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淮与江的关系既已明白，我们如能触类旁通，那末，对于上古时候淮与河的关系，也就不难了解。
我们首先试问，为甚么黄河南岸边缘有好几个无源的水道向较远的淮系流去？那一地带固然有潦水要寻求宣泄，但没有山岭阻隔，照常理论，最少一部分应该归入黄河的。可是，当大平原尚未完全形成的时代，黄河右侧的溜势循着自然向东南方面散漫，那边的潦水当然也跟着流出。久而久之，黄河正流的河身因为携带泥沙较多，比两侧渐抬渐高，又因时代越后，人们在正河边缘所筑拦防越多，南边的潦水遂不能够归入黄河。我们明白了这种形式，便晓得有史以来河淮两系虽经过许多捣乱，为甚么直到今日，依然保存着贾鲁河、惠济河那两三个渠道了。
现在再看《史记》二九《河渠书》对那方面的交通，是怎样说法：
于是禹……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 [21] ……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
这一道鸿沟，究竟起自某一时代，是上古水利史极饶趣味的研究。程大昌以为“司马迁明谓三代以后，乃始有之”，但他也说，张洎“谓始皇凿渠以灌魏郡，是谓鸿沟，不知鸿沟之名，战国苏秦固尝言之，不待始皇乃有也。又况史迁所记，言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则是先有渠水而始皇引之以灌其城，非始皇创为此渠” [22] 。阎若璩注重《河渠书》“自是之后”四个字， [23] 无非本自程氏，然而上古并无治水的大禹，“自是之后”的反驳，已完全失其效力。
《河渠书》所载，还有前人从没有应用过唯物方法来观察而令我很难置信的。依司马迁说，有人在宋、郑、陈、蔡、曹、卫各国之间，挖开了一条鸿沟，接通了济、汝、淮、泗那几条水，我们首先要问，挖通的目的是甚么呢？春秋时代列国各自为政，互相猜忌，钩心斗角，唯恐外力侵入，它们能通通答应，不提防被人暗算，像假道于虞以伐虢那一类的计策吗？春秋的商务虽相当发达，但这几个国家范围里面，陆运工具似乎尽可应付得来，也无急急发展航运的必要。而且，那件事和夫差的政策不同；《吴语》：“吴王夫差……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他抱着争霸中原的目标，在本国领域内自然可为所欲为，将旧迹重新挑浚，不怕被人干涉。鸿沟要通过许多国家的国境，情势便大大不同了。郑肇经对此，曾用考证方法加以分析，他说：“按郑之始封，在宣王时 （元前八二七——七八一年） ，则鸿沟之引，必在郑始封之后。而胡渭谓：“河水为鸿沟所分，力微不足以刷沙，下流易致壅塞，此宿胥改道之由。”是鸿沟之引，又必在周定王五年 （元前六〇二年） 河徙以前。鸿沟既开，始有河、汴之患。又“东周至春秋 （公元前七六九——六〇二年） ，王室衰微，水官失职，诸侯各擅其山川以为己利，于是自荥阳下引河为鸿沟……河于是始发大难之端矣！” [24] 他循着胡渭的意见，认定王五年以前已有鸿沟，这一点是正确的。除此之外，《史记》用“宋、郑、陈、蔡、曹、卫”字样，只是借后世的地名，来表示水川的途径，我们不应该呆板看去，以为有“郑国”才有鸿沟。宿胥改道，由于鸿沟分流，又只是胡渭的臆测，而且宿胥改道，也不是定王五年的事 （参看下文第八节一项） 。如果“诸侯各擅其山川以为己利”，则我在前文已指出这样贯通的河渠，尤不易取得六七国的同意。郑氏错误的出发点，在认定春秋起才有河患，而实际上则洪水暴涨，早发生于人类奠居以前，黄河的可怕应已深深印入人们的脑筋，哪一国肯招致这些“祸水”，致贻引狼入室之悔呢？
《淮系年表》一四称：“欲于淮系范围中谋大水利，其目光不可不一及于黄河。”唯对淮系具有深入认识，才能作出这样联系的断定。独怪同书的《水道编》又说：“黄河古不通淮，汴蔡之流，利溥中州，然汴首受河，蔡首受汴，黄河之水已与颍淮通矣。”认河通颍淮虽然不错，但说河古不通淮，则武氏的意思似以相通为后世的事。可是征诸水文历史，水川往往本来相通，越后乃越多阻隔，武氏还被《河渠书》所束缚，故以为周时“始间接通淮”。让一步说，引导一条鸿沟，按照当时经济发展，仅够配合，何至如“《水经注》所载济水、荥渎、汳水、蒗荡渠以及睢、靳、洨、涣、涡、沙、夏、肥诸水皆鸿沟所导”，直达于过步开发的程度呢。洪水的恐慌，古人怕还比今人为敏感，难道大家都乐于开门揖盗吗？
