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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禹贡》是甚么时代写成的?

毛主席的《矛盾论》说:“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由于这个昭示,我们可以了解到旧日传说所称鲧能变化、禹能变化,鲧和禹都应属于神话的阶段。又可以进一步觉悟到《禹贡》篇所说禹能导山、禹能导水,都符合于马克思所称:“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根于那些认识,我们就可相信大禹治水的传说,确属于神话性质了。 [1]

《周髀算经》:“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汉赵君卿注:“禹治洪水,决疏江河……使东至于海而无浸溺,乃勾股之所由生也。”近人撰文,乃有勾股始于大禹的说法,某同志对于我在《历史教学》所发表的文字,曾提出这一点,征询我的意见。《论语》说得好:“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天下之恶皆归焉。”反面就是“禹之善而天下之善皆归焉”了,这倒没有什么难解的地方。

既说到禹,也要说一下鲧。鲧相传是禹的父亲,《尚书·尧典》称:“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续用弗成。”又《洪范》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洪水是东半球上一件很普遍的传说,我们现在犯不着去追究它的缘起。禹既是神帝,鲧也未必无其人,这亦不在话下。所值得讨论的,只是陻洪水一节。陻,《孔传》解作“塞”,《正义》引《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陈国伐郑的“井陻木刊”为证;又《礼记·祭法》说:“鲧障洪水而殛死”,后世儒家遂以为鲧取障塞,故失败,禹主疏导,故成功,这种错误观念,历传到近年还未被打破。张含英说:“盖自鲧筑堤以障帝都而功弗成,后之人鲜有敢言筑堤以障水者。”又说“鲧以堤而失败,后则取放任之策” [2] ,就是一个例子。今且退一步依据旧说 (当然是不确) ,尧是公元前二千余年的人物,都城在平阳,即今山西临汾县,试问那个时候,黄河怎能淹浸到汾水流域?上古丁口稀疏,人类积有长期的经验,懂得最高的水位,他们总会依靠着丘陵来居住,即使万不得已,要移到较低的平原,他们也会趁着涨水快要来到之前,拆迁去别的地方,农作物也捡着泛前可以收获的来种植,不至受很大的损失 (抗战时期,我见四川沿江的住民还是如此) 。到人烟渐渐稠密,情况可不同了。春秋、战国时代受着地域的约束,孟津以下的平原,已筑起了许多都会,人类为要保存他们的生命、财产,就不能不想尽方法,对抗无情的洪水,堤防那一类工具,便应运而兴。试看西汉时屡次记录各地的金堤,都可信是春秋、战国传下来的防水设备,潘季驯引战国人作品《禹贡》 (说见后文) “九泽既陂”,以为禹已用堤,那是相对的事实。我们从社会发展史的原理来观察,就知道上古时,人类可尽量适用居高、迁地等消极方法来应付洪水,所以无需乎堤,并不是不敢筑堤。到了后来,消极的方法或不能用,或用之不方便,于是进一步想出较积极的方法,与洪水作殊死斗争。洪水来的越凶狠,人类的智慧、劳动跟着越为启发;以斗争求存在,堤是极其需用的东西,更毫无不敢筑堤的观念。我们再看一下近年山东下游的人民,仍悯不畏死,相率于堤内 [3] 筑埝,那就可反映出古代一般人的心理。怕筑堤只是面壁的书呆子,不是农村的群众。惟是张氏也说过:“只有堤防,仍不足以治河。” [4] 现代的治河,万万不能偏执一种方法,我们不要误信“堤”是失败,“导”是成功那种传说及错解,而奉作决定将来方案的金针,那是读史联系实际最要紧的一着。

稍为系统地记载我国的山川脉络,无疑是《禹贡》一篇为最古,我国经学家对之,向来都以为一字不能移易,它的权威可想。然而禹是人格化的神帝, [5] 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江尤其如此, [6] 就是要用现代的技术来疏导长江,都是不可能的,石器时代的禹哪能有这样能力? [7] 既无禹那个人,何能有禹写的书?反过来说,它所运用的却是多少现实的材料,如果我们不把《禹贡》著作时代作一个正确的决定或比较合理的解释,那么关于上古河道的变迁,就无从谈起;我们现在的目标,并不是专为《禹贡》来作考证。

