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最新章节_陈峰著

4. 杨业的悲剧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太宗亲督大军攻陷河东太原城后，北汉皇帝刘继元率臣下出降，但刘继元手下一名叫刘继业的将官仍据守阵地拼死抵抗。这位武官乃是北汉名将，原名杨继业，出身将门之家，能骑善射，勇武冠于诸军，人称“杨无敌”。当时，北汉国君因十分器重杨继业，便按照传统宠遇臣下的做法，赐其以皇室之姓，于是他便有了此后的姓名。刘继业在以往与宋朝军队的作战中屡屡获胜，所以也给宋家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河东既已克复，太宗皇帝就想收服这员勇将，遂令刘继元招谕其部下。当使臣持国主书信来到军中后，刘继业只得痛哭一场，然后解甲归降。对此，太宗非常欣赏，一面大加赏赐，一面为其恢复原姓，并将名字中的“继”字省去。于是，杨业便成为大宋的将领，官拜郑州防御使。

北伐幽州失败后，太宗因考虑到杨业久习边关战事，就任命他知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负责河东北部防线。史书称：杨业虽不通多少文墨，但“忠烈武勇，有智谋”，既严于治军，又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当时他驻军寒冷的代北地区，冬天里，人们都穿毡罽御寒，他却常披单衣坐于露天处理军务，身旁也不设炉火，侍卫几乎被冻僵了，而他仍不退缩。杨业以坚毅无比的性格魅力博得了部属的敬佩，又以爱护士卒而赢得军心，所谓“为政简易，御下有恩，故士卒乐为之用”。

像杨业这样的将才，在太宗朝并不多见，郭进本来也可以算得上一员智勇双全的将官，但可惜不久前已被监军逼死。所以，杨业因屡败进犯的辽军，很快就成为边关名将。一次，契丹大批骑兵进攻雁门关（位于今山西代县境内），杨业闻讯后立即带领麾下数千骑兵从小路绕道雁门以北，然后从对手背后发动猛攻，大败敌军。这次战役后，契丹军队对杨业产生了恐惧之感，只要再看见杨业大军的旌旗，就会马上撤走。杨业因这次战功被升为云州观察使。据记载，当时许多戍边武将对杨业短期内取得的功业非常嫉妒，有人便暗中向朝廷上奏，攻击他的弱点。太宗皇帝为了加强对辽防御，倒也没有理会这些闲言，继续给予杨业以信任，将收到的所有谤书都交付给他本人。天子的举动无疑深深地感动了这位前北汉降将，更促使他尽忠报国。

当驰骋代北沙场的杨业全神贯注于防御北部契丹军队时，他也许没有察觉到朝廷政治气候的微妙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专心军事却不熟悉政坛风云的武将来说，实在算不上一件妙事。

第一次北伐幽州失败后，当朝文官集团的重要人物都开始对主动出征行动持反对意见。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年底，在杨业雁门关大捷的鼓舞下，太宗一度又想乘机攻打幽州，但当向翰林学士李昉和扈蒙等人征求意见时，他们都一致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北方戎敌为寇的事自古就有，主动征伐固然指期可定，然而劳民伤财，不如养精蓄锐为上策。天子听罢深以为然，遂打消了再次北伐的念头。三年后，因为北边将帅一再要求北伐，太宗又与近臣商讨对策。此时，新任宰相宋琪提出：契丹人与其境内的奚族为世仇，可以通过结纳奚族势力的办法来牵制对手，便可不烦本朝出师。又是在一番高谈阔论之下，太宗皇帝打消了用兵的念头。在结束强兵悍将为所欲为局面的形势下，新近崛起并掌握了朝廷大权的文官们，是不愿意再看到国家的中心任务转到武夫们的身上，兵戈厮杀这样的事，既非其自身所长，也与自己长期遵循的以中庸与仁义为核心的儒术治国原则相距甚远。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特别是执掌朝政的大臣们更喜好太平气象，而对北伐没有多少热情。所以文官们对天子抑制武人的行动，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并不断出谋划策。

“将从中御”，可以说是太宗朝深化抑制武将举措的重要产物。太祖在位时，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为了防止带兵将官擅自行动，从而造成尾大不掉的后果，于是在每次军事行动之前，都要对将领作一些指示，并派出亲信任都监，以监督诸将的举动，如曹彬当年就在征后蜀和北汉的战争中出任过都监。不过，太祖皇帝久经战场，熟知前方军情瞬息万变的特点，故对军官仅做扼要指示和告诫，对战场的具体指挥过程并不直接干预，如对郭进、李汉超以及南征诸将都是如此，所以史称太祖用将“专而不疑”。

