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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凯吉要用听上去像葡萄牙文，又不是葡萄牙文的语言跟他说话？为什么凯吉在指责奥勒留，却不对皇帝发表一句意见？
戈列格里斯坐在床边，揉出眼中的睡意。接着学校管理员站在学校大厅里，手握着水管，冲刷着葡萄牙女人擦干头发时他们站过的地方。他分不清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总之，戈列格里斯跟她一起来到凯吉的办公室，要把她介绍给校长。他不需要推门，因为他们一下子便出现在凯吉硕大的书桌前，像两个请愿者，却忘了请愿词。接着校长一下子不见了，大书桌甚至书桌后的那堵墙也都不见了，阿尔卑斯山的风光在眼前一览无遗。
现在戈列格里斯注意到房里小冰箱的门半掩着。之前不知何时他饿醒了，于是吃了些花生和巧克力。醒来前，伯恩家塞满账单广告的信箱正让他大伤脑筋，就在他的图书馆快要变成科蒂尼奥的图书馆前，一场熊熊大火烧起，一排排数不清的《圣经》全部烧成黑炭。
早餐的餐点戈列格里斯全都要了双份，并且一直赖着不走，让开始准备午餐的女服务生不太高兴。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刚才他听到一对德国夫妇在安排当天的游览行程，他也想为自己安排一趟行程，却没成功。里斯本对他来说并非观光景点或旅游的舞台，而是为了逃避自己的人生前来躲藏的城市。他唯一能想象的，是自己去搭乘太迦河的渡轮，从河上好好看这座城市。
但就连这件事他也提不起劲。他究竟想做什么？
他回到房间，把收集来的书堆叠在一起。两本有关里斯本大地震和黑死病的书，一本是埃萨·德·克罗兹的小说，一本《惶然录》，一本《新约圣经》，还有语言教材。然后他试着把书装进行李箱，搁到门边。不，这也不是他想做的事。并不是为了明天要去拿新的眼镜。现在先到苏黎世，然后在伯恩火车站下车？不可能，他已没有退路。
还有什么事困扰他？是思及时光流逝与死亡，使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做什么，不再明了自己的意图？还是对自己的信赖丧失了自我意愿，因此对自己感到陌生，解决不了的难题是他自己？
他为何还不出发去找蓝屋？安德里亚娜·德·普拉多在他哥哥死后三十一年，或许还生活在那栋房子里。为什么他要犹豫？为什么他心底突然出现一道屏障？
戈列格里斯做了他内心不安时常做的事：打开一本书。他的母亲是伯恩高原地区的农家孩子，很少碰到书，最多只翻翻路德维西·冈霍夫的乡土小说，且要花上数周才能读完。父亲利用阅读来对付百无聊赖的博物馆空荡大厅，等他读出甜头后，所有弄得到手的书他都读。“现在连你都躲进书堆里了。”母亲发现儿子也迷上阅读后这么说。他对母亲的看法感到很难过，而且母亲无法明白优美的文字具有魔力和光芒，也让他十分难过。
这世上有人嗜书如命，有人对书无动于衷。爱读或不爱读书，一眼就看得出来。这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异。大家对他的主张十分讶异，有些人对如此乖戾的见解不表赞同。但事实就是这样，戈列格里斯知道， 他就是知道。
他请清洁女工别打扫他的房间，然后在接下来几小时内吃力地解读普拉多的一则笔记，这则笔记的标题在他翻书时正巧跃入眼帘：
