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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宝九年
（976年）
十月二十日，已是深冬时节。这一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半夜四鼓时分，太祖皇帝突然驾崩于宫中万岁殿内，时年五十岁。
出人意料之外，皇位继承人不是太祖之子而是他的胞弟赵光义。
有关太祖的死因，自宋朝之后就长期争论不已。官方文献记载，太祖之死缘于暴病。而其他有些记载却怀疑晋王赵光义有杀兄夺位之嫌，即所谓“斧声烛影”疑案。
时至今日，其真相随着岁月的流逝已越来越难以澄清。不过，当时官方文献中仍保留有两条对赵光义不利的记录。
其一，太祖死前并无患病记录。他在临终前几个月内一直照常处理朝政，还多次离开皇宫外出活动。就在驾崩前数日，太祖还曾亲临练武场所，检阅了士兵使用投石机的表演，
而仅仅几天之后，太祖便染病身亡，这不免使人心存疑窦。
其二，太祖病故时，宋皇后派宦官王继恩召皇子赵德芳入宫，但王继恩却直接奔往晋王官署，将赵光义带入大内。当宋皇后看到来人是皇叔时，不禁惊愕，随后忙呼对方为“官家”，并说：“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赵光义则流泪表示：共保富贵，不必担忧。
这便说明赵光义出现在宫中，完全是意外之事，而这又与宦官王继恩的个人行为有极大关系。如此看来，又不免使人对赵光义的入宫举动产生疑问，还可以进而对太祖是否在此之前已经病死产生狐疑。
总之，赵光义是在人们大可以表示怀疑的情况下继承了帝位，在庙堂上下君臣彼此的内心便不能不怀有某种微妙的感觉。新天子登基后，改年号为“太平兴国”，以后他的庙号则为“太宗”。
太宗赵光义与太祖赵匡胤乃是同母兄弟，后周时他借助乃兄的权势获得了供奉官都知一职。陈桥兵变中，他与赵普等人斡旋、联络诸将，为宋朝的建立立下了大功。太祖称帝后，赵光义以同胞之亲先后出任殿前都虞侯、开封尹等要职，封晋王，加同平章事、中书令等显赫官衔，位列宰相之上。
但按照西周以来盛行两千多年的宗法制传统，“父死子继”已深入人心，并且名正言顺，当君主有正常子嗣的情况下，兄弟便与帝位无缘。所以，太宗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做了帝国第二代君主，面对皇兄诸子和百官以及万民，其内心并不很坦然，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不安的。在他看来，太祖朝的臣子们大都不甚可靠，很可能在暗中敌视、反抗或讥讽自己。因此，太宗遂产生了强烈的猜忌心理，这便对以后的朝政造成了莫大的消极影响，形成了多疑、专权、琐碎以及保守的个人风格。
太宗即位初，除了大赦天下、为大行皇帝安排陵寝等丧葬典礼之外，还特意向全国臣民布告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风化之本，孝弟为先，或不顺父兄，异居别籍者，御史台及所在纠察之。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咨尔臣庶，宜体朕心。
这些话无非是表白自己在天下提倡孝悌之道，天子本人也以身作则，谨守成宪。不管这番话语是否出自赤诚，但可以肯定的是，太宗向臣民们发出的“孝顺”的训诫却是真心的，谁敢违背，自会受到有关机构的“纠察”。
随后，太宗又做出几项重要决定，一方面，将皇弟赵廷美封为齐王，授以开封尹、中书令的显官，封太祖之子赵德昭为武功郡王、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封太祖另一个儿子赵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另一方面，则将宰相薛居正、沈义伦和枢密使曹彬迁官，又将参知政事卢多逊升为宰相，将枢密副使楚昭辅转为正职，通过这些人事升迁安排，以获得各方面的拥戴。在称帝两个多月后，太宗又赏赐薛居正、沈义伦和卢多逊三位宰相及正副枢密使曹彬、楚昭辅等大臣，每人钱500万、银300斤；宣徽南、北院使潘美和王仁镐各得钱350万、银200斤；殿前都指挥使杨信、马军都指挥使党进各获得银600斤；殿前都虞侯李重勋、马军都虞侯李汉琼、步军都虞侯刘遇等将领各得银300斤。随之，再赐齐王廷美绢万匹、钱500万，武功郡王德昭绢5000匹、钱500万，兴元尹德芳绢3000匹、钱300万。