对于《禹贡》写成时代的问题,有人主张春秋, [8] 有人主张战国, [9] 有人主张战国末年, [10] 讨论已很为详尽,无须博引,在这里,我只想附加一两点小小的意见。

第一,古代的宝货,无过于金类,尤其是青铜;《禹贡》扬州、荆州皆说“惟金三品”,《孔传》“金、银,铜也”,通观各州所贡,无论大小,都列举名称,何以对最贵重的金而反含糊其辞?《孔传》之说,似乎近于臆测。梁州贡“璆铁银镂”,《孔传》“镂,钢铁”,是拿镂比现在之钢,与铁相复。我颇怀疑镂即青铜,璆应做镠,即后世之铅。 [11] 又青州贡“岱畎丝枲,铅松怪石”,《孔传》“岱川之谷,出此五物”,《正义》“铅,锡也”,我以为“铅松”“怪石”对举,皆两字一名,与“峄阳孤桐”文义相类,“铅”是状况词而不是金属名称。 [12] 如果我的见解不错,写《禹贡》的人已知道有铅、铁、银及青铜四种金属。

关于此事,我们有不可不拿周金的文字来比较一下。大约春秋中叶以前,对于金属的称呼,自有他们的一套,称青铜为 铅、錛铝、鎛铅或镏,铜为鈇鐈或鐈鋚;又见鈗的名称,颇疑指锡而言, [13] 无论如何,总是金属,但《禹贡》都没有。反之,“铜”是战国以后最通用的称呼,《禹贡》也没有。我曾根据别的材料,证明战国是汉语称谓大转变的时代, [14] 现在依照前头所指出的特状,《禹贡》没有较古的金属名称,也没有较后的金属名称,其写成时代,就只可假定为春秋、战国之交或者战国初期了。

其次,主张战国末年的是许道龄,他的根据是:铁之出现,也许始于春秋之世,但它的产地,起初是在荆、扬一带 (引《战国策》《荀子 · 议兵》篇等作证) ,从未有说梁州在战国中叶以前出产铁的。梁州之大量产铁,依《史记·货殖列传》,是在战国末年。 [15] 理由似乎颇充足,但我的见解却有不同。

为甚么呢?《列子·汤问》说:“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锟铻之剑,火浣之布;其剑长尺有咫,炼钢赤刃,如切泥焉。”这种剑恁样锋利,当是铁剑,因为来自昆吾 (即今于阗) ,故以昆吾为名,而别加金字偏旁来会意。 [16] 又《列子》总写成于战国, [17] 比之许氏所引各书,时代似尚较早,那末,我国的铁,最先系由雍州输入。

从这,我们再进一步来探索,《禹贡》称梁州贡铁,更有其特殊原因。自唐以来,研究过石鼓遗文的学者们,统计不下百余家,究竟石鼓是甚么时代的制品,到最近还未得到一个切实的结论。前些时,我曾承认“秦之先世”的考证,最为可信,刻石的技术系由伊兰方面输入。 [18] 广州解放后一两个月,我再把前人的讨论,加以详细检讨,觉得郑樵因秦惠文君始称王,到始皇改称皇帝,而庚鼓里面残存着“嗣王”字样,断为惠文后、始皇前的制品,固然有相当理由;但据我看来,壬鼓的“公谓天子”一句 (天或作大) ,也应给以注意。《史记》五《秦本纪》,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又《后汉书》一一七,“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孝公正是惠文王的父亲,又由现在传世的两周铜器来看,“王”字的称号并不十分严格,所以我颇相信石鼓是秦孝公末年 (相当于周显王二十六年,即元前三四三年) 的制品。

我们再要问,石鼓是用甚么工具来雕刻的呢?关于石鼓时代的考定,我们不能像往日单搞文字,搞历史,还要根据社会发展史及生产工具加以批判,这一点从来没得到考古家的注意。据现在所见,石鼓的雕琢及刊字,如非应用铁制的工具,断不能那么精细。我国古书里面,如某人创作或发见某种事物,多有记载下来 (即所谓事物纪原) ,唯铁的起源不明,春秋时期才应用铁兵, [19] 比诸亚洲某些国家,为时较晚,那末,石鼓的雕刻也一样不会过早。其次,突厥语呼铁为tämur,timur (法国学者Blochet曾指出其与希腊语tomuris相像) ,第一音组的tä,跟汉语呼“铁”的发声相同。根据这两种情形来推测,我们不免要怀疑铁的应用,也和青铜一样,都是打西北向东南扩展。

