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我未发动这回写稿之先，总认为明、清两朝的治河工作，比之前代大大展开，河员们、学者们对河的历史、河的变迁，早已有了综合性、系统性的讨究和报导，无需乎尤其是于黄河未曾作过实地视察的我，来参加这一项工作。

当一九五〇年春间我初授隋唐史课，讲到隋炀帝开通济渠那个节目，略为参考前人的批判，晓得那一回的工程，不过承袭古代遗迹，再加扩大。我于是检阅到郦道元《水经注》和南北朝的交通史料，似乎对古代黄河的真相，获得进一步的认识。然而事实究嫌模糊，我于是再追溯而上，细读《史记·河渠书》和战国杂说，同时把向来认为黄河权威作品的《禹贡》，参用近人新释，施以解剖，上古黄河的真相，至是才得一线光明。总之，它的历史、变迁，还夹杂着许多难解难分的问题，要待我们来发掘，这却出乎最初意料之外。

同年七月，毛主席以英明领导，决定大力治淮。我从报上读悉之后，细想一下，黄是淮的邻人，又是它的敌人，治淮成功，继以大力治黄，那只程序先后的事。然而淮系我们比较安靖的伙伴，黄系捣乱的伙伴，治黄方案应从多方面着手，并不像治淮那么单纯。我受了前项消息的鼓励，越觉得我个人在可能范围内，应该继续向黄河变迁史努力发掘，庶可略尽一部分为人民、为广大群众服务的责任。中间格于赶写两课讲义，又不断地学习改造，工作只能抽暇的间歇进行，幸而今天终于把我的研究写成了。最遗憾的是：广州方面自抗战以后，图书散失，近二三十年来各种水利杂志登载过的建议和评论，不能广泛参考，坐井观天，势难避免。

治河的技术，古代靠经验，如靳辅说：“守险之方有三：一曰埽，二曰逼水坝，三曰引河。三者之用，各有其宜。” ^[1] 都属于这一类。近世尤要靠科学，如李协（即李仪祉）说，“以科学从事河工，一在精确测验，以知河域中丘壑形势，气候变迁，流量增减，沙淤推徙之状况，床址长削之原由；二在详审计划，如何而可以因自然，以至少之人力代价，求河道之有益人生而免受其侵害” ^[2] ，就属于这一类。我既未做过河务工作，又未读过水文学，无论旧识、新知，都是门外汉。然而黄河的自然规律性，有几分总从河的历史暴露出来，要懂得它，便不能完全丢开河的历史。

张含英说：“今日之治河，纵有科学之方法，新式之利器，如无科学之张本，长期之研究，而冒然设计，率尔从事，亦犹医者对于久病之人，尚未察其病源，检其身体，而欲遽施以医药，难乎其为治矣！” ^[3] 我不是说有了比较深入的黄河变迁史，就能马上决定治河的方案；反过来说，黄河史就是张本的一件，没有较准确的黄河史，那就缺去一件很重要的张本了。

研究黄河变迁，也要晓得上古跟近世情形有些不同。李协说：“夫使地球上无人类，则固无治河者，而河亦无所谓治不治也。盖河出山泉以汇于海，中途或滞或湍，或潴或泻，或歧或一，其于床址崖岸，或蚀或积，一皆本乎自然。河之有治有不治，则自有人类之关系始。” ^[4] 那无非见得时代越后，人类的劳动跟水斗争越烈，黄河的本性或多或少地被掩盖着；时代越前，则黄河越能暴露出它的天真。即如上古的河决，不一定堵塞，自明代中叶以后，才持有决必塞的主义，那末，可变的却被人类弄成不变。又如铜瓦厢之决，在无事时候，必会设法堵住，可是清廷当日困于人力、物力，经过二十年后，新道已经深通，旧道不易恢复，只可听其自流，那又本可不变，因受环境限制而造成其变徙的。我们对于这些，切不可机械地看作具有决定性的事变，我在本书中说明弘治八年筑断黄陵冈不能列为大变之一，也属于这一类的例子。

《锥指》四一下说：“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这两句话是很不错的。我们有了理论，还须要实践，要随着事势的发展、环境的变迁而加以改进。比方墨守着《禹贡》的残篇，用经义来治河，以为但使能够恢复“禹河故道”，便可安枕无忧，那真是食古不化的书呆子，在二十世纪的崭新时代，必被淘汰无疑。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连古书也不用读，古书里面包含着许多已往历史的进展，前人的经验。好的固可奉为后事之师，不好的也可取作前车之鉴。尤其是黄河自有史文以来，表现过甚么变化，透露过甚么特性，都值得我们注意及研究。

