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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的百年老电车，带着戈列格里斯回到在伯恩的童年。这辆电车让他在车上颠簸不停，边晃边鸣铃地穿越巴罗奥尔多区，简直跟伯恩的老电车没两样。在他还不必买票时，经常花几个小时搭乘电车，穿过伯恩的长街小巷。同样的油漆木椅、从车顶垂落的把手旁同样有个停车拉铃、司机刹车或加速时同样的金属警铃。直到今天，戈列格里斯依然怀疑警铃的作用。在他戴上初中校帽时，伯恩的老电车被轻声平稳的新电车取代。其他的学生为此雀跃不已，不少学生为了等新电车而迟到。对于世界的改变，戈列格里斯说不出什么话来，心里却不是滋味。他鼓足勇气来到电车停车场，问一位穿制服的人，那些老电车将如何处置，那人回说要卖到南斯拉夫去。他一定看出小孩子的心事，于是转身走到办公室，拿出一部老电车模型来。戈列格里斯直到今天依然保存着，像对待一件无比珍贵、无可替代的史前文物。里斯本电车在终点站的环形弯道嘎嘎刺耳停靠时，他恍若见到自己那具伯恩老电车的模型。
他从未想过，那位眼神无畏的葡萄牙贵族或许已经死了。直到如今站在墓园前，这个想法才在他脑海里闪现。他忐忑不安地沿着园中小路缓缓而行，在这亡灵之城内有多座醒目的小陵墓。
他花了半小时的时间，来到一座白色大理石砌成的高大墓室前，大理石上有日晒雨淋留下的斑斑痕迹。两块边角雕刻纹饰的墓碑嵌在石中，上面那块石碑上刻着： 亚历山大·贺拉西欧·德·阿尔梅达·普拉多长眠于此，生于一八九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卒于一九四五年六月九日。玛丽亚·皮达德·莱丝·德·普拉多长眠于此，生于一八九九年一月十二日，卒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下碑明显比上碑明亮，苔藓也较少。戈列格里斯读着： 法蒂玛·艾梅莉亚·克雷门西亚·格哈多·德·普拉多长眠于此，生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卒于一九六一年二月三日。 再往下的字体上的铜绿略淡些： 阿玛迪欧·伊纳西欧·德·阿尔梅达·普拉多长眠于此，生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卒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日。
戈列格里斯注视着最后一排数字。手里那本书的出版日期为一九七五年。如果这个墓碑上的阿玛迪欧·德·普拉多，正是那位在严格的科蒂斯文理中学就读，后来一再回到学校，坐在台阶的温热青苔上，一再自问如果自己换成另一个人会过何种生活的医生，这就意味着札记不是由医生本人出版，而是另有人代劳自费出版。是普拉多的朋友、兄弟或姐妹？要是这个人在二十九年后的今天依然在世，便正是他要找的人。
但墓碑上的名字也可能只是巧合。戈列格里斯希望这只是恰好与普拉多医生同名同姓的人，他真希望如此。他感觉得到，一旦确信那位发誓重组陈腐的葡萄牙文、多愁善感的男人早已不在人世，自己无缘与他碰面，他会有多失望。
尽管如此，戈列格里斯还是抽出笔记本，记下墓碑上的所有姓名、出生及死亡日期。这个阿玛迪欧·德·普拉多去世时年五十三岁，父亲在他三十四岁时辞世。这个父亲是否正是书中挤不出笑脸的父亲？母亲在他四十岁时去世。法蒂玛·格哈多很可能是普拉多的妻子，死时年仅三十五岁，那年他四十一岁。
戈列格里斯的视线再次扫过墓碑，这回他才注意到半隐在野生常春藤下墓基上的一段碑文：
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便成为义务。
这个普拉多是因为政治理念而牺牲的吗？一九七四年初，葡萄牙爆发康乃馨革命