《禹贡》的作家是关东人 (参下文第六节) ,对于雍、梁二州的境界,有点弄不清,所以误把最初从西北来的铁,编到梁州去。我曾说过,读我国更古的史,越要周知世界上各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发展史, [20] 突厥族的祖先相传是铁工, [21] 向来以产铁著名, [22]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许氏立论不完,就在偏重国内的情况而忽视了外围的环境。

即使让一步说,依许氏所引《史记·货殖列传》: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致之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程郑,山东迁虏也,亦铁冶,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是铸铁在周末秦初,已进入兴盛时期。但冶金业务之发展,总须经过一个长远年代,假设上推二百年 (约元前四二五年,即春秋、战国之交) ,那么,卓、程两家住在赵及山东时候,早就晓得铸铁。所以拿梁州贡铁来认定《禹贡》作于战国末年,也未见得真确。

《禹贡》著作之目的,许道龄以为“是在鼓吹统一和减免租税” [23] ,论虽崭新,但我终觉得内藤虎次郎“《禹贡》实战国末年利用极发达之地理知识而行编纂” [24] 的说法,较为平易近理 (但非战国末年) 。印度人记世界四洲,不见得定是谋世界统一,同样,战国人记中国九州,不见得定是谋中国统一;作者的意旨,无非搬演当日大九州、小九州的地理知识而已。

本节的解释,志在阐明《禹贡》所叙河道,并不是商代以前的河道,而是春秋、战国之交的河道。往日经生家把《禹贡》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宪章,复禹故道为治河唯一无二的方法,贺长龄曾批评胡渭的《禹贡锥指》说:“主河北流,书生考古之恒习,姑存以备源流变迁之局。” [25] 他的批评是不错的。现在,我们晓得上古并无禹王其人,《禹贡》只是多少现实的地理教科,绝非经过一番疏导的成绩,自今以后,总可破除无为之迷信,免去论争之障碍了。我们故不能成见地主张黄河南流,我们更不应随便地主张必须遵照《禹贡》使黄河北流;简括说一句,治黄问题,首须抛弃其“复禹故道”的包袱,才可以自由讨论,发见真理。

解释既明,关于《禹贡》的河道,自应按时代先后,移向下文再谈。现在,且试看商代史料,有甚么属于黄河的消息。

依以上之辩证,我们得到如下之结论:

《禹贡》一篇,往日奉为圣经,大家相信确有治过黄河的禹王,无论经生家或治河人员,多主张“复禹故道”,甚而说鲧以障塞失败,禹以疏导成功。这种错觉在实际上真大大妨害了二千余年来治黄政策之取舍,非把它尽量廓清不可。

《禹贡》开篇便说:“禹敷土……奠高山、大川。”依《矛盾论》的指示,纯属幻想的变化,禹为神帝,已无可疑。《禹贡》写成时代,近人多主战国之说,它没有用周金所见的金属名称,又有“铁”而无“铜”,大约最早不过战国初期的作品。换句话说,它是多少现实的“地理课本”,所概描的黄河,只是周定王五年河变后之河道。上古地广人稀,无需乎堤,不是不敢筑堤;到人口日繁,群众迫得与水作殊死斗争,更没有不敢筑堤的观念,这才是社会发展史的真实经过。总之,揭穿禹或《禹贡》传说的内幕,系暴露上古黄河真相的最要关键。

