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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太平兴国三年 （978年） 时，太宗入宫虽然不过一年多，但帝位已得到极大的巩固，新朝法纪也已树立起来。就在同年的四五两个月里，又有值得庆贺的喜事发生：割据两浙的吴越王钱俶和盘踞福建漳泉地区的陈洪进先后献土臣服。
眼见太祖制定的“先南后北”统一方略中的平南任务业已完成，太宗便开始着手筹划第二步北伐的行动。可以说，一旦灭亡北汉并收复沦陷数十年的燕云十六州，不仅可以彻底解决来自北部国防线上的巨大威胁，而且在享受统一大业果实的同时，天子的威望也会如日中天，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直面天下，名垂青史。于是，在这一年的年底，太宗与臣下商议了有关北伐的事项。
在当年十二月的一天，太宗亲临演武场，登上“讲武台”，观看了飞山营军士操练攻城机械——投石机和连射弩，史称：“上将伐北汉，先习武事也。”一时间，甚至连各州赶到京师准备参加科考的数千名举子们，也被暂时打发回去，
以便朝廷专心于军务。
太平兴国四年
（979年）
初，太宗亲征北汉，大将潘美、崔彦进及崔翰以下诸将都加入了出征行列。在宋朝大军的猛烈围攻下，北汉防线如摧枯拉朽般被瓦解，太原城迅速暴露在宋朝大军投石机和连射弩的打击之下。据说当日攻城射手达数十万之众，数百万杆箭“顷刻而尽”，太原城头飞矢如雨。与此同时，猛将郭进利用地形优势，大败契丹援军。到五月初，太原终于被攻破，北汉国君刘继元投降。当战火硝烟逐渐散尽时，宋太宗在众多扈从的陪伴下踏入敌国都城，兴奋之下，他亲自写出了《平晋诗》和《平晋赋》等诗文，以纪念这意义非凡的日子。
但就在用兵大获全胜的时候，突然传来了郭进中风而死的消息。太宗闻听叹惋良久，下诏赠予安国节度使的官衔，以示安慰郭氏家人。太宗当时并不知道郭进死亡的真相，他身边的亲信虽清楚个中详情，却无人敢亲口告诉多疑的天子。
原来，郭进自太祖朝就长期驻守太行山一带，承担防御北汉与辽军南犯的重任。因为战功卓著，郭进受到太祖的极大信任和赞赏，获得了相当大的自主用兵权。太宗即位初，对统军的内外将领都给予了赏赐，郭进也从防御使上升为观察使。然而，对于郭进这样的前朝大将，新天子毕竟还不熟悉，也不可能完全信任。于是在北伐前，朝廷便调汾州防御使田钦祚到郭进军中，名为护军，实则负有监督之责。田钦祚因以往对北汉作战有功，颇得太宗赏识，曾一次获得过五千两白银的赏金。
不过，据史书称：田钦祚为人既刚愎又贪婪，与主帅郭进关系不睦，很可能受到郭进的指责。当敌军来犯时，田钦祚壁垒自守，而在对方撤退时，他又不出师追击。为了牟取私利，田钦祚不顾战场的紧张形势，从事囤积和出售粮食的倒卖活动。田氏的这些所为被上诉到朝廷后，天子虽将其官阶贬为团练使，但仍令他留任郭进军营，继续与主帅相互牵制。当北汉灭亡在即时，性格刚烈的郭进终于忍受不了田钦祚的屡次凌辱，走投无路下便上吊自杀。事后，田钦祚以中风眩晕而死上报。由此不难发现，是田某的报复害死了郭进，其手段极其简单，即以监军身份一方面凌辱郭进，另一方面则向天子上奏诬告，羞辱加上陷害，终将一代名将逼死。遗憾的是，诬陷的口实已不得而知。此事很快就传了出去，田钦祚虚造的中风之死的谎言本不难戳穿，
但在太宗刻意清除异己的形势下，谁又会为死去的前朝爱将申冤呢？
北汉的迅速灭亡，使太宗获得了极大的鼓舞，极度兴奋之下又匆忙做出了乘胜攻辽取燕的决策。当时，朝廷大军在灭汉过程中虽大获全胜，但作战多日，将士疲惫，实已呈现强弩之末之势。所以，当听说天子的新决定后，诸将大都不愿继续出征，“然无敢言者”，只有殿前都虞侯崔翰支持这一行动，认为机不可失。于是，太宗亲率数十万大军从太原转向东方，向幽州进发。最初，沿途辽军守将及地方官纷纷开城投降，但当大军抵达幽州城下时，却遭到守军的顽强抵抗，顿兵多日不能获胜。七月上旬，契丹援军赶来增援，双方遂在城郊高梁河发生激战。交战的结果是宋军全线溃败，太宗皇帝只得下诏班师。当时，为了止住军兵溃逃的乱势，太宗命令崔翰殿后弹压，才使军容稍整。
