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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各大河流所没有而为黄河特殊突出的现象，就是常闹改道的乱子；无独有偶，单就改道而论，黄河之外，在我国还可以找到别一个来陪衬。徐炳昶说：“原塔里木河行沙漠中，亦尝如黄河之改道。” [35] 按塔里木在焉耆以西有无改道不可知，往东则近人已发见它故道的遗迹 （当然与黄河因黄土淤垫而改道不同） ，因之，它的潴蓄池——罗布泊也跟着移转，新的比旧的南北相差约一度之远。 [36] 不过塔里木的改道为环境所限，总没有像黄河来得那么频数。
在我们将要了解黄河的改道尽可能考定东周河变以前，黄河所经的道路，首先就遇着一个令人莫名其妙而亟待澄清的问题，就是《禹贡》的济水 （济或作泲） [37] 。据《禹贡》说：
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
由于前人承受上古的臆测，或不明水道的变更，于是累积而成三伏三见的怪说。
《水经注》七《济水》条说：
《山海经》曰，王屋之山，联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泰泽。郭景纯云，联、沇声相近，即沇水也，潜行地下，至共山南，复出于东丘。……今济水重源出温城西北平地。 [38]
这是一伏一见。我们根据明李濂《游济渎记》：
旧记，济水出王屋山顶太乙池，伏流地中，东行九十里，复见于此，其太乙池，今亦涸矣。 [39]
可见济水一伏的话，毫不可信。太乙池已涸而济水犹涓涓地流出，就足构成最强的反驳。
《汉书》二八上“河东郡垣县”：
《禹贡》，王屋山在东北，沇水所出，东南至武德入河，轶出荥阳北地中，又东至琅槐入海，过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
又《释名》：“济，济也；源出河北，济河而南也。” [40] 济水再伏说就以这为根据。《禹贡山川地理图》上的驳论是：
其后，唐高宗疑济源与河不接，而许敬宗止以伏流为对，其说盖取重源以为本祖。独不思济其果能伏流，则当高宗之世，荥口虽不受河，犹有溢流汩出地底，则伏流之说信矣。今其河水不入荥口，则荥泽遂枯，尚言伏流，不其诬耶。
又王纲振的驳论是：
如时以东流为济，溢为荥为见，则漾东流为汉，汇为彭蠡亦可为见乎？又若以入于河为伏，则渭入于河，洛入于河亦可为伏乎？ [41]
又《水经注》七于济水过敖山后称：“自西缘带山，秦汉以来，亦有通否，济水与河，浑涛东注。”既浑涛东注，则河、济已不可分，一伏还可说出于揣测，二伏的理由越加不充分了。《后汉书》二九《郡国志》河内郡温县：“济水出，王莽时大旱，遂枯绝。”胡渭以为“专谓北源”，胡氏又称，《郦注》亦于温县济水故渎下言之，其所云枯后复通，津渠势改者，谓济水自温县入河，不复东至武德耳，而荥阳以下，绝无一字道及，殆与河南之济无涉”， [42] 均能得司马彪的真意。至如《禹贡山川地理图》上所称，“况济之入河，古今皆自温县，故渎至今不塞，则谓王莽时枯竭者亦妄”，则因误会作济水永枯，所以发生这样的批驳。
到了唐代，所谓“河南的济水”已发生变化，唐人为适合现状，《后汉书》一〇六注遂说：
济水出今洛州济源县西北，东流经温县入河；度河东南入郑州，又东入滑、曹、郓、济、齐、青等州入海，即此 （济） 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内而已。
把“河北真济水”的枯绝，移为“河南假济水”中断的原因。往后作品，如《通典》一七二：“济水因王莽末旱，渠涸，不复截河过。今东平、济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谓之清河，实菏泽、汶水合流，亦曰济河，盖因旧名，非本济水也。” [43] 又《元和志》一〇：“济水自王莽末入河，同流于海，则河南之地无济水矣。”似乎已进一步了解济水的现实，但仍跳不出旧说的圈套。至于“二见的济水”何时和何故断流，待下文第九节再行详论。
