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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长河中，辽宋西夏金代，主要以宋为代表，显然占有突出的地位。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辽宋西夏金的经济也发生过两次严重的“逆转”，是由女真人和蒙古人两次南下造成的。
从另一角度看，在辽宋西夏金代，今中国境内的各地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在手工生产的时代，人口密度大致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当然，人口密度的增加也意味着天然植被和生态系统的破坏。中国古代的生态环境主要有西北沙化和黄河水患两大问题，二者是紧密关联的。辽宋西夏金代的生态环境状况有进一步恶化趋势。宋初，内地已缺乏木材，需要由西北地区输入，这自然加剧了西北森林的砍伐，又转而加重了黄河的水患。南宋初，“决黄河，自泗入淮”
，黄河入泗水河道，然后自南清河入淮入海。这又给淮河流域造成水患。
当时存在着农耕经济、半农半牧经济、游牧经济，还有少量的渔猎经济。如以经济发达区和不发达区作大致区分，在东部可以燕山为线，总的说来，燕山南北的差异相当明显。燕山之南，先后被辽金统治的“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而出榆关“才数十里，则山童水浊，皆瘠卤，弥望黄草白云，莫知亘极”。
当然，辽朝的古北口以北奚人聚居区，辽东汉人和渤海人聚居区，也有一定程度的开发，金朝在东北平原也有零星开发。
在西部，则大致可以关中平原西端作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分界。中原皇朝政治中心的东移，显然对西部经济产生了影响。当盛唐时，“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一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一些学者经认真考证，认为这条史料至少有夸张之处，但当时陇右也确实不是落后地区。然而自中唐以降，西北的社会经济虽有局部的、暂时的发展，但总的趋势是停滞甚至倒退的，中唐五代以来西北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就已形成，在宋夏金时，差距又进一步扩大。自宋朝陕西沿边的鄜延、秦凤、泾原、环庆、熙河五路往西，总的说来，都属不发达地区。
即使是宋的统治区内，经济发展也同样不平衡。大致以淮水为界，淮水以北的北方地区的经济不如淮水以南的南方地区，即北不如南。宋代的经济重心已自北方转移到南方。即使在南方，若以峡州 （湖北宜昌） 为中心，北至商雒山秦岭，南至海南岛，画一南北直线，又表现为西不如东。北不如南，是量的差别；而西不如东，则不仅是量的差别，更是质的差别，因为有的地区还是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水平。当然，西部的成都府路等地区也是发达地区。
宋朝农耕经济最具代表性的，是浙西平原。两浙路的精耕细作之所以冠于全国，主要是在人多地少、劳动力充足的条件下，依靠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复种指数，大面积地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亩产量，这也彰显了中国人多地少的种植业的长远发展方向。换言之，中国农业的优良传统是精耕细作，这主要开始于宋朝。汉唐之际，以北方为主体的粮食生产发展，着重于用牛耕代替耒耜，实际上是横向开拓生产广度。大致自宋开始，着重于纵向开拓生产深度的南方粮食生产的崛起，其实是当时世界上的绿色革命。
东部的粮食生产主要是北方的粟麦和南方的稻。青藏吐蕃则以青稞为主粮。
高昌回鹘“地产五谷，惟无荞麦”
。当时内地的纤维作物还是传统的丝麻，而高昌回鹘和四川、广南、福建都有棉花种植，而且开始向两浙、江南等地扩展，甚至超越黄河，出现在北方金朝的河间府一带。棉花时称木绵、吉贝，所织的布称木绵布、吉贝布或白叠布。契丹、党项、吐蕃等族则广泛使用皮毛和毛织物。
辽、宋、西夏、金境内广泛实行牛耕，故养牛业与种植业关系最为密切。但回鹘却是“以橐驼耕而种”
。从今东北到青海，广大的半农半牧区和游牧区，大抵牧养牛、羊、马、驼等牲畜。马关系到古代骑兵的建设。但“契丹马骨格颇劣”，宋境“凡马所出，以府州
（治今陕西府谷）
为最，盖生于黄河之中洲曰子河汊者有善种”。
“地愈西北，则马愈良。”
当时以凉州和青唐吐蕃马最为优良。
