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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驭将，可以说精于运用权柄，在国家尚处于外敌包围之中的情况下，还是能发挥出武将的角色作用。太祖一朝，有一大批武将在外带兵镇守，由于忠心耿耿而受到天子的信任，并被给予诸多恩惠殊荣，包括宽恕一些不当行为。在这些人中，尤以御北前线的李汉超、郭进等将领的经历最有代表性。
李汉超从五代后汉时已投军，直到周世宗时才逐渐受到提拔，任殿前司将官，当时他的上司便是赵匡胤。北宋开国后，李汉超作为太祖亲信将领曾参加了平定反抗势力的战斗，以战功自刺史迁至防御使。为了抗击北方辽军的南犯，李汉超又和一批新提升的将领被选派到国防前线。他的防区是关南地区，即周世宗北伐收复的瓦桥关 （在今河北雄县西南） 、益津关 （在今河北霸州） 和淤口关 （在今河北霸州东） 以南地区，官职为齐州 （治所在今山东济南） 防御使兼关南兵马都监。宋初以来，关南一直是辽骑南犯的前线，在国防上有重要的意义。
李汉超到关南领兵后，加强了对辽的反击能力，对来犯之敌采取了“来则相抗，去则勿追”的策略，使边民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但出身行伍的李汉超最初身上染有浓厚的悍将习气，经常目无法纪，在地方上干出一些越轨的事来。终于有一天，受害的农户赴京控告李汉超，罪名包括强娶民女为妾和借钱不还，等等。太祖听说此事后，亲自将告状者召进皇宫，然后问道：你的女儿可以嫁给什么样的人？对方说：也就是农家。太祖继续问：汉超没有去关南时，契丹人如何？农户答：每年都来侵略残暴。太祖再问：现在又怎样了？对方答：没有了。太祖最后说：汉超，是朕的贵臣，你的女儿做了他的妾难道不比做农妇强吗？假若汉超不去守关南，还能保有你们家的所有吗？说完这些话后，太祖又对农户进行了一番劝责，才把他们遣送出去。送走了农民，太祖立即派密使到前方给李汉超带话：马上把抢来的民女和所借的钱还回去，这次宽恕你，不要再干此类事了。你感到钱财不够家用，为什么不来告诉朕呢？李汉超看到天子如此对待自己，羞愧感动得流下泪水，决心以死报国，从此他洗心革面，精心处理地方事务，前后任职关南十数年，颇得下属及百姓的爱戴。太宗继承皇位初，又将李汉超的官阶提升为观察使。遗憾的是，第二年，他便病死于任上。
郭进在太祖朝受到的信任也非常突出。出身贫家的郭进，年轻时就颇有英雄气，身强力壮，“倜傥任气”。他在五代后晋时投军，历经后晋、后汉及后周三朝，不仅屡获战功，而且还注意维持地方治安，官至洺州
（治所在今河北永年东南）
团练使。北宋开国后，郭进升为本州防御使兼西山
（即今太行山）
巡检。那时，太行山以西的河东地区为北汉势力范围，北汉军经常联合辽军越过山梁来犯，所以，郭进承担的职责相当重要。在开宝二年
（969年）
和开宝九年
（976年）
两次对北汉作战中，郭进都曾领兵参战，立有战功。据史籍记载，当时因为郭进驻守太行山一带，有效地阻止了北汉与辽军东攻的势头，确保了河北西部战线的稳定。郭进还严于治兵，一方面对部下“轻财好施”，另一方面则以死刑严惩违令者，士卒稍有不服举动，必遭杀戮，甚至将军令也用于家中奴婢身上。这一切都赢得了太祖皇帝的极大好感和赞赏。据说，每次派往郭进辖区的戍卒出发前，太祖都照例要告诫士兵们：你们可要谨慎守法。我还可以宽待你们，但郭进可是要杀人的。有一次，郭进的一名下属军校来到京城控告主帅，所告何事已不得而知。太祖经过询问就明白是诬告活动，便对身边人说：这个人犯了过失惧怕惩罚，所以想通过诬告郭进的办法以求避祸。随即将诬告者送还郭进，令就地正法。恰巧此时北汉来犯，郭进就对被押者说：你敢去告我，相信你有胆气。现在我免去你的罪，如能在战场上杀敌的话，我将把你举荐给朝廷。如果失败了，你自可以投往北汉。这位军官感念主帅的宽厚，于是舍身相报，果然打退对手。郭进事后为其上表请功，太祖也恩准升迁，以成全郭进美意。