如此大规模的钱物赏赐，比之于太祖开国初赏赐翊戴功臣的数额还要多，实在只能看作收买人心之举。
在称帝后的第二个月，太宗还在日理万机之中下了一道诏令，责成全国各地的地方官迅速搜寻懂天文术数者，然后将他们都押送到京师；对敢于藏匿不报者则处以弃市之刑，即在街市上当众处死，同时悬赏三十万钱以鼓励告密。
与那些紧急的人事调整和大行皇帝葬礼相比，这道诏令显得颇为蹊跷。原来，太祖驾崩的前一天，有一位精通天文术数的策士马韶，突然拜访了晋王府亲吏程德玄，马韶说：明天乃是晋王大利之日。程德玄忙将此话转告给晋王赵光义，赵光义便命令身边人把马韶看守起来。第二天，赵光义果然入宫称帝。
如此看来，这些仰观天象、俯视地理的术士，竟然具有一种超凡的神力，能够窥视到人主的命运，也难免不会洞悉天子的内心及所为。所以，太宗要将他们都控制起来，以免泄露天机。到第二年十月，太宗再次下诏，禁止民间传习天文卜相之类图书，“私习者斩”。
当然，对皇位威胁最大的还是握有兵权的前朝将领。与太祖同时经历过五代战乱岁月的太宗皇帝，原本就不会忘记军阀割据、武人跋扈的教训。在继承太祖成宪的旗帜下，他又接过了“抑武”的利器，通过继续压制将帅的手段来巩固自己对帝国的统治。
太平兴国二年
（977年）
初，太宗看到各地节度使子弟按惯例在军中补为牙校，仗势横行，“民间苦之”，于是借机下诏令各州府将这些子弟的姓名送到京城。据说当时统计出来的人有百名之多，天子立即又将这些人编为殿前承旨的武职，再调至开封，实际上等于将他们变为人质，以制约四方将领。
不久，也就是太宗即位后的第七个月，朝廷一道诏令便将四位宿将向拱、张永德、张美和刘庭让罢免，令他们转任诸卫上将军的虚衔。到同年十一月，太宗先解除昔日皇兄患难弟兄石守信的天平节度使职权，将他转为西京留守；随之，又将太祖爱将、禁军大帅之一的党进外放为地方节镇。不久，另两位禁军首脑杨信和李重勋相继病死。
于是，太宗逐渐起用了自己信赖的武将掌管禁军，不过这些军官比之于太祖时的杨信和党进更为逊色。如太宗亲自提拔的殿前副都指挥使白进超，被史家评为：无明显战功，不过是性情小心谨密，能抚恤士卒而已。
而这些特点在太宗看来已经足够了。其他如柴禹锡、张逊、王显、杨守一以及陈从信等人，都因为曾在晋王藩邸效过力，被天子视为心腹，以后陆续或入主枢密院，或出外统管禁军，成为第二代皇帝的亲信和军队核心集团人物。但这些人大都没有战场经验和军功，唯以迎合太宗旨意为能事，所以元朝人修《宋史》时对他们评价道：皆因为在太宗登基前追随左右，于是得以攀龙附凤获取高位。
其实，这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在以往历代并不少见，新称帝者重用自己的心腹左右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太宗对负有重任的高级将领过分强调忠心，而忽略其军事才能，这实际上便降低了军官的角色标准，对帝国的国防武装力量遂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太宗除了通过正面控制的手段防范武官外，也通过大量选用文官的方式来制约将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他在即位初就对身边侍臣们说：朕欲广求俊杰于科场之中，不敢期望选拔十人就得五人，但只要十人中能取一二人才，也足以有益于治世了。于是，在称帝后仅两个月，即太平兴国二年
（977年）
正月里，太宗便亲自安排科举考试，一次选出吕蒙正以下合格进士109人，诸科207人；又录取曾参加过15次科考的举子191人，总人数竟达500余名，
大大超过了以往的规模。