西南大理等地的马匹矮小。西夏和吐蕃的特殊牲畜是牦牛。高昌回鹘可能是另一良马产地，“其驽马充食”，“贫者皆食肉”，“贵人食马，余食羊及凫雁”。
[1]
宋朝有发达的手工业，其造船业、金属矿冶业、纺织业、制纸业、印刷业、制瓷业等均比唐朝有相当大的提高。煤，古称石炭，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煤的国家，但大量开采和利用大致始于宋朝，使燃料构成发生重大变化，辽朝与西夏也有煤的生产和利用。由于煤主要贮藏于北方，后来金朝取代宋朝，成为最大的生产国。中原的印刷业也传播到边疆，西夏和回鹘都发展了活字印刷。西夏发展了独特的铁冷锻技术，“契丹鞍、夏国剑”被誉为“天下第一”，
是辽和西夏先进的手工业产品。
宋朝的铸钱额大大高于唐朝。宋钱不仅在境内流通，还通过走私贸易，广泛流传海外和内陆。辽、西夏和金的铸钱业规模小，其境内主要行用宋钱，以供商品流通之需。大致在宋天圣元年
（公元1023年）
，四川地区开始发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和金发行各种纸币，纸币行用扩大到两国全境，但滥印纸币引发了通货膨胀。中国古代的纸币发行持续到元朝和明初，其中以金朝后期与元朝后期的纸币贬值最为严重。白银初步转化为货币，但只居辅助地位。吐蕃、回鹘、大理等都不行用宋钱。回鹘有银币，其境内交易，“善马直绢一匹”，“驽马”“才直一丈”。
帛也行使货币职能，大致处于钱帛兼用的水平。大理以马与宋交易，宋方支付金银等。在宋朝，除货币外，官府发行的各种交引、公据、关子、僧道度牒等，也成为有价证券。
中国古代的城市是政治中心和工商业、消费中心。城市的规模和人口取决于乡村人口提供余粮的能力。尽管辽朝营建了上京临潢府 （治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 和中京大定府 （治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明城） ，西夏建设了国都兴庆府 （治今宁夏银川市） ，金朝营建了上京会宁府 （治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 ，但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还是全部集中在燕山以南。宋朝拥有如开封、临安等人口在十万户以上的一批大城市，这在当时世界上还是仅有的。城市中打破了唐代的坊、市区分颇严的格局，居民区和商业区互相交融。作为城市居民的坊郭户已经与乡村户分开，单独进行户口管理和统计。由于坊郭户的增多，城墙不再是城乡的天然分界。商业活动也突破了前代朝启暮闭的模式。城墙外的工商业区称为草市，草市居民也算坊郭户。除州县城外，还有成千上万的镇和市，星罗棋布于各地，是小工商业点。
宋朝商业达到很大的规模，特别在大城市，店铺林立，天南地北的商品极其丰富，品种繁多。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北方、东南、川蜀、关陇四个各具特色的区域性市场。这些市场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活跃了与北方诸族和南海的交换活动。在城市中，为便于官府的控制和勒索，往往设置商业的同业组织，称为“行”，而手工业的同业组织或可称为“作”。商行保护和垄断本行的商业利益，有各种行规。商业中的雇佣制相当普遍。城市中的质库，即当铺，以及各种服务业相当发达。出租住房也十分普遍。商业信用，如赊买、预付货款、交引等信用证券的交易，都有很大发展。高利贷盛行，以财物、地契、房契等的抵押借贷颇为流行。
宋朝与今中国境内的各族贸易兴盛，主要是发达地区的农产品、手工业产品与不发达地区的畜牧业产品进行交易，显示了各族互相依存的、密切而不可分的经济关系。宋朝的海外贸易较唐代有了很大发展，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
宋朝的内河运输以长江、运河和汴河为主动脉，国都开封的物资供应，大部分依赖这三条河道运输。黄河也有相当的运输量。沿海如明州、泉州、广州等地的港口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商港。陆路以开封为中心，修建了抵达各州各县的官道。官道两旁往往植树，并开挖排水沟，设置标明里程的里堠以及标明国界、州界和县界的界堠。
北宋缺马，其畜力车多用牛、驴、骡等，尤以牛车最为普遍，运输也用人力车或牲口驮载。马匹用于骑乘，而牛车和轿子是人们乘坐的重要交通工具。内河和海上的船舶大小不等，官私船只的数量和运输量很大。在大城市，还有交通工具的出租业。官府的物资运输，沿用唐制，往往编组为“纲”，
如米以一万石为一纲，铜钱以二万贯为一纲，金以二万两为一纲，银以十万两为一纲。官府以纲作计量单位，制订有关法令，其中包括对押纲人员的奖惩。