“治河即以治淮”，是黄、淮会流时代，明人所提出的口号。自去今约百年前，铜瓦厢溃决，黄河改向山东出海，黄、淮两系离立，这个口号好像已不复适用；其实黄河对淮系各支流，随时都带着威胁性，二千余年来的历史已明显地写下不断的记录，并非我们过于杞人忧天。黄河怎样威胁淮系，本书随处都有揭出，这里无须作详细叙述。

黄河的问题，无论时间、空间，在我国都影响太大了。单就水灾来说，多发生在河南和山东；左可以威胁河北，右可以残害苏、皖。究竟哪一方较为吃紧，各人的看法不同。像元余阙说：“南方之地，本高于北，河之南徙难而北徙易。” ^[5] 清孙嘉淦疏：“顺治、康熙年间河之决塞，有案可稽，大约决北岸者十之九，决南岸者十之一；北岸决后，溃运道半者，不溃者半，凡其溃运者，则皆由大清河以入海者也。” ^[6] 又翁同龢等疏：“或谓山东数被水害，遂以河南行为幸；不知河性利北行，自金章宗后河虽分流，有明一代北决者十四，南决者五，我朝顺、康以来，北决者十九，南决者十一。” ^[7] 大致是说南方的地势比北方高，所以河喜欢北行，北决的次数比南决特多。

反之，如胡渭说：“河一过大伾而东，不决则已，决则东南注于淮，其势甚易。” ^[8] 又以为南决很容易。

我们首先要区别的，他们所说的“北”都针对着黄、淮合流时的情况，现在既经改道，就略有不同了。其次，孙、翁的统计怎样得来，可不得而知，但试就明朝的重要河决覆按一下：

洪武二十四年　　　　决入颍。

永乐十四年　　　　　决入涡。

正统十三年　　　　　决入颍。

弘治二年　　　　　　决入颍、涡。

十一年　　　　　　　决入白河。

嘉靖十三年　　　　　决入白河。

十九年　　　　　　　决入涡。

万历四十四年　　　　同上。

崇祯十五年　　　　　同上。

其非决入颍、涡、白河的不计，也已有了九次，何尝是“南决者五”？又清一代在咸丰五年以前，决入大清河或张秋的只得六次，而决入贾鲁河、涡河的却九次之多（参第十四节上），用历史统计来作证，绝不见得“南徙难而北徙易”。

综黄、淮混流及黄、淮合流来论，则自周定王五年前直至咸丰五年，实际上可说并未停止过。反之，从弘治七年（一四九四年）至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年），北流已大概断绝了三百五十年，固然北流断绝的原因，一部分是受人工压迫的。

就现下的黄河流道来说，“北”应该指河北省，据我所推计，历史时期当中，黄河流向天津附近出海的凡三回：

第一回　周定王五年（元前六〇二年）或后定王五年（元前四六三年）至战国止，最多不过二百五十年，少或止一百一十年（见第五及第八节）。

第二回　汉武元光三年（元前一三二年）至王莽始建国三年（一一年），计一百四十二年。

第三回　宋仁宗庆历八年（一〇四八年）约至金世宗大定二十年（一一八〇年），除去“东流”时期外，实约一百十五年。

三回合计，可能不足四百年。又第一、二两回和第三回的前期，南方尚有汴河分流，第一、二两回，北方也有漯川分流，专从天津附近出海的时期，实计只得五十年上下。至于决向河北的出事地点，第一回系宿胥口，今浚县西南；第二回系顿丘，今清丰西南；第三回系商胡，今濮阳东北。换句话说，即不出豫、冀之交一百里的地方。

由上面所叙，可见河患因乎地域（或空间）的理论，固非毫无影响，也不能过分主张。此外还有别一套河患依乎时间的理论，如程大昌说：“利之所存，惟人希土旷，则河堧得以受水；稍经生息，则遥堤之外，展转添堤，固其所也。则何怪乎汉、唐以及我宋，平治久则河决益数也。” ^[9] 他的结论系从“不与水争地”得来。相反的，张含英却看成“水灾与国难”相联系，他说：“多难之世，则必有河溢决漫之厄。盖以人事不和，则私欲横流，各利其私，互相争夺，民生凋敝，救死不暇，天灾之来，既未能防患于无形，更无力拯救于当时，及其溃决，只有听诸天命，任黄流之汹涌，扫田庐成丘墟。”又说：“河道迁徙之变，几无不在国家多难之时也。水灾之原因固多，然人事不减，必其大者。以上所述，略就历次大患言之耳。若细考每次之泛决，亦可得同样之结论。” ^[10]

