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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世地文学者的眼光来看，黄河重源确不值一辩。可是，经过了三千多年，直至十九世纪末，我国颇有名的地理学者像陶葆廉，依然保持着“河有重源，均出昆仑，稽古证今，一一吻合” [1] 的成见，这可说明流行已久的传说，要打破它，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
黄河的重源发在哪里呢？一般都以为《禹贡》“导河积石”的积石。然积石又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搞清楚。大约河源真相呈现的程度，可以积石的搬动作指标，用术语来说，就是积石的地理层化越向东或东南方移来，河源的真象就跟着越为明白。
积石的名称，也见于《穆天子传》《水经》和《山海经》的《西山经》《海内西经》《海外北经》及《大荒北经》，今将《穆天子传》和《西山经》较为重要那两段文字引述如下：
乙丑，天子西济于河，爰有温谷、乐都，河宗氏之所游居。丙寅，天子属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宪，用申八骏之乘以饮于枝洔之中，积石之南河。 （《穆天子传》）
又西三百里曰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 （《西山经》）
先就《西山经》来说，昆仑丘西三百七十里为乐游山，西水行四百里为流沙，二百里至蠃母山，西三百五十里为玉山，即西王母所居，西四百八十里为轩辕丘，又西三百里才是积石山；试把里数加合起来，知道这个积石山在昆仑丘西边二千一百里， [2] 在西王母所居的玉山西边七百八十里。换句话说，这个积石山显然在现时中亚地面，和我国一般所谓“积石”完全无关。 [3]
其次，说到《穆天子传》，据我的研究，居延海附近水草丰美，对于沙漠的长途旅行极有关系；上古人为供给利便起见，从陇右向沙漠行去的就拣此地为出发点，或由沙漠向陇右行来的也取此地为到达点。后至秦汉时代，匈奴逐渐南侵，居延海地点太过暴露，而且是当着敌人南下路线的一个重要场所，旅行西方的出发点，遂不得不改移于供给较为困难之敦煌，即玉门、阳关两处。再后，因沙漠向南方展拓，西通于阗的旧路，一天一天的难行，同时，匈奴右臂的威胁又渐渐解除，人们遂宁愿抛弃较迅速的旅途，改从供给最称困难的安西，向伊吾 （即今哈密） 进发，汉代原有的玉门关，也随着时势的需要，移向北边安置 （即隋唐直至现在的玉门关） 。这一连串的发展、变化，都是结合着环境、人事而转变的。
上面一大段的话，无非表明周穆王开始向沙漠旅行的时候，系从居延海附近出发，就是河宗氏的所在，也就是“积石之南河”的所在。自罗布泊向东来的人们，忽遇着蓄水颇多的居延海及其上源的张掖河，因而臆测为罗布泊潜水复见的现象，这是自然不过的简单理想。顾实不从客观方面体察，既认定“河宗之邦实奄有今河套之北岸” [4] ，继又将积石安置“在今青海土尔扈特南前旗” [5] 。但我们试细读《穆天子传》卷一，自戊寅 （顾改作戊申） 日起下至丙寅日止，穆王都是留连于河宗附近，如果依顾实的考定，穆王正循着河套进发，忽又跑去西南约二千里之青海，这种倏南倏北的状况，是否适合乎古今交通路线的条件？又是否预备作长途旅行的人所应有？我们对顾氏那种考证，不能不认为偏于唯心方面了。
《穆天子传》的南河积石应在居延海附近， [6] 既如上说，然而脑袋的玄想，终敌不过事实的昭示，张掖河是由南向北的流水，黄河是由西向东的流水，很难把这两水结合而为一。《 [7] 禹贡》的“导河积石”，虽然没有明确的指标，可能意味着移向东南。汉到昭、宣之后，西北边郡已经建置，羌地亦渐开通，《汉书》二八下《地理志》“金城郡河关县”载，“积石山在西南羌中”，将积石转移到南方来，系古代地理层化中常见之事，这可算是国人对于黄河真源的初步认识。此后，如《后汉书》九五记段颎向羌人追击，“且斗且行，昼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余日，遂至河首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水经注》二：“ （积石） 山在西羌之中，烧当所居也，延熹二年，西羌烧当犯塞，护羌校尉段颎讨之，追出塞至积石山，斩首而还。”又《隋书》二九“河源郡”有“积石山，河所出”，说法跟《汉书》都没有甚么不同。
积石虽然一再迁移，而积石所在，仍可任人指定，所以唐人又生出大积石、小积石的区别。《 [8] 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积石山今名小积石山，在河州枹罕县西七里，河州在京西一千四百七十二里。” （枹罕今临夏） 在下游平空添出一个小积石，《史记正义》也依照它的说法 （参看注8） 《 。 通典》一七四“鄯州龙支县”：“积石山今县南， [9] 即《尚书·禹贡》云导河积石。”又“自积石山而东，则今西平郡龙支县界山是也” （龙支今乐都南） 。更直称下游的山作积石，不复作大小之别， [10] 对于汉后唐前的羌中积石，却根据古典替它安上“昆仑”的名称。由是，“河源的昆仑”也向东南方层化，这是“积石”和“昆仑”相替换的经过。