据说，太宗在亲随护卫下，连夜逃跑，才免遭劫难。
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宋军惨败的狼狈景象。
第一次北伐就这样结束了，北汉固然被灭，但与契丹交锋的失利却使大宋朝堂之上笼罩了一层阴影，而在围攻幽州时发生的一件事，更令太宗皇帝衔恨不已。据记载，在这次北伐行动中，皇弟赵廷美和皇侄赵德昭也随同出征。当大军在幽州城下与辽守军作战期间，某一天夜晚，军营中突然发生混乱，一时竟不知天子下落。于是，有人谋划立太祖之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为皇帝。究竟是什么人主谋此事，史书没有明言，但揆诸当时出征的各方面情况来看，显然是随征的个别将帅所为。不久，宋太宗出现在诸将面前，谋立新帝的事遂立即终止。然而太宗已大致了解了此事，不能不深感愤怒，但考虑到当时紧张的军情，只得怀恨在心而没有发作。
说起来，眼见天子失踪不见，那些当年深受太祖皇帝信赖和恩惠的将领，自然想把太祖之子扶上帝位，这也在情理之中。这一谋立新帝的活动其实与武功郡王本人并无关系。
当大军班师回朝后，太宗一想到幽州城下曾发生过的这一幕，就怨恨不已，所以很久没有对平定河东有功的将士给予奖赏。朝中臣僚对此议论纷纷，都认为处理不妥。官员们当然并不清楚天子心病所在，年轻直率的赵德昭出自一片忠诚之心，便找机会入宫反映了众人的意见，岂料太宗听罢勃然大怒，对皇侄愤愤道：等你做了天子自己赏赐，也为时不晚！赵德昭性格向来刚烈，看到皇帝对自己竟有如此之大的误解和猜忌，惶恐气愤之下离开内殿，立即向身边随从索要佩刀，亲随们看到主人情绪冲动，只得以入宫不能携刀为由加以推辞。谁知赵德昭一时找不到利刃，便闯入宫廷供奉茶果的房间，从里面反锁上大门，然后用一把水果刀自刎而死。太宗听说皇侄自杀的消息后，也感到有些后悔，他来到出事现场，抱着尸体大哭道：“痴儿，何至此邪！”
赵德昭的自杀，使太宗去除了心病，不久便对文臣武将加官晋爵，以赏收复河东之功。值得注意是，从征的个别将领却在赵德昭死前就遭到贬官处分，罪名为“失律”，即不遵守军中纪律。受到处分的是西京留守石守信、彰信节度使刘遇和光州刺史史珪，这三位武将也是整个征伐幽州失败后仅有的受罚者。当时用兵失利时军中“失律”的将领何止数十上百，为什么单单惩处此三人，就连当时的史家也对此发出疑问。有关北宋史实最为详尽也最为可靠的史籍《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在叙述这段往事时便指出其真相不明，怀疑当时国史“或有所避忌”，须要进一步考察。
其实，看了此三人传记资料，便可知道他们皆为太祖契旧或亲信。石守信和史珪的情况自不用说，刘遇自国初从一名下级军校，后被太祖一手提拔为节度使、禁军高级将领，曾在太祖西巡洛阳时全面负责护驾事务。
了解了他们的经历和背景，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幽州城下谋立赵德昭一事很可能与此三人有关，其遭贬责，也就有了合理的缘由。
赵德昭事件很快就过去了，但太宗皇帝对武将的戒备心却因此进一步提高。在他看来，武人就是不明大义，无法像文臣那样妥当处理好君臣关系，其骨子里显然依旧存有桀骜不驯的成分，而这对至高无上的皇权显然是有悖的。所以，太宗此后继续对武将采取压抑的态度，在朝堂之上高扬“崇文”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