，结束了独裁统治，所以这位普拉多未能亲自见证。从碑文上来看，他似乎是为反抗运动而死。戈列格里斯从口袋里取出书，打量书中的照片。有可能，他心想，这是张反抗运动战士的脸，也符合他书中压抑的愤怒。他是诗人与语言神秘论者，执起武器为反抗独裁者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
而战。
他在墓园出口询问一名穿制服的男人，如何找出陵墓的所有人，但他的葡萄牙文字汇不足以沟通。他从口袋里掏出写着尤利欧·西蒙斯书店前任店主地址的纸条，接着便上路了。
从外观来看，维托·科蒂尼奥住的房子随时可能坍塌。房子远离街道的尘嚣，隐匿在层层屋舍之后，房屋基底长满了常春藤。门上没有门铃，戈列格里斯不知所措地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正打算转身离去时，一道洪亮的声音从上面窗口传下来。
“您有何贵干？”
窗框中探出一个满头白色卷发的脑袋，大把白胡子和头发连在一起，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黑框眼镜。
“关于书的问题。”戈列格里斯高举着普拉多的书，用力大声喊回去。
“什么？”窗口的男人追问。戈列格里斯重复一遍自己的回答。
脑袋从窗口消失，大门响起嗡鸣。戈列格里斯走进门厅，四处全是高达屋顶的书架，上面堆满了书，红砖地上铺着一块快要磨平的东方地毯。空气中弥漫着变质的食物、尘埃及烟草味。白发老人出现在嘎吱作响的楼梯上，深黄色的牙齿间叼着一根烟斗，身穿粗方格纹衬衫，灯芯绒裤子几乎磨平，洗得褪色的衬衫早分辨不出原色调，脚上的拖鞋没有绑鞋带。
“你是谁？”重听的老人大声质问，浓眉下让人想起琥珀石的淡褐色眼睛恼怒地盯着来者，仿佛被人打扰了安宁。戈列格里斯递上西蒙斯的信。“我是瑞士人，”他先以葡萄牙文自我介绍，再用法语补充，“古语言学者，正在寻找这本书的作者。”看到科蒂尼奥没反应，他提高音量重复了一遍。
我没聋，老人以法语打断他，皱纹纵横、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狡黠的笑容。聋？那是他懒得听胡扯时用的妙招。
他的法语有一种奇特口音，但说得慢条斯理，有条不紊。他快速瞥了一眼西蒙斯的纸条，目光再朝走道尽头的厨房示意一下，先行走了过去。餐桌上摆着打开的沙丁鱼罐头，旁边有半杯红酒和一本摊开的书。戈列格里斯走到桌子另一头坐下。老人走过来，做了一件戈列格里斯意料不到的事：他伸手摘下戈列格里斯的眼镜给自己戴上，然后狡黠地眨了眨眼，左看右看，手中一边晃着自己的眼镜。
“看来我们有共同之处。”他把眼镜还给戈列格里斯时说。
同样戴着厚镜片走过世界的两人——科蒂尼奥脸上的紧张和提防立刻消失了，拿起了普拉多的书。
他一言不发地打量医生的照片好一会儿，其间曾经站起来，像梦游般魂不守舍，给戈列格里斯一杯葡萄酒。一只猫咪悄悄钻进来，磨蹭他的腿。他没注意猫，取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压着鼻梁根部，这动作让戈列格里斯想到多夏狄斯。落地座钟的滴答声响自隔壁房间传来。老人扣了扣烟斗倒出烟灰，从书架上取下烟丝填满。又过了一阵子他才开始说话，轻飘飘的声音宛如来自遥远的回忆。
“要说我认识他并不对，我们从未打过交道。不过，我的确在他的诊所门口见过他两次。他身穿白袍，眉毛高竖着等待下一个病人。当时我姐姐因黄疸病和高血压找他看病，我陪她去过。她深信他，我相信她有点迷恋他。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他充满男人味，有让人着魔的魅力。他是鼎鼎大名的法官老普拉多的儿子。法官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有些人说他无法继续承受驼背之苦，另一些人则猜测他无法原谅自己为独裁者效力。