那些话虽不无片面理由，双方却都忽略了黄河本身的利病。王莽始建国三年之决，咸丰五年之决，虽当国家多事时期，可是，西汉文、武二帝，正鼎盛之世，宋真宗时算不得“国体衰弱”。六朝、五代最为撩乱，人所皆知，但黄河并没见甚么大变。说河患跟治乱相联系，证之往事，颇难成立。

治河比同医病，策略比同处方，医病要晓得病的经过，治河也要晓得河的历史。病状同而病因不同，用药就须酌量加减，溃决同而溃决的成因不同，防备就须随时制宜。医生如不取临床证单一一检阅，是很难药到回春的，黄河变迁的历史就是河患的临床证单了。黄河自有它的特殊性，我们谈治河，如能够详审它的病源所在，虽然不可能一劳永逸（治河断没有一劳永逸的），但比较长治久安的方法，未必定做不到。又假使不检阅临床证单，唯是脚痛医脚，头痛医头，病是暂时好了；然而今年堵塞，明年复决，明年堵塞，后年复决，这样来处治，哪能一日安宁呢？

在前并非没有人研究黄河的变迁，可惜的他们浅尝辄止，不能把它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结果使得一般人对于黄河的危险性，加以低估，进一步更会影响到策略错误；现在试举治河很有能名的潘季驯为例。

潘季驯的《河议辩惑》曾说：“自宋神宗十年七月，黄河大决于澶州，北流断绝，河遂南徙，合泗、沂而与淮会矣。自神宗迄今六百余年，淮、黄合流无恙。” ^[11] 要把他的话仔细分析起来，不知包含着多少错误：（一）宋代所谓“北流”，系专指流向沧州那一条河道，和“东流”的专名对立，并不是泛泛指流向山东、河北的河道。（二）《宋史》所称熙宁十年（一〇七七年） “北流”断绝，只系极短时间的断绝，明年河即复归北道（见第十节）。（三）熙宁十年之河决，系从山东之梁山泊，分为两股：一股合南清河（泗水）入淮，一股合北清河入海，会淮的途径，跟明代黄河会淮的途径迥然不同（明代由阳武出徐、邳会淮，系金大定六年，即一一六六年以后之变局），而且北流（即普通称不会淮之河流）还未断绝。（四）熙宁十年河虽一度入淮，翌年即已断绝，具见前文，自此以后，直至大定八年，才再发生由宋代的“北流”改为南北两清河分流的变局（见第十一节）。（五）贾鲁治河后十余年，河屡决东平，一度分入大清河（一三六六年），这应该是潘季驯所谓北流（非宋代的“北流”），而他却没有算及。总之，在那五百多年当中，黄河不知经过多少变迁，一般人不能晓得，还可原恕，但出自治河著名的潘季驯口里，实在太过疏略了，这不是会令人低估黄河的危险性吗？

再如清初的学者胡渭，也是知识界中尽人皆知的，他在《锥指例略》里面指出截至康熙三十六年止，黄河曾发生过五次大变：

河自禹告成之后，下迄元、明，凡五大变，而暂决复塞者不与焉。

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与漯别行，而东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经》称大河故渎者是也。

二、王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泛清河、平原、济南，至千乘入海，后汉永平中，王景修之，遂为大河之经流，《水经》所称河水者是也。

三、宋仁宗时商胡决河，分为二派：北流合永济渠至乾宁军（今青县）入海，东流合马颊河至无棣县（今海丰）入海；二流迭为开闭，《宋史·河渠志》所载是也。

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实宋光宗之绍熙五年）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注梁山泺，分为二派：一由北清河（即大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是也。

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阳武县南，新乡之流绝。二十六年会通河成，北派渐微。及明弘治中筑断黄陵冈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是也。

但在《锥指》四〇下里面，他把五期改作四期，对最末一期的说法又略有改变，现在也把它全录如下：

定王五年岁己未，下逮王莽始建国三年辛未而北渎遂空，凡六百七十二岁。

自王莽始建国三年辛未河徙由千乘入海……下逮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有横陇之决，又十四岁为庆历八年戊子，复决于商胡，而汉、唐之河遂废，凡九百七十七岁。

自仁宗庆历八年戊子，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实宋光宗之绍熙五年，而河决阳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一百四十六岁。

自金明昌甲寅之徙，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犹未绝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会通河成，于是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凡九十五岁。