在前些日子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六月上午，晨光静静在巷弄流泻。我刚好站在加勒特大街上的一个橱窗前，因为刺眼的光线让我无法看清橱窗里的商品，却瞥见自己镜中的影像。看到挡在面前的自己，令我很不自在。尤其不管怎么看，整个影像都合乎我看待自己的模样。正当我打算用双手遮阳，好让我瞧进店内，我在橱窗上的影像后面忽然冒出一个高大的男子，他的出现仿佛是个骇人的雷雨乌云，让大地变了色。他站住不动，从衬衫口袋掏出一包烟，拿出一根含在唇间。吐出第一口烟时，他的视线移动了一下，最后停在我身上。我心想着：我们不过是人类，能了解对方什么？为了不与他影像中的眼神相遇，我假装轻松地看着橱窗里的展示品。陌生人从镜中看到一个身材瘦削的男人沐浴在阳光中，头发略白、脸颊细长、神态严肃、圆框眼镜后面有一对黑亮的眼睛。我打量自己镜中的影像，我和平常一样方肩直挺，尽可能让头高高扬起，甚至有点后倾，正如喜欢我的人对我的正确评论：这个狂妄自负的家伙藐视一切、愤世嫉俗，只要有机会便不吝惜于戏弄嘲讽。抽烟的男人想必正是这么看我。
这是何种错觉！我有时会想：自己站立行走时夸张地挺直身体，就是为了抗议父亲佝偻弯曲的脊背，抵挡他的痛苦。强直性脊椎炎的折磨，让父亲像个受尽压榨的奴仆垂头望着地面，不敢正视高高在上的主人。或许我可以靠挺直身子，扳正我那已故骄傲父亲的脊背，或是借由时光倒转的神奇魔力，想办法让他不要驼得那么悲惨，让他在现实中少受一些病痛奴役；仿佛借由我现在的努力，可以减轻父亲吃过的苦，让过去失去真实，换以一个美好、解脱的过去。
我望着镜中身后那个陌生人产生的错觉还不只这一桩：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夜晚，没有安慰，不得安眠，我怎可能轻视别人？前一天我刚在诊所当着一名病人妻子的面，明示他已来日不多。请他们走进诊疗室前，我对自己说：你必须说明真相，给他们时间去安排自己和五个孩子的生活。说到底，人类拥有尊严，是因为无论命运何等残酷，都有勇气正视自己的命运。那时临近黄昏，轻柔的暖风将接近尾声的夏日气息和喧闹从敞开的阳台大门送了进来。如果大家沉浸在这充满活力的温柔浪潮中，忘却自我，这会是幸福的时刻。此刻的气氛却如猛力击打门窗的暴风雨！男人和他的妻子在我对面，坐在椅子最外缘，怀着迟疑、焦急、不耐烦的心情等待我的宣判。他们多希望我释放那死期将近的恐惧，让他们可以轻快地步下楼梯，加入街上悠闲的人群，享受充沛的岁月。张口前，我取下眼镜，拇指和食指紧压着鼻梁。想必他们看出这姿势是个宣布可怕事实的先兆，等我睁开眼时，注意到两人的手已紧紧握在一起，似乎已分隔了十几年再重聚。此情此景更是让我哽咽，拖延那揪心的等待。我无力抬头面对两双流露无名恐惧的眼睛，只能对着两双手表白。他们的手紧缠在一起，因为用力过猛以致全无血色。就是这对惨白纠结的手夺走我的安眠，只能出外散步，试图驱散这挥之不去的一幕。我因此来到这条闪亮街道的镜面橱窗前。（想从脑中驱散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我为自己向病人宣布坏消息时的不当用词懊恼不已，之后却将恼怒发泄到安德里亚娜身上。她照顾我一直胜过母亲，这天竟然忘记带来我最爱吃的面包。希望金色的晨光能打消这非出于我愿的不公行为！）
我背后那个叼着香烟的男人，此刻将身子靠在灯柱上，看看我，又望了望街上的情景。他看到的我，无法泄露我内心缺乏自信的脆弱，因为那不符合我高傲自负的体态。我想象自己的眼是他的视线，想象我是他，从他的眼中看到我在镜中的模样。我的外表，还有给人的印象，从来不是真实的我，从未出现在我生命中。就学时，上大学时，在诊所时，我都不是这样的我。别人是否也同样辨认不出外表下的自己？他们的镜中影像是否同样像是笨拙失真的帷幕？他们是否讶异地察觉，外人对他们的认知，跟他们自身体验的方式之间，存在着一道偌大鸿沟？