在不发达地区，道路条件颇差，马、驼等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辽朝颇有特色的畜力车是驼车。
宋朝的通信系统是遍布各地的驿站网。规定步递日行二百里，除官府文书外，还可邮寄私人信件。马递日行三百里，急脚递日行四百里，金字牌递日行五百里。辽朝用银牌邮传紧急公文，规定“昼夜驰七百里，其次五百里”
。金朝的邮递有金牌、银牌和木牌，规定的最高速度是“日行七百里”
。
总的说来，辽宋西夏金时期是继汉与隋唐以后，中国古代人口的第三个增长期。古代的户口统计缺乏准确性，但据北宋晚期统计，人口大约超过了一亿。南宋中期和金朝中期的南北人口总数大约也与此相当。
宋朝政府户口登记的一大特点，是进行分类管理。如居住城市者称坊郭户，居住乡村者称乡村户；拥有田地、房产等称主户，不拥有田地、房产等称客户；田地、房产等多者称上户，田地、房产等少者称下户；乡村主户分为五等户，坊郭户分十等户；品官之家称官户，非品官之家称民户；官户与富有的吏户称形势户，其余的人户称平户。户口分类便于官府在赋役的摊派、灾年赈贷与蠲免赋税等方面实行不同的政策。
户口分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宋时的阶级结构，如官户大致上是官僚地主；乡村上三等户大致是地主；乡村四、五等户称下户；乡村下户与客户大致是农民，包括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宋时的私人奴婢称人力和女使，其身份较前代有所提高。坊郭户包括了官吏、城居地主、工商业者等复杂成分。地主阶级大致可划分为皇室、官户、吏户、乡村上户、僧道户、幹人等几个阶层。除了赵氏皇室外，官户作为一个法定的阶层，居于社会的最高层。
宋代是典型的租佃制农业社会。地主、官僚等拥有大部分农田，农田经营以租佃制为主，雇佣制为辅。农民以佃农和半自耕农居多，他们租种田地后，须缴纳地租。地租以实物租为主，有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类，货币租有相当发展。租额大体上依田地亩产量的一半上下浮动，定额租一般每宋亩几宋斗到一宋石，但有的米、谷高达两三宋石。农民与地主往往订有租佃契约。乡村佣工也有所发展，在农田经营中占有不可忽视的比例。地主、商人和官僚兼并土地，往往兼用强占、买卖、典当等多种方式。土地兼并问题虽然引起不少士人的关注和呼吁，但政府事实上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予以解决。
宋朝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关系也存在不小的差别。如海南岛黎族居住区，还处于原始社会，而宋朝大部分地区则是实行租佃制，诸如先进的两浙路等地区采取的是实物和货币两种形态的定额地租。租佃制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在手工业部门中，工匠与国家的隶属支配关系发生较大变化，国家的劳役制被逐步排除，唐代的雇佣制得到进一步推广和扩大。工匠在生产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和主动性。宋代涌现了更多专业化的手工业者。宋代事实上废弃了唐律中奴婢的贱人身份，实现了私家奴婢的大部分雇佣化。
中国古代宗族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夏商周时期，第二是秦汉到隋唐时期，第三是宋元明清时期。随着隋唐以来门阀宗族制度的逐渐衰落，以“敬宗收族”为特征的第三种类型的宗族制度在宋代社会逐渐确立。此后元明清代的宗族制度大致是宋代宗族制度的延续和发展。
在辽、西夏和金的契丹、党项和女真社会中，其宗族不仅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共同体，而且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实体。每个宗族不仅有血缘关系的族属，也有血缘相异的非族属。党项宗族经济实体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孕育着奴隶制和非奴隶制的经济成分。但契丹族、党项族奴隶制的发展，局限于边疆一隅之地，虽对汉族租佃制有所破坏，还不算大。女真贵族集团却把奴隶制推广到北中国，造成了北中国的局部倒退。猛安谋克户内迁华北，强占大量耕地，激化了民族矛盾，女真族逐步采用了租佃制，但又加剧了其自身腐化。
[1]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引文中之“羊”，《挥麈前录》卷四作“牛”，今参据《说郛》
五六王延德《高昌行纪》，似应以“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