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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重源，现在我们总知道绝对不可信的了。 [1] 黄河非重源，算是已经解决，但黄河重源说是怎样发生起来？还未有人加以“合理”的解释；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人，向来做事都不彻底，这是最著的一个范例。解释黄河重源的缘起虽于治黄无如何直接关系，惟是黄河重源说是黄河历史未解决的第一个环节，所以必得先从这儿说起。何况这里面含着多少玄秘，有若干我国历史上极重要的问题，如上古的西北交通、周族从甚么地方迁来等等，都可借此得到启示或因而解决呢。
汉以前遗文如《山海经·海内西经》称：“海内昆仑之虚……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又《尔雅·释水》：“河出崐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 [2] 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河曲。”都曾说及河源，可是与今地的对照还不十分清楚，能够明白地叙述黄河上源出自西域的首先要算张骞对汉武帝的奏记，他说：
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焉。 （《史记》一二三《大宛传》）
根据《史记》，张骞当日出使的经历，去时系“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回时系“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了一年多，趁匈奴内乱，始逃亡归国。依匈奴当时领域 （“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 的情形来审度，可信骞本人并未尝经行塔里木河的正流，也不晓得罗布泊 （即盐泽） 是怎么样子，他报告里面这一段话完全得自传闻。比方“其南则河源出焉”那一句当然意味着青海的“重源”，但“多玉石”一句事实上却指于阗的“初源”，由此可见张骞的河源知识是很模糊的。后来便有进步了，汉朝派赴西域的使人越来越多，所以《史记》同传又说：“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前人对于《史记》这一段记载，往往以为昆仑的名称，由武帝所臆定；但《淮南子》那本书写成于武帝初期 （也就是在张骞归国之前） ，它已称，“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又“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绝者，有昆仑之输也”，这可说明即使没有武帝的考定，人们也懂得那方的山脉就是相传的昆仑山。
江浦青以为河和昆仑，各有两个的原因，“可以说汉武帝重通西域，定昆仑于阗关南山后，便将整套本部的地名搬西域用去”。这个解释有好几点讲不通，已由郑德坤驳去。 [3] 但郑氏自己所说：“河水流域有两道大水，同名河，他们发源的山又同名昆仑，他们流注的海又同名渤海。这是很清楚的。历来的学者不知有这样的‘凑巧’的现象，闹出许多笑话呢！” [4] 他所谓“笑话”系指《山海经注》《水经注》等。殊不知西方的 （塔里木） 河系因东方的 （黄） 河而得名，上古人只看成是一道水的两段；“青海的昆仑”又因真河源显露而被后世所层化，郑氏对演变的过程条理不清，所以说是“凑巧”。
综合前引《史记》，吾人可取得三种观念：（一）张骞未出使以前，西域那方面早就有塔里木河是黄河上源的传说。（二）我国上古图书也有黄河出自昆仑的记载，武帝所以晓得这些山名叫昆仑。（ [5] 三）黄河或被认为和黄河有关的流域，上古人只单称作“河” （又如《河图始开图》：“河凡有五，皆始开于昆仑之墟”） ，后人因为“河北得水为河，塞外得水为海” [6] ，始加上“黄”字以示区别。