自西汉末至唐代初期，足足过了六百年，“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上流真相，仍然蒙在鼓里。之后，唐跟吐谷浑发生接触，又因吐蕃吞并了吐谷浑，唐、蕃来往多经由河湟，所以黄河的实际情形，陆续传入我们的耳鼓。最先是贞观九年 （六三五年） 吐谷浑屡屡入寇，李靖统兵出讨，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靖等进至赤海，遇其天柱王部落，击大破之，遂历于河源。……侯君集与江夏王道宗趣南路 （即东路） ，登汉哭山，饮马乌海。……经涂二千余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多积雪，其地乏水草，将士噉冰，马皆食雪。又达于栢梁，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 （《旧书》一九八《吐谷浑传》） 。《侯君集传》大致相同，但多“转战过星宿川，至于栢海”一句 （《新吐谷浑传》及《通鉴》一九四同）。 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一回战役，李靖从两边进军 （今新疆东南） ，君集、道宗从东边河湟进军，故两路都到达河源。其余几个地名，据事理求证，我疑心乌海即现在喀拉海，蒙古语喀拉，黑也。 [11] 栢梁，《太宗实录》作栢海 （栢海也见《会要》九七及前引《新传》） ，据《通鉴考异》十引唐人《十道图》，乌海、星宿海、栢海并绘在青海子的西边，《河源纪略》一八疑栢海即扎凌和鄂凌， [12] 藤田元春直谓栢海即河源， [13] 我还不敢断定，因《新传》又有“栢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的话。星宿川，唐《十道图》别作“星宿海”，万斯同以为古今同地，惟《纪略》一八独持异议。 [14] 就事实而论，河源的初步发见，应归功于这一回战役许多群众的力量，贞元宰相贾耽曾著《吐蕃黄河录》四卷，相信他已收集了贞观间许多异闻，可惜片纸不传，传下来较详细的消息还要在李靖辈二百年以后。
不过，刘元鼎 [15] 未往吐蕃之前，我们对黄河的真相已相当明了，这可拿杜佑最先驳黄河重源说为例，他的名著《通典》一七四曾说：
其《汉书·西域传》云，河水一源出葱岭，一源出于阗，合流东注蒲昌海，皆以潜流地下，南出积石为中国河云；比《禹纪》《山经》，犹较附近，终是纰缪。案此宜唯凭张骞使大夏，见两道水从葱岭、于阗合流入蒲昌海，其于阗出美玉，所以骞传遂云穷河源也。按古图书名河所出曰昆仑山，疑所谓古图书即《禹本纪》，以于阗山出玉，乃谓之昆仑，即所出便云是河也；穷究诸说，悉皆谬误。孟坚又以《禹贡》云导河自积石，遂疑潜流从此方出；且汉时群羌种类虽多，不相统一，未为强国，汉家或未尝遣使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宁有今吐蕃中，河从西南数千里向东北流，见与积石山下河相连，聘使涉历，无不言之，吐蕃自云昆仑山在国中西南，则河之所出也。
因为河出昆仑，所以杜佑主张昆仑在吐蕃，《河源纪略》二二曾有一大段话驳他：
自古言昆仑者，但闻在中土之西北，不闻在中土之西南。……且昆仑者，产玉之山也，故《尔雅》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史记·大宛传》云，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今吐蕃无玉而于阗多玉，岂得反以在吐蕃者为昆仑，在于阗者为非昆仑乎？
要审查两方的理由，先须问昆仑的原语。昆仑本是于阗文“南”的意义， [16] 古籍所说的昆仑虚或昆仑山，都在于阗的南边。杜佑因为知道黄河的的确确来自吐蕃，旧日书本又总说河出昆仑，为求事实与书本配合，遂称吐蕃的山为昆仑；万斯同《昆仑河源考》说：“唐书之昆仑，汉语既曰紫山，番语又曰穆穆哩，何以知其为昆仑而称之？刘元鼎虽身履其地，不过因古书河出昆仑之言，从而附会之，非其实也” （穆穆哩即前引《新唐书》的闷摩黎） ，就是意味着“吐蕃的昆仑”系出于后人附会。换句话说，“吐蕃的昆仑”是后起的、层化的，吐蕃土人对于这座河源所出的大山，并没有“昆仑”那种称谓 （参看拙著《昆仑一元说》） ，近世学者称河源附近的山脉为“中昆仑”，只因脉络连系而立名。杜佑知黄河非重源而不解古说之何以离奇，清人 （即纂修《河源纪略》的人） 知昆仑在西北而不知河出昆仑之确无根据，双方都各有其理由，也各有其缺陷。
到唐穆宗长庆元年 （八二一年）， 特派大理卿刘元鼎前去吐蕃作会盟使，明年他回国，给我们带来一份极可宝贵的材料，今将《新唐书》二一六下《吐蕃传》所记撮录于后：
元鼎逾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故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河湟东北直莫贺延碛尾殆五百里，碛广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浑寖狭，隐测其地，盖剑南之西。元鼎所经见，大略如此。
文内的河湟“东北直莫贺延碛尾”无疑是“西北”字的错误。其余地名、里距也有两三点应加以说明的：