是否察觉内在了解及外来了解竟存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以致无法混为一谈？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外表在他人眼中与在自己眼中截然不同，我们与外界间的距离便会拉得更大。面对人类与面对房屋、树木，或是星辰，完全是两码子事。面对人类时，大家总期望以某种一定的方式相遇，把对方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人用幻想力将他或她分割开来，让他或她符合自己的愿望与期待，当然也有可能透过对方，证实自己的恐惧或是偏见。除了他人的外表轮廓，我们永远无法客观肯定地看清对象。在认识他人的过程中，我们的视线会因自己的期望及幻想而偏移，受蒙蔽。正是这些期望与幻想，让我们成为独特、与众不同的人，成为我们自己。就连内心世界的表面，仍然是我们内心世界的成分，更别提我们对他人内心的看法有多不准确，多不牢靠。对他人的看法与其说是揭示他人，不如说揭示的是我们自己。那个叼着香烟的男人，如何看待我这身子挺得过于笔直、瘦脸唇丰、鼻梁挺立、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的人呢？在我看来，我的鼻梁过长，也太过突出。这外表又如何顺应与违逆那男人的期望，以及他的心灵？他看出我刻意夸张和自负的地方吗？他又略去了哪些，仿佛全然不存在？抽烟的陌生人从我的镜中影像里，必然得到一幅失真的图像。在他心中关于我内心想法的影像，更是堆积在失真之上的失真。因此我们之间更陌生，因为阻隔在我们之间的不只是虚假的表象，还加上彼此心中的错觉。
这种陌生感及距离感惹人厌吗？真的需要一名画家对我们张开双臂，即使是绝望，也徒劳地向我们描绘他人？或是那幅画该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双重障碍的确存在，但那也是一堵防护墙？我们是否要感谢这堵防护墙，帮我们和陌生人保持距离？要感谢我们由此获得的自由？如果没有躯体间双重的保护直接面对面，情况会如何？要是人们之间没有隔阂伪装、相互交融，情况又将如何？
读着普拉多的自述，戈列格里斯不时翻回书前页，打量普拉多的肖像。他想象着医生那头钢盔般朝后梳理的黑发变白，鼻梁架着一副圆圆的金丝眼镜。别人看到肯定会说这人狂妄自大、蔑视他人。不过照科蒂尼奥的说法，他是名备受尊崇的医生，直到救了秘密警察一命。从那以后，他就被原本爱戴他的人唾弃。他为此伤心不已，愿意为反抗组织工作来弥补过错。
但这怎么可能？医生尽了该尽，也是必尽的义务，反而要去赎罪？如果没有这样的过错呢？戈列格里斯想着，科蒂尼奥的描述有哪里不大对劲。这件事肯定没这么简单，一定更复杂。戈列格里斯继续翻阅着。 我们人类了解彼此多少？ 戈列格里斯又翻了几页。或许会有段落提到他人生中这段扣人心弦又痛苦的转折？他没找到。他在淡淡的黄昏中走出旅馆，信步来到加勒特大街。
当年普拉多站在这里看到橱窗里自己的影像，尤利欧·西蒙斯的旧书店也在这条街上。
夕阳西下，橱窗里没有反射的光线。戈列格里斯过一会儿才发现一家灯火通明的时装店里有面大镜子。他从窗子望去，观察镜中的自己，试着模仿普拉多：设想自己在陌生人的注视下，将这个人眼中的影像复制到自己眼中，从陌生人的视线中接收自己镜中的影像。让自己成为陌生人，像是初次与自己相遇。
他的学生和同事正是这样看他，便出现那位“无所不知”。连芙萝伦斯都用这种方式看他，刚开始她只是个坐在前排、对他痴迷的女学生，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他在她面前渐渐变成迟钝缓慢、乏味的丈夫，渐渐取代那个博学多才的人，毁了她光彩文学世界中的魔力、欢愉和优雅。
