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公元960年“陈桥兵变”之后，宋太祖君臣为扫除五代乱局，防范以往武夫跋扈、悍将兵变的惨剧重演，于是强调内部秩序的建设。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进一步眼光向内，从而放弃了对外征战。由此宋家王朝逐渐告别汉唐之路，转身确立了重内轻外的理念，将武力与军功压缩于狭小的空间之内，把“崇文”的大旗不断高扬。随着宋朝主流意识依照惯性而日趋内向，中原大地遂染上了浓厚的文治色彩。得归得矣，宋代的经济文化以及科技文明因此昌盛一时，令人叹服；可失也失矣，王朝长期陷于边患的巨大压力之下，被动挨打乃至亡国，又令人痛心。

正因为如此，后人翻检史籍时看到这样的场景：随着“杯酒释兵权”序幕的拉开，宋朝政坛随之上演的一幕幕表演，文戏日渐压倒了武戏，科举文士亮相于舞台的中心，操戈武士被挤到了舞台的边缘。从悍将张琼之死、边帅郭进和杨业悲剧的发生，到灵州的失陷、澶渊之盟以及庆历和议的签订；从良臣辛仲甫无意从军，到状元陈尧咨无奈转换武职的遭遇；从庸将傅潜、王超与王荣的怯战，到得宠大将张耆、杨崇勋之流的坐拥富贵，再到英雄末路下的名将狄青之死、稍有武略的王德用之受压；从神武皇帝变法背景下的拓疆熙河、五路征伐与永乐之役，到元祐更化后的回归旧路，最终到靖康之难的发生、二帝“北狩”悲剧的出现，一串串人物的登台与谢幕，一项项事件的发生与终结，始终贯穿着“崇文抑武”这条主轴线。

今天昆明滇池边的大观楼内，有清朝名士孙髯翁题写的对联，因文字有一百八十个之多，号称“天下第一长联”。在这副长联中，有“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之句，可谓绝妙的排比，既对历史上云南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做了精辟的概括，又生动地点出了汉唐宋元几代的不同特点。“玉斧”一词用得确实高明，因为它代表了高雅与富贵，玩物的意义大于武器的用途，正与汉代之楼船、唐代之铁柱和元代之革囊的纯粹冷酷装备，形成鲜明的对照，真是再形象不过了。

宋太祖玉斧一挥的典故，多少有些后世文人骚客臆想的成分，却也真实地反映了宋朝对大渡河以外西南地区的舍弃，更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宋朝走着与汉、唐和元朝不同的发展思路，即抛弃外向积极拓边的意识，转而采取内向发展的姿势。之所以如此，实在是与宋代长期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有关。

俱往矣！宋朝气象早已烟消云散，曾经的那些鲜活的人物和跌宕起伏的往事，日渐被尘封于故纸堆中，令人大有沧桑之感。如明朝人杨慎的词《临江仙》所感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然而，北宋历史留下的经验与教训却不能被忘却，值得后世总结和反思，这便是：纵使楼台宫阙再巍峨高耸，文翰技艺再绚丽多姿，若缺失了剑戟弓矢的护卫，也难以持久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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