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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在今天中国境内，曾并列存在着辽、宋、西夏、金、回鹘、于阗、喀喇汗、吐蕃、大理、蒙古 （后定国号元） 等政权，这其实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分裂的南北朝时期。辽朝辖有今东北和内蒙大部，南至北京、大同等地。西辽辖有今新疆和中亚部分地区。北宋辖有今华北大部，西起兰州、四川，直至南方。南宋丧失约三分之一的土地，退至今宝鸡南部的大散关至淮水一线以南。西夏辖有今宁夏、甘肃河西走廊和内蒙小部。金朝辖有今东北、华北和内蒙大部。西州回鹘和于阗辖有今新疆的一部分。喀喇汗辖有今新疆南部和中亚部分地区。吐蕃辖有今西藏与青海。大理辖有今云南。辽朝和金朝先后是东亚的第一军事强国，西辽也曾一度称雄于中亚，而宋朝在经济文化上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国家。西夏、回鹘、于阗、喀喇汗、吐蕃、大理等也对本地区和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现将各国的政治概况分述于下。
契丹族可能于神册元年 （公元916年） 建国，其国号汉语称辽。从传世的契丹文看来，或使用“哈剌契丹”双国号，“哈剌”之契丹语义为“辽”。在辽朝的全盛期，其统治区包括今东北、内蒙、外蒙和华北的北京、大同一带以至新疆东北等地。
在中国古史上，辽朝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皇朝，其政治和典章制度适应并表现了对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兼容。辽朝有许多民族，人数最多的当属契丹人、奚人、汉人
（时称汉儿）
和渤海人。契丹人统治着整个国家，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两大族系在辽国国家体制中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
，早在辽朝建国前，就已征服了奚人。辽朝将奚人作为一大部族，并与后族同称萧姓。辽朝于天显元年
（公元926年）
灭渤海国，于会同元年
（公元938年）
得到后晋割让的燕雲
十六州，又先后将大量的渤海人和汉人收归其统治。
辽朝当然也存在民族歧视和压迫。但是，允许汉人、渤海人等保留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以至发型、服饰等习俗，显得比较宽松，这与后来金朝强迫汉人剃头辫发，清朝入关后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适成鲜明对照。至于韩、刘、马、赵诸族为首的幽蓟汉人地主阶级，在辽国政权构成中，其地位仅次于契丹人，居第二位。渤海人与契丹人的民族矛盾较深，不但曾发动叛乱，在金朝兴起后，很多渤海人又归金反辽。
辽朝的契丹人虽然“嗜学”汉文明
，却长期保留着游牧民族的习俗。辽朝先后建立了五京，即上京临潢府
（治今内蒙巴林左旗南波罗城）
、东京辽阳府
（治今辽宁辽阳市）
、中京大定府
（治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南大明城）
、南京析津府
（又称燕京，治今北京市）
和西京大同府
（治今山西大同市）
。其中上京作为契丹人发祥和兴起之地，地位尤其重要。但是，辽朝皇帝却有相当一段时间不住在京城宫殿中，而是在露居野营的宫帐中处置国务。宫帐又是一年四季迁徙不定。从政治地位而论，宫帐反重于五京，这与中原皇朝的皇帝常住京都的宫殿颇异。
辽朝实行北面、南面两套官制，北面官负责处置契丹等各游牧民族事务，南面官负责处置汉、渤海等各农耕民族事务。“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
，这与中原汉族皇帝面南而治不同。北面官即是左，南面官即是右，北面官重于南面官。在地方行政管理系统上，辽朝对游牧民族实行部族制，而对汉人、渤海人等实行州县制，分别由中央的北面、南面官僚机构管理。此外，辽朝前后共有九帝、二后、一个皇太弟和一个改契丹姓的汉族大臣，置有十三个斡鲁朵，汉语称“十二宫一府”。各个斡鲁朵设有宫户等，也分别设置了统治游牧和农耕民族的北面、南面官僚机构，成为辽朝单独的行政和经济实体，乃是不受辽廷管辖的国中之国。
