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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曾发表过，不单止商代以前旧日中国境内并无所谓夏朝，即夏桀、成汤的联系，也大有疑问； [1] 根于这种原因，现在研究黄河的变迁，只好由商代开始。
未进行讨论商代河患之前，我们尤应搞清楚甲骨文里面是否已发见了从氵从可的“河”字。到现在为止，甲文只有从水从乃的
字
（见孙海波《甲骨文编》一一）
，近年某些考证家抱着商、周言文同一的观念，大约以为黄河的“河”怎么重要，于是把“
”认为“河”；引用者自己没有去翻看原文，以一传百，于是甲文已有“河”字的拟议，不知不觉间转而渐趋于固定了。商承祚兄对我说，这字从“乃”不从“可”，还不能认是“河”字，我觉得如此判断，比较稳当。我们对这问题的讨论，首先要清除几点误会：（一）商、周言语并不同一，这里不能展开讨论，假如不错的话，则周代有“河”字，商代未必有“河”字。（二）黄河的存在当然可追溯到商前不知多少万年，然由于（一）点的假设，商族可能不是叫它作“河”。（三）所谓“商书”的《盘庚》，虽有“河”字，但那是周人的作品
（说见下文十项）
，它只用自家的言语来表达异族的行动。（四）即就周金来论，我们也只见过一个类似“河”字的“
”字
（见下文第七节五项戊）
，证“
”为“河”，实冒着多少危险。（五）就让一步认“
”是“河”字，但河字直至后世还常常用作通名
（参下文“洹”可称“河”及第七节）
，不定是指黄河。考《礼记·礼器》：“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郑注：“恶当为呼，声之误也。”《释文》：“池，大河反。”汉语往往两音简缩为一声，如“不可”为“叵”，“之乎”为“诸”等，前人已有揭示，恶池，中古音Xuo d‘â，汉语的d-很容易丢失，故急呼即变为râ，即“河”
（发声受浊d-的影响）
。换句话说，正呼为“恶池”两音，俗呼简为“河”一音，《礼器》文系正俗兼用，周金少见“河”字，也因为它在当时尚是俗呼之故。以上所谈，只属于文字和语言问题，就使“
”确不是“河”，商代有没有黄河为患，我们仍然可以展开讨论的。
其实，周定王以前或商代的河患 （除去传说的洪水）， 古典里面几乎没有说及，稍为透露这种意味的只有《尚书孔传》，它说：“圮于相，迁于耿，河水所毁曰圮。”“圮”的真义是否如此，留待下文八项再论。《孔传》那本书，一般人都认为晋人所作，信值并不大。
其次，《盘庚》中有过“惟涉河以民迁”一句话，然而“涉河”“迁民”都是常有的行动，不见得定是河患。它又说“殷降大虐”，“虐”的种类也很多，全篇并没透露水灾的意味。还有一层，谁都害怕洪水的无情，即使没有统治者督率，人们也会各顾生命，跑去别的安全地方来躲避；假说盘庚当日系为河患而迁，又迁到较能避水的地方，他们总不至于口出怨言，用不着再三告诫，因为水患的厉害一般人都自然地懂得，并不是深奥难明的理论。
据我所见，坐实商族因河患而迁徙的不过始自晚明，以前经史家都未尝立说。明万历中，黄克续撰《古今疏治黄河全书》，首载“上起祖乙之圮耿，下终万历三十二年”的话。 [2] 清胡渭说：“殷人屡迁，大抵为河圮。” [3] 同时，靳辅《论贾让治河奏》，“在大禹神功之所治，仅四百年而商已五迁其国都以避河患” [4] ，逐渐地把河患看作商族迁徙的唯一原因。 [5] 丁山曾说：“《周语》有云……河竭而商亡……《御览》引《纪年》云，‘文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绝’，洹水三绝，即所谓河竭也。” [6] 称洹水为“河”正是“北方有水便是河”的习惯，也就是说古文中的“河”字非必指黄河之的证。我们为要再深入了解商族的移居究竟是否由于黄河为患，就须得对商都或商都的迁徙先作一回缜密的研究，而在施行研究的当中，还须随时惦记着下举那三个要点。
最要紧的是随逐水草而居，无一定住处。由于近年社会分期的研究，有人主张商族仍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充其量也是商朝末年才进入奴隶制初期，那末，在古人毫无判别的情况之下，自会浑而言之曰“迁都”，若应用近世科学的观点，那不过牧地移转，跟迁都的性质大异。张了且说：“ （近年） 虽有人谓商代系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屡次迁都自属必然，然既不否认避河患亦迁移原因之一……” [7] 李斐然说：“自古论者皆曰殷都多迁，实以河患；予谓河患或为迁都之一部原因，而不得谓殷迁都即因河患也。不然，无河患处而仍迁者何哉。” [8] 郭沫若因商族祭祀时用的牲数很多，以为“这和传说上的盘庚以前殷人八迁，盘庚 （以后） 五迁的史影颇为合拍。这样屡常迁徙，是牧畜民族的一种特征” [9] 。又侯外庐说：“史称汤以前凡八迁，而阳甲前后五迁，这说明阳甲以前的游牧生活，故不能发生都市。” [10] 都已晓得向这方面注意。其实《盘庚》篇的“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前此无一定住处，已跃然纸上，唯前人不知就里，用后世的眼光去了解商族的“迁”，因而多所臆测。现在既明白商、周习俗有别，即不应粗率地承袭前人的错觉。
