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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矛盾论》说：“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由于这个昭示，我们可以了解到旧日传说所称鲧能变化、禹能变化，鲧和禹都应属于神话的阶段。又可以进一步觉悟到《禹贡》篇所说禹能导山、禹能导水，都符合于马克思所称：“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根于那些认识，我们就可相信大禹治水的传说，确属于神话性质了。 [1]
《周髀算经》：“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汉赵君卿注：“禹治洪水，决疏江河……使东至于海而无浸溺，乃勾股之所由生也。”近人撰文，乃有勾股始于大禹的说法，某同志对于我在《历史教学》所发表的文字，曾提出这一点，征询我的意见。《论语》说得好：“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天下之恶皆归焉。”反面就是“禹之善而天下之善皆归焉”了，这倒没有什么难解的地方。
既说到禹，也要说一下鲧。鲧相传是禹的父亲，《尚书·尧典》称：“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续用弗成。”又《洪范》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洪水是东半球上一件很普遍的传说，我们现在犯不着去追究它的缘起。禹既是神帝，鲧也未必无其人，这亦不在话下。所值得讨论的，只是陻洪水一节。陻，《孔传》解作“塞”，《正义》引《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陈国伐郑的“井陻木刊”为证；又《礼记·祭法》说：“鲧障洪水而殛死”，后世儒家遂以为鲧取障塞，故失败，禹主疏导，故成功，这种错误观念，历传到近年还未被打破。张含英说：“盖自鲧筑堤以障帝都而功弗成，后之人鲜有敢言筑堤以障水者。”又说“鲧以堤而失败，后则取放任之策” [2] ，就是一个例子。今且退一步依据旧说 （当然是不确） ，尧是公元前二千余年的人物，都城在平阳，即今山西临汾县，试问那个时候，黄河怎能淹浸到汾水流域？上古丁口稀疏，人类积有长期的经验，懂得最高的水位，他们总会依靠着丘陵来居住，即使万不得已，要移到较低的平原，他们也会趁着涨水快要来到之前，拆迁去别的地方，农作物也捡着泛前可以收获的来种植，不至受很大的损失 （抗战时期，我见四川沿江的住民还是如此） 。到人烟渐渐稠密，情况可不同了。春秋、战国时代受着地域的约束，孟津以下的平原，已筑起了许多都会，人类为要保存他们的生命、财产，就不能不想尽方法，对抗无情的洪水，堤防那一类工具，便应运而兴。试看西汉时屡次记录各地的金堤，都可信是春秋、战国传下来的防水设备，潘季驯引战国人作品《禹贡》 （说见后文） “九泽既陂”，以为禹已用堤，那是相对的事实。我们从社会发展史的原理来观察，就知道上古时，人类可尽量适用居高、迁地等消极方法来应付洪水，所以无需乎堤，并不是不敢筑堤。到了后来，消极的方法或不能用，或用之不方便，于是进一步想出较积极的方法，与洪水作殊死斗争。洪水来的越凶狠，人类的智慧、劳动跟着越为启发；以斗争求存在，堤是极其需用的东西，更毫无不敢筑堤的观念。我们再看一下近年山东下游的人民，仍悯不畏死，相率于堤内 [3] 筑埝，那就可反映出古代一般人的心理。怕筑堤只是面壁的书呆子，不是农村的群众。惟是张氏也说过：“只有堤防，仍不足以治河。” [4] 现代的治河，万万不能偏执一种方法，我们不要误信“堤”是失败，“导”是成功那种传说及错解，而奉作决定将来方案的金针，那是读史联系实际最要紧的一着。
