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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宝五年 （972年） 深冬的一天，正在彭州 （治所在今四川彭州市） 做知州的辛仲甫突然接到了朝廷下来的紧急调令，任命他为西川兵马都监，并要他迅速赴京。辛仲甫看罢通知，交代完公事后，便收拾行装上路。在任职期限未满的情况下，上面突然让自己改换武职，又将自己从数千里外急调京师，究竟为了何事，也许他并不清楚。
当时四川地区从后蜀割据下归大宋已有七八个年头，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稳定下来，特别是在灭蜀不久，因王全斌等武将骄横跋扈，大肆抢掠引发了长达三年之久的上官进、全师雄等造反，先后波及十余个州。因为蜀中物产丰富、人口稠密，而地形情况又十分特殊，北有崇山峻岭为屏障，东有长江夔门做天险，自古以来就足以称雄一方。宋太祖因此对四川地区的形势一直非常忧心，总担心那里的官员处置不当，使天府宝地脱离大宋版图。考虑以往那些武将遇事粗鲁、生硬的教训，太祖便打算选派得力文臣前往监督军队，但完全一介书生也不很合适，最好的人选应该是文武全才。于是，在开宝五年 （972年） 冬，太祖向赵普询问：儒臣中有何人具有武干之才？赵普便推荐以左补阙官职出任知彭州的辛仲甫。
辛仲甫出身于五代时一文官之家，自幼好学，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与此同时，因长期身处乱世，为了自卫和发展，他又操练过武艺。后周时，辛仲甫受到禁军大将、武定节度使郭崇的赏识。当时，武将贵为藩镇后，因自己不认识多少字，但场面上的文字应酬又少不了，所以都会网罗几个文人为自己掌管文牍。辛仲甫因此便进入郭崇幕府，充当掌书记一职。宋朝建立后，他继续在郭崇手下任事，并升任节度观察判官。
据记载，辛仲甫在追随郭崇过程中，精于吏事，多次妥善处理了疑难案件。宋初，郭崇遭人诬陷，太祖派使臣前来查验。在使臣来到之前，郭崇忧虑、愤懑不堪，对身边人说：如果天子不查真相，怎么办？众人都愕视不知所措，独辛仲甫沉着建议道：热情相迎，冷静对待，配合朝廷调查，“久当自辨矣”。后来，按照辛仲甫的建议应付，果然风息浪止。
更为难得的是，辛仲甫作为一名文官，其武功竟然超群。据说，他在投军初期曾向郭崇学习射箭，但以后郭崇在射术上反要拜他为师。这样一来，辛仲甫在文臣中便颇有一些武名。
在开宝五年
（972年）
年底，辛仲甫来到了开封城，太祖马上将他召入宫中，亲自加以测试。辛仲甫手持“乌漆新劲弓”，并不费力就拉圆弓弦，一箭即破靶心。随之，他又穿戴上全副坚甲，行动起来如披“单衣”。看到这一幕，戎马半生的太祖皇帝非常高兴，对辛仲甫大加赞赏，并鼓励他认真对待军职，以后可以授予刺史之位。然而辛仲甫对这一场宫廷考武活动却并不满意，他对太祖说：为臣原本学的是先王之道，希望能以此报效，致陛下于尧舜之上。现虽遇昌盛之世，而陛下仅以武夫的标准来测试我，一弓一矢，谁又不会呢？太祖听罢，只得加以劝勉道：今后你果然有奇才的话，再用也不晚。
辛仲甫只得悻悻地走马军营。
辛仲甫之所以最终有上述反应，说起来正与太祖在位中期以后社会风气的转变有关。
五代时期，武人跋扈到了极点，历朝皇帝皆出自军阀，朝中大政操于亲信大将手中，地方更陷于大小节度使控制之下。后汉时，重权在握的军帅史弘肇曾宣称：“安朝廷，定祸乱”者，只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
（即毛笔）
焉足用哉！”
这一说法其实正是当时武将们的普遍认识。当时，不仅地方文臣普遍依于武官，纵然是朝中宰相也要仰承掌管兵权的枢密使的鼻息。神宗朝宰相王安石便说：“五代用武，故政出枢密，宰相备位而已。”
数十年间，文臣饱受强兵悍将凌辱，甚至屡遭杀戮。清代史家赵翼评价道：士大夫生于此时，缠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
正因为如此，社会上形成了强烈的“重武轻文”风气，大批有志青年都将一生的抱负投在了军旅之中。正如五代时横行一方的武臣侯章所说：我是粗人，全以战斗博取富贵。
