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曾发表过,不单止商代以前旧日中国境内并无所谓夏朝,即夏桀、成汤的联系,也大有疑问; [1] 根于这种原因,现在研究黄河的变迁,只好由商代开始。
未进行讨论商代河患之前,我们尤应搞清楚甲骨文里面是否已发见了从氵从可的“河”字。到现在为止,甲文只有从水从乃的
字
(见孙海波《甲骨文编》一一)
,近年某些考证家抱着商、周言文同一的观念,大约以为黄河的“河”怎么重要,于是把“
”认为“河”;引用者自己没有去翻看原文,以一传百,于是甲文已有“河”字的拟议,不知不觉间转而渐趋于固定了。商承祚兄对我说,这字从“乃”不从“可”,还不能认是“河”字,我觉得如此判断,比较稳当。我们对这问题的讨论,首先要清除几点误会:(一)商、周言语并不同一,这里不能展开讨论,假如不错的话,则周代有“河”字,商代未必有“河”字。(二)黄河的存在当然可追溯到商前不知多少万年,然由于(一)点的假设,商族可能不是叫它作“河”。(三)所谓“商书”的《盘庚》,虽有“河”字,但那是周人的作品
(说见下文十项)
,它只用自家的言语来表达异族的行动。(四)即就周金来论,我们也只见过一个类似“河”字的“
”字
(见下文第七节五项戊)
,证“
”为“河”,实冒着多少危险。(五)就让一步认“
”是“河”字,但河字直至后世还常常用作通名
(参下文“洹”可称“河”及第七节)
,不定是指黄河。考《礼记·礼器》:“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郑注:“恶当为呼,声之误也。”《释文》:“池,大河反。”汉语往往两音简缩为一声,如“不可”为“叵”,“之乎”为“诸”等,前人已有揭示,恶池,中古音Xuo d‘â,汉语的d-很容易丢失,故急呼即变为râ,即“河”
(发声受浊d-的影响)
。换句话说,正呼为“恶池”两音,俗呼简为“河”一音,《礼器》文系正俗兼用,周金少见“河”字,也因为它在当时尚是俗呼之故。以上所谈,只属于文字和语言问题,就使“
”确不是“河”,商代有没有黄河为患,我们仍然可以展开讨论的。
其实,周定王以前或商代的河患 (除去传说的洪水), 古典里面几乎没有说及,稍为透露这种意味的只有《尚书孔传》,它说:“圮于相,迁于耿,河水所毁曰圮。”“圮”的真义是否如此,留待下文八项再论。《孔传》那本书,一般人都认为晋人所作,信值并不大。
其次,《盘庚》中有过“惟涉河以民迁”一句话,然而“涉河”“迁民”都是常有的行动,不见得定是河患。它又说“殷降大虐”,“虐”的种类也很多,全篇并没透露水灾的意味。还有一层,谁都害怕洪水的无情,即使没有统治者督率,人们也会各顾生命,跑去别的安全地方来躲避;假说盘庚当日系为河患而迁,又迁到较能避水的地方,他们总不至于口出怨言,用不着再三告诫,因为水患的厉害一般人都自然地懂得,并不是深奥难明的理论。
据我所见,坐实商族因河患而迁徙的不过始自晚明,以前经史家都未尝立说。明万历中,黄克续撰《古今疏治黄河全书》,首载“上起祖乙之圮耿,下终万历三十二年”的话。 [2] 清胡渭说:“殷人屡迁,大抵为河圮。” [3] 同时,靳辅《论贾让治河奏》,“在大禹神功之所治,仅四百年而商已五迁其国都以避河患” [4] ,逐渐地把河患看作商族迁徙的唯一原因。 [5] 丁山曾说:“《周语》有云……河竭而商亡……《御览》引《纪年》云,‘文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绝’,洹水三绝,即所谓河竭也。” [6] 称洹水为“河”正是“北方有水便是河”的习惯,也就是说古文中的“河”字非必指黄河之的证。我们为要再深入了解商族的移居究竟是否由于黄河为患,就须得对商都或商都的迁徙先作一回缜密的研究,而在施行研究的当中,还须随时惦记着下举那三个要点。
最要紧的是随逐水草而居,无一定住处。由于近年社会分期的研究,有人主张商族仍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充其量也是商朝末年才进入奴隶制初期,那末,在古人毫无判别的情况之下,自会浑而言之曰“迁都”,若应用近世科学的观点,那不过牧地移转,跟迁都的性质大异。张了且说:“ (近年) 虽有人谓商代系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屡次迁都自属必然,然既不否认避河患亦迁移原因之一……” [7] 李斐然说:“自古论者皆曰殷都多迁,实以河患;予谓河患或为迁都之一部原因,而不得谓殷迁都即因河患也。不然,无河患处而仍迁者何哉。” [8] 郭沫若因商族祭祀时用的牲数很多,以为“这和传说上的盘庚以前殷人八迁,盘庚 (以后) 五迁的史影颇为合拍。这样屡常迁徙,是牧畜民族的一种特征” [9] 。又侯外庐说:“史称汤以前凡八迁,而阳甲前后五迁,这说明阳甲以前的游牧生活,故不能发生都市。” [10] 都已晓得向这方面注意。其实《盘庚》篇的“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前此无一定住处,已跃然纸上,唯前人不知就里,用后世的眼光去了解商族的“迁”,因而多所臆测。现在既明白商、周习俗有别,即不应粗率地承袭前人的错觉。