一、洪济梁《通典》一七四“廓州达化县”，“又有洪济镇，后周武帝逐吐谷浑筑，在县西二百七十里是”。又《元和志》三九“廓州”，“金天军在积石军西南一百四十里洪济桥”。按“桥”“梁”的意义相同，荒僻之区尤其黄河上游，有桥梁的地方便是市镇，所以洪济镇、洪济桥、洪济梁必同为一地。廓州旧址，据《通典》，东南到安乡郡河州三百九十里，西北到西平邯鄫城县 （今西宁） 二百八十里，则可能在现时通化桥 [17] 的附近。复据《元和志》三九，达化县东去廓州三十里，再加二百七十里，则洪济镇在廓州西约三百里；积石军在廓州西南一百五十里，再加一百四十里，则洪济桥在廓州西南二百九十里，与前数可说相当，这也是洪济镇、洪济桥同为一地之的证。由是，再依里距向西推之，吐谷浑王阿豺所筑的浇河城在达化县西一百二十里 （据《通典》一七四） ，不可能是现时的贵德， [18] 贵德却有点像唐的洪济梁。吴景敖错认“桥梁”作“山梁”，谓洪济梁即札梭拉大山口， [19] 显然不确。
二、西南行二千里 这似指沿着上流水道而行的里数，所以揭明“河之上流”。按《河源纪略》一二：“河源重发至甘肃河州西界共二千九百里，以经纬度按鸟飞图法计之，实一千四百余里。”清代的河州西界大约即唐代的廓州西境，又元朱思本称河源至兰州四千五百余里，依此相比，元鼎计作二千里，未为过量。而且，段颎“遂至河首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侯君集等“经途二千余里” （均见前引） ，“二千里”是旧日一般计算所得数。吴氏既把洪济梁位置于偏西，又误会是元鼎本人陆行的道里，遂有“倘非迷途绕行，或迂回沮洳”的误解。 [20] 董在华说，“走两千多里遇到黄河是很有可能 （虽然比现在湟水、黄河间的距离几乎远了一倍） ……” [21] 也未尽了解《新唐书》的文义。
三、闷摩黎山《纪略》一八以巴彦哈拉山当之，吴氏谓蒙古人撤帐去后，巴彦哈拉的名称已消失，藏人再度迁入，又通称为察拉。 [22] 依言音转变之理，可能即“抹必力” （见下文） 的异译，必力又疑与满洲语“必拉” （河也） 有关。
此外，《新唐书》四〇“鄯州鄯城县”下记着入吐蕃的路程，也说及黄河，其路程的前段如下：
西六十里有临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军、绥戎城，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又南隔涧七里有天威军，军故石堡城，开元十七年置，初曰振威军。 [23] ……又西二十里至赤岭，其西吐蕃，有开元中分界碑。自振威经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九十里至莫离驿。又经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录驿，吐浑界也。又经暖泉、烈谟海，四西四十里渡黄河。
这段记程显系抄自贾耽《通道记》。据藤田元春说，乃现在西宁、青海横断入藏之道。从鄯城至黄河渡计九百九十七里，里面的地名多不可考，较可认识的惟赤岭 （那一段占一百八十七里） 和大非川 （那一段约占三百里） ；赤岭就是现时青海子东边的日月山，大非川，依吴氏说应为现时共和县南的切吉旷原。 [24] 再取《西藏图考》四入藏路程比之，自西宁至黄河渡计一千零七十里，与九百九十七里的数目大致相当，吴氏认唐时黄河渡即今黄河沿渡口， [25] 其说当不误。以此为定点，再结合清代入藏里程来看，则唐代若干地名，已可约略推得其今地。例如《西藏图考》四，自西宁出口二百九十里至夥儿，又七十里至柴吉口，柴吉即切吉的异译，故知莫离驿应在今夥儿附近。夥儿至朔罗口三百里，即西宁至朔罗口五百九十里，故知那录驿应在今朔罗口附近。朔罗口一百八十里至得伦脑儿 （《西藏考》作“得命”，“命”当是“仑”的误字） ，四百八十里至黄河渡，得伦脑儿无疑即唐的烈谟海；又据《西藏考》，得伦脑儿东六十里为哈隆乌索，“有热水”，更可证实其为唐的暖泉。总的来说，清代这一段路程，跟唐时交通无大差异。
唐人为了和吐谷浑、吐蕃接触，经过许多来来往往的人，把黄河上流的真相传入中国，我们已知道有星宿海，且知道河源委实出自羌中，头一次打开黄河重源的迷信，这是唐代国人对于黄河真源进一步的认识。
继元鼎之后约过四百六十年，至元世祖的“至元十七年 （一二八〇年） ，命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实既受命，是岁至河州……四阅月始抵河源，是冬还报，并图其城传位置以闻。其后，翰林学士潘昂霄从都实之弟阔阔出得其说，撰为《河源志》” [26] 。蒙古在当时是落后部族，为甚么发生探求河源的动机，《元史》未有拈出；据我的揣测，世祖曾崇奉西番僧为帝师，这回的壮举，无疑是番僧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的。 [27] 今先略引《河源志》的一节如下：
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散涣，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视，灿若列星，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凑，近五七 （？十） 里，汇二巨泽，名阿剌脑儿。自西徂东，连属吞噬，马行一日程，迤逦东骛成川，号赤宾河。二三日程，水西南来，合流入赤宾，其流寖大，始名黄河；然水犹清，人可涉。
“黄河”是汉族的称呼，羌语并不是这样子叫，“始名黄河”一句，大约系当时考察人所参加的意见。 [28] 阿剌脑儿，藤田元春以为即今之札陵二湖。同时有一位临川人朱思本，他从八里吉思的家里取得帝师所藏梵文图本，翻成华文，比诸《河源志》各有详略， [29] 唯举出河源怎样涌出和全河的大致里数，是其特点。