武帝检查的是哪种图书，我们无从晓得。 [7] 现世所传的《山海经》，并非同一时代同一个人的作品，像前引的《海内西经》，写成时期最早似不能早过战国。侥幸地我们还保存着一部较古的游记，即《穆天子传》，在卷四里面记着周穆王 （元前十世纪） 西行的里数：
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
又《初学记》六引《穆天子传》：
河与江、淮、济三水为四渎，河曰河宗。 （今本没见这一段，且文气不相类，疑是后人的附注）
我们首先要知道，从周代 [8] 到最近以前，地志的记里，大致系以实际旅程为标准，不跟历代的尺度而改变，所以周里、汉里无甚差异 （参注10及15） 。其次，宗周瀍水即后世之浐水， [9] 不是成周 （或洛阳） 的瀍水。根据这两种决定来进行比勘，那末，在宗周 （今西安附近） 西边七千四百里的“河首”，应相当于塔里木正流之某一点，这一点西南至昆仑丘七百里。 [10] 换句话说，河出昆仑或黄河重源的传说，最少可追溯到元前十世纪了。
黄河出现在陕、甘通道上面 （今兰州地面） ，和塔里木河的终点罗布泊，直距也有二千多里，前人何以将黄河与塔里木河联为一起？这可循两种途径去寻求解释：
（甲）假定上古时代有些种族从西方沿着塔里木河向东移徙，行到罗布泊时候，只见一片汪洋，别无出路，塔里木河天天向东流，为甚么积年累月罗布泊总没表现过涨溢的征象？这是古人所无法解决的疑问。 [11] 及后再向河西走廊行去，忽然遇见一条同样东流的巨川，因而认定黄河的上源，是从罗布泊潜行而出；《汉书》九六《西域传》所说：“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就是这个道理。 [12] （乙）指向和（甲）的假定恰恰相反，即是说，有些种族从我国内地向西北方面行去，因而认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
从表面看，两种假定似皆有其可能，但沿黄河从东而西的时候，似应转入羌地，渐了解黄河真源的方向，不应牵涉到西北二千余里外并无关连的罗布泊。再看近世考古学在我国所发见青铜、彩陶等遗物，和西方的很相类似，而我国的青铜遗物，都是精制，未见粗制， [13] 处这种种情状之下，都很难令人主张（乙）项上古种族西徙的假定，即使有，也是西汉以后的事。 [14] 此外，有人想应用地质学来解释重源的现象，但须知重点在地下能否渗透那么远，单凭两处的地质观察，依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因我国文化系发源黄河流域，黄河重源问题的解答，跟上古史有着密切的关联，研究时如不结合这个问题作总检讨，也探不到上古史的秘密。现在，试举出我所认识的三点：
第一，我国内地对天山方面，甚而吉尔吉思草原， [15] 当元前十世纪时，早已有了交通，近世外人在天山山脉道上发见移民遗迹，即可作为一个解释；殷墟之有软玉， [16] 亦可藉此而解决。
第二，最可注意的《穆天子传》二说：“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丌璧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太王亶父相传是文王的祖父，文王享寿九十七岁；又据《穆天子传》四，昆仑丘再西三百里才是赤乌氏舂山，由于周家有亲串住落昆仑丘那边，我们敢相信黄河重源的说法，系随周族东来而输入。张含英在他所著的《治河论丛》屡屡说：“我族沿黄河而东，开拓华夏” （四一页） ，“我华民族沿河东来” （四六页） ，又“吾华民族自西徂东，沿河而下” （九一页） ，黄河问题总与我汉族一部分的祖先的移徙有关，所不同的，看各人怎样解释罢了。
第三，黄河重源说与上古伊、印族的地理知识，完全从一个模型冶铸出来，例如佛经说：