就举商史中最著名而又争执最多的“亳”为示例。皇甫谧三亳之说 （引见下文三项） ，前人驳它的很多，王国维尤为详尽，他说：“《立政》说文王事，时周但长西土，不得有汤旧都之民与南、北、西三亳之地，此三亳者自为西夷，与《左氏传》之肃慎、燕、亳，《说文》京兆杜陵亭之亳，皆与汤都无与者也。又《春秋》襄十一年同盟于亳 （？京） 城北，则为郑地之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云，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亳阴野中，则为卫地之亳。《左氏传》公子御说奔亳，则为宋地之亳。 [11] 与皇甫谧所举三亳，以亳名者八九。” [12] 同名“亳”的地点那么多，相信断不是任一个“亳”都和商族的“都城”有着直接关系，研究家对此，就应有所抉择和取舍。亳是如此，别的地点遇着有同名的也应该如此。更进一步说，又不止地名相同，甚至和地名联系着的人名有时也一样相同，例如《水经注》二三《汳水》：“汉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使郤长卿按行水灾，因行汤冢，在汉属扶风。……按《秦宁公本纪》云：二年伐汤，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汤。然则周桓王时自有亳王号汤，为秦所灭，乃西戎之国葬于徵者也，非殷汤矣。”按《史记》五《秦本纪》称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集解》引徐广，“荡音汤，社一作杜”，又引皇甫谧，“亳王号汤，西夷之国也”，《水经注》的见解正和皇甫谧一样。至如《史记索隐》以为“西戎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有点近于臆测。然无论怎样解释，可见得称“汤”的人，有时还和称“亳”的地方相联系，而称“亳”的地方又不止一处，我们要追求商族最初的“亳”，就须找其他的旁证，不能单因“亳”的名称相同，便以为条件符合；前人对于商族的亳究在何处，没有做出完满的解答，就因为犯了这个毛病。提到“汤”的名字，可又引起了别的问题，卜辞中的先公名字，有大乙而没见过“汤”，复别有一个“唐”，其中一条系“唐、大丁、大甲”连文，王国维的考证是：“《说文》口部：‘啺，古文唐，从口易。’与汤字形相近。《博古图》所载《齐侯镈钟铭》曰：‘虩虩成唐，有严在帝所，受天命。’又曰：‘奄有九州，处禹之堵。’夫受天命，有九州，非成汤其孰能当之。《太平御览》……引《归藏》曰：‘昔者节筮伐汤而枚占荧惑，曰不吉’；《博物志》六亦云。按唐亦即汤也，卜辞之唐，必汤之本字，后转作啺，遂通作汤。” [13] 按汤、唐是清浊声字，由于方音不同，唐变为汤固有其可能；唯是一等史料的卜辞和金铭都作唐不作汤，西边却别有“亳王号汤”，我禁不住要问一下，是不是因商王“唐”的名称和“亳王汤”太过类似，后人混而为一，把“唐”改作“汤”呢？这并非纯出臆测，就看司马迁把商之亳放在关中 （引见下文三项） ，郤长卿按行扶风的汤冢，郑玄《诗笺》称商国在太华之阳，那一连串的书说都暴露着糅混的痕迹呀。
前文已拈出地名重复的那么多，我们须要抉择，但凭什么方法来抉择呢？我以为注意商族势力范围就是方法之一。殷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无论商族自己制造或从外边收集得来， [14] 似乎表现出在那时期它是个堂堂大国。然而依初期卜辞研究，商族的活动地域似不出乎豫中、豫东和其相邻的冀、鲁地带 [15] （ 配合发掘的成绩来看，也证明大致不错） ，奈近年把它越推越广，单凭后世有某些地名和甲文相同，没提出别的证佐，便断定其地点无异；我们试覆看一下前条所说“亳”的同名那么多，越觉得这样的考证地理不单止十分危险，而是近于卤莽。求其致误的原因，就由于还未发见上古史的秘密，心目中总认为商族势力很大，黄河中下游已给他们完全统一着，所以他们可随地迁徙；而不知经过近年考古发现，这种观点已须大大修正。换句话说，我们讨论商族的迁徙，同时就应考虑到商族活动的可能范围。
注意点阐述既毕，斯可以进而讨论商族之“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