最不同的，前头说一淮受全河之水在明弘治中（一四九四年），后头又说在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计提早了二百零六年。其实，一淮受全河之水，最早应在金大定十九年（见第十一节），至元二十六年以前，黄河的北流早断，与会通开河无关（参第十一、十二两节），胡氏任一种的说法，都有错误，而《例略》的说法更坏。后人不详看《锥指》的正文，所以仍把弘治七年（一四九四年）列作第五次。至于后来黄河再次分支北流，系从至正二十六年（一三六六年）起，但这一年究在某处决口？计到弘治七年（约一百三十年）中间北流的情势怎样？历史上没有明白或系统的揭示，我们只从下列的记事可以看出：

洪武六年八月，河水自齐河溃商河、武定境南。

二十四年，河水由旧曹州、郓城两河口漫东平之安山。

宣德六年，金龙口渐淤。

正统二年，决濮州范县。

十三年七月，决新乡八柳树口，由故道东经延津、封丘，漫曹、濮、阳谷，抵东昌，冲张秋，溃寿张沙湾，东入海。

十四年三月，修沙湾堤，不敢尽塞，置分水闸，放水自大清河入海。

景泰元年五月，河决寿张。

二年，河决濮州。

三年六月，决沙湾北岸，掣运河之水以东。

六年七月，塞沙湾决口。

弘治二年五月，一支决入金龙等口，经曹、濮，冲张秋；至冬，决口已淤。

五年，河冲黄陵冈，犯张秋，掣漕河与汶水合而北行。

八年，筑断黄陵冈、金龙等口。 ^[12]

由此约略晓得，宣德以前，河水仍或断或续地向北方分流，自是以后，金龙口渐淤。正统十三年，弘治二及五年都是特决，景泰元、二、三年决口系因沙湾置分水闸，如把弘治七年作为时期的分划，不单止不切合实际，而且当日入泗、入涡或入颍，河流的大势很乱，只呆守着前人不正确的观点——即南北地域性——因人工筑断了北方支流的决口，便算一大变（或大徙），那末，同时黄河自动地在南方另辟支流算不算大变呢？有大变必有“小变”，大小的分别，恐怕不容易获得满意的界说。如认为时间长的便算大，则长短又是相对的名词，凭甚么来规定？

话还不止，胡渭列为四次大变的金明昌五年，照现有史料来寻究，简直没有那么一回事。这年的河决只是离开汲、胙城两县，经阳武取直线冲出，毫无分流于北清河的痕迹。像这样的水道移动，在黄河变迁史上实司空惯见， ^[13] 即如河离开浚、滑，胡氏以为在宋隆兴之前（参第十一节），但胡氏并没有把隆兴时代列作一变，依同样的推理，明昌五年便不能算为“大变”。奈向来读黄河史的人们都奉他为权威学者，无条件地接受他的考定，我的初稿写毕之后，也还一样接受他的话，后来修改过程中，才偶然发现他的错误。再后，我又检得《明史》八三有过“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的话，更见得我的推定，并不是个人臆测。

而且所谓“河变”，与胡渭同时的学者已有不同的分析，如阎若璩《四书释地续》列举出的河变是：（一）周定王五年河徙邺东。（二）汉武帝元封二年至宣帝地节元年河决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至章武入海。（三）宋神宗熙宁十年河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四）明洪武二十四年河全入淮，永乐九年虽复疏入故道，而正统十三年终合并于淮。只有四次，又不数始建国三年、明昌五年及弘治八年那三次，和胡氏相同的仅周定王、宋神宗那两次，可见学者之间意见很不一致。也就是说，我们很难作出一个界说，规定怎样才算大变，怎样便不算大变。

胡氏的分析固然缺点很多，阎氏也是鲁卫之政。首先而且最重要的，阎氏没有数到邺东故大河之断流。其次，河全入淮并非始于洪武二十四年，永乐九年之复故道又不是把贾鲁的故道整个恢复；即使让一步来说，贾鲁的故道何尝不是河全合淮。反之，正统十三年之决，一支从大清河入海，一支由颍入淮，哪能说河终合并于淮？由这来看，阎氏对于黄河变迁的研究，大致实比胡氏为荒疏；虽然他认周定王五年系徙向邺东，这一点确比胡氏棋高一着。