太宗即位后，因对武臣们有更深的戒备心，遂逐渐干预甚至控制他们在战场上的一切活动，这在当时被称为“将从中御”。太宗在给出征大将设置监军的同时，赋予监军们更大的监督权，于是统军将帅的一举一动都掌握在天子手中。当时，这些监军们往往盛气凌人，乃至于敢加害主将，如郭进便因为不能忍受监军田钦祚的欺压，终于愤而自杀。然而，此后监军的设置却愈益广泛，还出现了挂“走马承受公事”头衔的军校，随时向远在京城的皇帝汇报军中的动态。

与此同时，太宗在每次军事行动前还亲自设计作战“阵图”，作为锦囊妙计授给将帅，借以控制武官的举动，其中最有名的是“平戎万全阵”。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军队作战便常注意布阵，如《孙子兵法》就提出要依据地形以及敌情等不同情况，来安排部队的作战队列。像“置之死地而后生”，讲的是在危急时刻，可以将士卒布于没有退路的绝地，以激发士兵拼死反击的力量。但战场上的形势及地形复杂多变，一套固定不变的阵法显然不可能应付自如。也就是说，将官必须视情况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阵势。南宋名将岳飞就指出：“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所以，预先设计阵图既不切合实际，也不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只能是限制带兵者的自由，或者说对防止武将谋反有制约的作用。没有多少大战经验的太宗皇帝，却非常热衷制定阵图，自信运筹宫廷，可以决胜千里之外。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九月，也就是太宗亲征幽州失败两个多月后，契丹大军从幽州南下，太宗得到战报后马上设计应敌阵图，赐给抗敌诸将，令他们将军队分为八阵，以对付敌军的进攻。大将崔翰、李汉琼等人率军来到满城（今河北满城）前线后，随即按照天子妙计将队伍分列为八阵。此时，契丹骑兵蜂拥而至，东西相望“不见其尾”，而应战一方每阵之间相隔达百余步之遥，“士众疑惧，略无斗志”。面对这一状况，右龙武将军赵延进对主帅崔翰说：我们受陛下之命，是为了克敌制胜。现在敌骑如此进攻，而我方队伍星布各处，力量无法集中，若对方乘势攻我，将如何抗击？我以为不如集中兵力出击，可以取胜。违令而能获胜，总比丧师辱国强吧。崔翰等将领反问：万一不成功，怎么办？勇于承担责任的赵延进便答道：倘若失败，我愿独当罪责。主将们仍然犹豫不敢擅自改动天子命令，好在监军李继隆还算清醒，也主动表态：用兵贵在适时变化，怎么能预先料定！如果有违诏之罪，我请独自承当。这样一来，主帅才改变了主意，将军队改为前后二阵，以互相支援。于是，军兵都很兴奋、鼓舞，士气迅速高涨。双方大战三场，宋朝军队获胜，契丹人则全线崩溃，死伤惨重。崔翰领诸军一路追击，直抵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北），斩获敌人首级万余，夺得战马千余匹，另外还收缴了大批兵器辎重以及牲畜。

满城大捷的取得，当然是武将独立用兵的成果，也恰恰证明了“阵图”的失败。但看反映当时战事的史料，仍可以发现将帅对纵然是天子失误的诏令也不敢随便更改，而赵延进之所以敢于首先提出变换阵图内容，还在于他有太宗皇帝连襟的特殊身份。李继隆敢于附和赵延进的建议，乃因为他是太宗的亲信和监军。所以，战役结束后，诸将虽然都得到了一些奖赏，但天子并没有吸取此次军事行动的经验教训，依旧运用阵图作为束缚武将手脚的法宝，这便使军事将领们陷入了不敢作为的痛苦境地。以后，李继隆的行为再也不敢像以往那样随意，他不得不按天子为将领预定的阵图行事。李继隆曾就太宗的御将手法做过如下描述：“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