“阿玛迪欧·德·普拉多一直广受爱戴与敬重，直到他救了一位人称‘里斯本屠夫’的秘密警察鲁伊·路易斯·门德斯一命为止。那是六十年代中期的事，我刚过五十岁生日。那件事后大家开始回避他，伤透了他的心。从此他开始在暗地为反抗组织工作，似乎希望借此赎罪。直到他死后，这事才水落石出。据我所知，他死得突然，死因是脑出血。那是革命爆发前一年的事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直跟崇拜他的胞妹安德里亚娜生活在一起。
“一定是她让这本书得以付梓。我都猜得出是谁印的，但那间印刷行早已不在了。这本书在出版几年后曾出现在我的书店里。我把它塞进一个角落，没有读。我有点讨厌这本书，又说不上来理由。也许是因为我一直不喜欢安德里亚娜吧。基本上我不认识她，但她是医生的助手，我两次去诊所，她对病人盛气凌人的态度令我反感。或许我看人有误，但我始终这么认为。”
科蒂尼奥翻了几页说：“看来写得不错，标题也很好。我真不知道他会写作。您从哪里弄到这本书的？为什么要找他？”
戈列格里斯讲给科蒂尼奥听的故事，和他在夜车上告诉西尔维拉的略有不同。这回特别提到在科钦菲尔德大桥上与神秘葡萄牙女子偶遇，还提到写在自己额头上的电话号码。
“您还保有那个号码吗？”老人问，这个故事精彩到让他新开了一瓶葡萄酒。
戈列格里斯费了点时间找笔记本，但他随即察觉自己做得过火了，摘眼镜的举动让他相信老人会拨打这个号码。西蒙斯说他疯疯癫癫，并不代表他人老糊涂，不是这么回事。看来老人孤独地与猫生活在一起，让他失去了与人疏远或亲近的感受。
没了，戈列格里斯说找不到那个电话号码。老人回答说可惜，看来一点都不相信他。对坐的两人顿时形同陌路。
“电话簿上找不到安德里亚娜·德·阿尔梅达·普拉多的名字。”一阵短暂尴尬结束后，戈列格里斯说着。
“这说明不了什么。”科蒂尼奥闷闷不乐地哼着。要是安德里亚娜还活着应该八十岁了，很多老人会取消自己的电话号码，他前一阵子就这么做。如果她已作古，名字自然会刻在墓碑上。医生居住和工作的地址？已经四十年过去，他记不得了，大概在巴罗奥尔多区吧。不过那栋房子应该不难找，房子外墙贴了很多蓝色瓷砖，而且附近只有那么一栋蓝色屋宅，起码当时是如此。大家管那里叫“蓝屋诊所”。
戈列格里斯在一小时后与老人道别时，两人的距离再次拉近了。粗鲁的距离感与冷不防的同谋交情在科蒂尼奥的举止中不规律地交替，让人捉摸不透其突然转变的原因。戈列格里斯在屋里转了一圈，为视线所及都是书而惊叹不已，这里简直是座图书馆。这位老人博览群书，收藏的初版书籍数之不尽。
老人对葡萄牙姓氏了如指掌。戈列格里斯因此得知普拉多是个古老的宗族，一直可回溯到胡安·努内斯·德·普拉多时代，也就是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三世的孙子。玛丽安娜·埃萨的家族则可回溯到佩德罗一世及伊内斯·德·卡斯特罗时代，是全葡萄牙最显贵的姓氏之一。
“我的姓氏自然无疑更古老，与王室也沾亲带故。”科蒂尼奥说着，自嘲地停顿了一下，明眼人都能听出他语调里的骄傲。
他羡慕戈列格里斯在古语言方面的专精。送戈列格里斯到门口时，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希腊文和葡萄牙文的《新约圣经》。
“天晓得我干吗要送你这本书，”他说，“反正就送给你了。”
走过院子时，戈列格里斯知道自己再也忘不了这句话，也忘不了老人将手放在他的背上轻轻将他推出门外。
嘎嘎作响的电车穿过刚降临的薄暮。戈列格里斯心想，别寄望在晚上去找到那栋蓝色房子。这一天似乎漫无止境，现在他疲惫地把头靠在凝结水汽的车窗上。这可能吗，他刚到这座城市才两天而已？自他把拉丁文课本留在讲台上也不过才四天，还不到一百个小时。他在里斯本最著名的罗西欧广场下了车，拎着从西蒙斯旧书店买来的沉沉一袋子书朝旅馆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