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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宋西夏金代的中国境内，主要流行七种文字，即汉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回鹘文、喀喇汗国文和古藏文。其中辽、西夏和金境内是汉文与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并行。大理境内通行汉文，但个别汉字略异。契丹文和女真文又分大、小字，大字是仿汉字的方块字，小字是拼音字。西夏文是仿汉字的方块字。回鹘文是依粟特文字创制的，在新疆、中亚等地广泛使用，西辽时，“其书契、约束并回纥字”
。蒙古最早也是使用回鹘字母拼写蒙古文。喀喇汗国文则是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创制的一种突厥文。古藏文也是一种拼音文字，后来的所谓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其字母主要来源于藏文字母。光从文字上看，就足以证明当时中国境内各民族密切的文化联系和交流。
宋朝在中国古代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或认为唐朝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期，此处不妨对唐宋文明成就做些比较。唐代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是唐诗，是公认的古代诗歌发展巅峰，唐诗胜于宋诗。而宋代文明胜过唐代文明的有教育、经学、科技、史学、宋词和散文六项。当然，以上的比较并不完全，人们在如传奇小说与话本、音乐、舞蹈、建筑、绘画、雕塑、书法等较次要的方面还有所轩轾，但只怕无碍于上述的总体评论。宋朝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宋代以后，文化方面不是没有新的进展，例如人们常称道的元曲、明清小说、李贽和明末清初思想、乾嘉学派等，但总的说来，中华文明已愈来愈趋于落伍了。一些前辈学者认为宋代文明是中华古文明的高峰，是经得住推敲的。以下对宋朝的教育、科技和文化成就略作介绍。
宋代的太学和各地的州县学、书院蓬勃兴起。其中书院对后世影响尤大。宋神宗时，在太学实行三舍法，即外舍、内舍和上舍的升级制度，这是中国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首创，开了现代教育分级制的先河。北宋对前代的教育分科有所发展，在太学之外，先后建立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在湖州，置治道一斋，治兵、治民、水利、算法之类，各使诸生精论熟讲”
，也显示了分科设教的倾向。尽管对其他学科重视不够，但这无疑是高等教育实行分科的先驱。
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如《百家姓》《千字文》一类识字课本的流行，宋朝的教育较前朝有了很大的普及，城乡出现了许多专职的教书先生，不少地区的乡村利用农闲举办冬学。南宋后期的临安城内外，“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
，甚至还可招收女孩入学
。福州号称“城里人家半读书”
。
在肯定宋代教育成就的同时，也应指出，正是从北宋开始，完成了经学、教育和科举三位一体的紧密结合，从而也将教育的功能简单地、狭隘地与仕途相联系，这就孕育着此后中国教育转向落后的因素。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完成了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即由章句之学转变为义理之学。但长期以来，人们将宋学简单地归结为程朱理学，这是不确切的，因为程朱理学仅是宋学的一个流派，直到南宋中后期，才成为显学，后又长期占据了经学的主导地位。宋学流派纷呈，非程朱理学一家所能囊括。
谈到宋学的出现，人们自然可以追溯到中唐韩愈等人的影响，但宋学主要形成于北宋中期。学者们不仅对儒经的注疏，甚至对儒经也提出大胆的怀疑。从方法论上说，汉学属于微观类型，而宋学则属于宏观类型。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宋学确实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并表现了它独特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宋学强大的生命力和突出的特点，还表现在把学术探索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图在社会改革上表现为经世致用之学。但程朱理学又把内心反省工夫放在首位，脱离社会现实的实践，以静、诚、敬等修身养性，这大致上又是理学异于不少宋学流派的基本点。
在宋学诸多流派中，先后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是王安石的王学和程朱理学。两派尽管有尖锐的分歧，但在尊孟方面，却有其共同性。正是在两派的倡导下，孟子在宋代由诸子之一被提到了“亚圣”的地位，儒学开始了孔孟并称的新阶段。
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强调门户之见、道统之说，总认为只有自己的学说为谠言正论，其他思想是异端邪说。王学的创立者王安石强调“一道德”，反对“异论纷然”。
程朱理学则强调“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唯有自己“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
双方其实都认为唯有自己的学说才是儒学发展史上的第三块里程碑。这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特别是将一种学说贯彻于科举取士，更起着严重的禁锢思想的恶劣作用。这是宋学发展留下的一条重要教训。我们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就应当承认思想也是丰富多彩的。检验真理只能通过实践，通过平等讨论，相信自己掌握着真理，就无须依靠权力的支撑。中国有着深厚的一言堂传统，直到近代，才由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方针——兼容并包，即群言堂。