这既不是，那又不是，我们唯一的转语，只有认鸿沟是上古自然的遗迹。《河渠书》著“引河”字，把自然的地文遮蒙了二千多年，至今未被人发觉，是贻累不浅的。
关于河与淮古代已相通，本来可拿《禹贡·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那一条来作证。但这是《禹贡》文字上错误争论的焦点，虽然《史记》二《夏本纪》作“通于河”，《汉书》二八上《地理志》作“达于河”，可是旧日经生们因《说文》菏字下称，《禹贡》，“浮于淮、泗，达于菏”，都以为《禹贡》的“河”是“菏”字之误，也就是《禹贡》豫州的菏泽。胡渭说：
《汉志》山阳郡湖陵县下云：“《禹贡》浮于淮、泗，达于河，水在南”，汉时湖陵县安得有黄河？此“河”字明系“菏”字之误，“水在南”谓菏水在县南也。郦道元《泗水注》引此文云，菏水在南，《水经·济水》篇言菏水过湖陆县南，东入泗，皆确证，不独许慎作菏也。 [25]
这是他们最强的反证。然而河与淮在古曾有过一个时期相通，事实上仅有许多确证，不容易抹煞，我们无需专提《禹贡》这一条来讨论。
自汉以至近世学者们的记载和言论，表示着河与淮古本相通的尚有不少，今就个人所知，总录起来，使我们取得了正确的观念，然后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始皇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 （《史记》六《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本纪》，决河灌大梁，遂灭之，通为沟，入淮、泗。 （《汉书》一 〇〇 下如淳注）
徐偃王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 （《博物志》）
大禹塞荥泽，开之以通淮、泗，即《经》所谓蒗荡渠也。 （《水经注》五）
又东北流迳四渎津……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也。 （同上）
昔大禹塞其淫水，而于荥阳下引河东南以通淮、泗。 （同上七）
禹又于荥阳下分大河为阴沟，引注东南以通淮、泗。 （《宋史》九三《河渠志》太宗至道元年张洎奏）
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谓隋炀帝始通汴入泗，禹时无此水道，以疑《禹贡》之言。 [26] 按《汉书》，项羽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即今官渡是也。 [27] 魏武与袁绍相持于官渡，乃楚汉分裂之处，盖自秦汉以来有之，安知非禹迹耶？……其后，或为鸿沟，或为官渡，或为汴，上下百余里间不可必， [28] 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浚伐吴，杜预与之书曰：足下当径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还都；浚舟师之盛，古今绝伦，而自泗、汴泝河，可以班师，则汴水之大小，当不减于今，又足以见秦、汉、魏、晋皆有此水道，非炀帝创开也。 （苏轼《书传》） [29]
河行冀、兖为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尤甚。 （同上） [30]
淮、泗之通河久矣，隋时浚汴而大之尔，汴即《水经》所谓汳也。 （《禹贡说断》二引叶梦得）
《吴语》，夫差起师北征，阙为深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此自淮入汴之道也。 （王应麟《困学纪闻》二）
