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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禹贡》导河一节的正解

我们既明了了禹河是哪个时代的河,对于《禹贡》导河一节的辞义,自然较易领会。但从客观来看,我们试释的时候,仍有应该注意的两点:

战国是七雄角立的时代,以私人资格,当然不能自由出入列国境界,作广泛的深入的调查。而且山脉连络,水源弯曲,即在二十世纪科学发达、旅行方便的时代,仍有许多蒙昧不明的地方,上古人对于各地山川的认识,能发展至如何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禹贡》的材料,纵许有若干出自作家亲身的履探,但试考察一下,后世写的许多地记、方志,往往辗转抄袭,并非通通经过实际上的调查,由今推古,我们仍可无疑地断定《禹贡》的材料为采集与传闻的综合结晶,这是试释《禹贡》时候应该注意的第一点。

《禹贡》是圣经,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字无着落,这种连续二千年累人不浅的束缚,终于被解除了。然而有人还在问,《禹贡》的水名、川名以至地名,到后世差不多一一都可指实,它的记载岂不是十分真确吗?关于此项问题,尤不可不细加剖析。后世使用的地名,当然有一部分传自上古;同时,也有一部分只系模仿古书而命名的,是不是古名如此,那可说不定。比方,《禹贡》“至于大伾”,《汉书》二九注:“郑氏曰: [25] 山一成为伾,在修武、武德界。张晏曰:成皋县山是也。臣瓒以为今修武、武德无此山也。成皋县山又不一成也。今黎阳山临河,岂是乎?”又《汉书》二八上注:“山再重曰伾,大伾山在成皋。”大伾山所在,最少有不同的三说,反映出“大伾”犹之现代俗语的“大山”,作家的本意并未尝指实某一处的山岭,我们对三处的山都称作大伾,也无所不可。换句话说,《禹贡》里面的名称,被后人认作专名的,在古代可能只是一个通名,这是试释《禹贡》时候应该注意的第二点。

我既提出读《禹贡》的方法,现在就把导河一节,作简略的解释: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自洛水以西,河道向未发生过甚么大变动,可不必讨论。惟关于底柱的险阻,明朱国桢《涌幢小品》说:“河中砥柱有三门:南曰鬼门,中曰神门,北曰人门。鬼门、神门尤为险恶,其中有山,号曰米堆。”康熙四十三年三月,博霁等奏,中流为神门,水势甚溜,南为鬼门,水更汹涌,北为人门,水势稍缓。三门之下百余步为底柱,再下二里有卧虎滩。 [26] 又道光二十三年麟魁等奏:“渑池以上为三门山,即《禹贡》底柱,南北皆危崖峭立,河流盘涡旋洑,南岸突起小阜,土山戴石……石迤逦而下,壁立水涯,东西数十丈,河中二大石对峙,河出二大石之间者为神门,南为鬼门,北为人门。神门宽三十余丈,深不能测。人门宽二十余丈,水深约二丈余。鬼门宽仅二十丈,水深亦不过五六尺。隆冬时惟神门之水如故,余皆干涸,其河底俱整石相连。” [27]

大伾所在,除前文已提出几种不同的解释之外,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上又说:

自大伾以下,不论水道难考,虽名川旧尝凭河者,亦便 (复?) 不可究辨。此非山有徙移也,河既迁变,年世又远,人知新河之为河,不知旧山之不附新河也,辄并河求之,安从而得旧山之真欤?