如普拉多所言，每个人都会看到同样的画面，但是略有不同，因为人类外在世界的可见部分，亦是内心世界的成分。这位葡萄牙人确信，自己一生中从不曾是他在外人眼中的样子。不论他如何熟悉自己的外表，还是认不出别人眼中的自己。那份陌生让他倍感震惊。
一个跑过去的男孩撞了他一下，戈列格里斯吓了一跳。撞击的惊恐与忐忑不安的心情叠合，他没有把握自己能与葡萄牙医生匹敌。普拉多如何确定，自己与别人看到的他截然不同？他如何做到这点？普拉多谈论这件事时，仿佛那是内心的一道光，一直在他心中照耀。那道光芒既是他对自己的深刻了解，也代表外人眼中无比的疏离陌生。戈列格里斯闭起眼，回想自己坐在驶往巴黎的火车上，在餐车车厢里。旅程果真开始后，他才在火车上体悟到对清醒的全新感受。这与葡萄牙人心智上的无比醒觉是否一脉相通？这种清醒是否以孤独为代价？或两者截然不同？
戈列格里斯听人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保持一种姿势：趴在一本书上，没完没了地读着。但现在他要挺直身子，试着体验过度挺直背脊、高昂着头，拉直父亲备受折磨的驼背的感觉。上中学时，他曾见到一位得了佝偻症的教师。患这种病的人总将头缩进脖子里，以免无时无刻盯着地面。他们的举止跟普拉多去科蒂斯文理中学时遇到那名学校管理员的描述完全一样：就像一只鸟。同学们对那蜷曲的身体开了残忍的玩笑，那名教师则报以阴险严厉的处罚。要是自己的父亲一生都维持屈辱的姿势，时时刻刻、日复一日，不论是坐在法官桌前还是跟孩子们围坐在餐桌旁——这会是何种生活？
老普拉多当过法官，照科蒂尼奥的说法，还是一名鼎鼎大名的法官。他遵守萨拉查的法律，也就是遵从打破所有常规法制的人。或许他因此无法原谅自己而自杀。在普拉多家族的墓碑底座上刻着一行字： “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便成为义务。” 题这句话是为卷入反抗运动的儿子？还是为了发现话中真相却为时已晚的父亲？
戈列格里斯下山往大广场走去，他急着想弄清楚这件事，采取的方式和他毕生致力从古文字中了解历史背景的方法大不相同。他为什么这么做？法官已经作古近半世纪，革命也是三十年前的事，而普拉多之死也早已成往事。他何必在这件事上纠缠不清？这跟他又有什么关联？只为了一个葡萄牙文字的发音，一个写在额头上的电话号码，便让他脱离自己井然有序的生活，远离伯恩，卷入早已不在人世的葡萄牙人的生活？
在罗西欧广场边的一家书店里，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的传记跃入他的眼帘。这个人在普拉多生命中至关重要，甚至可能是普拉多的死神。勒口上有个全身黑衣的男人，盛气凌人却神色机灵，严厉的眼神中带着超凡的神采，透露出智慧之光。戈列格里斯翻开书，心想萨拉查追求权力，但不一味盲目愚蠢地使用残暴手段，更不恣意放纵于酒池肉林中。为了保有并长期占有权力，他抛弃一切欲望，让自己始终保持冷静，无条件地厉行自我约束，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人们可从他脸部严厉的线条、吃力摆出的稀有笑容中，看见他付出的巨大代价。在光鲜的政府生涯中，他节制简朴。那些压抑的渴望及冲动，在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美丽措辞下，透过冷酷无情、近乎刽子手般的指令宣泄出来。
