滑落在潮湿的柏油路上。女子转过身来，好一会儿动也不动地看着作业簿因沾到水而颜色逐渐转深。接着她从大衣口袋掏出一支签字笔，走两步，探身在戈列格里斯的额头写下一串数字。

“对不起，”她的法语带着外国腔，口气紧张地说，“但我不能忘记这个电话号码，身边又没有纸。”

这时，她看着自己的双手，仿佛第一次见到似的。

“我当然也可以……”她来回看着戈列格里斯的额头和自己的手，在手背上抄下这串数字。

“我……我不想留下这个号码，我希望忘掉一切。但是我看到信落下时……又必须记住这个号码。”

厚镜片上的雨水模糊了戈列格里斯的视线，他笨拙地摸索着潮湿的作业簿，察觉签字笔的笔尖再次划过额头，接着便发现那不是笔尖，而是那女人的手指，她正试着以面纸擦掉那串数字。

“我知道这很冒昧……”她开始帮戈列格里斯捡拾作业簿。他不但碰到她的手，也轻触到她的膝盖，当两人同时伸手想捡起最后一本作业簿时，头撞在了一起。

“谢谢你，”他们面对面站着时，他这么表示，然后指着她的头说，“会不会很痛？”

她垂下了视线，心不在焉地摇摇头。雨水打在她头发上，顺着脸颊流下。

“我能跟您走几步路吗？”

“呃……嗯，当然可以。”戈列格里斯吞吞吐吐地回答。

他们一言不发地一起走到桥头，继续往学校方向前进。戈列格里斯的时间感告诉他此刻已过八点，第一堂课已经开始。这“几步路”到底要走多远？女子迎合他的脚步，缓缓走在他身边，仿佛可以一整天这样走下去。她竖起大衣的宽领，身旁的戈列格里斯只能看见她的额头。

“我必须去那所学校，”他停下脚步说，“我是文理高中的老师。”

“我可以一起进去吗？”她轻声问。

戈列格里斯犹豫半晌，拿袖子擦了擦湿掉的眼镜，终于说道：“不管怎样，里头总是能避雨。”他们走上阶梯，戈列格里斯帮她拉开门，然后站在课堂期间显得特别空旷安静的大厅。两个人的大衣在淌水。

“请在这里稍等。”说完，戈列格里斯就走进厕所拿毛巾。

他站在镜子前擦干眼镜、洗把脸，而额头上的数字仍然清晰可辨。于是他抓起毛巾一角沾了点温水，正想开始擦拭额头时，却突然停下来。当他几个小时后回想这件事时，意识到： 那正是决定一切的时刻。 他突然明白，自己根本不想抹去与这名神秘女子相遇的痕迹。

他想象自己带着脸上的数字，站在学生面前的情景：他——无所不知——是这栋建筑物里，也可能是学校自创校以来，最牢靠、最一板一眼的人。他在此任教超过三十年，工作表现可圈可点，也是这所学校的中流砥柱。也许个性有点无趣，但受人尊敬，甚至连对面的大学也因他渊博的古代语言知识而对他敬畏有加。每年学生都会善意地捉弄他，刻意考验他，会在半夜打电话给他，找出某篇古文中不起眼的一段征询他的意见，只为了从他的脑袋里弄出枯燥但详尽的说法，其中还包括对其他见解的批判，他说来一气呵成，气定神闲，没有丝毫气恼——“无所不知”有个太落伍、太老派的名字，大家别无他法，必须为他取个昵称，这个昵称还得独一无二地展现出这名男子的特质。身为语言学家的他，实际上怀抱的是整个世界，确切来说，是许多个“整个世界”。

他除了娴熟拉丁文与希腊文的所有文献，亦牢记希伯来文的各文章段落，令一些专研《旧约圣经》的教授大为吃惊。“ 如果你们希望看见一位真正的学者，” 每当校长在新班级上介绍他时，总习惯说， “那就是他。”

戈列格里斯这时心想：这位学者，这个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只靠死亡语言而组成的乏味之徒，这个因为受欢迎而被嫉妒他的同事恶意称为“莎草纸先生”的家伙——将带着一个显然游移在爱恨间的绝望女人记在他额头上的电话号码走进教室。她穿着一件红色皮外套，说着无比柔软的南国腔调，听来仿佛绵延不断的低语，仿佛只要一听到她的声音，便会轻易成为她的共犯。

戈列格里斯把毛巾拿给她时，女人将一把梳子衔在齿间，然后拿毛巾擦拭落在大衣领上——仿佛盛在碗中——的黑色长发。管理员走进大厅看到戈列格里斯时，讶异地望向挂在大门口上方的时钟，接着低头看自己的手表。戈列格里斯如往常一样向他点头示意。一名女学生匆忙跑过他身旁，还回头看了他两次，再继续往前跑。