与斡鲁朵类似的是头下军州。头下军州主要是在契丹统治的腹心地区，环绕上京、中京建立起来的，可说是契丹贵族的领地。头下军州与斡鲁朵、由辽廷直接统治的行政区鼎足而三，在契丹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契丹族不同于汉族，妇女地位较高，故皇后与皇太后掌政的时间不短，而臣僚们也并不像汉人那样，将此视为不正常的情况。在人事方面，辽朝主要实行贵族世选制，科举制居次要地位。“风俗贵亲，率以近亲为名王将相，以治国事，以掌兵柄，而信任焉。”
契丹人既长期保持游牧风俗，故辽军以骑兵为主力，但比较散漫。
辽朝东南与高丽接壤，南方先后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宋朝为邻，西南又与西夏、回鹘等相连，彼此都曾发生战争，但主要对手还是中原皇朝。辽军曾南下灭后晋，后周则发兵收回三关之地。辽宋之间有二十六年战争，辽军虽占上风，但因不善攻城战，无力深入宋朝内地，故对宋朝经济破坏不大。此后则有长达一百一十八年的和平，这在中华古史上还是仅有的。辽宋之间建立了比较平等的外交关系，但辽朝还是力图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利用西夏牵制和消耗宋朝的力量。
在辽朝中后期，西北的阻卜，即后来的蒙古成为辽朝的主要边患。辽朝并不重视对东北生女真的防范，而生女真建立金朝 （公元1115年） ，前后经过十二年战争，于保大五年 （公元1125年） 灭亡辽朝。
契丹族的一支则迁徙到中亚和今新疆地区，以虎思斡鲁朵 （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 为中心，重新建国，史称西辽。西辽收服原来的高昌、喀喇汗等国，适应了中亚和新疆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对辽朝的政治体制有因有革。西辽于天禧三十四年 （公元1211年） ，被乃蛮的屈出律篡位。1218年，亡于蒙古。
在五代十国分裂之际，经过周世宗的经营，中原地区出现了重新统一的转机。建隆元年
（公元960年）
，武将赵匡胤沿用五代“帅强则叛上”
的武夫政治故伎，发动兵变，夺取政权，建立宋朝，后庙号太祖，史称新皇朝为北宋。北宋定都于东京开封府
（今属河南）
，渐次削平各割据政权，完成了从中原到南方大部分汉族聚居区的重新统一。
宋朝吸取五代弊政的教训，专注于免蹈覆辙，堵塞各种政治上的漏洞，而并不追求规模一新。宋朝强调“祖宗之法”，其基本精神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专务以矫失为得”
。其流弊则是矫枉过正，在第二代皇帝宋太宗时已发展到“守内虚外”，甚至“斥地与敌”。
北宋的弊政大都可追溯到宋太宗时。
北宋政治军事和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是十分鲜明的，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按照皇帝集权、臣僚分权和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原则，北宋各种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操作，还是有效地维护了政治稳定，消弭了各种内讧，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第二，自宋太宗始，以兴盛的科举制造就了发达的文官政治。从重视门第到重视出身，是唐宋时期官场的一大转变。宋朝“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官场中只讲究出身，科举入仕者算是“有出身”，其他门径入仕者都是“无出身”。宋朝所谓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
，其实就是与“有出身”者治天下。文官政治，即“以儒立国”
，对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是有正面影响的。
第三，在人类历史上，政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专制时代，政争又往往是十分残酷的。宋太祖立下了秘密誓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