稍为系统地记载我国的山川脉络，无疑是《禹贡》一篇为最古，我国经学家对之，向来都以为一字不能移易，它的权威可想。然而禹是人格化的神帝， [5] 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江尤其如此， [6] 就是要用现代的技术来疏导长江，都是不可能的，石器时代的禹哪能有这样能力？ [7] 既无禹那个人，何能有禹写的书？反过来说，它所运用的却是多少现实的材料，如果我们不把《禹贡》著作时代作一个正确的决定或比较合理的解释，那么关于上古河道的变迁，就无从谈起；我们现在的目标，并不是专为《禹贡》来作考证。
对于《禹贡》写成时代的问题，有人主张春秋， [8] 有人主张战国， [9] 有人主张战国末年， [10] 讨论已很为详尽，无须博引，在这里，我只想附加一两点小小的意见。
第一，古代的宝货，无过于金类，尤其是青铜；《禹贡》扬州、荆州皆说“惟金三品”，《孔传》“金、银，铜也”，通观各州所贡，无论大小，都列举名称，何以对最贵重的金而反含糊其辞？《孔传》之说，似乎近于臆测。梁州贡“璆铁银镂”，《孔传》“镂，钢铁”，是拿镂比现在之钢，与铁相复。我颇怀疑镂即青铜，璆应做镠，即后世之铅。 [11] 又青州贡“岱畎丝枲，铅松怪石”，《孔传》“岱川之谷，出此五物”，《正义》“铅，锡也”，我以为“铅松”“怪石”对举，皆两字一名，与“峄阳孤桐”文义相类，“铅”是状况词而不是金属名称。 [12] 如果我的见解不错，写《禹贡》的人已知道有铅、铁、银及青铜四种金属。
关于此事，我们有不可不拿周金的文字来比较一下。大约春秋中叶以前，对于金属的称呼，自有他们的一套，称青铜为
铅、錛铝、鎛铅或镏，铜为鈇鐈或鐈鋚；又见鈗的名称，颇疑指锡而言，
[13]
无论如何，总是金属，但《禹贡》都没有。反之，“铜”是战国以后最通用的称呼，《禹贡》也没有。我曾根据别的材料，证明战国是汉语称谓大转变的时代，
[14]
现在依照前头所指出的特状，《禹贡》没有较古的金属名称，也没有较后的金属名称，其写成时代，就只可假定为春秋、战国之交或者战国初期了。
其次，主张战国末年的是许道龄，他的根据是：铁之出现，也许始于春秋之世，但它的产地，起初是在荆、扬一带 （引《战国策》《荀子 · 议兵》篇等作证） ，从未有说梁州在战国中叶以前出产铁的。梁州之大量产铁，依《史记·货殖列传》，是在战国末年。 [15] 理由似乎颇充足，但我的见解却有不同。
为甚么呢？《列子·汤问》说：“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锟铻之剑，火浣之布；其剑长尺有咫，炼钢赤刃，如切泥焉。”这种剑恁样锋利，当是铁剑，因为来自昆吾 （即今于阗） ，故以昆吾为名，而别加金字偏旁来会意。 [16] 又《列子》总写成于战国， [17] 比之许氏所引各书，时代似尚较早，那末，我国的铁，最先系由雍州输入。
从这，我们再进一步来探索，《禹贡》称梁州贡铁，更有其特殊原因。自唐以来，研究过石鼓遗文的学者们，统计不下百余家，究竟石鼓是甚么时代的制品，到最近还未得到一个切实的结论。前些时，我曾承认“秦之先世”的考证，最为可信，刻石的技术系由伊兰方面输入。 [18] 广州解放后一两个月，我再把前人的讨论，加以详细检讨，觉得郑樵因秦惠文君始称王，到始皇改称皇帝，而庚鼓里面残存着“嗣王”字样，断为惠文后、始皇前的制品，固然有相当理由；但据我看来，壬鼓的“公谓天子”一句 （天或作大） ，也应给以注意。《史记》五《秦本纪》，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又《后汉书》一一七，“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孝公正是惠文王的父亲，又由现在传世的两周铜器来看，“王”字的称号并不十分严格，所以我颇相信石鼓是秦孝公末年 （相当于周显王二十六年，即元前三四三年） 的制品。