“我在那边上课。”戈列格里斯指着窗外另一栋建筑对女人说。隔了几秒，他察觉到自己的心跳。“你想一起去吗？”之后，戈列格里斯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居然真的说出这句话，但他一定说过，因为他们接着并肩走到教室。他听到自己的橡胶鞋跟在塑胶地板上唧唧作响，以及女人的靴子踩在地板上的喀喀声响。

“你的母语是什么？”他刚问过她。

“葡萄牙语（Português）。”她回答。她出乎他意料地将o发成u，接着是音调上扬、特意按捺住的ê，最后柔软的sh，在他听来，有如衔接上一段更悠长的旋律，令人很乐意花一整天聆听。

“请等等，”他从外套中拿出记事本，撕下一张纸，“让你记下电话号码。”

他的手已握住教室门把，这时他又请女人复诵那个词。她又说了一次，他这时第一次见到她的微笑。

他们进教室时，教室内的闲聊声立即停止。室内陷入一片静默，学生表达惊讶的唯一方式，就是静默。戈列格里斯到日后还清楚记得这一幕：他享受因为诧异而来的静默，享受每一张脸孔上难以置信的无言反应，也享受自己竟能感受到一股全新的感受，这是他从来没料想过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课堂上的二十双眼睛一起探问着教室门口那对奇怪的男女：穿着被雨水打湿的外套、秃头、湿答答的“无所不知”，站在一个脸色苍白、头发随意梳理的女人身边。

“或许你可以先坐在那里？”戈列格里斯对女人指着后排角落的一张空椅子。接着他走到教室前，像往常一样问候学生，然后在讲桌后方坐下。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便干脆翻译起学生正在练习的文章。他翻译得吞吞吐吐，眼睛还偶尔捕捉到一些好奇的目光，也有些疑惑的眼神，因为他——在睡梦中也能察觉所有错误的“无所不知”——居然犯了一连串的错误，不仅课上得让人一知半解，还笨拙得很。

他假装没注意那个女人，实际上却分分秒秒看着她，看着她将几绺湿发从脸上拂开，看着她紧握起来的白皙双手和心不在焉望着窗外的迷惘眼神。发呆时，她拿出笔，将电话号码写在纸上，接着身体便往后靠，仿佛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简直无法想象，戈列格里斯竟然偷瞄了一眼手表：还有十分钟才下课。这时女子起身，轻手轻脚走到门口，打开门后转身面对他，手指搁在唇上。他点点头，微笑回以同样的手势，接着，教室的门在轻轻喀哒一声后关上。

从这一刻起，戈列格里斯再也不听学生说的任何话，整个人仿佛被震耳欲聋的寂静包围着。他走到窗前，寻找那红衣女子的身影，直到身影消失在转角。他察觉自己必须一再费力地按捺住追上她的念头，眼前一再出现她搁在唇上的手势，可能代表了许多含意： 我不希望被打扰； 或是： 这是我们的秘密； 但也可能是： 让我现在离开，我们的故事不会有续集。

下课钟响，他依然站在窗前。背后的学生个个蹑手蹑脚走出教室。过了一会儿，他也走出教室，从后门离开学校，坐在对街的联邦图书馆内，不会有人到这里来找他。

在两小时课程的后半堂，他像往常一样准时出席。他擦掉额头上的数字，犹豫半晌后，将号码写进记事本，随后擦干头上窄窄的一圈灰发，只剩外套与长裤上的水渍仍透露出这件不寻常的事。这时，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湿透的作业簿。

“今天碰上一件倒霉事，”他三言两语解释，“我在路上跌倒，作业簿滑了出来，被雨打湿了。好在改过的部分还看得出来，否则你们只能自己猜测内容了。”

这才是他们熟悉的他，如释重负的声音传遍教室。他偶尔仍可捕捉到几道好奇的眼光，某些学生的声音里还听得出一丝残留的羞怯，此外则一切如常。他把最常见的文法错误写在黑板上，让学生们安静练习。下一刻发生的事，可以称之为“决定”吗？戈列格里斯事后也一再追问自己，却一直无法肯定。但如果这不算是“决定”，又算是什么？

那一刻肇始于他突然观察起趴在作业簿前的学生，仿佛第一次见到他们。

在学校礼堂内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西洋棋竞赛中，路西恩·冯·格拉芬里德趁戈列格里斯同时和十几位学生对弈时，偷偷挪动了一只棋子。在所有棋盘下完一步棋后，戈列格里斯又站在路西恩面前，立刻发现他在棋盘上动了手脚。戈列格里斯静静看着他，路西恩的脸马上变得通红。“你并不需要这么做。”戈列格里斯说，接着便设法让这一局平手。