谭其骧说：“虽其（胡渭）分次的办法，划分每次改道的标准年代，都还存在着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暂时仍不妨沿用其说。” ^[14] 话又来了，科学研究之目的，是运用合理的方法，求取个中的真象，适合目前的需要，如果明知它是错，只因没有别的说法来代替，就因陋就简，沿袭着而不改，假如老年还作不出新的说法，我们是不是终久沿袭着错误的解释呢？不破不立，唯其先把错的旧观点扫清，才能激起真的新观点出现。还有一层，我们进行研究时，如果仍遵循错误的道路走去，那末，得出的结论必定同是错误的，这种流弊，不必征引甚么例子，只取谭氏同一篇文章来看，就可得到一个明显的教训了。谭氏说：“从十世纪往上追溯到有史记载的开始，至少有二千年之久，大改道只有两次。”他所谓两次，无疑是守着胡渭周定王五年与王莽始建国三年的划分；按邺东故大河是周代河徙后的主要出海道，也是我国史册上所见唯一最左倾之黄河故道，这一故道行走不久，即已断绝，转向山东出海，还能不算入大改道之内吗？汉武元光三年河决瓠子，通于淮、泗，流行了二十余年，比蒋介石集团所挖的花园口时间还要长，而他却不算是一回事，可见关于河徙的胡氏误说，真深入人们的脑筋，非大加澄清不可。“不妨沿用”的说法是我们所万万不敢同意的。

现在再由元至正二十六年起直至明末为止，作一个河变的大概统计以作示例：

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决入鱼台，徐达引河入泗。

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年），入颍，贾鲁河故道淤。

永乐九年（一四一一年），宋礼引河复行鱼台会汶。

十四年（一四一六年），入涡。

正统十三年（一四四八年），改流为二道：一溃寿张沙湾东入海；一入颍。

景泰三年（一四五二年），复决沙湾东行。

四年（一四五三年），徐有贞引河复由涡入淮。

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年），南北大决后并为一大支，由祥符出商丘丁家道口下徐州。

三年（一四九〇年），白昂引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

五年（一四九二年），犯张秋，掣汶水北行。

八年（一四九五年），刘大夏导河经兰阳、考城，由曹出徐，又分由宿迁、亳州达淮。

十一年（一四九八年），大量由宿迁入淮，徐州水流渐细。

正德三年（一五〇八年），西北徙三百里，由徐州东北小浮桥入漕河。

四年（一五〇九年），再西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县飞云桥入漕河，兰阳、考城故道淤塞。

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年），决宁陵北赵皮寨入淮；又忽自夏邑东北冲，经萧县下徐州东北小浮桥。

十九年（一五四〇年），决睢州野鸡冈，由涡入淮；经考城入徐、吕者仅十之二。

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年），由野鸡冈南决，至泗州会淮。

二十六年（一五四七年），决曹县，冲鱼台之谷亭，南流故道尽塞。

三十七年（一五五八年），曹县新集淤，河由单县析为六派，又由砀山析为五派，俱下经徐洪。

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年），河统会于丰县东之秦沟，余派皆淤。

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决单县黄堌口，分两支：一支出白洋河；一小支出小浮桥。

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年），决商丘萧家口，全河东南注，趋邳州、宿迁，单县黄堌口断流。

三十一年（一六〇三年），决单县、沛县，灌昭阳湖，全河北注者三年。

三十四年（一六〇六年），曹时聘挽河由砀山朱旺口出小浮桥。

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决开封陶家店，经陈留入涡。

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年），决阳武脾沙岗，由封丘、曹、单至考城，复入故河。 ^[15]

“徙”的意义犹“改道”，洪武时承贾鲁河故道，至清河县东北会淮，二十四年忽改行颍水，至寿州正阳镇会淮，永乐十四年又改行涡水，至怀远会淮，难道还算不得“改道”吗？这不是咬文嚼字的争执，于事实上确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正阳、怀远均在淮水上游，坡度较大，淮自然不易被河水挡住以至逆流，反有助黄刷沙的力量。但会点在淮水下流之清河，情势便大大不同了；清河地方的坡度当然很小，淮流到这里，已丧失了建瓴之力，加以黄强淮弱，黄水倒灌极其容易，清口一塞，淮更受制，因而随处泛滥，淮扬七州县被灾。简单地说，黄河会入淮水的地点，愈在淮河上游，则淮受到黄害较少，愈在淮河下游，则淮受到黄害较大，这一个重点，明、清治河的人们大都没有抓着，贾鲁、潘季驯无比较持久的功绩，缺点也就在此处。季驯尝称赞贾鲁河为铜帮铁底， ^[16] 其实贾鲁治河（一三五一年）后未够十年，河便分支向北方冲去，仅四十年（一三九一年），更夺颍而出，故道遂淤；直至万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年），黄河所行才算大概恢复了贾鲁的故道，但至清代初期（也未够三十年）又屡屡溃决，贾鲁河为甚么不安其居？我以为从这些事实，便可寻出它的最重要原因了。