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马湖蛮部之正西三千余里，云南丽江宣抚司之西北一千五百余里，帝师撒斯加地之西南二千余里，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儿。大概河源东北流，所历皆西番地，至兰州凡四千五百余里，始入中国。又东北流过达达地，凡二千五百余里，始入河东境内。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余里，通计九千里。 [29] 里数计算和近代的记录所差无几，涌井百余，又恰合约古宗列渠的情状，对河源已达到真的认识。《河源志》又说：“史称河有两源，一出于阗，一出葱岭；于阗水北行合葱岭河，注蒲类海，伏流至临洮出焉；今洮水自南来，非蒲类明矣。询之土人，言于阗、葱岭水俱下流，散之沙碛，” （两个“蒲类”都是“蒲昌”的错误） 也多少解除河有重源的固蔽，但又引伏流出于临洮，所辨实有不太透澈之处。
旧的翳障正在逐渐消除，新的翳障却又突然兴起，唐人把昆仑移至真河源方面，把积石往下推，元人虽省了一个积石，却又把昆仑往下推去，元、明人书说抱持这种见解的实在不少，如《河源志》说：
朶甘思东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译言腾乞里塔， [30] 即昆仑也；山腹至顶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远年成冰时六月见之。自八九股水至昆仑，行二十日，河行昆仑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阔即及阔提，二地相属。……又四五日至积石州，即《禹贡》积石，五日至河州安乡关。
朱思本说：
……又折而东流，过昆仑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剌，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绵亘五百余里，河随山足东流，过撒思加阔即阔提地。
梁寅 （元明间人 《 ） 河源记》说：
世多言河出昆仑者，盖自积石而上望之，若源于是矣。而不知星宿之源在昆仑之西北，东流过山之南，然后折而抵山之东北，其绕山之三面如玦焉，实非源于是山也。
《明一统志》说：
昆仑山在朶甘卫东北，番名伊拉玛博罗山， [31] 极高峻，雪至夏不消，绵亘五百余里，黄河经其南。
又洪武十五年 （一三八二年） 僧宗泐《望河源诗》自记：
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黄河为抹处， [32] 牦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之水是为河源；其源东抵昆仑可七八百里，今所涉处尚三百余里，下与昆仑之水合流，中国相传以为源自昆仑，非也。
《河源纪略》二三、二四对于上引各说，加以一系列的驳论，并称：“巴彦哈拉之东北七百余里，有山曰阿木柰玛勒占木逊，此即《禹贡》所谓导河积石山，非古所谓昆仑山也。……然则阿木柰玛勒占木逊即亦耳麻不莫剌，或蒙古语古今异耳。”按《纪略》所提示那个山，《水道提纲》五称为“阿木麻缠母孙大雪山”，谓即古积石山，而《元史》误指作昆仑 （它又说：“番语以祖为阿木你，以险恶为麻禅，以冰为母孙，犹言大冰山也。”） ，欧人译作Amnemachin，《申报地图》音写为阿尼马卿，元人认是昆仑，《提纲》认是积石，都属于创说。元人为甚么把它当作昆仑，也自有其现实的动机。昆仑是一座伟大的山岭，古来传说已深深印入人们的脑筋，事实上亦确然不错。现在，都实在河源附近眼见到的山势并非恁样瑰奇，独阿尼马卿周年积雪，挡住黄河去路，由于相形见绌的心理作用，遂使他相信古人观察错误，断然地把昆仑向下游推去。河非源自昆仑，就字面说是对的，但最初的昆仑不指阿尼马卿，梁寅、宗泐所驳还是落空。乾隆朝的君臣呢，他们一面株守着重源出昆仑的旧说，一面又觉得“小积石”气势平常，值不得古人特记，于是恢复唐人的说法，把昆仑依旧推回河源，而把很为特出未便闲置的阿尼马卿派充旧说的积石。因之，他们的结论“从河源之所出以定昆仑而昆仑得矣，不从河源之所出以定昆仑而昆仑失矣” （《纪略》二四） ，在事实上乃恰恰相反；所因河出昆仑只古人的理想，专从真河源以定昆仑，不独迷失昆仑本来的位置，且反会因此而错定真河源的起点，即是说，错定假河源为真河源，如《纪略》所犯的错误。
来到清初，青海已收入版图，康熙四十三年 （一七〇四年） ，命侍卫拉锡、舒兰等往查河源，四月初三日请训，康熙帝谕以黄河之源，虽名古儿班索而嘛，其实发源处从无人到，若至其地，可进则进，不可则止。他们六月初九日至星宿海，十一日自星宿海回程。 [33] 拉锡回来时绘有河源图。 [34] 《东华续录》康熙七四摘录他们的回奏如下：
于四月初四日自京起程，五月十三日至青海，十四日至呼呼布拉克。……六月初七日至星宿海之东，有泽名鄂陵，周围一百余里。初八日至鄂陵西，又有泽名札陵，周围三百余里。鄂陵之西，札陵之东，相隔三十里。初九日至星宿海之源，小泉万亿，不可胜数；周围群山，蒙古名为库尔滚，即昆仑也。南有山名古尔班吐尔哈，西南有山名布胡珠尔黑，西有山名巴尔布哈，北有山名阿克塔因七奇，东北有山名乌兰杜石。古尔班吐尔哈山下诸泉，西番国名为噶尔马塘，巴尔布哈山下诸泉名为噶尔马春穆朗，阿克塔因七奇山下诸泉名为噶尔马沁尼；三山之泉流出三支河，即古尔班索罗谟也。三河东流入札陵泽，自札陵泽一支流入鄂陵泽，自鄂陵流出，乃黄河也。