《禹贡》的作家为甚么有“溢为荥”的认识，这对研究黄河变迁史很有关系。大凡雨水汇流的地方，如果清浊不同，每每呈现着很分明的分水线；但相隔不远，那些界限就完全消灭 （梧州附近桂江与郁江相会的地方，即有这种现象） 。济水入河在河的北岸，荥在河的南岸。济水不过一道很平常的小川，并非源远流长的大水，为甚么晓得它们俩有直接的关系？对这个疑问，经生们的解释也不一样，如：
济水入河，并流十数里而南截河，又并流数里，溢为荥泽，在敖仓东南 （《尚书孔传》） ，此皆目验为说也。济水既入于河，与河相乱，而知截河过者，以河浊济清，南出还清，故可知也。 （《尚书正义》）
济自大伾入河，与河水斗，南泆为荥泽。 （《水经注》七引《晋地道志》） [44]
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职，则能辨味与色，潜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识之。 （《新唐书》二二三上许敬宗对高宗的话） [45]
傅寅《禹贡说断》三的《荥泽辨》：
济既入河，与河相乱，而其溢为荥也，禹安知为济哉？孔颖达谓以其色辨，东坡谓以其味别，而许敬宗则以为入河伏流而出，郑渔仲则以为简编脱误，林少颖则以为禹分杀水势， [46] 而程泰之则又以为水会于河既多，河盈而济继之，故溢而注荥也，纷纷之论，将孰从而折衷乎？
无论哪一说，我觉得理由都很不充分，前人已多有辨明，林之奇说：
济清而河浊，济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会浊之多者，不数步间，则清者皆已化而为浊矣。既合流数十里，安能自别其清者以溢为荥乎？ [47]
又胡渭说：
传言济与河并流始在北，继截河而南，则似两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而南，别与人同行数里，乃独抵所欲诣处，人之行路，固有然者，水则安能？且河大而济小，济既入河，河挟以俱东，济性虽劲疾，恐亦不能于大河之中，曲折自如若此也。……谓济与河乱，南出还清，自颖达始……俗语不实，成为丹青……其是之谓矣。……东坡谓禹以味别，知荥之为济，说本许敬宗，亦非。 [48]
皆是根据物理，加以纠正，无需我再为补充。我所欲提出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荥是泽名，抑是水名，或兼有两项的意义。《穆天子传》五：“浮于荥水，乃奏广乐。”又《周礼·职方氏》豫州：“其泽薮日圃田，其川荧 （荧即荥的别体） 、雒。”都不以为泽名。据近年学者们的研究，《周礼》无疑是战国人的作品，跟《禹贡》的撰写同属一个时期，似可反映着《禹贡》“荥”字的真义。惟是，《左氏传》特著卫侯及翟人战于荥泽，荥本属郑国，翟的大本营却在山西，翟入侵卫，为甚么竟在黄河南岸的别国境内交战？《禹贡正义》：“郑玄谓卫、狄战在此地。杜预云，此荥泽当在河北，以卫败方始渡河，战处必在河北；盖此泽跨河南北，但在河南多而得名耳。” （“河南”二字，据《诗 · 墉风正义》校正） 按明人刘天和《问水集》称：“孟津而下，夏秋水涨，河流甚广，荥泽 （县） 漫溢至二三十里。” [49] 明代尚这样宽阔，则在千余年前春秋之末，河面必更汪洋可观。换句话说，河水流至荥泽县地面，一望无际，就好像汇成一个大湖，“溢为荥”这句，也许是古人对于河流宽广的简描，所以南北两岸都可称荥泽。有此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直可不必追问古代有无“荥泽”；至济水再伏再见的理想，也恐怕因为河面特别宽广而产生。
更后的记载如《尔雅·释地》的十薮，只说“郑有圃田” （郭璞注，“今荥阳中牟县圃田泽是也”） ，与《周礼》同，没提及荥泽。胡渭引《水经注》七的郏城陂，以为“昔人导泽为川之路” [50] ，实本自曾呅所说，“禹时为荥泽而已，至周则为川” [51] ，这种解释，我觉得很难成立。因为（一）春秋时代没有在国际间开凿一条运河的可能，前文经已讨论过。（二）《禹贡》只表示战国时代的现状，依这样把曾说来改正，岂不是“春秋时为川，战国时为荥泽”，哪能说导泽为川？
