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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兴国八年
（983年）
初夏的一天，太宗皇帝突然下诏将皇宫中的“讲武殿”更名为“崇政殿”。
此举看起来似乎不过仅仅是一件与宫殿名称有关的孤立小事，与朝廷大政没有什么连带关系。然而，它的出现实际上却并不简单，它作为一种信号或者标志，正昭示着宋朝推行“崇文抑武”政策的进一步深化。
以“武”字命名皇宫中的一处宫殿的做法，已相沿久远。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如“正武殿”“玄武殿”等以武命名的宫殿。汉家天子之所以将宫中的殿堂取名“正武”等名称，无非是要向百官乃至于臣民表示自己崇尚武功，国家大政包括强兵的内容、朝廷安危有赖于武装力量拱卫，以及对开拓疆土抱有热切的希望等意思。先秦时，世人们就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即将祭祀仪礼与用兵作战视为国家头等大事。所以，长期以来天子居所不能没有崇尚武事的标志。汉代以后，包括隋唐在内的历代帝王宫廷都有与武名有关的宫殿。如唐代皇宫中的武德殿，便是天子接受群臣朝会的地方。玄宗即位初，即在该殿接受朝贺。
也可以说，在“汉唐雄风”的时代，像讲武殿一类殿名的存在，正是当时帝王尊崇军队的一种象征和表示。五代时期，武夫称雄，将官出身的君王们在宫中设置以武字命名的宫殿更成为常事，于是，开封皇宫内便也有一座“讲武殿”，并成为皇帝接见臣下、处理政事的一处重要场所。
宋朝脱胎于后周，自然将包括宫廷在内的诸多制度继承了下来，“讲武殿”作为天子重视武功的象征也得以保留。当时，讲武殿为皇宫中的后殿，
所以在这里接见臣僚往往含有彼此亲密无间的意思。如帝国创建之初，为了奖赏平定李筠叛乱之功，太祖在讲武殿设宴款待了大将韩令坤等人。
以后，太祖经常在这里与大臣将帅商议国事，讲武殿的匾额似乎也在提醒着大宋君臣不要忘记统一天下的重任。当太祖皇帝决定亲自测试和接见新科举人时，也选择了这处后殿。于是，讲武殿成为太祖朝政治活动的一处要地，某种程度上也表示着天子对国家武备的关注，尚武精神依然得到当时君臣的重视。
到宋朝第二代天子登基后，由于对武人的猜忌心理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对某些将领谋立赵德昭一事耿耿于怀，所以又继续实施了更为广泛的压制武官的措施。为了压抑武将在朝廷中的作用，太宗皇帝便愈益重视儒术文教的治国作用，给文臣以空前地尊宠待遇。
薛居正、沈义伦和卢多逊三位文人出身的宰相，或处理政务谨小慎微，或善于体察上意，所以在太宗即位后都备受礼遇，多次被加官晋爵，并屡屡受到巨额金帛赏赐。新朝天子还破例开恩将三位宰臣已入仕的儿子“越次拔擢”。不过，为了表示崇文的意思，太宗对这几位公卿子弟进行了一番文化考试，结果，沈义伦和卢多逊之子获得通过，被提升为尚书郎官，而薛居正的养子薛惟吉因喜好纵酒游乐，素不习文，所以不为天子欣赏，遂将其从西头供奉官之位提为右千牛卫大将军之职，而此一官职比之尚书郎则要逊色。太平兴国六年
（981年）
中，薛居正因服食丹药过量而中毒死去，太宗亲临薛府慰问时，有意对亡人遗孀问道：不肖之子何在，是否已知悔改？如此劣子恐怕不能继承先人遗业，奈何？薛惟吉闻听天子之语，非常惊恐，从此一改故态，经常与文人们交往，又渐渐读起书来。当天子听说此事后，一时高兴，便让薛惟吉到地方做知州，以示奖励。
此时，太宗君臣已在朝中树立起这样的观念：有才学者可以做文官，无能乃至于品行有问题的人只配当武臣。
后汉朝进士李昉，在太祖时已渐受重用，官至翰林学士，主掌天子诏书。翰林学士的品位虽不很显赫，但因替君王书写诏令，所以从来被士林视为人中骄子。太宗称帝后，便对李昉另眼相待。太平兴国四年