同时，舒兰也写了一篇《河源记》， [35] 除译音有时略异之外 （如库尔棍、古儿班吐而哈、阿克塔因凄奇、古儿班索而嘛等） ，内容大致相同，惟鄂陵作“周围二百余里”，《东华续录》的“一百”想是铅印本的错误。其中以库尔滚为昆仑，显出附会。若布胡珠尔黑山即《水道提纲》的布呼吉鲁肯，巴尔布哈山，《提纲》同，阿克塔因七奇山即《提纲》的阿喀塔齐钦，乌兰杜石山即《提纲》的乌蓝得齐，噶尔马塘即星宿滩藏名Karnatang的音译，古尔班索罗谟即蒙名Gurban Soloma的音译，是河源附近的情况，他们已晓得大概。他们也知道札陵以西有三支河，不过似乎没有溯流上去。归结来说，他们并不以星宿海为黄河的极源，只因报告弄得不清楚，所以当日的谕旨就错认鄂敦他腊为黄河的发轫。后到康熙末年，屡遣使臣往穷河源， [35] 故当日印行的《皇舆全览图》，在星宿海以西的一条河上已标出“黄河源”的字样。 [36] 乾隆元年 （一七三六年） 齐召南参加《乾隆一统志》的编纂工作，二十六年 （一七六一年） 写成《水道提纲》一书，据他自序，显然是吸收了康熙实测的结果。 [37] 《提纲》五记载河源情况，大致如下：
黄河源出星宿海西巴颜喀喇山之东麓，二泉流数里，合而东南，名阿尔坦河。…… （当河源南岸……又有拉母拖罗海 山，稍崇峻，北岸有噶达苏七老峰，高四丈，亭亭独立，石紫赤色，俗传为落星石） 又东，有拉母拖罗海山水自南，有西拉萨山水自北，俱来会。又东有七根池水自北来会。又东流数十里，折东北流百里至鄂敦他拉，即古星宿海，《元史》所谓火敦脑儿也。自河源至此，已三百里。 （巴颜喀喇山即昆仑山，其脉西自金沙江源犁石山婉蜓东来，结为此山。……源处西二十度，极三十五度也。山石黑色，蒙古谓富贵为巴颜，黑为喀喇，即唐刘元鼎所谓紫山者；又名枯尔坤，即昆仑转音也。阿尔坦河，虽元人寻源，但知起星宿海，未知其西尚有本源，蒙古谓金为阿尔坦，言水色微黄而溜甚急，真河源也）
以巴颜喀喇为昆仑，无非承袭唐人的误解。之外，傅乐焕认为它所谓河源即一九五二年探出的约古宗列渠， [38] 考订是不错的，我们只看它说河源至星宿海已三百里，比朱思本所记里数还远，大致上确已符合。拉母拖罗海山即德人台飞图的Lamatolghoi-ïn-ūla。《提纲》又继续描写星宿海周围的情况，它说：
星宿海于群山围绕中，平地有泉千百泓并涌，望若列星，阿尔坦河自西南来皆汇。 （自巴颜喀喇山，东北连亘为布呼吉鲁肯山、阿喀塔齐钦山、乌兰得齐山、马尼图山、巴尔布哈山，东南盘折为都尔伯津山、哈喇答尔罕山、巴彦和硕山，众山环绕，中间地可三百余里，泉源大小无数，蒙古谓星为鄂敦，水滩为他拉也。阿克塔齐钦及巴尔布哈山高大异常，一则两峰如马耳，正当其北，一则两崖壁立，当其东北，蒙古称为枯尔坤，与源西之巴颜喀喇同名，以三山皆昆仑也。……） 阿尔坦河东北会诸泉水，北有巴尔布哈山西南流出之一水，南有哈喇答尔罕山北流出之水，东会为一道 （土人名此三河曰古尔班索尔马） ，东南流注于查灵海。
其中哈喇答尔罕 （还原应为Xara-tarkan） 山流出之水，无疑是一九五二年所探的喀喇渠了。
再到乾隆四十七年 （一七八二年） ，派阿桂的儿子阿弥达“恭祭河源”，据奏二月二十一日自北京起程，三月初六抵西宁，初十出口，四月初三至鄂敦他拉东界，初六日望祭玛庆 （machin，危险之意） 山。以下说：
查看鄂敦他拉共有三溪流出；自北面及中间流出者水系绿色。从西南流出者水系黄色，即沿溪行走四十余里，水遂伏流入地，随其痕迹，又行二十余里，复见黄流涌出，又行三十里，至噶达素齐老地方，乃通藏之大路。西面一山，山间有泉流出，其色黄，询之蒙、番等，其水名阿勒坦郭勒，此即河源也。当已虔诚恭祭后，遂于十一日由星宿海起程回京覆命等因。
以上一段见《湟中杂记》 [39] ，似从西宁官署的档案录出，后附同年七月二十二日 （《河源纪略》卷首作“七月十四日”） 的上谕，与阿弥达原奏流露出多少异同，应在附录二另行讨论。这里首先声明的，阿弥达的奏覆是《恭祭河源》，上谕开首也说：“今年春间因豫省青龙岗漫口合龙未就，遣大学士阿桂之子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往青海，务穷河源，告祭河神，事竣覆命，并据按定南针绘图具说呈览。” [40] 是阿弥达奉使之主要任务系因决口未塞而祷告河神，祭河必须在它的源头，“务穷河源祭告河神”应该一气读下。换句话说，察视河源只是附带任务，并不是原来的目标，唯其如此，我们便明白阿弥达为甚什么在星宿海以西仅仅耽搁数日，便即回去。如果不然的话，他总不能这样匆忙的，黄盛璋没有抉出此回遣使的动机，所以不太了解事情的曲折。 [41] 董在华根据实地查勘所见，曾作出比较说：“阿弥达探河源的路线……所见鄂敦他拉上的三溪，中、北两溪清绿，南溪色黄，并且伏流入地的情形，与我们查勘所见的是很相同的。他们既然是随痕迹上行，那就是沿喀喇渠上去的，复见黄水涌出，也是我们在查勘喀喇渠所见到的。入藏大路在喀喇渠的左岸也是很显明的。” [42] 以为阿弥达的“阿尔坦河”就是喀喇渠。康乾两朝所探，从前被人们认作实际同一的，至是渐被揭发出来，一九五二年的查勘队是有其相当收获的。至于乾隆上谕所说，“元世祖时遣使穷河源，亦但言至青海之星宿海，见有泉百余泓，便指谓河源，而不言其上有阿勒坦噶达素之黄水，又上有蒲昌之伏流，则仍得半而止” [43] ，未免抹煞元人的发见而夸大自己的创获。元人不追溯蒲昌海，倒是现实的观察；当日的上谕仍然坚持着“盐泽之水，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而大河之水独黄，非昆仑之水伏地至此，出而挟星宿海诸水为河渎而何？济水三伏三见，此亦一证” [44] ，却反被古人所愚弄。