许多文人学子也弃文从武，加入了行伍的队列。如历仕五代后晋、后汉及后周三朝的节度使焦继勋，青年时喜好读书，志向高远，但在后唐动荡岁月中却无法展才华，当看清书生可悲的前途后，他愤而对人说：“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于是毅然投笔从戎，投身于激烈的战场之中，终于如愿以偿。
宋朝开国初年，社会上武风依然甚烈，将官们对文臣仍然相当轻视，甚至还敢于敲诈朝中大臣。像有翊戴之功的大将高怀德，性情粗犷，厌烦书本文辞，对来客不加礼貌，可以说其骨子里仍然看不起文官。
至于另一位功臣将领王彦升，更为野蛮无礼。史籍称他“性残忍多力”，尤善于击剑，外号“王剑儿”。在陈桥兵变过程中，王彦升曾不顾赵匡胤禁令，将未参加政变的禁军大帅韩通一家满门诛杀。以后，王彦升出任京城巡检一职。在一天半夜时分，他突然敲开宰相王溥的家门。王溥见来人是“王剑儿”，十分惊悸，只得将他请入堂中。王彦升坐定后对宰相说：今晚巡警累了，想随便到你这里一醉方休。后周时便已做了宰相的王溥自然明白对方“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要敲诈索贿，但佯装不懂，吩咐家人摆上酒肴，最终将不速之客巧妙支走。第二天，太祖得到了王溥的密奏，一怒之下将王彦升贬出京师。
此事也许进一步提醒了太祖对武将的注意。
面对骄兵悍将逞强、文臣委琐吞声的现象，不仅朝中文官深为不满，太祖也从中看出了潜在的危险。武将敢于在文人面前跋扈，实际上便是漠视朝廷法度乃至天子权威的一种表现。文官受到压制只能导致武将势力的过度膨胀，使国家机构中文武职能无法保持均衡，长此以往，社会既无法得到安定，兵变也难以根绝，更何况千余年来文人高扬的立身法宝——儒家学说，又是以维护大一统和君臣关系为宗旨。于是，太祖皇帝在收兵权、削藩镇的同时，逐渐让文人掌管中央和地方管理权，并非常注意提高文臣的社会地位，有意在朝廷内外营造“崇文”的气氛。
太祖首先在朝廷中央重用文臣。当时，谋臣赵普深受信任，新朝创立伊始，就被任命为枢密直学士，参与军政大事。不久，赵普又被提升为枢密副使，与枢密使吴廷祚共同掌管枢密院。由于吴廷祚是前朝遗臣，所以虽为正职，实权却掌握在赵普手中。到建隆三年
（962年）
，吴廷祚被外放节度使后，赵普便升任枢密使。这样太祖实际上便让文臣主掌全国军政，而凌驾于诸将之上。以后，赵普独任宰相，枢密使虽几度有武官出身的大臣担任的情况，如李崇矩、曹彬等，但其权威无法与赵普抗衡，完全扭转了五代时枢密使欺压宰臣的局面。不仅如此，枢密院中仍有文臣出任副使。
乾德二年
（964年）
，太祖在中书设置参知政事后，参知政事作为宰相副职，本与枢密副使形式相等，但担任枢密副使的文臣改任参知政事，实际上却有升迁的意义。
至于京师禁军将帅，更不得干涉文官职事。
其次，太祖逐步从朝中派出大批文官到各地以知县、知州及通判等新职与前朝遗留下来的武人县令、州刺史共同管理地方，而又不断取代旧官职。太祖曾就实行这一措施对赵普如此表白：五代方镇残暴，百姓受其害，我下令选派百余名强干的儒臣，分治州府，纵然他们都贪浊，其危害亦不及武臣一人。
这一席话，就深刻地反映了太祖对文官特性的认识和他眼中可靠文人的印象。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就很能说明太祖的态度。在开宝后期，武夫出身的德州
（治所在今山东德州市陵城区）
刺史郭贵被调离本地，到邢州
（治所在今河北邢台）
暂管州事，中央则派国子监丞梁梦升来德州做知州。郭贵被调走后，其族人、亲吏继续在德州违法牟利，梁梦升不留情面地将其绳之以法。郭贵便派亲信到京师找故旧，正得宠的禁军武官史珪，图谋报复对手。史珪寻找机会密告梁梦升，称他“欺蔑刺史郭贵，几至于死”。出乎史珪的预料，太祖看了控诉状后不仅没有治梁梦升的罪，反而说：这必定是刺史干了不法的事，梁梦升真是一个清明强干的官吏。随即命令宦官传令中书，将梁梦升的官位提拔为左赞善大夫，继续留任德州。
除了以上重要而明确的措施外，太祖还身体力行地注意尊重文臣，提倡官员读书。据史籍记载，太祖登基称帝不久，便下令扩修国子监中的儒家先圣祠庙，重新塑造和绘制“先圣、先贤、先儒之像”。太祖亲自为孔子及其大弟子颜回作赞文，命宰相等文官大臣为其余诸像作赞。太祖还一再率群臣幸临国子监，拜谒供奉孔子的文宣王庙。当听说判国子监事崔颂开始聚生徒、讲授儒经后，太祖大加赞赏，特派内侍带酒果给国子监师生。建隆三年
（962年）
六月，太祖又下诏对文宣王庙行使一品礼仪，在庙门两侧竖起十六枝戟。