此无热池东有银牛口，出殑伽河，即古所谓恒河也，右绕池匝流入东南海。南有金象口，出信度河，即古辛头河也，右绕池匝流入西南海。西有瑠璃马口，出缚刍河，即古博义河也，如上绕池入西北海。北有颇胝师子口，出徙多河，即古私陀河也，如上绕池入东北海。 [17]
那四条水就和《海内西经》昆仑墟下的赤水、弱水、黑水及河水各各相当。又《山海经·西山经》说：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南流于大杅。
把洋水、黑水分而为二，和《海内西经》洋水就是黑水有点冲突，那是古代传说所常见的。依我的见解，汜天就是内典的梵天，印度人称恒河之一支雅鲁藏布江 （发源于我国之西藏） 为Brahmaputra，字义是“梵子”，汜天之水即恒河的别名。信度河的原名作Sindhu，急读便可变作丑涂。上古有Dahce族人住落于里海附近，大杅即Dahce的音写。这不是我个人的附会，清乾隆时，王绍兰早就以无达比阿耨达， [18] 近人吴廷锡考黑水在今藏、卫之间， [19] 张鹏一又以缚刍河为古弱水， [20] 可见无论旧学家或新学家，都觉得我国上古关于昆仑山下各水的叙述，和佛教的传说息息相通，而佛教的传说又必接受于吠陀，即印度人尚住在五河流域的时代 （元前十世纪以上） 。 [21]
黄河不单止说重源，而且说有三源；如《水经》称河水“又出 （渤） 海，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又南入葱岭山” （这个积石不是甘青方面的积石） 。又《初学记》六引《水经注》及《山海经注》：“河源出昆仑之墟，东流，潜行地下，至规期山，北流，分为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是葱岭之外，还有一个最初的潜源。
中国之水，有重源的又不单止黄河；除济水重源，下文第七节别有详论外，《水经注》一三记桑干水的发源：“耆老云，其水潜承太原汾阳县北燕京山之大池。……古老相传言，尝有人乘车于池侧，忽过大风，飘之于水，有人获其轮于桑干泉，故知二水潜流通注矣。”是桑干水有重源。又《史记》一二三《索隐》：“积石本非河之发源，犹《尚书》导洛自熊耳，然其实出于葱岭山，乃东经熊耳；今推此义，河亦然矣。”是洛水也有其重源。
然则重源光是我们汉族的玄妙理想么？不，西方的河川也有相类似的传说。蒙古初期马黎诺里 （Marignolli） 游记称：“河流至Caffa对岸， [22] 没于沙中，后乃再出，过Thana而潴成巴库海 （Sea of Bacue） 。”张星烺说：“河流入沙中，似指阿母河而言。 [23] 马黎诺里由Sarai至阿力麻里时，或尝经过之，当彼在Sarai时，又必尝见窝尔加河，故谓潴成巴库海也；巴库海为里海之别名。……中国人自昔即有以黄河发源于葱岭，流经喀什噶尔，成塔里木河，入罗布淖尔，再地下潜行，复出于青海而成黄河之说；新疆之人，亦有谓喀喇沙尔附近诸水来自西海 （即里海） 者。马黎诺里经过诸地时，或得闻此异说，故有此误会也。” [24] 拿西方的传说来比黄河重源，正所谓读书得问。又十四世纪教士巴斯喀尔 （Pascal） 的遗札，曾提及梯格里斯 （Tygris） 河，张星烺说这一条河“即窝尔加河，《马哥孛罗游记》亦称窝尔加河以是名。盖中世纪人误信窝尔加河为即梯格利斯河上流，入里海后，经地下而与梯格利斯本身合。” [25] 又亚塞尔拜然 （Azerbaijan） 之Daitya Araxes河，相传系潜行里海的地下，于海之它侧，复出为乌浒 （Oxus） 河。 [26] 这些都是流行于西方的潜源传说，跟我国的传说没有甚么差别。究竟这种理想最初发生于哪一个区域，值得我们来检查一下。据我个人的意见：
（1）从历史的发展性来看，如果假想汉族的祖先去追寻河源，则实际上黄河系打甘肃的南方流来，他们自然地要向羌人住区追求它的上流。为甚么循着跳跃式的发展，无缘无故，忽然指向数千里外的罗布泊，而羌地里面河源的真状，反延至千余年后 （唐代） 才略露曙光。重源说不像发生于我国内地，前头已经有所揭示，且葱岭之外，还说有潜源，这一层更显然是当地土人的传说，没有理由可以承认为东方人的推想。