雍熙元年（984年）初，太宗对禁军自都指挥使至百夫长在内的大批军官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前后历时一个月左右，然后对他们分别采取了或升或降的委用措施。除了考核，太宗还命令将校们互相作保。有一名叫魏能的军官在戍边前，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找不到保人，最后只得由皇帝亲自担保。太宗在考察完武将后，对身边的近臣们说：朕选拔将校，首先看他是否具有循谨的性情和管理手下人的能力，其次才考虑武勇的素质。的确，循规蹈矩者要比果敢骁勇者更好驾驭，而互相联保加上阵图和监军，足以使飞扬跋扈的武人变得安分起来，这一切又都是太宗及其文官集团精心运作的结果。

在以上背景之下，只识兵略的杨业遂演出了一幕悲剧，并且将一名元勋宿将也牵扯进一段公案之中。

雍熙元年（984年）前后，知雄州（治所在今河北雄县）贺令图及其父向朝廷上奏反映：契丹国主已死，国母听政，大将韩德让专权，主幼无知，其内部动荡不安。因此，他们建议朝廷乘机北伐，以收复幽州。当时，文臣宋琪、李至等都反对主动出击，但太宗这一次却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而倾向于通过收复幽州等长城一线，来解决北部国防上一直被动不利的问题。

然而，贺令图提供的情报并不准确。公元982年，辽景宗去世，帝位由未成年的儿子耶律隆绪继承，朝政则由其生母萧太后主持，“主幼母专”的现象的确是事实。但萧太后的治国才能以后被证明是非常杰出的，而韩德让作为契丹境内汉人势力的代表人物，对太后的支持，更增强了其统治。所以，其国内动荡的情报并不属实。

雍熙三年（986年）三月，在太宗一手策划下，朝廷大军兵分三路北伐。其中东路军主帅为曹彬，从雄州北上，直逼幽州；中路军由田重进任统帅，从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州）攻夺飞狐口（在今河北涞源）；西路军从雁门北上，攻击对方的云州（今山西大同）和应州（今山西应县），这一路的主帅为潘美，副帅就是杨业。按照天子的意图，曹彬一路应缓师而行，以声言攻打幽州为诱饵将契丹主力吸引到幽州城下，然后由中、西两路军深入到幽州侧后翼，最终形成对幽州的合围之势，一举收复这座重镇。

但太宗君臣始料不及的是，辽国得到宋朝用兵的消息后，迅速做出了一系列反应，任命前次在幽州高梁河战役中大败宋军的将领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为统帅，征调国内各部兵马南下迎战；萧太后与少主则亲自坐镇二线，调遣军队作为后援；其主力设置于幽州一带，采取重点打击和各个击破的应战策略。可以说契丹人已做好了反击的部署。

宋朝的西路大军出师雁门后，进展非常顺利，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连下寰（今山西朔县东）、应、云及朔（今山西朔县）四州，兵锋直抵长城脚下，辽地方守将和官吏纷纷投降。与此同时，中路军也在飞狐口通过伏击大败对手，进而一度攻占了蔚州（今河北蔚县）。当中、西两路军取胜的战报传到东线后，曹彬麾下的部将再也按捺不住求战的情绪，纷纷要求迅速出击。曹彬在副将们的一再鼓动之下，只得率军加快了推进的速度。

此时，曹彬统率十万大军行动，粮饷供应十分紧张。当他们攻克了涿州（今河北涿州市）之后，因正面遭到契丹精锐骑兵的骚扰，无法快速取得进展，不久粮道又被对方阻断，只得暂时放弃战果，退回雄州。随后，曹彬部再次携带够五十天食用的粮草北上，经过一番艰苦的战斗，二度攻克涿州。但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天气已开始炎热，东路大军经过激战十分疲乏，而军饷供应又不能及时解决，于是曹彬部陷于欲战不能欲罢不可的困境之中。就在这时，契丹各路援军云集幽州城下，萧太后与幼帝也亲临前线，做好了发动反攻的准备。形势既然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化，曹彬只得下令回师。结果，宋朝军队刚掉转头尾，辽军就立即追杀过来，东路北伐军顿时混乱不堪。五月初，当曹彬部退到岐沟关（在今河北新城北）时，遭到辽军主力的猛烈攻击，溃败下来的队伍纷纷抢渡拒马河（在今河北容城县及霸州市以北），“人畜相蹂践，而死者甚众”，不少随征的文官也淹死于水中。据《辽史》称：当日宋师自相践踏，死者过半，河水竟为之不流。