故北宋的政争少有诛杀，较为文明。即使在北宋后期有三次大规模贬窜士大夫的运动，一般也不开杀戒。宋人称“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终始有恩矣”
。赵宋一代在强调皇帝大权独揽的同时，又兼顾对臣僚的体貌宽柔，在中华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第四，北宋除后期外，将“异论相搅”作为“祖宗之法”，其初意是使臣僚“各不敢为非”。
在较为宽松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下，宋朝台谏政治的发达，超越前朝后代。在人治条件下，台谏政治固然有各种流弊。但按照儒家理论，台谏官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行使监督权，发表异论，对于“扶直道”
，维系一个时代的正派士风，有一定意义。
第五，文官政治并不意味着就是保守，但宋朝文官政治的特点在总体上说却是保守。正如王安石讥评说，“因循苟且”，“侥幸一时”，
不求振作有为，但求勉强维持，得过且过。“因循苟且”和“守内虚外”互为表里，都是“祖宗之法”的重要方面。
第六，宋政多“繁缛之文”
，缺乏行政效率。长期稳定的政治局面，造成“无意外仓卒之变，惟无意外之变，所以都不为意外之防”
。北宋从政治体制到决策都缺乏应变能力。这在金军南侵、北宋亡国时，表现得尤其明显。正如朱熹说：“今看著徽宗朝事，更无一著下得是。古之大国之君犹有一二著下得是，而大势不可支吾，那时更无一小著下得是。”
第七，北宋的荫补制，即官僚世袭制盛行，超迈汉唐，这是严重的倒退，却是贯彻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精神。除北宋初期外，宋朝大约在十分之九的时间里冗官为患，冗官的中心问题就是荫补制。冗官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严重的社会痼疾，又严重影响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
第八，由于宋太祖以武将“黄袍加身”的来历，宋朝“守内”的第一要旨就是猜忌和防范武将。宋朝维持着超越前代的大规模常备军，冗兵给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成为严重的社会痼疾，而其军制却是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牺牲军事效能为特征。在崇文抑武、以文驭武的方针指导下，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北宋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降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
第九，人们常说，宋朝积贫积弱。其实，北宋的人力超过唐朝，物力和财力、政府财政收入更大大多于唐朝。但丰厚的财政收入难以负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横征暴敛又加重了民贫，这就是积贫。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守内虚外”、崇文抑武等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很差，这就是积弱。
第十，一般说来，腐败与专制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必然依赖专制。但宋朝的腐败还有其突出的表现。金元时代评论，认为宋政失之于“宽柔”
。“宽柔”表现为对误国败事者有罪不罚，罚不当罪，罪废复用，所谓“赏重于罚，威不逮恩”
。宋朝的上层官员，大多治国救国无方，而在钩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时，却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发展到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治国和救国，却必须破坏他人治国和救国。