就举商史中最著名而又争执最多的“亳”为示例。皇甫谧三亳之说 (引见下文三项) ,前人驳它的很多,王国维尤为详尽,他说:“《立政》说文王事,时周但长西土,不得有汤旧都之民与南、北、西三亳之地,此三亳者自为西夷,与《左氏传》之肃慎、燕、亳,《说文》京兆杜陵亭之亳,皆与汤都无与者也。又《春秋》襄十一年同盟于亳 (?京) 城北,则为郑地之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云,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亳阴野中,则为卫地之亳。《左氏传》公子御说奔亳,则为宋地之亳。 [11] 与皇甫谧所举三亳,以亳名者八九。” [12] 同名“亳”的地点那么多,相信断不是任一个“亳”都和商族的“都城”有着直接关系,研究家对此,就应有所抉择和取舍。亳是如此,别的地点遇着有同名的也应该如此。更进一步说,又不止地名相同,甚至和地名联系着的人名有时也一样相同,例如《水经注》二三《汳水》:“汉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使郤长卿按行水灾,因行汤冢,在汉属扶风。……按《秦宁公本纪》云:二年伐汤,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汤。然则周桓王时自有亳王号汤,为秦所灭,乃西戎之国葬于徵者也,非殷汤矣。”按《史记》五《秦本纪》称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集解》引徐广,“荡音汤,社一作杜”,又引皇甫谧,“亳王号汤,西夷之国也”,《水经注》的见解正和皇甫谧一样。至如《史记索隐》以为“西戎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有点近于臆测。然无论怎样解释,可见得称“汤”的人,有时还和称“亳”的地方相联系,而称“亳”的地方又不止一处,我们要追求商族最初的“亳”,就须找其他的旁证,不能单因“亳”的名称相同,便以为条件符合;前人对于商族的亳究在何处,没有做出完满的解答,就因为犯了这个毛病。提到“汤”的名字,可又引起了别的问题,卜辞中的先公名字,有大乙而没见过“汤”,复别有一个“唐”,其中一条系“唐、大丁、大甲”连文,王国维的考证是:“《说文》口部:‘啺,古文唐,从口易。’与汤字形相近。《博古图》所载《齐侯镈钟铭》曰:‘虩虩成唐,有严在帝所,受天命。’又曰:‘奄有九州,处禹之堵。’夫受天命,有九州,非成汤其孰能当之。《太平御览》……引《归藏》曰:‘昔者节筮伐汤而枚占荧惑,曰不吉’;《博物志》六亦云。按唐亦即汤也,卜辞之唐,必汤之本字,后转作啺,遂通作汤。” [13] 按汤、唐是清浊声字,由于方音不同,唐变为汤固有其可能;唯是一等史料的卜辞和金铭都作唐不作汤,西边却别有“亳王号汤”,我禁不住要问一下,是不是因商王“唐”的名称和“亳王汤”太过类似,后人混而为一,把“唐”改作“汤”呢?这并非纯出臆测,就看司马迁把商之亳放在关中 (引见下文三项) ,郤长卿按行扶风的汤冢,郑玄《诗笺》称商国在太华之阳,那一连串的书说都暴露着糅混的痕迹呀。
前文已拈出地名重复的那么多,我们须要抉择,但凭什么方法来抉择呢?我以为注意商族势力范围就是方法之一。殷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无论商族自己制造或从外边收集得来, [14] 似乎表现出在那时期它是个堂堂大国。然而依初期卜辞研究,商族的活动地域似不出乎豫中、豫东和其相邻的冀、鲁地带 [15] ( 配合发掘的成绩来看,也证明大致不错) ,奈近年把它越推越广,单凭后世有某些地名和甲文相同,没提出别的证佐,便断定其地点无异;我们试覆看一下前条所说“亳”的同名那么多,越觉得这样的考证地理不单止十分危险,而是近于卤莽。求其致误的原因,就由于还未发见上古史的秘密,心目中总认为商族势力很大,黄河中下游已给他们完全统一着,所以他们可随地迁徙;而不知经过近年考古发现,这种观点已须大大修正。换句话说,我们讨论商族的迁徙,同时就应考虑到商族活动的可能范围。
注意点阐述既毕,斯可以进而讨论商族之“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