骁勇、快速的辽国骑兵部队在大败曹彬指挥的大军后，又迅速转而向西，准备对另两路宋军实施打击。此时，太宗皇帝已获悉十万主力惨败东线的消息，惊惧之下，立即下诏中、西两路军火速班师。田重进部因原本就未深入对方境内，所以幸运地撤入宋朝境内的定州防区，但深入云、朔等地的西路军就没有那样走运了。

潘美和杨业接到朝廷撤军的诏令后，才发现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退兵行动，自己同时还要承担掩护云、应、寰及朔等四州百姓内迁的任务。面对数十万行走迟缓的男女老幼，眼见辽国太后亲自督率的十万大军已攻陷寰州城，对手战旗即将出现在眼前，富有御辽经验又熟悉代北地形的杨业便向主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今敌军锐气正盛，不应与其正面作战。为了完成朝廷赋予的迁移数州民众的任务，我们应从大石（在今山西繁峙西北）出军攻应州，迫使契丹主力前去营救。当敌方大军被吸引到应州一带时，便命令诸州军民迅速从雁门山中石碣谷南撤。我军利用石碣谷有利的地形，埋伏三千名强弩手，再配合以骑兵支援，就可以顺利完成本路军承担的任务。杨业的建议无疑是极具胆识的正确方案，久经战火的大帅潘美不会看不出它的价值，但他却没有表态，因为军中还有一位天子派来的监军，必须先洞察人称“贵臣”的监军的态度，才能裁决。

当时西路军的监军为西上阁门使、蔚州史王侁。此人因其父曾任后周枢密使高位，在宋朝建立前已入仕做官。太祖开国后，他作为一名中下级军官曾参加过南征战役。太宗登基后，他被选派到西北的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等地察访驻军将领的行动。他回朝后，果然不负新朝天子所望，向朝廷反映：将帅所养亲兵，都桀骜难制，恐怕时间长了会发生变故。因此，他请求彻底更换这些军兵。太宗对王侁的建议非常满意，就派他带去一批内地士卒取代边关老兵。没想到那些将官手下的旧人大都不愿返回，于是王侁以强硬的手段斩杀了一些带头闹事者，才使其余的军人规规矩矩地服从了调遣。处理完此事后，王侁又数度往来西陲与京师之间，不断向朝廷报告驻军的情况，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从而以强干的特点赢得了太宗皇帝的欣赏，被视为监督将官的可靠亲信。天子曾一次赐给他百万钱，以示奖赏。到第二次北伐时，太宗便亲自安排王侁西路军监军，以控制将帅的行动。

王侁像当时大多数监军一样，官位虽比带兵将领低得多，也不懂得多少用兵之道，但以天子特使自居，在军中却敢于指手画脚。所以，当他听了杨业的建议后，马上提出异议：你们领数万精兵，竟怯懦如此，应当直接从雁门北川中出师，鼓行而攻马邑（即寰州）。另一位出身太宗藩邸旧班子的武将刘文裕也赞成王侁的方案。性格直爽的杨业只考虑如何取胜，全然没有考虑其他因素，遂对众人说：不能这样做，否则必败无疑。王侁听罢立即指责道：你素号无敌，如今遇敌竟逗挠不前，是不是还有别的打算？此话一出，才使杨业顿然清醒，想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监军控制之下，就连郭进那样的功勋大将尚且受到天子贵臣的凌辱，何况自己不过是降将出身。气愤之下，杨业挺身对监军道：我非怕死，而是时势不利，如此硬打只能白白葬送士卒，而于事无补。你现在责备我不能死，那我就为诸位先死。杨业说完，便立即引部下出阵。临行前，他流泪请求主帅潘美在退路必经的陈家谷口（在今山西宁武北）埋伏接应。潘美答应了这一要求，在险要的陈家谷口布下了伏兵。

当杨业向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契丹大军发动进攻后，其余宋军都守候在阵地上。过了半天不见杨业踪迹，王侁派人登高远望，以为敌军败走，便想赶去争功，遂擅自领一部分军兵离开预定的伏击地。潘美眼见无法制止监军的行动，也自己带兵南撤。原来，杨业率军队出发后，辽将耶律斜轸就在山林中设下伏兵，将宋军一步步引诱进圈套中，随之大败对手。但当潘美和王侁听到前方战败的消息后，不仅没有赶去增援，反而立即率军逃逸。