总的说来，北宋的专制政治有开明的成分、保守的成分、拙劣和荒唐可笑的成分，互相交织着。
北宋于靖康二年 （公元1127年） 亡于金朝。宋高宗又于当年重建宋朝，史称南宋，后定都于临安府 （治今浙江杭州） 。南宋保存了北宋约三分之二的统治区，并且基本继承了北宋的政治军事传统和典章制度。但南宋也有若干不同于北宋的特点：
第一，“守内虚外”的方针发展到了极点。在宋军愈战愈强的形势下，南宋当政者却宁愿杀害抗金名将，与金朝订立极其屈辱的和约，这在中华古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宋金的不平等外交前后持续了八十七年。
第二，相权的扩张。南宋也有重视皇权压制相权的时期，但四个权臣专擅的时间共计七十年
，不仅占据了南宋一百五十三年的近一半时间，还促成了南宋的灭亡。
第三，南宋在大半时间放弃了“异论相搅”的“祖宗之法”，特别是在南宋前期，为保证能对金屈辱媾和，不但实施严厉的迫害和文禁，甚至还制造文字狱。南宋在大半时间内，政治和舆论环境并不宽松，台谏官“扶直道”的功能下降。
第四，南宋先后面临金朝和蒙古的军事威胁，依托江淮和西部山地，总的说来，还是沿用“祖宗之法”，维持了内部的稳定，并且表现出了顽强的自卫能力。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唯有在进攻南宋时，遭遇到最顽强的抵抗。宋元战争持续长达四十六年。
南宋最后在祥兴二年 （公元1279年） 亡于元朝。但对元朝混一天下不宜估计过高，即使在元世祖时，对国家也治理得并不好，此后更是每况愈下。
西夏原是在夏州 （治今内蒙古自治区与陕西靖边县北交界处） 地方割据政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于天授礼法延祚元年 （公元1038年） 正式建国，或自称白上国、大夏国，但人们习惯依辽人和金人等称呼其为西夏。其统治区包括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和陕西、青海、内蒙的小部分，其国都为兴庆府 （治今宁夏银川市） ，后改名中兴府。
西夏是多民族国家，党项人为统治民族，但又联合汉人、吐蕃人、回鹘人等的上层，可称是蕃汉联合政治。西夏立国依靠的是党项族的强宗大族，夏景宗开国后，也杂用汉臣“主谋议”，但“主兵马”者看来大多是党项人，对宋战争前，须与“诸豪歃血”。
皇族嵬名氏
（兼用汉姓李）
注意与党项的大姓通婚，后族“贵宠用事”
，而皇权与后权、皇族与强宗大族之间也不时发生冲突。但西夏看来没有建立像辽朝那样的两套官制，大体是效仿宋制，设立中央官制和地方的州县制。
夏景宗建国时，对境内各族下秃发令，创制西夏文，规定统一服饰，以求境内各族党项化。但西夏各族的逐渐汉化还是势不可免的。西夏在后期的八十一年间，正式实行科举制，基本以科举取士选拔官吏，不论宗室贵族、平民百姓，也不论党项族、汉族或者其他民族，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是正当的途径。这意味着加强中央集权，至少是削弱了强宗大族的政治地位，削弱了贵族世选制。
西夏巧妙地利用了辽朝与北宋的矛盾，争取自身的独立和生存，但主要的敌手是北宋，双方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西夏最初处于攻势，并且成为胜者。西夏军以骑兵为主力，但显然不善于攻城战，故对宋朝只限于边境杀掠。后来又不断地被北宋攻城略地，被动挨打，却仍努力支撑困境。直到北宋末南宋初，西夏利用金军攻宋的机遇，夺取若干被占之地。此后与南宋隔绝，而与金朝基本维持和平。到夏金晚期，双方都处在蒙古的威胁下，但彼此仍有战争。西夏于宝义二年 （公元1227年） 亡于蒙古。
生活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生女真族，于辽天庆四年 （公元1114年） 起兵反辽，建立金朝，后灭辽破宋。金朝极盛期的统治区大致包括原辽朝的辖区，以及南至淮水的广大地域。金朝的国都最初设在生女真的发祥地上京会宁府 （治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 ，后迁至中都永安府——改名大兴府 （治今北京市） 。
金朝是多民族国家，女真人始终占统治地位。金朝初年，事实上存在着女真人、渤海人、契丹人和奚人、汉儿
（原辽统治区汉人）
和南人
（原宋统治区汉人）