太祖不仅对诬告的事慎重处理，以示对郭进专任不疑，而且在其他方面予以照顾。有这样一个事例非常典型：开宝中期，太祖命令有关工程部门为郭进建造宅院，还特意嘱咐屋顶全部铺设“筒瓦”，准备在完工后赏赐给他。负责营造的官员看了设计图后，发现规格与郭进身份不符，就向皇帝反映：按照原有规定，只有皇室中的亲王和公主的府第才能全用筒瓦。不料想，太祖听罢勃然大怒，对上奏的臣下斥说道：郭进控扼西山十余年，使我免去了北顾之忧，我对待他岂能不如我的子女？你们马上去督促工役，不必再胡说了。
这件事传出去后，不仅令郭进十分感动，而且对其他武将也是不小的鼓舞。
官阶和地位都不算很高的姚内斌，同样以忠心、称职而受到太祖的厚待。姚内斌本为契丹占领下的平州卢龙 （今河北卢龙） 人，因此做了辽朝的武将，驻守瓦桥关。当周世宗北伐时他率部下开关投诚，转为后周军官。宋太祖登基后，为了对付西夏党项势力，便加强了西北的防守。这样，姚内斌奉命调任庆州 （治所在今甘肃庆阳） 刺史，并兼管青、白两池盐。
姚内斌赴任后，忠于职守，带兵打退了党项人的骚扰，极大地压制了对手。因为他作战异常勇猛，西夏人都称他为“姚大虫”。而在这一段日子里，姚内斌的妻室儿女还在遥远的辽国境内，生死不明，他却能忘家报国。其精神无疑令太祖感动，因此，十分信任他。乾德四年
（966年）
，他的长子从辽国幽州
（治所在今北京）
偷渡归来。第二年，一个幽州汉人又将姚内斌的其余六个儿女带入宋境。太祖听说后，将他们召入宫中，亲自赐给衣装、鞍马和钱物，然后特派宦官将他们护送到庆州姚内斌任所。开宝中，太祖召姚内斌进京，“待之甚厚”。开宝七年
（974年）
，姚内斌暴病死在西北任上，太祖又派内臣前往料理后事，护送棺木回洛阳，并在赏赐田产财物外，录用其子为官。
类似经历的边将还有不少，如马仁瑀、李谦溥、贺惟忠和冯继业等。史籍称，太祖对上述驻守边关的将领都极为优待，不仅照顾他们留在京城的家人，而且还将他们防区内的商利都让给他们，允许诸将随意往来贸易，免除税收。每当他们来朝时，太祖必亲自赐座交谈，设宴款待，临行时再厚加赏赐。更为突出的是，赋予这些将领相当大的决断权，特许他们召募亡命剽悍之徒做自己的爪牙。这样一来，边将们都富有资财，“能养死士，使为间谍，洞知敌情”，故可以在抗御敌军时，常获克捷。
太祖本人还做过这样的表白：安边带兵，必须得人，不惜资财，纵然减宫廷之用，亦在所不惜。
事实上，太祖对地位不太高的边将采取了不同于有影响的功臣宿旧以及藩镇的态度，予以极大信任和优厚的待遇，充分调动他们的戍边积极性，以收巩固边防之效。这种做法在内地广大地区却并不存在。
太祖重用亲信猛将戍守西部和北方前线，是为了能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集中精力完成南征事业。
当建隆中收兵权措施初见成效之后，满怀统一天下志向的太祖就开始着手制定用兵战略。面对国家腹背两面受敌的现状，太祖曾广泛征求臣下意见，宰相魏仁浦和宿将张永德都反对先向北方用兵，理由是北汉虽小，但军队极为强悍，又有契丹大军的支持，征讨难以迅速奏效。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太祖与皇弟赵光义突然造访赵普家，赵普深感意外，就问道：夜深天寒，陛下何以外出？太祖回答：我无法睡着，因为一榻之外，都是外人家，所以来见你！随后，太祖提出了对北汉用兵的打算。赵普思索很久后则表示反对，主张先南下削平各国，再北上灭汉。
