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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预《春秋释地》说：“宋、商、商丘三地一名。”顾炎武《日知录》更拈出宋、商同名的例证：“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远矣，而曰孝惠娶于商，曰天之弃商久矣，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吾是以知宋之得为商也。” （《国语》，吴王夫差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庄子》，商太宰荡问仁于庄子。《韩非子》，子圉见孔子于商太宰，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逸周书 · 王会》篇，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乐记》，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郑氏注曰：商，宋诗也。） 为甚么商改作宋呢？王国维说：“余疑宋与商声相近，初本名商，后人欲以别于有天下之商，故谓之宋耳。然则商之名起于昭明，讫于宋国，盖与宋地终始矣。” [23] 考《吴语》，韦昭注及《庄子·天运》司马注都说，“商，宋也”。又《列子·仲尼篇》释文，“商，宋国也”。商、宋发声相近，周人略改其音及字以示区别，王说是不错的，但他只看见片面而没有看见全面。商朝末期的“商”，在朝歌附近，经过武庚一次反抗，周朝把微子改封于东南区域，地点已不同，自有改“商”为“宋”的必要，方不至名称混乱。南朝时代有所谓侨州，事因五胡乱华，许多北方人民跟随着东晋南迁，所住地方仍依他们的旧日家乡来命名，比如打冀州南迁的叫作南冀州，打雍州南迁的作东雍州。又如近世英国约克郡 （Yorkshire） 迁居美洲的人叫他们的住地作新约克 （New York） 。这种把旧居的地名移作新居地名的习惯，古今中外，大致相同，商族既被战胜者周族将他们迁往东南，他们于是把旧日主要的地名都带到新迁的宋国，所不同的，上古语言简质，没有加上“东”“西”……“新”等字样以资识别而已。
由前条所说，似商为国号而商丘为地名，《正义》认商与商丘不同 （引见前） 是有其理由的。但我们试看《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士因之，故商主大火”。又昭公元年，“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又似——最少是《左传》的作者——对商丘和商没有甚么区别；这可能因为古人的言文逻辑性不太严紧，否则从名号而言谓之商，从地点而言谓之商丘，郑玄、杜预以为商与商丘同地，也不能说是错误。《左传·昭公九年》，詹桓伯说：“蒲姑、商、奄，吾东土也。”这个“商”当然属于商族的领地，它之得名远在殷墟“大邑商”之前。又《左传·定公九年》，祝鮀论周封卫康叔事件时，有“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的话。王国维说：“则相土之时，曾有二都，康叔取其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则当在东岳之下，盖如泰山之祊为郑有者，此为东都，则商邱乃其西都矣。疑昭明迁商后，相土又东徙泰山下，后复归商邱，是四迁、五迁也。”泰山下的猜拟没有凭据，这且不论；我们试检讨上古，甚至中古民族的习惯，就晓得“都”和“迁”是两件事，唐代以太原为北都，但并没有迁都到太原去。那末，“东土的商”可能就是相土的东都，因而取得“商”的名号。
商族初期的历史，现在所知，还很蒙昧，未易作出细致的分析，我们可能做到的步骤，只相土的商丘是不是如“杜预云，今梁国睢阳”而已。考《水经注》二四《瓠子河》条说：
河水旧东决迁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相土又都之，故《春秋传》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
这就说明古代地名叫“商丘”的不止一处，杜预只拈出他之所知；梁国睢阳的系“宋国的商丘” （今商丘县） ，并不是商朝未灭以前及旧有的商丘，王国维说商之名与宋终始，实在是不对，而且他也没注意到《水经注》那一条史料，这条史料比较可信，下段再为论及。依我的意见，相土的原住地可能是“相” （说见下文七项） ，商丘只是他的东都。
《尔雅·释地》：“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又《释丘》：“绝高为之京，非人为之丘。”“丘”“陵”都是高地的通名。上古风俗质朴，制度简陋，还没有像“县”“州”“府”等人为的区别，只按着地文的性质作称谓，故丘有帝丘、楚丘，陵有二陵、穆陵。洪水的恐慌，上古时在亚洲很为普遍，人们的住所或都邑，自然拣靠近山岭的高地，后来人口繁殖，才迫得降落平原。李协说：“惟 （汉） 明帝使人随高而处，则适合欧人都邑择地之旨，而可为吾华人居住苟简之针砭。……《管子》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试观欧洲建立都会，无不合乎此旨，而吾华人反忽之。” [24] 其实这并不纯是华人居住的苟简，多半是由于生齿日繁。现时归德商邱地面一望平阳，很难意想为“丘”的所在。惟《禹贡·兖州》说：“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孔传》：“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蚕”，就是描写上古社会发展的实况，初民择居的常识。兖州一带称作“丘”的为数不少，《禹贡锥指》三〇曾指出：“兖少出而丘颇多；其见于经传者曰楚丘 （今在滑县东北） 、帝丘 （今开州……） 、旄丘 （在开州西） 、铁丘 （在州西南） 、瑕丘、清丘 （并在州东南） 、廪丘 （在今范县东南） 、敦丘 （在今观城县南。又顿丘在今浚县西。……） ，皆在濮水之滨。”按开州即今濮阳，也就是说《水经注》所称“商丘”的地方，比较适合于“商代初期的商丘”的条件。换句话说，商民族的聚落应该先住高地，后来才降落到平原。如果认为最初住在归德的平原，遇着水患，才转上高地区，则有点不合于社会发展的顺序。总言之，商代 （不是周代） 的商丘，就现时所知，应在濮阳而不在归德。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