（2）也许有人以为汉族文化，曾向西域传播；从历史时间性来审查，这更难以成立。汉化西行，是西汉以后的事；依前文所引《穆天子传》，则西周初期，人们已将塔里木河和黄河联系着。即使撇开这一段史料，而《山海经》的一部分总是战国时期写成的，它和汉武帝所检的古图书，司马迁所见的《禹本纪》，都说河出于昆仑，张骞回来时的报告也是一样。这些都在汉武开通西域以前，很难认为汉族文化所影响。
（3）人类思想的引生，都有其当前的背景，山顶的泉池，崖边的瀑布，经年不涸，滔滔不绝，初民当然会寻测它的来龙。但在结结实实一块大陆上面，说从数百里甚而数千里之外，有水泉潜行地下，因而再露出地面为大河，究属是难以理解的事实。惟住在沙漠或沙漠边缘的民族，因环境关系，他们的领悟可有点不同了。沙漠的性质，最易渗透，水于地面渗入，却从数十里外再行涌出，并不是稀奇的事。 [27] 初民的脑筋究属简单，应用演绎的方法，便不难推想到数百里或数千里之外，都是一样。然而依据空间性来窥探，我国内地没有沙漠，这种理想不会创始于内地的。清康熙帝曾说：“泲水伏流三处，其实不止泲，凡水发源处多是伏流，尝问蒙古人，言之甚详。” [28] 塞外蒙古人的汉化程度很浅，尤其是我国古典里面那种玄奥的理论，不会输入于一般蒙人，为甚么他们也说多是伏流呢？要理解这个问题，须晓得蒙古族的文化多自突厥族接受得来，而亚洲西北的草原及沙漠，正是突厥族的摇篮，所谓草蛇灰线，不难踪迹而知。再由于上古传说的散播或近古蒙、藏两族的交通，即在西藏的群众中，最近还表露出这种理想，周鸿石说：“ （雅合拉达合泽） 山下的水向北都流入了柴达木盆地，向南都流入了长江上源的通天河，两者对黄河都毫无关系，可是藏民们，所以把这个山叫做黄河源头，他们的意见是说，雅合拉达合泽与约古宗列只有一小土岭之隔，约古宗列的水，是由这里经地下渗流过来的。” [29] 我们如果把这种意见和《山海经》、内典联系在一起，岂不是黄河、长江和柴达木河都是同源吗？
总括前举三点，便见得黄河发自昆仑和罗布泊潜通于河西那两种理想，显然带着西北边民思想的色彩。其他如济水、桑干水、洛水的重源，都是后来的话，是从黄河重源说产生出来的。
还有人怀疑着重源说不会来自西域，我更要提出一种佐证，就是蒲昌海的名称及情况，在《汉书》之前，早已传入希腊人的耳鼓，给他们记载下来，这虽然不是直接证明，究竟是个间接证明。希腊末期地理学家马利奴斯 （Marinus） 从马其顿商人梅斯 （Maes） 方面 （约六八——八〇年） ，获悉今新疆省内的湖泊情形，到公元一五〇年左右 （东汉桓帝时） ，希腊学者拖雷美 （Ptolemy） 著书，把它搜采进去。在拖氏的地图上，我们看见丝国 （Serica） 境内有两道大川：北边的名俄科达斯河 （OEchordas） ，由两支河源合成，向东行很远，流入大山脉下的湖泊；南边的名包谛萨斯河 （Bautisus） ，也是两水合成，流入一个湖泊。在前，许多地理考证家都把南边的当作雅鲁藏布江。独斯文·赫定以为无论马利奴斯或拖雷美，都绝不知道有西藏那个区域，拖氏的地图只是把塔里木河和罗布泊重复绘出；重复的原因也很简单，当日那一类的报告，必有两种来源，马利奴斯或拖雷美没有想到实是同一的材料。
赫定认为湖只是一个，那是对的。关于两道河的解说，却未能使人满意。我们晓得罗布泊最远的一源，是叶尔羌河会合着喀什噶尔河，与两支河源合成向东行很远的话相合；玄奘一出葱岭，便到乌锻国，这个名称至今没有好好地还原，省去希腊语尾，OEchord可能与之相当。又蒲昌，高本汉切韵还原为B‘uot∂‘iang，西方语言很少见——ng韵母，而我国则特多，例如突厥古文字的Qoto，我国翻作高昌，依此推测，Baut(i)su实相当于“蒲昌”的音写。喀什噶尔河跟于阗河的会点，在沙漠深处，容或旅行商队所未知，或以国名为河名，或以湖名为河名，编纂家只据传闻，无法统一，遂弄出两河、两湖了。最要的是天山一带的地理名词，在汉以前，几乎全数是西北方的本语，不是“汉”语，那末，该地当日及以前流行着西北族的传说，就可想而知。