近世丁谦对黄河重源，曾提出如下的讨论：
（罗布） 泊水潜行，复出积石，古说相传已久；惟西人不之信，谓用实测法测得罗布泊高于海平线二千六百尺，鄂凌泊 [45] 高一万四千尺，至潜源重出之噶达素齐老， [46] 更高至一万四千七百尺，水即能潜流千五百里之遥，岂能上涌千数百丈之高？此亦古人一大问题矣。 [47]
总之，重源的说法，拿西方各河古代的传说和近代地文学实际的测量比合起来，便知其事出无稽，只略看前引杜、潘、丁数家的话，已够明白，更无详细辩论之必要。可是有名的学者如陶葆廉，终不能冲过这道藩篱；近人阎文儒还说：“有永宁乡人雷仁者告予曰：彼曾去青海金厂掏金，过马连河，即见黄河河水于戈壁中忽渗入地下，顺其方向，行一日程，又见黄河由戈壁中流出，其水淙淙，声如牛吼，然后汪洋直下。不知与李同知所勘查者 （党河） 是否为一？惟河水出昆仑，重源潜发……昔颇疑之，今履其地，方识戈壁中确有此种漏隙处，先贤所云不诬也。” [48]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须分作两件事来看。沙漠经渗透而水复涌现，是有的 （参前第一节；又塔里木下流有潜水湖（Groundwater lake）三十五，见一九三一年《地学杂志》二期三〇二页） ，但认青海的黄河自罗布泊潜行而来，是错误的。
总括来说，自汉至清，黄河尤其河源的地理状况，根于实践的经过，可算是一级一级地渐趋明朗化；惟书本 （或传说） 对现实的矛盾，却没能应用唯物辩证方法，予以充分证明，故寻究虽历二千余年，然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始终得不到完满的解答。因而昆仑和积石两地点，也跟着移来移去，没有固定的位置，现在把它们的地理层化，列成简表，我们通过细心观察后，总可明白这问题的症结了。
昆仑、积石的地理层化简表
说明：在每一个时代，学者间的意见总未必全体一致，表内所揭示，只就较为流行的而言。
清末以来，资本主义帝国觊觎我国西边的土地和宝藏，纷纷遣队借探险为名 （像近年廓尔喀的登山队） ，深入勘测，河源因亦成为他们目标之一。其已经发表的消息，兹就所知，摘录后方，供研究河源的参考之用。
一八七九——一八八二年 （光绪五——八年） ，英国印度政府派遣测量队潘底特 （Pundit A.K.） 横断西藏，出金沙江上流，越昆仑山脉，入柴达木盆地，更越阿尔田塔克 （Altin-taq） 以至肃州。归途则横断南山山脉，达黄河上游之玛楚河，通过札陵湖西岸，越山以至江源。探测结果，见一八八五年英国《地理杂志》 （ Geographical Journal ） 所刊西藏图中。
一八八四年 （光绪十年） 五月，帝俄的蒲瑞哇尔斯基 （Prejevalsky） 第四回中亚探险，达于河源，同年八月，归柴达木，其大略亦曾揭载于一八八五年《地理杂志》；他于柴达木南边的布尔汗布达山脉越过一万五千七百尺之隘口，南进七十里，便达星宿海；海为一片盆地，东西四十里，南北十三里又三分之一，海拔一万三千六百尺。黄河在此，分作极小的二三支流，阔约七十至九十尺，水深二尺，支流汇合，从盆地西南流出，形成十二里程之沼泽地，是为札陵 （Jarin-nor） 、鄂陵 （Orin-nor） 二湖，海拔一万三千五百尺。
一九〇六年 （光绪三十二年） 六月十三日，帝俄的科兹洛夫 （Kozloff） 行至鄂陵湖出口处，测得札陵湖海拔一万三千九百尺，鄂陵湖一万三千八百九十尺，两湖相隔十俄里 （每俄里等于三千五百尺） ，鄂陵湖周一百二十俄里，札陵湖周一百俄里。湖水之周围尚有八小湖，水含盐分，两湖则否。札陵湖中有岛，岛与西岸之间水特别浅，牦牛可渡；鄂陵湖较深，出口处锤测得一百〇五尺。两湖相连的川长十五俄里，阔一〇五——一三五尺，分布呈网状，水带黄色。札陵湖北岸展开为平坦的广谷，可远望闷古渣沙陀乌拉 （Munku-tsasato-ula） 和可敦哈剌 （Xatuin-xara） 山脉，有札浑鄂勒 （Jaquin-gol） 河自东南来，流入黄河，溯此河而上，可到长江上源。 [49]
一九〇七年 （光绪三十三年） 八月，德人台飞 （Albert Tafel） 探河源，摄有阿勒坦噶达素巨石照片，测定其地为北纬三十五度六点五分，东经九十六度四分。源头处“地当广数公里向斜谷中……谷中又有无数无出口水潭散布，其中最大之湖状盆地，流出一极狭小溪，宽只一步，惟深及一公尺”。星宿海上游为阿勒坦郭勒 （Altan Gol） 。星宿海，藏名噶尔马塘 （Karma Tang） ，意犹“星的平原”。海又东约四十公里，有楚尔莫札陵水 （Jsulmo Jsaringbhu） 由西南流入，会口以下二三公里即星宿海鄂博 （Obo-Odontala，海拔四，三一〇公尺） ，同时，北岸亦有大水来会。由此至札陵湖二十余公里间，殆无支流。 [50] 按台飞所见“无数无出口水潭”断即朱思本的“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当日由梵文译出，容有词不达意之弊。
一九二六年，美国人洛克 （J. F. Rock） 探险阿尼马卿山和青海南河源。 [51]
一九三三年，德国出版的 Patermanns Mitteilungen 载，札陵的藏名为Jso-tsarag，鄂陵为Jsochoora。