五个民族等级。后来汉儿与南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金朝存在着很强的民族歧视，特别是在金朝初期，金人强迫汉人剃头辫发，又大量驱掳汉人当奴隶，激起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民族的强烈武装反抗。金朝为了据守夺得的中原之地，将女真等大量落后民族迁入燕山以南，大量掠夺汉人的耕地，并将统治中心也转移至华北。女真人相当快地汉化，其汉化程度高于契丹人和蒙古人，同时又相当快地腐化，经历类似清朝八旗子弟的命运遭遇。国内的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直到金朝后期，仍爆发汉人的武装反抗。刘祁说，“大抵金国之政”，“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偏私族类，疏外汉人”，“此所以不能长久”。
金朝政制与辽朝不同，最初保留了原始社会部落联盟制的若干特点，后由辽宋降金的汉人制订了中央集权制，逐步撤销东、西枢密院、行台尚书省等对广大中原地区的单独管辖，并将隋唐以来的中央三省制合并为尚书省。金朝对地方管辖主要实行路州县制，但南迁的女真族等的猛安、谋克又成为与州县平行的行政单位，而对北方游牧民族也另外设置部族、乣等行政单位。行台尚书省虽在前朝与金初已设，而在金朝晚期，为军事需要临时设置的行尚书省制，实为元明清逐步建立省一级行政区划之嚆矢。
金朝初年，女真完颜皇族掌握军政大权，用人方面以贵族世选制为主。此后经历了残酷的政争，完颜皇族的势力不断削弱。但总的说来，女真强宗大族仍在金朝政权构成中唱主角，女真人入仕的主要途径有三：荫补、世选和军功，后来考试也成为女真入仕的一条重要途径。金朝对于考试制度的重视，远超辽朝和元朝。但金朝总的说来是以武立国，汉人文士通过科举入仕，仅居次等地位。
金朝初年，“文移极少”
，行政效率颇高。“及其中叶，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是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也。”
金朝不时爆发残酷的政争，唐宋制度里的政治冲突和妥协，并没有与女真原有的民主因素合流。相反，两种制度里的专制和野蛮的成分结合在一起，促成了政治过程的残暴化。金朝一反宋朝优礼臣僚的传统，实行“杖责”，“上自宰执公卿”，“亦不能免杖”，金帝的杖责有“御断”和“监断”两种，“有因而致死者”。
自金朝中期以降，近侍的权势就愈来愈膨胀。因外廷大臣不受信任，参与决策者经常只是皇帝身边的近侍。此外，金朝吏的地位远高于宋朝，重用吏，以吏排挤士大夫，也是金朝政治生活的一大特点。
金初武力，以女真骑兵为基干，有顽强的战斗力，胜过辽与西夏骑兵，又能进行大规模的攻城战，故能深入中原。但随着移居中原的女真人的腐化，“狃于宴安，习成骄惰”
，由北方游牧民族组成的乣军成为金军的精锐。
金朝取代辽朝之后，也接收了辽朝的边患，对漠北地区的统治已大为减弱。北方的鞑靼，即蒙古，始终是大患。即使在金朝强盛时期，实际上也努力避免南北同时用兵。金章宗时对宋战争，表面上金朝勉强成为胜利者，实则两败俱伤。蒙古旋即兴兵攻金，而乣军又背叛金朝，于是金朝只能弃地南逃，迁都开封，退守黄河以南，却又与宋、西夏、蒙古三方同时交兵。金朝最后于天兴三年 （公元1234年） ，被宋蒙联军灭亡。
唐朝后期到五代，今中国西北进一步形成多民族错居的形势。回纥族，又称回鹘，即今维吾尔族，乘吐蕃衰微之机，其一部的族帐扩散到河西走廊，驻牧地于凉州
（治今甘肃武威）
、甘州
（治今甘肃张掖）
、肃州
（治今甘肃酒泉）
、瓜州
（治今甘肃安西东南）
、沙州
（治今甘肃敦煌）
一带，与沙州的张氏、曹氏汉族政权时或发生冲突，又逐渐融合。回鹘族以甘州为中心建立的政权，史称甘州回鹘，或称“甘、沙州回鹘”
。沙州后来应被甘州回鹘所控制。
甘州回鹘是个多民族政权。回鹘“可汗王禄胜遣使曹万通”出使宋朝，“自言任本国枢密使”。
甘州回鹘的使宋者多有汉人，说明汉族在其政权中有一定地位。宋端拱时
（公元988—989年）
，“回鹘都督石仁政、麽啰王子、邈拏王子、越黜黄水州巡检四族并居贺兰山下，无所统属”
。这表明其统治的松散，各部首领以都督、王子、巡检等名号，各统其族帐，与甘州的可汗甚至没有隶属关系。
甘州回鹘与辽朝、宋朝有相当接触。西夏建国前，与甘州回鹘前后进行了约三十年的战争，最后占据了河西走廊，甘州回鹘灭亡。但沙州回鹘政权显然还在此后一段时期保持了某种独立。