当此次科考中举者的姓名被放榜张贴后，太宗赏给每人一套新鲜衣袍，又在城中开宝寺内大摆宴席，款待新科举人，并亲自赋诗二首赐予众人。随后，天子打破常规对他们超等委任官职，像进士中一二等成绩获得者和九经及第者，都被授以将作监丞、大理评事官衔，直接差遣为各州通判，真是“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也”。太宗如此厚待文士，连宰相薛居正都觉得有些过分，就向天子反映取人太多、用人太快。但太宗“方欲兴文教，抑武事”，打算借助大批文臣力量压制武将，收天下士心以巩固帝位，所以对薛居正的呼吁未加理睬。当新科“天子门生”们赴任辞行时，太宗又亲自在宫中予以接见，并特别告谕大家：到各自治所后，政事有不便的地方，可以立即反映给朝廷，最后还赐给每人二十万行装钱。
完全可以想到，这些深蒙皇上恩泽的文臣们犹如一把把出鞘的利剑，分插到了天下的各个要害部位，为新朝天子承担起了监督各地的职责。
太宗皇帝君临天下不久，曾到属于朝廷藏书机构的“三馆”
（即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
参观。当时的三馆始建于五代后梁贞明年间，房屋不过数十间，并且狭小简陋，临近民居生活区。太宗目睹此景，马上对身边大臣说：如此简陋之地，岂能蓄天下图书、延四方俊杰之士？随即命令重新选址修建，并派宦官督促工役，昼夜加紧营造，终于在太平兴国三年
（978年）
初完成了新三馆工程。据史籍记载，在施工期间，太宗不仅多次亲临工地监督，而且还直接参与了工程图纸的设计，以力求规模宏大。所以，新建的三馆“轮奂壮丽，甲于内庭”，太宗皇帝还为新馆赐名“崇文院”。
崇文院工程的兴修过程及其名称的选定，本身就是天子尚文的一种最好的宣传，它向天下的士大夫们昭示朝廷崇尚文教、以儒治国的志向，也同时给武臣们一种暗示：本朝重文轻武，军人不要想出人头地。
到太平兴国三年中期，即太宗登基一年半后，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行，帝位可以说已完全稳固，天下官吏，包括武将们对天子的权威已树立起绝对服从的意识。在这一年发生的一件荒唐的事件，足以从侧面反映军官这种观念的牢固程度。
秦州 （治所在今甘肃天水） 节度判官李若愚之子李飞雄，因性情凶险，品行恶劣，不为父母所容，只得浪游京师与河北之间，经常与无赖恶少们纵酒赌博。李飞雄因随乃父在秦州居住过，所以很熟悉当地的官署、府库、驻军以及地形等情况。太平兴国三年二三月间，李飞雄从开封到关中盩厔 （今陕西周至） 探视任县尉的岳丈。离开岳父家时，李飞雄心怀叵测地窃去一匹马，然后继续西行。当夜来到一处官府驿站时，他诈称自己是天子派出的巡边使臣，这样他不仅换乘了官马，而且获得了一名军士做向导。随后，李飞雄仅凭大言就震慑住了一路上所有武官，先后将巡驿殿直、陇州 （治所在今甘肃陇县） 监军及吴县 （在今陕西千阳西南） 县尉等人挟持同行。到四月间，李飞雄一行抵达秦州清水县 （今甘肃清水） 境内。当时，为了平定附近的少数部族叛乱，秦州都巡检使周承瑨、田仁朗以及武官刘文裕、王侁等人正奉命屯兵清水县。李飞雄进入县城后继续冒称朝廷使臣，矫诏将驻军将领都捆缚起来。面对这样一位不持任何凭证的空手“使臣”，诸将们竟不敢稍有反抗，便束手就擒，唯有田仁朗在被绑后哭泣着请求观看诏书。李飞雄对众人怒叱道：我受密旨，以你们逗挠不服命令，将尽予诛杀。你们难道没听说封州杀李鹤的事吗？诏书岂能随便看？
李鹤原为封州
（治所在今广东封开）
地方的知州。太宗即位初，曾派遣亲信赴各地观察、监督地方文武官的动向，其中派到岭南的使臣密告李鹤违法乱纪，天子遂不问真伪，立即下诏将李鹤处死。此时，熟悉时政的李飞雄便以此恐吓武将们，果然众人不再敢申辩。李飞雄一时胆大，竟准备将诸将押往秦州处死，然后劫城造反。出身太宗藩邸旧人的刘文裕听李飞雄自称天子昔日亲吏，便借此关系哀求对方，得意忘形的李飞雄终于露出破绽，最终被众人捉获。此事报告到京师后，李飞雄一门三族遭到诛杀，太宗又特地将此案布告天下，要求防止奸人蒙混作乱。
李飞雄的活动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只身空口竟然可以走州过府，而带兵的将领们都甘心受缚就刑。当时发生的这一切，只能说明武臣们已完全驯服，对天子以及朝廷不敢心存丝毫对抗意念。昔日武夫桀骜跋扈的影子，此时可谓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