（979年）
北伐河东时，天子便将李昉带在身边。途经李学士故乡时，皇帝不顾繁重紧张的军务，特意驻跸下来，赐以羊酒，召公卿们与当地父老及李昉亲朋故旧大宴七日，给这位文臣在乡人面前以极大的光彩，“人以为荣”。到太平兴国末年，李昉迅速迁升为参知政事和宰相，
其政治才能虽不足称道，但著名文人的身份已足以向四方表明朝廷崇文的志向。
开国元勋赵普在太祖朝长期主理朝政，在收兵权、削藩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可以说，当时抑制武夫悍将的诸多措施都是出自他的设计。因此，太祖皇帝对赵普非常器重和赏识。开宝六年
（973年）
，吴越王钱俶为了能继续维持在两浙地区的统治，曾派使臣携带书信和礼物到开封拜访赵普，期望能得到大宋宰相的支持。事有凑巧，正当吴越使臣离去时，太祖皇帝突然也来看望这位亲信大臣。赵普得知天子车驾已抵达门前，仓促之下无法将房廊下的礼物收藏起来，就不得不出门相迎。天子步入院内，马上看到了地上的十个瓶子，遂问瓶中何物。赵普不敢隐瞒，便将吴越王送十瓶“海物”礼品的事说了出来。太祖听罢说道：海货必定不错。随即命令启开瓶盖，没想到瓶中装的竟是一粒粒黄灿灿的“瓜子金”。面对如此窘况，赵普慌忙跪下请罪：为臣我尚未观看信函，实在不知内情。天子倒也大度，仅感慨道：收下无妨，他们还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书生做主！
在太祖看来，文臣远没有武将可怕，纵然他们过分贪污聚敛，也不会直接威胁到皇权。而将帅们一旦造起反来，刀枪之下往往会导致江山易主的悲剧。封建文人身上致命的弱点便是强烈的依附性，缺乏独立主宰政治的能力，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所以，太祖皇帝既放心和喜欢文官，骨子里又不免轻视他们，赵普即使贵为宰相，但在太祖眼里仍不过是一介书生而已！
赵普接受巨额贿金的事情并没有引起太祖的猜忌，而当太祖察知他渐渐出现专权的行为后，便开始对昔日的亲信不再满意。这时，赵普又干了一件令天子不愉快的事。当时，出身军人的枢密使李崇矩，因见赵普为皇帝亲信大臣，于是将女儿嫁给了赵普之子赵承宗。这一联姻结亲的举动虽然不像受贿那样触犯刑律，但主管全国行政的最高官员与军事机构的首脑之间存在过密的关系，却是天子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所以，当太祖听说赵普与李崇矩做了儿女亲家后，非常不高兴，马上下令宰相与枢密使分开议事。开宝六年
（973年）
八月，太祖终于以徇私牟利的罪名，罢免了赵普的相位。
赵普罢相后，在地方做了三年多使相，远离了政治中心。太宗登基后，他虽然重返京师，但因受到政敌卢多逊的压制，只能挂名闲官，依旧无法参与大政，遂“郁郁不得志”。太平兴国六年
（981年）
九月，老谋深算的赵普终于找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他以自己以往参与过皇位传之兄弟的事打动了太宗，得以复相。为了赢得天子的信任、巩固自己的位置，赵普便竭尽全力来迎合太宗皇帝。据说，赵普复相前夕，太宗曾试探性地向他咨询传位皇弟赵廷美的事，赵普自然深悉天子心迹，便劝告说道：太祖这样做已算失误，陛下岂能再次失误！
于是，太宗坚定了排除异己的决心。在此之前半年，太祖另一子——兴元尹赵德芳也已病死，剩下唯一对皇位可能构成威胁的人便是皇弟、秦王赵廷美。赵普于是处心积虑地算计起秦王。
第二年春日的一天，开封城内皇家园池——金明池中的“水心殿”完工，太宗打算泛舟游览。就在这时，天子心腹、如京使柴禹锡等人突然密告秦王图谋作乱。听到这样的报告，太宗立即下诏免去秦王的开封府尹一职，先将赵廷美安排到西京洛阳城。不久，又将他贬为涪陵县公，派人将其押送到荒凉的房州