回鹘的一部据有今新疆的大部分地区，以高昌 （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 为中心，史称高昌回鹘，又称西州回鹘。其国主自称阿厮兰汗，汉语译为西州狮子王。《辽史》中屡见的“阿萨兰回鹘”，即是高昌。或说龟兹 （治今新疆库车） 另有回鹘政权。
高昌国显然是适应多民族的情况，实行较松散的统治。“所统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割禄、黠戛司、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名甚众”，伊州
（治今新疆哈密）
“州将陈氏，其先自唐开元二年
（公元714年）
领州，凡数十世”，这又是汉人。
西辽建国，高昌臣服于西辽。但人数较少的契丹人逐渐同化于回鹘人，据西辽亡国后的记载，“其国人无几，衣服悉回纥也”
。回鹘后又臣服于蒙古。
于阗位于今新疆和田南，是唐朝的安西四镇之一，其国主为尉迟氏。五代时，国主用汉姓名李圣天，由后晋册封为大宝于阗国王。于阗国主仿效汉人衣冠，使用“同庆”年号，并设置州的行政区划，据有今新疆南部一带。于阗的佛教兴盛。大约在11世纪初，西部的喀喇汗国灭掉了于阗李氏政权。
喀喇汗史或称黑汗、黑韩，这是今中国境内第一个伊斯兰国家。喀喇汗国大约于10世纪在中亚建国，实行双王制和分封制，后分裂为东、西两汗国。在灭掉于阗后，控制了今新疆南部。
喀喇汗国与宋朝交往时或仍称于阗。如宋元丰四年
（公元1081年）
国主称“于阗国偻儸大
（有？）
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
。政和间
（公元1111—1117年）
，又自称“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里国，五百国内条贯主、〔师子〕黑汗王”
。所谓“五百国”，应是指分封制下的众多小国。
东、西喀喇汗国先后臣服于西辽。13世纪初，东、西喀喇汗国先后灭亡。
吐蕃是今藏族的祖先，当唐朝时，曾建立军事强国。但到唐朝末年，“亦自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
。除西藏本部外，在今青海、甘肃一带，“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
，更形成多民族错居的形势。
吐蕃族发展过程中，曾融入党项、吐谷浑、回鹘、沙陀、汉等多种民族成分。五代后唐时，西凉府
（凉州）
的六谷蕃部建立政权，六谷蕃部还包括吐蕃化的汉人、党项人、回鹘人等。宋初，六谷蕃部与尚未建西夏国的党项政权相抗。后党项大约在宋大中祥符八年
（公元1015年）
占领西凉府，吐蕃的“旧部往往”逃往河湟。
在河湟一带的吐蕃大致在宋真宗时建立政权，“又得回纥种人数万”，于阗人阿里骨也被奉为首领，可知其多民族成分，但“其国大抵吐蕃遗俗”。吐蕃政权大约于宋明道二年
（公元1032年）
“徙居青唐”
（治今青海西宁）
。
青唐吐蕃曾帮助北宋与西夏相抗，也成为西夏争取和打击的对象。后来宋朝改变政策，几次出兵，于崇宁三年
（公元1104年）
消灭青唐政权，设西宁州，赐其首领姓名赵怀德。
金朝进据中原，“复分陕西北鄙”与西夏，双方“以河为界”。
于是西夏统治了西宁州一带的吐蕃族，但“西番三十八族首领赵继忠”又投归南宋。
河湟的吐蕃族“虽属夏国，叛服不常”
。
此外，四川西部也与吐蕃为邻，南宋孝宗时，有吐蕃族首领赖苗。
蒙古于1239年进兵西藏，吐蕃遂正式归入中国版图。
唐天復二年
（公元902年）
，占据今云南的南诏国亡，此后有郑、赵、杨、段四姓先后建立长和国、兴元国
、义宁国和大理国。段氏大理国建于文德元年
（公元938年）
。
大理是多民族国家，宋人一般称“大云南蛮”和“小云南蛮”，“其他小国，或千百家为一聚，或二三百家为一族，不相臣属”
。目前一般认为，大理国的统治民族是白族。大理效法汉制，“其规模服色”，“略本于汉”，还“设科选士”，实行科举制，
并设有府、郡等行政区划，但各民族仍保留各自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
大理及周边民族与宋朝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有时还相当频繁。大理于天定二年岁末 （公元1254年初） ，被蒙古军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