如果依据《禹贡》“荥波既潴”，认黄河经过那里，跌成蓄水池的“荥泽”之后，仍向东流而构成“荥渎”，这并非没有可能性，但荥泽的淤塞又在甚么时候呢？胡渭引《汉志》，“轶出荥阳北地中”，以为就指荥泽，自平帝之世至明帝永平十三年，汴决坏六十余岁，所漂数十许县 （据《汉书 · 王景传》及《明帝纪》） ，“济渠即荥渎，南去荥泽不过二十余里，则固在所漂数十县之中者也。河水泛滥，必至其处，历六十年而后已，填淤之久，空窦尽窒，地中伏流不能上涌，荥泽之塞，实由于此”。 [52] 除去伏流谬说，前文已有批判外，《汉书》编成在永平之后，《汉志》既未明提“荥泽”的名称，再没说“荥泽”已淤，“轶”“溢”两字通用，似无非抄袭《禹贡》的“溢为荥”而略为改变其文字，并不是新的材料。胡渭的断定“至东汉乃塞为平地”，不外根据《尚书》郑玄注而加以推测；《禹贡正义》引郑注，“今塞为平地，荥阳民犹谓其处为荥泽，在其县东”，郑只说东汉时已塞，并没清楚地指出到东汉才塞。
《水经注》七对荥泽虽有记载，但下文复称：“黄水又东北至荥泽南，分为二水；一水北入荥泽下为船塘，俗谓之郏城陂，东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竹书·穆天子传》曰，甲寅，天子浮于荥水，乃奏广乐，是也。”依文义来看，郏城陂是与荥泽相连，郦道元更引《穆天子传》荥水作证，好像郏城陂就是荥泽， [53] 然而道元的话，未必可靠。最可怪的，《元和郡县志》八“荥泽县”下称，“荥泽，县北四里”，更好像荥泽至唐尚存，奈唐代别的书志没有说过，不知李吉甫何所本据。复次，京相璠称荥泽在荥阳县东南 （《水经注》七。晋以前的荥阳县，在今荥泽县西南十七里） ，唐的荥泽县在今荥泽县北五里，依这些方向、道里来推勘，则《元和志》所说的荥泽，应在晋以前的荥阳县之北，与京相璠的解释也不相合。所以，李吉甫说唐时还有荥泽，跟胡渭说荥泽到东汉才塞，同是一样没甚么确据。
假使我们承认古代有过荥泽到后来才淤塞的话，同时就应研究淤塞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程大昌的解释较好，《禹贡山川地理图》称：“荥泽，郑氏曰，今塞为平地，荥阳民犹谓其地为荥泽，郦道元所言亦与郑合……则可以知荥本无源，因溢以为源，河口有徙移，则荥之受河者随亦枯竭。”因为东周前黄河的正流，行济渎出海，荥泽仍常常得着河水的补充；可是，东周河徙以后，正流已改趋东北，荥泽不可能时常获到鲜水，变成好像死水的内湖，结果便很易涸竭。梁山泊在金代因黄河改流，不上几十年，即整个淤为耕地，是极好的例子。所以我对于荥泽 （假定系） 消灭的见解，跟胡氏不同：（1）由于泽水本身的渗漉性、蒸发性而干涸，不尽由于河泥之填平。（2）可能在战国时期已经干涸，故《汉书·地理志》没有记载，并不是存在至东汉初年。
《新唐书》二二三上载许敬宗的话：“自此 （温） 洑地过河而南出为荥，又洑而至曹、濮，散出于地，合而东，汶水自南入之。”曹、濮指唐代的曹州 （今曹县） 、濮州 （今濮县） 。据《水经》所记，敬宗误认为济水再出的蒗荡渠，其北支即北济 （见下文） ，原来东行经阳武 （今同名） 、封丘 （今同名） 、平丘 （今长垣） 、济阳 （旧兰仪） 、冤朐、 [54] 定陶 （今同名） 等县。换句话说，东周前黄河的北支 （说详下文五项） 就经过上文列举的各县，下流东至琅槐县 （今广饶） 入海，到六朝时遗迹还未尽湮灭，我们从《水经注》七、八两卷便可见得。但到唐时已不能保持， [55] 像胡渭所说，“经流一去，枝渎皆空” （引见后） ，敬宗无法了解，遂强捏三伏、三见的玄虚以求塞责；胡渭不知就里，反来替他圆谎。
荥泽自周以前，已导为荥川，与陶丘复出之济相接，故《汉志》于轶出荥阳地中下，即继之曰，又东至琅槐入海，而定陶县下亦止云《禹贡》陶丘在西南，不引东出之文，盖三见之迹，不可得见久矣。 [56]
那都由于胡氏迷信吴澄“出者言在平地自下而涌，非有上流，如某水至某处之至” [57] 的误解，不信“出犹经过”的正解，遂至被敬宗欺骗而勿觉。沈括《梦溪笔谈》说：“今历下凡发地皆是流水，世传济水经过其下，东阿济水所经。”说的像煞有介事，更令三伏的怪话，易于得到前人迷信。
说至这里，异常复杂的济水三伏问题，算是整个澄清，归纳来说，即：
（一）太乙池并不是济水的真源，所谓一伏，无非承自黄河重源那一套的古旧理论。
（二）济水的始末，就自发源处起至入河处止，与黄河南岸的蒗荡渠毫无关系，既无所谓二伏，那更无所谓三伏。
（三）蒗荡渠实是东周前的河道，其北支原经由定陶东行入海，中断是六朝时的事，无所谓再伏而三见。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