我们再要问，石鼓是用甚么工具来雕刻的呢？关于石鼓时代的考定，我们不能像往日单搞文字，搞历史，还要根据社会发展史及生产工具加以批判，这一点从来没得到考古家的注意。据现在所见，石鼓的雕琢及刊字，如非应用铁制的工具，断不能那么精细。我国古书里面，如某人创作或发见某种事物，多有记载下来 （即所谓事物纪原） ，唯铁的起源不明，春秋时期才应用铁兵， [19] 比诸亚洲某些国家，为时较晚，那末，石鼓的雕刻也一样不会过早。其次，突厥语呼铁为tämur，timur （法国学者Blochet曾指出其与希腊语tomuris相像） ，第一音组的tä，跟汉语呼“铁”的发声相同。根据这两种情形来推测，我们不免要怀疑铁的应用，也和青铜一样，都是打西北向东南扩展。
《禹贡》的作家是关东人 （参下文第六节） ，对于雍、梁二州的境界，有点弄不清，所以误把最初从西北来的铁，编到梁州去。我曾说过，读我国更古的史，越要周知世界上各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发展史， [20] 突厥族的祖先相传是铁工， [21] 向来以产铁著名， [22]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许氏立论不完，就在偏重国内的情况而忽视了外围的环境。
即使让一步说，依许氏所引《史记·货殖列传》：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致之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程郑，山东迁虏也，亦铁冶，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是铸铁在周末秦初，已进入兴盛时期。但冶金业务之发展，总须经过一个长远年代，假设上推二百年 （约元前四二五年，即春秋、战国之交） ，那么，卓、程两家住在赵及山东时候，早就晓得铸铁。所以拿梁州贡铁来认定《禹贡》作于战国末年，也未见得真确。
《禹贡》著作之目的，许道龄以为“是在鼓吹统一和减免租税” [23] ，论虽崭新，但我终觉得内藤虎次郎“《禹贡》实战国末年利用极发达之地理知识而行编纂” [24] 的说法，较为平易近理 （但非战国末年） 。印度人记世界四洲，不见得定是谋世界统一，同样，战国人记中国九州，不见得定是谋中国统一；作者的意旨，无非搬演当日大九州、小九州的地理知识而已。
本节的解释，志在阐明《禹贡》所叙河道，并不是商代以前的河道，而是春秋、战国之交的河道。往日经生家把《禹贡》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宪章，复禹故道为治河唯一无二的方法，贺长龄曾批评胡渭的《禹贡锥指》说：“主河北流，书生考古之恒习，姑存以备源流变迁之局。” [25] 他的批评是不错的。现在，我们晓得上古并无禹王其人，《禹贡》只是多少现实的地理教科，绝非经过一番疏导的成绩，自今以后，总可破除无为之迷信，免去论争之障碍了。我们故不能成见地主张黄河南流，我们更不应随便地主张必须遵照《禹贡》使黄河北流；简括说一句，治黄问题，首须抛弃其“复禹故道”的包袱，才可以自由讨论，发见真理。
解释既明，关于《禹贡》的河道，自应按时代先后，移向下文再谈。现在，且试看商代史料，有甚么属于黄河的消息。
依以上之辩证，我们得到如下之结论：
《禹贡》一篇，往日奉为圣经，大家相信确有治过黄河的禹王，无论经生家或治河人员，多主张“复禹故道”，甚而说鲧以障塞失败，禹以疏导成功。这种错觉在实际上真大大妨害了二千余年来治黄政策之取舍，非把它尽量廓清不可。
《禹贡》开篇便说：“禹敷土……奠高山、大川。”依《矛盾论》的指示，纯属幻想的变化，禹为神帝，已无可疑。《禹贡》写成时代，近人多主战国之说，它没有用周金所见的金属名称，又有“铁”而无“铜”，大约最早不过战国初期的作品。换句话说，它是多少现实的“地理课本”，所概描的黄河，只是周定王五年河变后之河道。上古地广人稀，无需乎堤，不是不敢筑堤；到人口日繁，群众迫得与水作殊死斗争，更没有不敢筑堤的观念，这才是社会发展史的真实经过。总之，揭穿禹或《禹贡》传说的内幕，系暴露上古黄河真相的最要关键。