依照古代大儒的思维，是偏喜抽象，偏喜综合，偏喜概括，偏喜想象，偏喜模糊，甚至混沌，而不求具体，不求分析，不求实证。按现代科学实验可分成两种层次，一是理论科学实验，二是技术科学实验。中国古代恰好缺乏理论科学实验的思维和传统。中国古代哲学偏重于政治和伦理，而哲人们大都无兴趣对自然界进行细微的观察和研究，仅满足于用某些抽象概念创立宇宙论。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等概念长期行用，停滞不前，而缺乏通过实证和分析，不断探索宇宙和自然奥秘的精神和思维模式。宋学也沿袭这种传统，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又潜藏着中国哲学由先进转向落后的因素。因为哲学只有扎根在自然科学的沃土，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宋学发展的又一条教训。中国古代哲学，包括宋学的思维模式，也不能不影响自然科学的发展。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闻名于世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项主要是在宋代得到应用和发展。沈括是宋代科技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科学方面成就颇丰，并有笔记小说《梦溪笔谈》和医书《良方》传世。北宋有天文史上两次著名的超新星记录。苏颂和韩公廉制造了水运仪象台和浑天仪，乃是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和假天仪。其他如农学、农业技术和以《营造法式》为代表的建筑学等都有显著成就。北宋初构筑横跨长江的大浮桥，为桥梁史上的创举。南宋时广泛使用车船，应用了原始的螺旋桨，如此等等。
有人认为，研究科学史，必须注重科学发展的连贯性，即后人不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添加成果，方才成其为科学史。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的科学应主要有数学和医学两门，这与宋代学校设有医学和算学是相应的。宋代数学有其成就，但对近代数学说不上有何影响。中华传统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无疑是深受古代哲学的影响。宋金时期的医学理论有新的发展，出现了法医专著《洗冤录》和妇科专著。北宋时的医学分科，已与近代医学分科类似。女真人没有医学，金朝医学其实是北宋医学的延续和发展。人体的经络机制和气功，是东方科学思维的重要结晶，尽管至今还未能以现代精密科学做出解析。宋代所制作的两具针灸铜人和相关医书，是针灸学划时代的进步。与古代数学不同，中华传统医学至今仍然在造福中华民族，并且对人类健康做出愈来愈大的贡献。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鼎盛期。各种官修史书卷帙庞大，一些史学新体裁先后创立。地理总志和方志的纂修引人注目，南宋的方志修撰，取得了划时代的进步，后世明清甚至民国的方志，在规模与体例方面大致未脱其窠臼。史学领域扩大到了金石学，宋人开创的金石学为近代考古学的嚆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中华古史学中足以与《史记》齐名和争辉的经典之著。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中国古代私人撰写的最大编年体史书。凡此种种，加之鸿篇巨制之多，史学家成就之大，都足以凌驾汉唐，睥睨明清。但与唐朝史学相比，宋朝没有像刘知幾《史通》那样有创见、有强烈追求真理和批判精神的史学著作。
词和诗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其音乐性。虽然一些古诗、乐府之类都能咏唱，但词的音乐特色却更为鲜明，其长短句和严格的韵律，都更便于咏唱，词可谓是宋朝的流行歌曲。尽管按固定的曲谱填词，可以追溯更早的时期，但确立为音乐文学，或者说是一种中国特色的音乐，主要始于词这种文学体裁。宋朝许多文士参加词的写作，特别是出现了所谓“豪放派”的词人，如南宋的辛弃疾等人。从文学角度看，豪放派开拓了词的创作新境；但从音乐角度看，豪放词却造成了词的文字与音乐情调的乖离，即文学语言和音乐语言的乖离。因为词的曲谱一般是“浅斟低唱”“绸缪宛转”的“艳词”，如从《念奴娇》的词牌名推测，本是用音乐表达妓女念奴如何娇美，这种乐曲显然与苏轼用该词牌创作的“大江东去”的文字不协调。可惜如今词的曲谱已基本失传，但词的发展却是开创了一种重要的音乐模式，特别是对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元杂剧到近代京剧和地方戏，其基本模式，就是按固定的曲谱填词，实为词的传承和发展。京剧和地方戏根据剧情，选择相应的、不同的曲谱填词，实现文学语言和音乐语言的统一与和谐，又是对词的改进。人们往往把词称为宋词，这也标志着宋词是词这种文学体裁的最高水平。
唐朝虽有韩愈、柳宗元创导古文，但直到北宋初，骈体文仍占据统治地位。北宋开始的新的古文运动，到北宋中期取得了全胜，名家辈出，其散文至今传诵不衰。后人所称“唐宋八大家”，北宋即占据六人。
汉字是方块字，最适合表达其文字之美的体裁大致有骈体文、古诗词和对联。骈体文不宜一概否定，但与骈体文比较，当时所谓的古文无疑能更自由地、充分地表达思想和描绘、论析事物。总的说来，宋代的散文成就超过了唐朝。
宋诗不如唐诗，这已是定论。但宋诗也有自己的特点。宋朝出现了如苏轼、陆游等重要诗人。特别是陆游的爱国诗，对华夏的精神文明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总之，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充分地估价作为中华古文明鼎盛期的灿烂的宋代文明，但也应努力探索宋代文明的缺陷，探寻中华文明此后落伍的因素，这才是辩证唯物论。唯其如此，研究历史，就不单纯是为古人算账，而是为今人和后人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