话又回头，大徙的“大”拿甚么作标准呢？如单拿方向来说，则如图由Aa转作Ab、跟Aa转作Ac或Aa转作Ad，有甚么不同的特征？

如论时间长短，则洪武二十四年入颍有二十年历史，永乐十四年、景泰四年两回入涡都有三十年历史，时期可不能算短。根于这样论证，我们试把前表审查一下，便觉得明代配称作“变”或“徙”的总有许多次，单拿弘治八年筑断黄陵冈来代表明代黄河的大事，是多么不切合实际！而更要声明的，我们不能承认自有史以来配称作“大徙”的只有六次，我以为即使依照他们的分割办法，次数也尽可加至两倍或三倍。我们如果不顾及实际，把“变”或“徙”的次数减少，是掩蔽了真相，引起了错觉，其流弊使得：（甲）一般人以为经过二三千年，黄河大变才发生六次，平均每四五百年才有一次，就会错估了黄河的危险性而减低了对它的警戒。（乙）以为某一个长时期当中确没有甚么河患，因而高估了那期治河的成绩，更进一步误信当日某种治河方法确属有效，失却了纠正错误、改变方针的勇气。比方从东汉永平直至唐末，经过八百多年，黄河没有怎样大异动，人们都信是王景治河的功绩，大家推崇他为治河名人，那多半是对的——固然中间还靠着计不出的劳力继续维持住他的成绩——贾鲁、潘季驯却不同了。贾鲁治河的后果，前文早批评过。季驯还在总河任上，已感到无法解除泗州积水的僵局， ^[17] 怎奈河官、学者多数对他抱有好感，不把他的后果详细审查，只听见表扬，不听见批评；一般人更无暇细读河渠史，相率信奉“束水刷沙”为治河不二的法门，清代河防搞不出大进步，是很受这种错觉所阻窒的。而造成了这种错觉的原因，就在于学者们任意减少了河变的次数，没有把黄河变迁的真相和盘托出。

根于以上所举各种原因，如果我们还谨守胡渭的方法，把河徙一一编列为第几第几次，事实上将不胜其烦，有时且无法分划，结果必定钻入牛角尖去。为便于整理及避免轇轕起见，我曾提议废除胡氏的数字编号法，对于每次河变，只估计其影响， ^[18] 这里不必再烦絮了。

还有一点，夺颍、夺涡的事，明清两代屡屡发生，以前却没听见，未钻研过黄河史的人，一下不会明白。为甚么呢？那正是说明我前头所称自周定王五年（元前六〇二年）以前，直至清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年），计二千四五百年或且不知多少年，黄、淮混流或黄、淮合流，在实际上未曾停止过，并非言过其实。上古有“济”，东汉以后常称作“汴”，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水系，它只是周定王五年以前的“黄河故道”，周定王五年以后的“黄河分流”。它的尾闾一部分会入于淮，但它当中途经行时，又可分泌于淮水的支源——颍水、涡水。换句话说，元代以前，黄河并不是跟颍、涡毫无关系，而是经常入颍、入涡的。进入了元代，可就不同，汴渠中段已被黄河侵占（见第十二节），于是首演黄河夺涡的变局（约一二三五——一二五一年，见第十一节）。后到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年），汴渠首段也完全沦入黄河（见第十二节），旧日之“黄河故道”即汴渠，至是又再恢复为“黄河新道”，直到清末，夺涡、夺颍之事乃层见叠出，那就是今昔情形不同，其变动方式也发生差异了。今将元初至今黄河入涡、入颍，分列两表如下：

（甲）黄河入涡表（至某年为止，历史常无明了之记载，又往往有间断，故只记起年。乙表同）

元初（约一二三五——一二五一年期间）。

明永乐十四年（一四一六年）。

景泰四年（一四五三年）。

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年）。

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年）。

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

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年） ^[19] 。

清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 ^[20] 。

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年）。

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年）。

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年）。

嘉庆三年（一七九八年）。

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年）。

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年）。

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

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

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

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

（乙）黄河入颍表

明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年）。

正统十三年（一四四九年）。

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年）。

清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

按元代史志虽未明著入颍，然由至元二十五（一二八八年）、二十七（一二九〇年）及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年）的河患记录来看，显有入颍的事实（见第十二节）。入颍的次数仅及入涡的四分之一，而且入颍（贾鲁河）往往同时入涡，单称入颍的只有洪武、正统两次，大约颍水的地位较西而路曲，且海拔度也较高的缘故。现在除去同时分入两水及人工溃决不计，即七百年中，平均每约四十年发生一次。又入涡的次数，不单止比入颍为多，历史也比较长久，据史志所昭示，洪武入颍走了二十年，永乐入涡走了三十余年（见第十三节），元代入涡最少也有八十年以上（即宪宗初至后至元三年，见第十二节）；总而言之，豫东若有溃决，走涡那条路是最可能而易见的。