莎拉·温特尔因为怀孕而不知所措，凌晨两点跑到他家。他泡茶给她，听她诉苦，其余什么也没做。“我很高兴听了您的建议，”一个星期后，她对他说，“现在生小孩还太早。”贝雅翠丝·吕舍尔写得一手端正整齐的好字，却因为长期处在追求完美的压力下，很快便显得老成。瑞内·齐恩格的成绩则老是在及格边缘。

当然还有娜塔丽雅·鲁宾。这女孩吝于表达善意，有点像十九世纪的宫廷侍女，令人难以亲近，因为牙尖嘴利既受同学簇拥，也让人退避三舍。上个星期，她在下课钟响后站起来，伸了个大懒腰，仿佛身体感到十分舒服，然后从裙子口袋中掏出一颗糖果。她一边走向教室门口，一边打开糖果的包装纸，经过戈列格里斯身边时，正将糖果放进嘴里。糖果刚碰到嘴唇时，她突然停下来，转身面对他，作势将鲜红的糖果递给他，问道：“您想吃吗？”看到他目瞪口呆，她发出特有的爽朗笑声嘲笑他的反应，并伸手故意碰触他的手。

戈列格里斯一一打量自己的学生。起先他自以为是地在整理自己对他们的感受。直到他走到教室中央时，才察觉自己越来越常想着： 他们的前途不可限量，未来无尽宽广，他们会有许多遭遇，阅历世间的一切！

葡萄牙语。 他听见那旋律，看到女人闭着双眼，白似雪花石的脸出现在擦干头发的毛巾后面。他的视线最后一次掠过学生们的头，然后缓缓起身，走向教室门口，取下挂钩上湿掉的外套，头也不回地离开教室。

装着陪伴他一辈子的书籍的公文包还留在讲台上。他在楼梯上停下脚步，想着自己每隔几年就把书送去重新装订，而且总是送去同一家店。店里的人笑说，这些已经绝版且脆弱易碎的纸张摸起来就像吸墨纸。只要公文包还在讲台上，学生们便认为他会再回来，但这不是他把书留下，此刻还极力抗拒去取回的理由。如果他现在离开，也必须与这些书道别。即使这一刻他已经往大门走去，他依然十分明白自己对“离开”一词毫无概念。

站在学校入口的大厅，他注视着地上的一小摊水，这是身穿湿外套的女子在等待他从厕所出来时形成的小水洼——来自另一个遥远世界的女访客留下的痕迹。戈列格里斯出神地看着水洼，像是在打量古文物。直到听见管理员吧嗒吧嗒的脚步声，他才猛然惊醒，赶紧离开这栋建筑物。他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一直来到不会被人看见的街角才转身回头。一股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的冲动涌上心头，察觉自己深爱着，也深切想念这栋建筑物及它所代表的一切意义。他推算着：四十二年前，十五岁的他初次以高中生的身份踏进这里，心情在期待的雀跃与忐忑不安之间游移。四年后，他拿着毕业证书离开这里，只为在四年后再度回到这里，代理为他开启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大门、却遭遇变故的希腊文老师之职。然后他从还在大学就读的代课老师，成为继续在大学进修的长期代课老师。他参加国家毕业考试时都已经三十三岁了。

他之所以参加考试，只因妻子芙萝伦斯坚持。他从未打算进修博士学位。每当别人问起，他只笑而不答。进修学位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事反而相当单纯：深入了解古文各个段落、每个文法与修辞细节，知道每种语言演变的历史。换句话说，就是 要够优秀 。这想法并不谦虚，在自我要求上，他一向非常苛刻，但也不是偏执或荒诞的虚荣。日后他曾偶尔想过，那是对这浮夸世界发出的无言怒吼、坚强不屈的违抗行动，来对这狂妄自大的世界复仇，因为他父亲终生为此所苦——说实话，那些人的能力差得可笑——却能通过国家考试，获得稳定的工作，仿佛他们隶属另一个世界，一个肤浅难耐、标准独特的世界，而他对那些标准根本不屑一顾！在这所学校里，从来没人兴起解雇他、以通过国家考试的人取代他的念头。本身也是古代语言学家的校长知道戈列格里斯无比优秀，才华甚至远胜于他。同时也知道，如果解雇戈列格里斯将会引起学生暴动。戈列格里斯最后参加的国家考试题目实在简单得不像话，他在半场时就立刻交了卷。因此他一直对芙萝伦斯的坚持感到稍许不满，因为她逼他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戈列格里斯转过身，慢慢朝科钦菲尔德桥走去。桥出现在眼前时，他心中涌起一股异样感，并兼有不安与解脱。他在五十七岁这年，终于首度掌握自己的命运。 PUvVVJv09ELyuKaL5yEAf7rhVJrr0wPNdFWkXIRfxZE1DpsyrBYXNBLBO/2Ettf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