总之，周、秦两族本来是西方种族之一支，并参杂突厥族的血统， [30] 我在讨论历史分期的各篇更有所引申，这里不必细述。
本节的研究，归纳起来，结论是：
重源说系黄河史的第一个环节，须得从这个环节解起。那种玄想显从西方输入，所根据的理由：
一、水泉渗入地下，于不远处再行涌出，是沙漠常见的现象，也就是重源说的胚胎。当西方种族向东移徙时，目击罗布泊不增不减，再沿河西走廊朝东而行，看见黄河，就以为潜源复出。如果由于东方人追寻河源，必会沿岸左转入羌地，无缘硬指西北二千余里外的罗布泊。又据西方传说，葱岭之外，再有重源，也是一个旁证。
二、河出昆仑，与承接吠陀之佛教传说相同。
三、说重源比较详细的，如《穆天子传》《汉书·西域传》，都是旅行西方的记事。汉以前天山南路的地名，几全数是西北族的语言，没有丝毫汉化痕迹。
四、西域各大河流几于都有重源的传说。
[1] 还有极少数人是相信的，参看第二节。
[2] 邢昺疏读“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为句，是错的；《尔雅》的本意原说河的初原为白色，下流收纳了一千七百零一个支川，变为黄色。如以七百断句，说只有“一川色黄”，在文义和事实上，都属难通。
[3] 《燕京学报》十一期二三一九——二三二一页，层化的河水流域地名及其解释。
[4] 同上二三一四页。
[5] 《史记》又说：“《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司马这一段批评，有应该辨明的三点：（一）司马所见到的《禹本纪》，是否即汉武帝所检的图书，吾人无从断定。（二）司马以为张骞曾穷河源，是未加考实而信笔写出的，已辨见本文。（三）乌睹昆仑一句，古人多未了解，《史记集解》说：“邓展曰，汉以穷河源，于何见昆仑乎？《尚书》曰，导河积石，是为河源出于积石；积石在金城河关，不言出于昆仑也”，认黄河不出于昆仑，就现在来看，是正确的；可是太史公的文章，毫未含有这样意思，太史公的真意，更未尝说西域无昆仑山，去驳正汉武帝的考定，邓展的解释，可谓两层误会。其次，《索隐》说：“言张骞穷河源至于大夏、于窴，于何见河出昆仑乎？谓《禹本纪》及《山海经》为虚妄也”，仍脱不了同样误会。这皆由前人推测太史公的意旨，不外“疑河不出昆仑”或“疑世无昆仑”（见《史记志疑》三六）两层，所以说来说去，总搔不着头脑。据我所见，能了解《史记》这段文字的，古今来只有陶葆廉一人，他著《辛卯侍行记》卷五说：“论者谓误始于《史记》恶睹昆仑一语，其实不然。详审《史记》原文，司马迁因当时君臣好谈神仙，于此文隐寓讽谏，恶睹昆仑一语，意在表明醴泉、瑶池怪物之必无，非谓无昆仑也。下又言‘《尚书》近之’，意若曰：昆仑者《尚书》所谓西戎，安睹仙人瑶池之说乎。此节与五帝纪书黄帝崩葬桥山以辟乘龙上升之诬，用意相同，班固（《张骞传赞》）抄录《史记》，不察寓意，删去瑶池怪物等句，若《史记》专辩昆仑者，后儒承班氏之误，令司马迁受诬，兹特揭而出之。”我试将陶氏说再为引申一下：《史记》这句话原是“恶睹《禹本纪》所谓日月相避，上有醴泉瑶池之昆仑器者乎”的略出，古人写文务求简约，遂致二千年后始有人作出正确的解答，那可见读古人书之难了。
[6] 同前《史记索隐》引《太康地记》。朱熹《释河》也说：“北方流水之通名。”惟胡渭《禹贡锥指例略》说：“江、河自是定名，与准、济等一例，非他水所得而冒。”这段话还要斟酌，参看下文第七节。
[7] 《通典》疑即《禹本纪》，见下文第二节引文。
[8] 甲骨文尚未发见“里”字。
[9] 见拙著《穆天子传地理考实》（未刊）。
[10] 《汉书·西域传》，于阗“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拙著校释（未刊）以为应作七千六百七十里；昆仑山还在于阗的南方，所以七千四百加七百，得八千一百里，大致与汉传相合，也是周里、汉里无甚差异之一个确证。
[11] 《河源纪略》二二说：“于阗河北合葱岭河，东流三千余里，受水大小十数，而尽注于广袤三百里之蒲昌海，果使其下无伏流，亦得以容之乎？”仍带着这种疑问。