其次，黄河史材料怎样搜采和整理，也应带说几句。像金代的初期，金、元交替的时期，历史上都留着模糊或空白的页面，我们首先应该尽各人的力量，剖解残存的材料，加以申明、补充。又像《金史·地理志》，县名下面间有附注“黄河”字样，很容易令人误会那些县是金代黄河经行的地方，但试跟北宋末《元丰九域志》一比，才晓得两本书实是一样，所差的，金志较为简略。我再把《九域志》跟《元和志》一比，又晓得《九域志》的来源，系直接或间接抄自《元和志》，不过把已废的县名改头换面。我们一不小心，以为金志必记金代后期黄河的经行，宋志必记宋代后期黄河的经行，拿它作讨论根据，那就大糟而特糟了。由这，我们得到了教训，就是前人辑地志的方法，大约只把隶属名称，照当代的制度略为更改，其各县所辖的山川，则大致抄袭旧文，记不起黄河的河道是随时改变，没有顾虑到时间、空间，我们千万提防着别要上它的当。

文件比较可靠的，是地方官报导当日该管辖地的情形，和治河官陈述当日河务进行的状况，即使片鳞只爪，总不至十分脱离现实。但这个条件的适用，也有一定限度，比如周金是嘉靖十五年的督漕，漕和河密切相关，河道的变迁，他应该时刻留心，试观他所奏“自嘉靖六年河流益南……”比勘当时章拯、潘希会、戴时宗各督河的奏报情形，恰恰相反（参第十三节上注83）。又如一些官吏或学者记述多年前的往事，我们就须审查他们的话有无错误，才可利用；属于这类的例子，只参看前头我对于《河议辩惑》的批评，和第十四节上纠正陈世倌、包世臣等的错误，便可促起我们的注意，无须多所列举。

纂辑的书，则常犯重复的毛病：如《行水金鉴》二二，嘉靖五年下引《明会典》：“是年，黄河上流骤溢，东北至沛县庙道口，截运河，注鸡鸣台口，入昭阳湖。” （同书一五六引《明副书》同）同书二三，嘉靖六年下又引《续文献通考》：“是年，决徐州及曹、单、城武、丰、沛等县，杨家口、梁靖口、吴士举等处，冲入鸡鸣台……东溢逾漕，入昭阳湖。” （同书一五七引《治水筌蹄》同）今考《明世宗实录》称五年六月，“徐、沛河水溢”，又六年十月下称，“先是六月间黄河水溢，奔入运河，沛县地方沙泥淤填七八里……给事中张嵩等言去秋河塞，皇上特命章拯……并力修浚”。比较了这几条记事，便觉得横截运河、注鸡鸣台都应发生在五年，也许修治还未好，因而六年水涨的时候，仍跟着上年的决路灌入，但断非开始在六年。编《行水金鉴》的没有经过细心研究，至把这件事重复地叙述。简单地说，参考的书本越多，越易犯上这类毛病，只有随时小心，或可减少错误而已。

如上所述，因为传闻异辞或转录错误，两书不相符的例子固然很多，甚至同一作品也犯此弊，其致误原因仍不外是根据或错解两种不同的史料。例如《南河全考》既称万历二十一年“五月，河决单县之黄堌口” ^[21] ，又称二十五年“河复决单县之黄堌口” ^[22] ；其实二十一年黄堌决后，总河杨一魁不主张堵塞，黄河水仍时时从决口通过，并无所谓“复决”。

依于这种种矛盾，初次阅读河史的人们就很难掌握，以前既没有专工校勘的作品，如果我不把我所见到的地方一一拈出，或替它作个考证，听任后来的人再次捉摸，显然未有尽我所应担负的义务。就说我所考证不一一正确，也未尝不可打下一个基础。困难可又来了，全数考证都放入正文，势必喧宾夺主，因之不能不扩大附注，最后几节中间有附注比正文还多，那是不得已的办法，相信对参考方面总会有多少补助的。

还有一点值得声明的，一般历史以朝代断期，已属勉强，黄河变迁史当然更无这样划分的必要。可是黄河史较有详细的记载，只起自西汉，从三国起至六朝末叶，关于正流的消息，几可说绝无仅有，李唐一代也消息不多。由北宋递到金，由金递到元，又各有长时间的空页，非依朝代分节，就界限不清。近世明、清两代材料丰富，考证的附注特别多，为便于检查，故一节之中，再分作上下。