杨业率领残部一边撤退，一边拼死抵抗，就这样从中午坚持到暮色降临，终于来到陈家谷口，如果这时埋伏的大军利用地形优势出击的话，不仅可以掩护杨业撤退，而且可以给同样疲惫的辽军以重创。然而，杨业眼前出现的却是空荡荡的山谷，看到这一幕，他“拊膺大恸”，随即再次率领手下将士力战追兵。据说，杨业此时身边仅有百余人，他不愿看到追随自己多年的部属无谓送死，就对众人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儿，不必与我同死，如果你们能死里逃生的话，也可以将情况报告给天子。这些军士听了大将杨业的话都感动得流下泪水，面对死神竟无一人肯离去。最终的结果是他们几乎全部阵亡，包括随父亲出征的杨延玉与岳州刺史王贵。杨业在身受数十处创伤的情况下被对方俘虏，之后，他便绝食自杀。史籍记载，杨业被俘后，曾长长地叹息道：皇上待我深厚，我本期望通过守边破敌来回报，不想反受奸臣嫉妒，逼我去死，致使王师败绩，还有何面目求活于异域！

杨业的死讯传到内宫后，太宗皇帝大为悲恸，马上下诏书褒扬其忠烈气节，追赠其大同节度使和太尉的官衔，又赐给杨家布帛千匹和粟米千石。与此同时，又将主帅潘美削去检校太师等虚衔，监军王侁和刘文裕被削职除名，监管地方。杨业的六个儿子延朗、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及延彬都被赐以官职，以后在抗辽战争中他们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遂在青史上留下了杨家将的感人事迹与传说。

有关杨业的悲剧，在当时就已震动了朝野，此后千余年间也一直引起人们的纷纷议论。哲宗朝著名文士苏辙在出使辽国时，曾专程凭吊了契丹人修建的杨业祠，他有“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 的诗句，表达了对一代名将杨业的怀念，并提出了杨业之死与“畏人言”有关的看法。这里所说的“畏人言”，其实并非真的是畏惧王侁一类的监军之言，而是监军背后的专制天子。太平兴国以来，太宗对武臣们的管束越来越严，监督也愈来愈密，这就使当时的将领们不能不提心吊胆，唯恐触犯大忌。如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初，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驻泊都监弥德超虚造罪名诬陷枢密使曹彬，后虽经大臣解释担保，但太宗仍解除了曹彬的职务，将他调到外地做有名无实的节度使，而品行恶劣的弥德超就因为这件事迎合了天子猜忌武将的心理，被立即从酒坊使的中下级官位提升为宣徽北院使的高官，更让他担任了枢密副使的要职。不久，弥德超因与同僚失和，诬陷的事情随之败露，他虽被流放到蛮荒之地，但曹彬却没有恢复原职。

像曹彬这样谨慎持重的军界首脑尚且仅因只言片语旦夕之间就被罢官，而如郭进辈勇于用兵和敢于专杀的武将，其被逼死也就不难理解。这一切事实无疑都在深深地教训着每一位头脑清醒的武官，使他们在行动上不能不倍加小心，在意识深处为自己竖起一道厚重的防线，宁肯失职取败，也不敢触犯天条戒律。所以，曹彬和潘美在第二次北伐中的表现，就不免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敛芒挫锐，有意避功，以释天子猜忌。这种看法又尤以清初王夫之最具代表。王夫之在所著《宋论》中说道：曹彬谦而不敢居功，潘美陷杨业于死地的做法，也是为了防止功名过盛，即所谓“功高震主”，所以选择了不追究责任的战败结果，“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这样看来，王侁等人固然罪该万死，而潘美在制造杨业悲剧过程中也因为含有不可告人的私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归根结底则是由太宗“抑武”的方针所致。

就在杨业死后的第二年，太宗便恢复了潘美的原有官衔，并加同平章事。潘美取得了使相的显赫官位，且先后出任知真定府（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判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等职务。但时隔不久，潘美便死于并州任上。潘美究竟是患何病离开人世，已不得而知，不过他在丧师后先贬后升的刺激之下，其心情肯定是不会平静的。在来自社会舆论压力和内心自责的双重挤压下，任何人也不可能保持身心的怡然、健康，潘美临终前是否反省过自己的所为，也不得而知，然则他如果知道因自己的私心被牵扯进杨业公案中，身后千年依然遭人指责的话，他一定会追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