这些举动固然大都属于礼的范围，但对孔子及儒家是否行礼、采取何种礼，却往往是当政者对儒臣文士态度如何的一种标志。像五代后梁时，孔庙便失去祀礼，以后虽有恢复，但却无人重视。
这种“礼崩乐坏”的现象，正是当时武人摧毁文臣精神的反映。因此军人出身的太祖对文宣王庙和国子监的礼遇，便向天下传达了“崇文”的信息。这必然会对四方士大夫产生极大的鼓舞，给他们带来报效朝廷的信心。
太祖在早年没有受过系统的儒家文化教育，但以后因为志向远大而开始主动读书，
从史籍中吸取政治经验，总结前人的成败。君临天下后，太祖更加重视读书，经常派内侍从史馆等藏书机构中取书来看。他不仅自己如此，而且要求大臣们多读书，以提高自身素质，为天下读书人做出表率。像亲信功臣赵普，原本不过是吏人出身，虽不乏谋略，然则寡于学术，太祖对此不甚满意，便对他说：卿不读书，当今有学之士不少，处于其间不有愧吗？
据说，赵普听从了天子的告诫，遂在归朝后居家阅读不辍。及至他死后，家人打开赵普的书箧，竟发现其中仅有一部《论语》。
后人常以此讥讽赵普用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却也说明赵普为了满足太祖的要求，不得不故作喜文好书的姿态。
太祖后期受到重用的文臣卢多逊，便是通过巧于读书而地位日渐显赫的。卢多逊是后周时进士，宋初任知制诰，替皇帝草拟诏书。史称卢多逊为人工于心计，当他看到太祖有读书习惯后，便托史馆吏人抄录天子每次所读书目，然后找来这些书，通宵阅览。到第二天入宫时遇到太祖询问书中问题，卢多逊都能对答如流，同列官员当然自愧弗如，太祖便对他另眼相待，“益宠异之”。
另在一次郊祀典礼时，卢多逊受命安排礼仪程序，他精心设计每一个细节，使太祖领略到了天子“仪物之盛”的气势。于是，太祖感叹道：宰相当须用儒者。
卢多逊以后果然出任参知政事。
太祖自书本中读懂了儒学苦心孤诣维护朝廷法纪的宗旨后，为儒家经典所折服，他不仅愿意听到赵普等文臣发出的“君尊臣卑”的声音，而且也希望看到武夫们的举动符合儒家所定的君臣关系标准。所以，太祖在听说了国子监生徒学习四书五经后，便对身边的人说：现在的武臣亦当让他们读儒经，以便使这些人懂得立身处世之道。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太祖既有殷切愿望，武将中自然便有人出来响应。据史籍记载，当时一些武将看到太祖尚文，便也找来儒经看看。党进作为禁军大将，本不识几个字，但也不甘落伍。某次，党进奉命到河北前线部署边防。临行前，他想对太祖致辞以示告别，掌管宫廷导引的官吏劝他：作为武将，不必一定如此。但党进脾气倔强，一定要这样做。官吏明知道党太尉不通文墨，又说服不动他，只得替这位好强的大将在笏板上写下告别的文辞，教他熟记下来，然后再一同上殿。结果，党进双手捧笏跪于太祖面前，一时紧张，把背诵的词全忘了，久久不能说出一句话。也算党进有胆魄，他突然抬头看着天子，高声道：为臣我听说上古时风气质朴，愿官家
（即皇帝）
好好休息。听党进说出如此粗浅的话语，连卫士们都不禁掩口失笑。太祖当时做何反应，因无文字记录，已不得而知。当党进出宫后，左右问他何故忽然说了那两句话，谁知党进却回答道：“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
党进的话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其意就是，我曾见过书生们爱嚼文字，我也说它一两句，好让皇上知道我读过书。这实在是一个笑话，且未必准确可靠，但这段史料却足以说明宋太祖的崇文态度，对武夫们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正是在这种气氛之下，明智的军事将领们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对文官们采取了恭敬礼让的态度，其中尤以曹彬最为突出。曹彬不仅为人谨慎，而且颇有政治头脑，当他看到天子有意崇文的意图后，便在与文人交往中处处表现出谦卑的姿态。有关曹彬这方面表现最具说服力的事例，莫过于他在外出途中遇到文臣的反应。据史籍记载，曹彬虽然位居枢密使这样的将相高位，但每次在道中迎面碰到士大夫的车马，他都主动令车夫将自己的车辆驰入路旁街巷，所谓“必引车避之”。