[1] 最近赵光贤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历史教学》一九五五年四号一二——一五页），历引了《墨子·兼爱》中篇、《孟子·滕文公》篇和《荀子·成相》篇之后，跟着说：“所谓泄，注、漏、疏、瀹、决、排、通这些字眼都是指的浚疏河道，使淤塞的河道能畅通，使横流的洪水能纳入河道，流入大海，并掘挖黄河两岸的许多湖泊如孟诸、大陆等等使能容纳洪水，减少灾害。……相传禹时水患和治水的年岁很长，有五年、七年、八年、十年、十三年等等说法……是说治水所需的时间，虽然免不了有所夸大。”又“禹的治水是使水流到海里去，是大公无私的”。殊不知通过近世科学的研究，冀鲁豫大平原是冲积而成，上古时黄河正在天天向那方面填充，淤塞及疏浚的话恰得其反。因流势关系而填充不及的地方便形成湖泊，无所用乎挖掘。川流必找海洋或洼处作尾闾，更是必然之性，无需多藉人力纳入大海。如果真要疏浚、挖掘和逼纳的话，那末，五年以至十三年倒不是夸大，实感到时间大大不敷了。他又说：“有人对大禹治水的传说表示怀疑，理由是大禹之时没有铜制或铁制的工具……《庄子·天下》篇说：‘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橐耜就是农具，当时不可能于农具之外，另有治水的工具，但是禹能组织多数的人民，且亲自带头拿着农具来治水，因此发挥了无比的力量。这种怀疑，包含着对于劳动者的伟大力量的忽视，不免陷入唯工具论的错误。”但无论如何，我们总要顾到唯物辩证的社会发展史，比方茹毛饮血时代，我们是不能够设想其炼铜冶铁的，那么伟大的工程，断非石器时代可以做到，不应乱扣“唯工具论”的帽子。总之，这个问题必需合各种科学作统一观察，光靠历史方面的片断材料是不可以作出决定的。
[2] 《治河论丛》四二——四三页。
[3] “堤内”那个名词，清代官文书常用以指近河那一面。
[4] 同前引一〇页。
[5] 这个问题当另作考证。
[6] 《古史辨》一册二〇八页。
[7] 《禹贡》一卷四期一八页。
[8] 白鸟库吉以为是春秋作品，见《塞外论文译丛》二辑。
[9] 如《支那学》三卷十二期藤田元春说河源（《禹贡》为战国古地学者之作品），《古史辨》（一册二〇六——二〇七页）均是。又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说：“《禹贡》一篇，五服有蛮夷无戎狄，又有岛夷、嵎夷、莱夷、淮夷、和夷，有三苗，而西戎只一见，狄则无。……盖自春秋晚期以后，东南方的外族渐渐占主要地位，比以前西北的戎狄给人注意得多，所以战国时代的人多言蛮夷，少言戎狄，恰恰同《诗经》《左传》相反。”（《燕京学报》十一期二二九一——二二九二页）
[10] 《禹贡》一卷四期一八页及五期二页。
[11] 《东方杂志》四一卷六号四四——四五页拙著《周铸青铜器所用金属之种类及名称》。
[12] 同上四五页。
[13] 同上。
[14] 同上二一号四一页拙著《何谓生霸死霸》。
[15] 同前《禹贡》四期一九——二〇页。
[16] 同前《新疆论丛》七七页。旧铁器时代在东方约为元前一八〇〇——前一〇〇〇年。
[17] 《东方杂志》四四卷一号五二页拙著。最近听说杨伯峻还极力主张《列子》是伪书，应另行讨论。
[18] 重庆《真理杂志》一卷一期二二页拙著《秦代已流行佛教之讨论》。
[19] 《山堂肆考》：“黄帝之先不用铁，至帝始炒铁铸锅釜，造干戈军器之物。”按古史虽说黄帝用干戈，但并未说明是铁制，后世学者不知上古有铜兵，故生出这种臆说。
[20] 《东方杂志》四一卷三号四一页拙著。
[21] 《周书》五〇《突厥传》。
[22] 《西突厥史料》一六八页。
[23] 同前《禹贡》四期二〇页。
[24] 同前《禹贡》五期二页转引。顾颉刚说，“我以为《禹贡》作于战国，不过是战国时人把当时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之于禹”（同前《古史辨》二一〇页），好像是根据内藤的话。
[25] 《经世文编》九六《河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