戈列格里斯睁着眼睛躺在黑暗中，想着自己与世界大事间的巨大隔阂。他并非对境外的政治事件漠不关心。一九七四年四月，葡萄牙独裁政权解体时，几位萨拉查的同辈动身前往葡萄牙，他却说自己不想当政治观光客。这句话让那几个人气愤难当。
这并不意味戈列格里斯是个不闻不问、一无所知的井底蛙，不过他不得不承认，那种事对他来说有点像在阅读修昔底德
的作品，只不过出现在报纸上，尔后又出现在电视新闻上而已。这是否跟瑞士对世事无动于衷的立场有关？还是只跟他本人个性有关？是否因他对文字痴迷，而对描述残暴、血腥及不公的文字退避三舍？或是跟他的近视有关？
父亲的官阶最高只升到士官，他时常提起过去驻扎莱茵河畔的时光。身为儿子的他对此段故事始终感受不到真实，甚至有些可笑，与日常琐事中的陈词滥调相比，充其量只是澎湃激昂的回忆。父亲感受到儿子的看法，有一次终于勃然大怒： 我们怕极了，怕得要命！很可能出现另一种结局，你可能因此根本不会出生。 父亲没有高声喊叫，那不符合他的习惯，但语气中的愤怒还是让儿子羞愧，难以忘怀。
难道是这个原因，让他想知道，阿玛迪欧·德·普拉多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解普拉多，能让自己更靠近世界一步？
他打开灯，再读了一遍先前读过的段落：
Aneurysma。每一刻都可能是最后一刻。我可能在没有丝毫预兆、全然不知的情况下，穿过一堵看不见的墙，墙后面是一片空无，连黑暗都不存在。我迈出的下一步很可能就要跨过这面墙。倘若无法体验死亡的瞬间，却又明白死亡的那一瞬确实会到来，我岂有不害怕之理？
戈列格里斯打电话给多夏狄斯，问他什么是Aneurysma。“我知道这个字在希腊文中指的是扩张。那是指什么病？”希腊医生解释，那是先天性或后天性动脉血管壁向外扩张凸出的病变。是的，也可能出现在脑子里，还很常见。多数情况下病人毫不知情，可能长期潜伏在人体，甚至超过几十年。然后血管一下子破裂，生命告终。他干吗要在深更半夜里打听这种事？哪里不舒服吗？他现在到底人在哪里？戈列格里斯意识到自己犯了错，他不该打电话给医生。两人多年来知心信赖，他却找不出合适的话语回答，于是他结结巴巴、硬扯了一些老式电车、怪癖的古书商、葡萄牙人安息的墓园之类的事。全是些不着边际的胡扯，连他自己都听得出来。两人陷入一阵沉默。
“戈列格里斯？”他听到多夏狄斯问着。
“嗯？”
“葡萄牙文的西洋棋怎么说？”
他真想拥抱这位希腊医生。“Xadrez。”他回答，嘴巴里已不再干涩。
“眼睛没事吧？”
他的舌头重新贴紧上颚。“没事。”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戈列格里斯问：
“您觉得别人对您的看法，跟您对自己的看法一致吗？”
希腊人大笑：“当然不！”
让普拉多深深恐惧的问题，却导致他人大笑，偏偏又是多夏狄斯。戈列格里斯不由茫然起来。他手里握紧普拉多的书，像是它忠诚的信徒。
“您真的一切都好吗？”希腊人打破僵局又问。
“还好，”戈列格里斯回答，“一切正常。”
两人如惯常那样中断了谈话。
戈列格里斯怅然若失躺在黑暗中，试图找出他与希腊人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毕竟当初是希腊人的一番话鼓励他踏上旅程，尽管伯恩已开始下起大雪。希腊人读大学时，在萨洛尼卡
当出租车司机赚取学费。有一次他说：
做出租车司机这一行的人都很粗俗。
他在诅咒或吸烟时，不时也会流露出粗俗感，加上他满脸黑胡腮和小手臂上浓密的体毛，更显露他的粗犷与桀骜不驯。
希腊人视别人对他的错误认知为理所当然。但一个人真能对此无动于衷？难道他真的如此冷淡麻木？或是在追求内心的特立独行？天渐亮时，戈列格里斯方才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