明万历中，黄克缵修《古今疏治黄河全书》，引宋张洎疏，以为《禹贡》九河之外，原引一支南行入淮、泗。 （《四库全书总目》七五说，“未免出于附会”，是主观的批评）
《孔疏》云，冀州之水，不径兖州，常深以为疑。及读《河渠书》，禹道河至于大伾……忽憬然如梦初觉，知降水、大陆、九河之区，尧时尚未为河所径也，孔义精绝，苏 （轼） 说更畅于《孔》。或谓尧时青、徐无河患，青所治者潍、淄及汶，徐所治者淮、沂及泗耳，于河无涉。余按汉武帝时，河决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是患及徐也。成帝时，河决东郡、平原，泛滥入济南、千乘，是患又及青也。当二渠未厮之日，河自大伾以下，行平地数为败，安知青、徐之境不若后世之横被其害乎？ （《锥指》二九）
愚谓怀襄之世，河从大伾以东，早已溃决四出，太史公云，行平地数为败，是也。 （同上）
或问禹始引河，北载之高地，然则水未治以前，河从何处行？曰，尧时从大伾山南 [31] 东出，或决而北，或决而南，泛滥兖、豫、青、徐之域。 （同上四〇中下）
河虽浊水，性固就下也，可以北不必于北，可以南不必于南，奚以明其然也？自有天地即有河，陶唐以前盖不知其几千万年也，其北耶？南耶？不可得而知也。……抑闻之，郦道元云，禹塞淫水，于荥阳引河通淮、泗，济水分河东南流，则当时已不尽北。 （《经世文编》九七裘日修《治河论》。裘系雍、乾间人）
夫河、淮古称二渎，河水东过荥阳，蒗荡渠即大禹所辟以通淮、泗之路者，河至是借淮以相为梳理，河、淮之合，从来旧矣。 （《经世文编》九七鲁之裕《治河淮策》）
首先要说明的，《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河沟”，系鸿沟、阴沟的省称，那时黄河的正流相去大梁 （开封） 很远，王贲是没法决它来灌大梁的，这正与《河渠书》认战国前已有鸿沟相合。如淳不知就里，删去“沟”字，改为“决河灌大梁”，更进一步误认王贲之后，才有通入淮、泗的鸿沟，那是如淳的大大错误。除此之外，我们由于前一节的抉出，已知《禹贡》的河道实在表示东周河徙以后的河道，然则上文汇集的记载或研究，我们只须将“尧时” [32] “禹迹”那些神话字样除去，剩下的话就可拿来推测东周河徙以前黄河的旧道。现在综合各说，得出两个很为重要的结论：
（一）行平地 旧道是经行豫、徐、青三州的地方。
（二）不经冀州 不经现在的河北而出海，其下流和东周河徙后的新道完全不同。
换句话说，旧道是从徐、青两州分道出海，它和淮的关系，就跟前文提过淮与江的关系一样，两条水的下流，可以互相通接。这个决定也不是我个人的武断，读者们试检阅《锥指》二七胡氏所绘《荥阳引河图第二十四》，便一望而知了。他于这图上注称：
此即河阴县西之石门渠也。《水经》之济水，京相璠名曰出河之济，郦道元以为蒗荡渠；渠分济水，其支派汳、睢由泗入淮，沙水一入淮，一合汝、颍入淮，涡水亦入淮，故曰与济、汝、淮、泗会。……故作是图以列于定王五年河徙之前云。
这是他承认定王五年以前河淮相合的确据。 [33] 然而《禹贡》的写成是在定王五年以后，黄河的大流或正流虽已改道向东北出海，但原日的河道，仍然未尽淤塞 （见下文） ，不知名的《禹贡》作家保存着多少旧闻，所以说“浮于淮、泗，达于河”。胡氏没有冲破《禹贡》的圈子，他的著书就陷于驳而不纯，所以后来有好几位先生批评他的错误；不过他用功颇深，对于上古河道的真相确有认识，有清一代研究《尚书》的各家都觉得望尘勿及，这是我应该向读者们推荐的。
至于汴是黄河分流的一支，其下流入淮，据前文杜预、苏轼所叙述，已很明白，刘尧诲《治河议》下竟以为“……是宋以前河东北流而不受汴水也……是元以前黄河东南流而不受沁水也”。 [34] 如依刘氏所了解，汴水只恃须、索、京、郑各水以为源，则可说“汴水”与黄无关。但据我们所了解，自有记录以来至于北宋，汴的大部分水源都靠分自黄河，没有黄，汴就几不能自立，那不是河受汴或不受汴的问题，而是河分汴或不分汴的问题。刘氏把予受互倒，对河史简直非常隔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