这一举动在以往历史上实在罕见，曹彬当时的内心究竟作何感受亦不得而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极端化的现象正是产生于宋太祖实行“崇文抑武”政策的背景之下，也就不难理解。当尊严和荣誉在与利益和前途发生冲突时，生活于专制君主集权制度下的现实主义者，可能采取的行动通常便是压抑前者而保护后者，因为自等级分封制从秦汉消亡之后，包括文臣武将在内的上层官僚就失去了赖以相对独立生存的采邑空间，只有完全依附于专制皇权。作为一个明智的军队首脑，曹彬自然会审时度势，苦心孤诣塑造崇文形象以取得太祖的信任。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武人们为所欲为的岁月痕迹还清晰可见，而忽然间，宋家开国天子已经将文官推到了社会的前列，于是在新兴“崇文”世风熏染之下，一个有才华的士子也开始抛弃了前不久还令人鼓励的“以战斗博富贵”的理念，而愿意将一番政治热情投放于文臣的角色之中。正因为如此，文官辛仲甫当然对太祖仅以弓矢武艺考试自己的做法表示不满，对转任武职行列也不会心甘情愿。所以，他在西川兵马都监的职位上干了一段时间后，仍欲转回文官队伍。辛仲甫凭着自己的才能和天子的赏识，终于在太宗年间入为参知政事，参与了中枢大政，
而这条道路并不是军旅生涯所能够到达的。
太祖一朝，作为选拔文官的主要途径——科举考试制度，也步出五代以来的寂寞境况，逐渐受到朝廷的重视。
建隆二年
（961年）
，即太祖登基后的第二年，朝廷遵循旧制举行了科考，仅录用进士11人，这在当时并无什么影响。
但此后随着“崇文抑武”局面的初步显现，录取举子的人数逐渐增加。开宝中，进士和诸科中举者已达100多名。
开宝三年
（970年）
，太祖在录用正式合格科考者外，又下特旨赐106位曾参加过15次科考的落第者进士、诸科出身。
由此而开两宋科举“特奏名”先例，扩大了录用文官的数量。此外，在开宝五年
（972年）
闰二月举行的礼部科考结束后，太祖亲自在宫内讲武殿对中举者进行询问、测试，然后才予以放榜。
第二年，太祖因举子们状告考官不公，再次在讲武殿亲试，于是形成了“殿试”常式。
太祖亲自主持殿试，显然在士人面前做出了“礼贤下士”的姿态，也向天下人传递了朝廷崇文的信息。如此一来，中举入仕的文臣都成了“天子门生”，其荣耀感自然非昔日可比。
据宋人记载，太祖在世时曾在宫中竖有石碑，令后世继承者跪读。碑文内容主要有三条：其一，保全后周柴氏子孙；其二，不杀文臣士大夫；其三，不加农田赋税。
有关这三条戒律中的其一和其三姑且不论，其中的第二条正反映了太祖对文官的爱护。应当说，这一戒律以后确实得到了遵守。
到开宝九年 （976年） 冬十月太祖驾崩时，大宋的统一事业已近尾声，除了盘据河东中北部的北汉小朝廷尚负隅顽抗外，广大南方的异姓政权大都剪灭，仅存于浙江地区的小盟友——吴越，也已做好了入朝献土的准备。这些赫赫武功固然可以使太祖跻身有为天子之列，而卓然鹤立于中唐以降近两百年间的人君之上，但最令赵匡胤自豪的恐怕还是他在重新恢复君主集权方面的功业。他与身边亲信智囊们通过耗神费思实施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乃至采用了一些残酷的手段，终于将危害帝国最大的内部军阀称雄的问题解决了，使以往敢于犯上作乱的桀骜不驯的悍将转变为谦恭、谨慎的武官。与此同时，将治理国家行政事务的职权交还给文臣们，并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恢复了士大夫们失落百余年的自尊和荣誉。经过十七年的整合调节，昔日“重武轻文”的世风被逆转，“崇文”的观念在社会上逐渐形成。如此一来，官僚体系内文官与武将两大集团的力量大体趋于均衡，从而保证了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帝位的稳定，进而使依赖君主集权维系的统一帝国获得巩固。这实在是一份丰厚的遗产，足以令赵匡胤安详地闭上双眼，无愧于皇室后裔。
然而，赵匡胤意想不到的是，自己付出大量心血取得的成果，被后世嗣位者简单地加以继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僵化，所谓“矫枉过正”，以致走向反面。这又实在不应归咎于他这位大宋的开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