正是在绝大多数臣僚的建议下，太祖确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
从乾德元年 （963年） 初开始，太祖不断派出大军南征，到开宝九年 （976年） 时，先后消灭了割据荆楚、四川、岭南及江南等地的几个政权，并实际上使仅存的割据两浙和福建的两股势力走到归顺的边缘。
在南征的过程中，太祖先后委派慕容延钊、王全斌、曹彬、潘美等将为主帅。由于诸将的性格和作风不尽相同，太祖也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其中对曹彬给予了最大的信任。
曹彬为人做事，素来谨慎。在后周时，他就以出使吴越不受对方馈礼、平居不随意交结将帅及办事认真而给外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说，赵匡胤当初曾想与周世宗亲信曹彬拉关系，却遭到了回绝。
一次，赵匡胤向掌管宫廷茶酒的曹彬索酒，曹彬正色道：这是御酒，不敢相送。然后曹彬在街上买了些酒给赵匡胤喝。
因此，周家帝位禅让给宋太祖后，开国天子因喜欢曹彬为人，对他另眼相看。
乾德二年 （964年） 冬，太祖下诏征讨后蜀时，曹彬作为都监与刘光义从长江中游沿江西攻，配合攻击剑门关的王全斌大军的行动。平定四川后，其他大将都大抢子女玉帛，以致激起兵变，唯有他仅取图书而已。所以，当大军班师归朝时，太祖对王全斌以下诸将都予以降职处分，独将曹彬提升为宣徽南院使，并授以义成军节度使高位。
开宝七年
（974年）
，对南方割据势力中实力最强的南唐用兵时，太祖就任命以谨慎稳重见长的曹彬为主帅，节制潘美、李汉琼等大将。果然，曹彬作战，力求少动干戈，不许部将妄杀降人，使最强的对手在被解决之日，市面的震荡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小。曹彬回朝后，也没有摆出大功臣的架式。接受太祖会见时，他仅在名刺上写下“奉敕江南干事回”几个字，这种姿态无疑令太祖大为赞赏。
不过，太祖对曹彬还是考验了一番。当初出师的时候，太祖曾对曹许诺：等克复了李煜
（南唐国主）
，就授给你使相。所谓“使相”，是唐、五代以来相沿已久的一种职官制度，凡是节度使加上宰相官名的称号，被称为使相。虽然使相并不真像宰相那样在朝理政，仅仅含有虚衔的意思，但毕竟官名更为隆重，并可以增加一定的收入，所以深受世人看重。不曾想，曹彬回朝后，太祖并未马上承兑诺言，而是对他说：现在天下还有未臣服者
（即指北汉皇帝刘继元）
，你若做了使相，便位极人臣，肯再全力作战吗？还是稍等等，更为我夺取太原
（北汉国都）
。为了表示安慰，暗中派人给曹府送去了五十万钱。曹彬怏怏退朝，回到家中看到“布钱满室”，遂叹道：好官亦不过多得钱，何必一定要使相呢！看到曹彬能在立功之后不骄不躁，再想到他以往谨慎本分的性情，太祖不久便委任他以枢密使要职。按照宋制规定，宰相主管全国行政民事，而枢密使负责天下军政，两者地位从形式上看相等。又因前者办公衙署——中书省位于皇城内东部，号“东府”，后者办事机构——枢密院设在皇城内西部，号“西府”，两者又有“二府”之称，由此足可以窥见枢密院长官权威之一斑。开国以来，以枢密使兼节度使的现象还从未有过，自曹彬才打破了这一惯例。
从有关曹彬的资料记载来看，他主掌枢密院后，既从未做过违背天子旨意的事，也不喜好议论他人的短长，处事之所以能做到如此地步，自然是天性“仁敬和厚”
使然。但大将张琼及韩重赟等人的遭遇，又未尝不会对曹彬的举止产生一定的影响。总之，曹彬以忠谨的办事风格赢得了太祖的信任和重用，而成为当时武人中地位最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