[1] 最近赵光贤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历史教学》一九五五年四号一二——一五页),历引了《墨子·兼爱》中篇、《孟子·滕文公》篇和《荀子·成相》篇之后,跟着说:“所谓泄,注、漏、疏、瀹、决、排、通这些字眼都是指的浚疏河道,使淤塞的河道能畅通,使横流的洪水能纳入河道,流入大海,并掘挖黄河两岸的许多湖泊如孟诸、大陆等等使能容纳洪水,减少灾害。……相传禹时水患和治水的年岁很长,有五年、七年、八年、十年、十三年等等说法……是说治水所需的时间,虽然免不了有所夸大。”又“禹的治水是使水流到海里去,是大公无私的”。殊不知通过近世科学的研究,冀鲁豫大平原是冲积而成,上古时黄河正在天天向那方面填充,淤塞及疏浚的话恰得其反。因流势关系而填充不及的地方便形成湖泊,无所用乎挖掘。川流必找海洋或洼处作尾闾,更是必然之性,无需多藉人力纳入大海。如果真要疏浚、挖掘和逼纳的话,那末,五年以至十三年倒不是夸大,实感到时间大大不敷了。他又说:“有人对大禹治水的传说表示怀疑,理由是大禹之时没有铜制或铁制的工具……《庄子·天下》篇说:‘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橐耜就是农具,当时不可能于农具之外,另有治水的工具,但是禹能组织多数的人民,且亲自带头拿着农具来治水,因此发挥了无比的力量。这种怀疑,包含着对于劳动者的伟大力量的忽视,不免陷入唯工具论的错误。”但无论如何,我们总要顾到唯物辩证的社会发展史,比方茹毛饮血时代,我们是不能够设想其炼铜冶铁的,那么伟大的工程,断非石器时代可以做到,不应乱扣“唯工具论”的帽子。总之,这个问题必需合各种科学作统一观察,光靠历史方面的片断材料是不可以作出决定的。

[2] 《治河论丛》四二——四三页。

[3] “堤内”那个名词,清代官文书常用以指近河那一面。

[4] 同前引一〇页。

[5] 这个问题当另作考证。

[6] 《古史辨》一册二〇八页。

[7] 《禹贡》一卷四期一八页。

[8] 白鸟库吉以为是春秋作品,见《塞外论文译丛》二辑。

[9] 如《支那学》三卷十二期藤田元春说河源(《禹贡》为战国古地学者之作品),《古史辨》(一册二〇六——二〇七页)均是。又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说:“《禹贡》一篇,五服有蛮夷无戎狄,又有岛夷、嵎夷、莱夷、淮夷、和夷,有三苗,而西戎只一见,狄则无。……盖自春秋晚期以后,东南方的外族渐渐占主要地位,比以前西北的戎狄给人注意得多,所以战国时代的人多言蛮夷,少言戎狄,恰恰同《诗经》《左传》相反。”(《燕京学报》十一期二二九一——二二九二页)

[10] 《禹贡》一卷四期一八页及五期二页。

[11] 《东方杂志》四一卷六号四四——四五页拙著《周铸青铜器所用金属之种类及名称》。

[12] 同上四五页。

[13] 同上。

[14] 同上二一号四一页拙著《何谓生霸死霸》。

[15] 同前《禹贡》四期一九——二〇页。

[16] 同前《新疆论丛》七七页。旧铁器时代在东方约为元前一八〇〇——前一〇〇〇年。

[17] 《东方杂志》四四卷一号五二页拙著。最近听说杨伯峻还极力主张《列子》是伪书,应另行讨论。

[18] 重庆《真理杂志》一卷一期二二页拙著《秦代已流行佛教之讨论》。

[19] 《山堂肆考》:“黄帝之先不用铁,至帝始炒铁铸锅釜,造干戈军器之物。”按古史虽说黄帝用干戈,但并未说明是铁制,后世学者不知上古有铜兵,故生出这种臆说。

[20] 《东方杂志》四一卷三号四一页拙著。

[21] 《周书》五〇《突厥传》。

[22] 《西突厥史料》一六八页。

[23] 同前《禹贡》四期二〇页。

[24] 同前《禹贡》五期二页转引。顾颉刚说,“我以为《禹贡》作于战国,不过是战国时人把当时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之于禹”(同前《古史辨》二一〇页),好像是根据内藤的话。

[25] 《经世文编》九六《河防一》。 XJ0H1BBUS3Z6jPEOPZYxl+dDwybz0bYjFe9zeamdLrSe5XKV3Qn+h/PhWFovKq3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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