[12] 杜佑《通典》以为因张骞从大夏回，看见两道河流入蒲昌海，因疑其潜出积石（引见下文第二节），说甚中肯；不过猜测的不是张骞，而是再前千余年自西向东迁徙的种族。
[13] 参《东方杂志》四一卷五号五五页拙著。
[14] 斯坦因在罗布泊附近掘出的人骨，经专家鉴定与汉族相近，有人即引此以为上古汉族西徙的凭证。但这批人骨的时代，我们尚未能测定，安知非西汉及以后之徙民。
[15] 沈曾植《穆天子传书后》：“卷四末，里西土之数，与《汉书·西域传》《魏书·西域传》大略相符，所谓自宗周至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以今里法减折算之，大旷原盖今里海、咸海之间大沙漠，东迤北至乌拉岭东吉里吉思高原也。”（据《阿母河记》四七页转引）年前我试写《穆天子传考实》，也得到同样结果，可谓不谋而合。顾实乃以为“大乖谬”（《穆天子传西征讲疏知见书目》三四页），则因他误认周里>六国里>汉里>现代里。遂将周穆王西行终点，延伸到波兰平原，同时又强解宗周瀍水为洛阳瀍水，说穆王未出国以前先在国里面兜了一个大圈子，有这种种错觉，所以反而妄诋他人了。
[16] 参《六同别录中》一页李济研究中国古玉问题的资料。
[17] 据《释迦方志》一转引。
[18] 王绍兰说：“阿耨者，华言无也，《西山经》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无达即阿耨达矣。”（见《重论文斋笔录》六）按阿耨达之梵文原语作Anavatapta=an+avatapta，义为“无热”，阿利安结合语之冠首a等于汉语之“无”，但下连母音时便作an，音义兼译，在古代译文里面，例子不少。惟“佛经”说河水从阿耨达池流出，《西山经》说河水流入无达，究不尽同，所以无达是否指阿耨达，还有疑问。明弘治年间（一四八八——一五〇五年）杨子器绘的《全国地图》，于星宿海再西记阿耨达山名称，注明是“黄河源”，李元星以为阿耨达山就是现在的雅合拉达合泽山，河源出自山的西南方（一九五五年《科学通报》六期七八页），这一点须得加以讨论。内典的阿耨达山大致指今印度库施山一带，与真河源相临很远，河源在它的东南，不是西南。河源出火敦脑儿即星宿海的西南，早详于元朱思本的译文（引见第二节），不是子器创见。图将河源绘作两个分支，更无非承袭史汉“河有两源”之旧说。综括来论，杨子器的图是综合史汉、内典和朱思本的书说而作成的，相信他对于河源并没有什么真认识。
[19] 据《阿母河记》叙。
[20] 见所著《阿母河记》一页。西人又说，徙多即巴利文Sida，系“弱水”的意义；有时亦称药杀水为徙多河。
[21] 一三七五年（洪武八年）喀塔兰（Catalan）地图所绘中国各个河流都发源于一边（《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二册一六七页），依然受着古说的影响。
[22] 据《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二册一五六页。Caffa在黑海的东岸。
[23] 阿母河在里海的东边，依上条注Caffa在里海的西方，是这一条河并非指阿母河，而且阿母河当蒙古初期尚直接流入里海，咸海之构成是后来的事，张说误。
[24] 同前引《汇编》一六八——一六九页。
[25] 同上二六一页。
[26] 印人Nagen.Ghose著 The Aryan Trail in Iran and India 二五八页注。
[27] 参看第二节所引阎文儒的话。
[28] 《康熙东华录》一七，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下。泲水即济水。
[29] 《新黄河》一九五三年元二月号五〇——五一页。
[30] 参看《东方杂志》四一卷三号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