之外，到过河源的还有德人费士勒 （Wilhelm Filchner） 、俄人喀士纳可夫 （Kasnakov） ，惟未详何年。据费士勒说，蒙语称札陵为瑟克淖尔 （Ceke Nor） ，意为透明的沙岸，鄂陵为瑟格淖尔 （Cege Nor） ，意为透明的水。 [52]
本节的结论如下：
河源复出的地方，人依着《禹贡》的叙述以为是积石。然而“积石”所在，却跟着环境和认识而层化；《山海经·西山经》的积石，应在今中亚，《穆天子传》的在居延海附近，《汉书·地理志》渐联系现实，说在西南羌中，唐人为调和新旧两说，又有大积石、小积石之区别。
人们过分重视书本，为要求现实与书本相配合，昆仑也跟积石一样，经过层化。上古所称河源的昆仑本在新疆，自明了真河源在吐蕃以后，唐人如杜、刘等遂把昆仑的名称转移到吐蕃去，元、明人更把它向东推移。清人知道昆仑应在新疆，因而深信河出昆仑的古说，再度恢复其原来位置。
河水究从哪方面进入中国，汉或汉以前已有明确认识。事隔七八百年，李靖等征吐谷浑，数在万千以上的人曾到过星宿海及河源，贾耽著《吐蕃黄河录》，是为河有专书之始，以后，杜佑驳河非重源，刘元鼎再把旅途闻见写出，关于黄河真相，唐人实已得其具体。元朝潘昂霄著《河源志》，朱思本翻梵文图本，记出星宿海西南百余里涌井百余，河源所始，已算明白。清朝两次派员探查，尤其末后乾隆一次，考其成绩，不过作细节上的补充，河源发见之功，仍当归之唐、元两代。
河源问题，就物质上说，自汉以后是逐渐进步的；若就理论上说，即是倏进倏退，徘徊歧路的，其唯一的障碍，实由于保守性过强，不能冲破上古传下的假设。
[1] 《辛卯侍行记》五。
[2]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二作一千九百里，系漏计赢母山二百里。
[3] 《河源纪略》二二：“又《水经》云，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然后南流入葱岭；据此，则积石山当在葱岭之北。”也见到这一层。
[4] 前引《讲疏》二五页。
[5] 同上四六页。
[6] 《山海经笺疏》二以为《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的积石都即“《括地志》所谓大积石山”，非也，参看下注8。
[7] 《水经》二：“又东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显然误把张掖河与黄河连合而为一。《通典》一七四：“自葱岭、于阗之东，敦煌、酒泉、张掖之间，华人来往非少，从后汉至大唐，图籍相乘，注记不绝，大碛距数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变，陵迁谷移之谈，此处岂有河流？”即专驳《水经》此项记述；《纪略》二三以为“不信蒲昌以下伏流之说”，颇未了解《通典》的文义，虽然，《通典》是不信伏流的。
[8] 《史记》二《正义》：“《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吴县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十里而绝。三危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四十里’。按南海即扬州东大海……其黑水源在伊州，从伊州东南三千余里至鄯州，鄯州东南四百余里至河州，入黄河，河州有小积石山，即《禹贡》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者。然黄河源从西南下，出大昆仑东北隅，东北流经于阗入盐泽，即东南潜行入吐谷浑界大积石山，又东北流至小积石山。”张守节引《括地志》的文，只至“东南四十里”句为止，以下是守节申明自己的见解（参看《纪略》二一，又孙星衍辑《括地志》佚文，亦未收大积石山一段），《山海经笺疏》八认黄河源从西南下数句为《括地志》之文，实是误读《正义》。又《元和郡县志》三九“河州”，“按河出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注于蒲昌海，潜行地下，出于积石为中国河，故今人目彼山为大积石，此山为小积石”，谓河由羌地注入蒲昌海后，再出于河州，说更离奇；求其致误的原因，无非积石一名之层化，致生枝节。复次，《纪略》二一说，“《水经注》云，河北有层山甚灵秀，严堂之内，时见神人往还，俗不悟其仙者乃谓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因名之为唐述山云云；是此山本名唐述，不名积石，其谓之积石，不知始自何人”，已悟出积石名称之层化；但又拘执地认积石在西南羌中，则所见仍未彻底。
[9] 《元和志》三九“河州枹罕县”，“积石山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积石山，在县西北七十里”。又“鄯州龙支县”，“积石山在县西九十八里，南与河州枹罕县分界”。与《括地志》和《通典》相比勘，《括地志》的“七里”应是“七十里”之夺文，《通典》的“县南”亦似作“县西”较合。
[10] 宋蔡沈《尚书集传》把大、小积石混而为一，那是再后的事。
[11] 参拙著《唐史讲义》五九节注一四。
[12] 同上注一六。
[13] 本段以上所引，多见《支那学》三卷十二期《说河源》（大正一四年）。
[14] 同前引拙著《讲义》注一五。
[15] 《唐会要》九七《新吐蕃传》，《通鉴》二四二及《舆地广记》均作刘元鼎，惟薛季宣《书古文训》、吴澄《书纂言》及《元史》六三《地理志》皆误作薛元鼎。