（治所在今湖北房县）
看管起来。在这次重大的事件中，柴禹锡等人固然立功受奖，像柴禹锡从一名中下级的如京使，骤然升为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的高位。
而赵普在此事幕后的操作更深得太宗欢心，史称：“凡廷美所以得罪，则普之为也。”
赵普借此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将宰臣卢多逊也牵扯进狱案，使这位政敌被流放到天涯海角的崖州
（治所在今海南三亚市西北）
。
当秦王事件处理完后，可以说太宗的心病已荡然无存，大可以高枕无忧了。在太宗看来，还是赵普这样的文臣能够帮助和效忠自己，会替人主排忧解难，而武臣们就实在没有如此心智，竟然会想到扶持赵德昭！于是有一天，太宗对赵普说：我每每读书，看到历史上帝王多妄自尊大，谁敢犯颜论事？如果不虚心接受臣下进谏，乃是自我蒙蔽。还有的君王根据自己的喜怒来赏罚，如此岂能使天下归心！赵普随之对答道：天子如能赏罚无私，内外无间，上面讲求义理，下面竭尽忠诚，天下便不难太平。接着，赵普又针对天子提出的治民之术的问题说道：陛下体恤百姓，每闻听有利病出现，无不即日采取措施，古代圣明君王爱民之心也不过如此。
如此巧妙的对答，虽然有些离开主题，但却给君臣之间带来了一种融洽、愉悦的气氛。
到太平兴国中叶之后，太宗对朝廷人事已做出了完全符合自己要求的调整。宰臣中的赵普既是元勋宿旧，又极善于体察上意，其余如沈义伦、宋琪和李昉等人也都以谨慎、持重而著称。至于枢密院中的长官，如枢密使曹彬处事极有分寸，从不争权夺利，更对文官礼貌有加；另一枢密使楚昭辅虽为武官出身，但长期供职京师库务组织，并未真正带兵上过战场，他最大的特点还在于“忠谨，无他才略”，毫无越轨意识和行为。楚昭辅虽然吝啬成性，遭人讥讽，但性格上的弱点丝毫不影响给天子看管兵籍庶务。
史书记载，楚昭辅家宅院颇为狭小，一次他因病在家休养，太宗特意前去探视。当看到军界首脑居住条件如此之差时，天子便命令有关部门为其扩建，楚昭辅当即叩头表示不愿动工，恐怕影响了四邻。太宗对他的举动十分赞赏，就赐以万两白银，以便他在别处购置宅第。谁知楚昭辅嗜财如命，将天子前后所赐数以亿计的钱物都积存起来，他还经常对人说：我无汗马功劳，位至高官，这些财货都是为国家看守的，以后自当献给朝廷。后来他因病被罢官，却并没有献出什么东西，倒是广置田宅。
此外，像石熙载、柴禹锡等枢密院长官，都是昔日太宗藩邸亲吏，对天子更是言听计从。太宗的苦心没有白费，经过数年的纵横调整，朝廷上下呈现出一派祥和安宁的气象：文官已成为帝国管理的主体力量，他们从上到下都展现出既规矩又文雅的精神风貌；武将们则历经两朝改造、熏染，也大致脱去了身上的粗野、桀骜习气，他们在天子崇文方针的感召和影响下，在文人士大夫面前开始产生了自惭形秽的感觉，意识到了自己的作用仅仅在于沙场上的冲锋陷阵，而非朝廷栋梁之材。
政治形势和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势必在世人观念中得到一定的反映，而这种反映自然也渗透到包括宫廷在内的京城上下。太宗登基之初，在讲武殿接见臣下还不感到有什么不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觉得有些别扭了。特别是开国以来相沿成例的在讲武殿录取科举士人的做法，显然与科举乃至崇文的内容有所冲突。举头望着大殿上“讲武殿”几个显目的字迹，无论是新科举人、掌权的朝中文臣，还是主持殿试的天子都不免在心中产生一丝不快的感觉。这种不自然的感觉挨到太平兴国八年 （983年） 的四月底，终于化作一种行动，即为大殿更名。于是，一块写着：“崇政殿”三个字的新匾额取代了悬挂多年的“讲武殿”旧匾，崇文抑武的主张也就更加耀眼醒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