前人记载所用的“河”字，往往不指或不专指黄河。如《金史·地理志》的“河仓”，《元史·五行志》的“河溢”，我将在第十一、十二两节有所说明。明人这样的用法尤多，现下我只拈出几件来示例：如洪武十七年正月，“彰德府奏临漳县河决”；十八年九月，诏“去年河决临漳” ^[23] ；永乐元年八月，“修河南安阳县河堤”，“工部言山东福山县河决护城堤”；十年六月，“河南鄢陵、临漳二县骤雨，河水坏堤岸”；十三年六月，“山西布政司言辽州淫雨，河水暴溢”，十二月，“山东馆陶县、北京南乐县民自陈今夏河水泛溢”；十六年七月，“大名府魏县言河决堤岸” ^[24] 。我们晓得除去鄢陵一县之外，其余临漳、安阳、福山、辽州、馆陶、南乐、魏县等地方，都非当日黄河正流、支流或支源所经，而编《行水金鉴》的号称专家，却把那些材料完全收入黄河史里面，是多么可怪的事。

由这，可见我们研究黄河变迁，对前人搜得的材料，还须先下一番选择工夫，不能无条件接受。

关于上述的种种困难，有时就不能不应用详细的剖析方法，希望可以解决未经解决的问题，写作上于是弄成繁复而无法精简；甚至令人看去，几若离题万里。然而在最近以前，我们没有一部完整可靠的黄河历史，我浪费些无谓笔墨，总会得到阅者的同情和原谅的。

同时为要补救刚才揭出的缺陷，我再把每一节的内容在节末写出简单的结论，使阅者易得明了其大概。

涉写作问题，本篇内属于著者叙述、批评的部分，都尽量利用语体，以便通俗。唯在两种场合下，却不能不保留文言：其一，凡引用前人的建议、记载、考证等等，如一一翻作语体，工作是非常困难。著者的麻烦还系次要问题，古人文字简奥，偶不小心，便失去真意，甚至与原文相反；例如贾让的三策，著者的解释就跟前人迥然不同，假使依照任一方面的意见来翻译，都犯了抹煞另一方面的偏差，那是不能不照引前人文言的理由。其二，关于历朝的河事编年表也是一样，例如《金史》的河决阳武、贯封丘而东，《元史》的黄河复于故道，可能有不同的解释，译作语体，也不能怎样改变。原文既有点含糊，如果插入别的字样，不单止失去本来面目，而且会引起读者的误会，这又是不能不保留文言的理由。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广州中山大学北轩，
修正去年底的写稿
一九五五年七月全稿再度补完

[1] 《皇朝经世文编》一〇一。

[2] 《科学》七卷九期八九六页。

[3] 《治河论丛》七二页。

[4] 《科学》，同前九〇〇页。

[5] 《禹贡锥指》四〇下。

[6] 《经世文编》九六。

[7] 《清史稿·河渠志一》。

[8] 《锥指》四〇下。

[9] 傅寅《禹贡说断》四。

[10] 《治河论丛》八二及八七页。

[11] 《图书集成·山川典》二二七。

[12] 均详十三节上。

[13] 据谭其骧说，北洛水本来是入渭的，明成化年间（一四六五——一四八七年）因黄河一小段偏西流，洛遂改道入河。到清咸丰间（一八五一——一八六一年）河的一段复偏东，洛又入渭。约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左右，河流再偏西，洛再入河。一九三四年大水，河流回向东，洛仍然入渭。又说，古代河套方面，以北河为正流，南河为支流，北河近河口处原有屠申泽，清人叫它做腾格里海。清初北河河口淤塞，河的主流改行南河；中叶后腾格里海变成沙阜，北河也缩小为今日的五加河。现在河套区以河为界，河南叫套内，河北叫后套，秦汉时总名“河南地”（《地理知识》一九五五年八期《黄河与运河的变迁》）。可见潼关以西的黄河也有改道。

[14] 同上引文。

[15] 见十三节上。

[16] 《明史》八四。

[17] 同上。

[18] 《历史教学》十六号，拙著《历史教学上应怎样掌握黄河的材料》（一一——一四页）。

[19] 这一次是人工的决水。

[20] 史料只称南入贾鲁河。接贾鲁河下游本会入颍河，但考乾隆二十六年决出尉氏贾鲁河，分入涡、淝会淮，又四十三年归贾鲁新河，下达亳州之涡河，均不称入颍，故这里作为入涡计算。

[21] 《行水金鉴》三六。

[22] 同上三九。

[23] 均同上一八引《太祖实录》。

[24] 均同上引《成祖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