[16] 《新疆论丛》创刊号七五——七六页，拙著华族西来说得到第一步考实。若乾隆上论所说：“于贵德堡之西，有三支河名昆都伦，乃悟昆都伦者蒙古语谓横也，横即支河之谓。此元时旧名，谓有三横河入于河，蒙古以横为昆都伦，即回部所谓昆仑山者亦系横岭”（《纪略》卷首）。据我看来，已晓得注重空间性，但同时却忽略了时间性。它主张“昆仑自在回部”，见解是相当正确，但回部在上古时代，并非蒙古语流行的地面，蒙古语之行用于贵德堡一带，也是蒙古人南迁以后的事。而且昆仑的各种异议，像阮喻、昆陵、混沦、祈沦，中间均未含有“都”字的音，“昆都伦”和“昆仑”无关，也就显而易见了。《纪略》一二又以枯尔坤为昆仑之音转，更不可信。
[17] 据沈焕章氏《青海概况》说：“通化桥，此桥为木架成，长二十丈，宽丈余，在化隆与循化两县间，黄河上游最大之桥也。”按朱思本说：“……又折而东北流，过西宁州、贯德州、马岭，凡八百余里，与遂水合。……又东北流，过土桥站、古积石州来羌城，廓州构米站界都城，凡五百余里，过河州，与野庞河合。”是积石州、廓州都在贵德以东之确证。复次，《新书》四〇廓州米川县，“贞观五年置，又以县置米州，十年州废，隶河州，永徽六年来属”，据《元和志》三九米川西至廓州一百里，构米站可能是唐代米川的遗址。
[18] 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说：“贵德系浇河故址。”（三页）
[19] 同上一一——一二页。
[20] 同上一一——一二页。
[21] 《黄河河源初步研究》（一九五三年《科学通报》七期一五页）。
[22] 同前《西陲史地研究》一二页。
[23] 《新书》四〇及《通典》一七二都讹作“振武”，兹据《元和志》三九及《旧书》三八校正。
[24] 参拙著《唐史讲义》一二节注四。
[25] 同前《西陲史地研究》一二页。
[26] 《元史》六三《地理志》。昂霄写《河源志》时系延祐乙卯（一三一五年）。
[27] 同上引朱思本说，有“河源在……帝师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余里”的话，也是一种旁证。
[28] 清高宗《河源诗》注：“自此合流东下，屈曲千七百余里，至贵德堡，抉沙激浪，水色全黄，始名黄河”，比较还近于事实。
[29] 《元史》六三《地理志》。
[30] 按腾乞里塔即突厥语Tangri tap犹言“天山”。
[31] 即亦耳麻不莫剌之异译。
[32] 即“玛楚”的异译，黄懋材《西徼水道》：“吐蕃呼水为楚，或译作楮。”
[33]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四《轶舒兰河源记》。
[34] 同上吴省兰《河源图说》。
[35] 《淮系年表》一一“康熙四十七年”下称，“再遣使穷河源”，没有注出它的本据，或引《续行水金鉴》卷一作证，但考《续金鉴》只说屡遣使，并未叙明年份。惟《嘉庆一统志》五四七曾说：“本朝康熙五六十年（一七一七年），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绘画西海、西藏舆图。……使臣测量地形，验河源，涉万里。”
[36] 一九四五年《科学通报》十月号傅乐焕关于黄河河源的问题。
[37] 参同上傅氏文。但傅以为《提纲》成于乾隆三二——三三年即一七六七——一七六八年间则不合，据齐氏自序，实成于乾隆辛巳。
[38] 同上八八页。我另专文讨论，见附录二。
[39] 傅氏说：“民族学院另藏抄本一种，末有《那彦成记》一行，可能是原书曾经那彦成读过，并不一定是那彦成所作。”（同上八五页注二）我曾检阅玉简斋本，记有年号的最迟为青海各旗户口条之“嘉庆十五年”，其历任西宁办事大臣衔名条，最末两人为“三等侍卫那彦成，副都统文孚”。据《国朝先正事略》二三，那于嘉庆十二年授三等侍卫，仍充伊犁领队大臣，五月调西宁办事大臣，十三年擢江南副总河，那么，这一书似是那彦成的后任或即文孚抄录官署里成案，豫备参考之用，算不上什么著作。惟那彦成是阿桂的孙，也不无关系。
[40] 《河源纪略》卷首。
[41] 一九五五年《地理学报》二一卷三期《论黄河河源问题》。
[42] 《黄河河源初步研究》，见一九五三年七月号《科学通报》。
[43] 《河源纪略》卷首。
[44] 《河源纪略》卷首。
[45] 据《纪略》一二，河自星宿海“东南流一百三十里为札陵淖尔……东南流，折而南五十里为鄂陵淖尔”。
[46] 古文重声不重形，王念孙父子及俞樾已郑重地提出这项原则，昭示吾人，积石的名称经过几次转移，可见不能仅就字面求解释。丁谦说：“山称积石，玩一积字，已有人力所成之意，而《提纲》记噶达苏齐老仅高四丈，正与人力所成情形相合。况《山海经》两言禹所积石，是成于人力，尤觉显然。”（《穆天子传考证》一）我们试从事实观察，噶达苏齐老之发见，晚在康熙末年，上古人何曾记出？禹不过神话中的人物，更从何处找出他所积的石？《水道提纲》明言石高四丈，哪能是人力所成？清代考据家往往有胶泥字面的弊病，丁谦所说，恰是这类考据的典型例子。
[47] 《汉书西域传地理考证》。
[48] 《文物参考资料》二卷五期一一二页。
[49] 以上均据一九三一年《地学杂志》二期二九四——二九五页。
[50] 以上据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地理学报》十五卷二三四期合刊徐近之文引。
[51] 《地学季刊》一卷二期。
[52] 同前引徐近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