他未免思之过深,却也言之有理,“自大伾以下,水道难考”,他已觉得《禹贡》对黄河下游的叙述,太过模糊了。其次,“导河积石”一句,作家的本意究指昆仑附近或指河关附近的积石 (详前文第二节) ,或甚而空空洞洞,仅转录从前的旧说,我们难以判定。但试略为统计,导河全节共十二句,叙黄河上游的只得一句,而河曲、河套之特伏,完全未有提及;叙黄河下游的共五句;独中游 (即龙门至大伾) 占了六句,作家的知识似乎偏富于今陕东至河南一带。对于上游的简略,下游的模糊,表现出作家在这两方面的认识甚为贫乏。李素英论《禹贡》的地位说:“从前人信《禹贡》为虞夏时书,又信为禹的治水作贡时亲笔记载,它的地位自然很高。”“为了时代过早,知识有限,自然是有好些地方免不了谬误和模糊。” [28] 蒙文通论《禹贡》内容时曾说:“《禹贡》记山川泽地,独著济泗渭洛,亦此道最详,于东河西河江淮汉之域皆略。远者仅著其名山大川,或更误谬不可究诘。盖密者知其为人物萃聚之区,略者则人稀地旷,其谬误者,更人迹罕至,仅有传闻焉耳。” [29] (东河即指北过降水以下五句) 马培棠曾试图说明《禹贡》与梁惠王之关系。 [30] 又劳榦说:“《禹贡》一书完成的时代,至晚当在战国之世,从他纪载的详略看去,的确是关东人所作。” [31] 我从导河一节来推测,或者是魏、韩两国人的作品,亦未可定。

(1)北过降水

自此以下四句的正解,至今仍是聚讼纷纭。《汉书》二八上“上党郡屯留县”称:“桑钦言绛水出西南,东入海。” [32] 又二八下“信都国信都县”称:“《禹贡》绛水亦入海。”郑玄的《尚书注》则说:

《地说》云:大河东北流,过绛水,千里至大陆为地腹。如《志》之言。 [33] 大陆在巨鹿,《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 [34] 巨鹿与信都相去不容此数也。水土之名变易,世失其处,见降水则以为绛水,故依而废读,或作绛字,非也。今河内共北山,淇水出焉,东至魏郡黎阳入河,近所谓降水也。降读当如郕降于齐师之降,盖周时国于此地者恶言降,故改云共耳。又今河所从,去大陆远矣,馆陶北屯氏河其故道与? [35]

郦道元对郑说提出一大段驳论:

余按郑玄据《尚书》有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推次言之,故以淇水为降水,共城为降城,所未详也。稽之群书,共县本共和之故国,是有共名,不因恶降而更称。禹著《山经》,淇出沮洳,淇澳卫诗,列目又远,当非改绛,革为今号。但是水导源共北山,玄欲成降义,故以淇水为降水耳。即如玄引《地说》,黎阳、巨鹿非千里之迳,直信都于大陆者也。 [36] 惟屯氏北出馆陶,事近之矣。按《地理志》云,绛水发源屯留,下乱漳津,是乃与漳俱得通称,故水流间关,所在著目,信都复见绛名而东入于海,寻其川脉,无他殊渎,而衡漳旧道与屯氏相乱,乃《书》有过降之文,《地说》与千里之志,即之途致,与《书》相邻,河之过降,当应此矣。

同时,又申明信都的绛渎即《禹贡》的绛水:

(衡漳故渎) 又迳南宫县故城西……又有长芦淫水之名,绛水之称矣。今漳水既断,绛水非复缠络矣。又北,绛渎出焉,今无水;……绛渎又北迳信都城东,散入泽渚,西至于信都城,东连于广川县之张甲故渎,同归于海,故《地理志》曰,《禹贡》绛水在信都,东入于海也。

这一条无水的绛渎,唐时呼作枯洚渠。 [37] 此后,宋张洎以为降水即浊漳。 [38] 实不出班、郦两说的范围,胡渭既主张张洎的解释,而又谓:

然《汉志》,信都之绛水,则又有别;《志》云,故章河在北,东入海,《禹贡》绛水亦入海,盖县北故漳即禹河之改道,而绛水出其南则漳水之徙流,郦道元所谓绛渎者也。……而郦道元云绛渎今无水,唐人遂谓之枯洚,《通典》云,清河郡经城县界有枯洚渠,北入信都郡界是也。此渠乃漳水二 (汉?) 时之徙流,《汉志》以为《禹贡》之绛水,大谬。而杜佑据以分冀、兖之界,自后说经者动称枯洚以证导河之所过,皆班固《禹贡》二字误之也。 [39]

后世经生只把枯洚渠一小段的河道,以为即《禹贡》的洚水,固然犯了执滞的毛病,但胡渭的辨证,本身仍具有两种缺陷:其一,今河北省内枝流交错,胡氏哪能晓得绛渎必非汉前原有的枝流而必为汉时漳水的徙流?其二,胡氏也说:“《汉志》杂采古记,故漳、绛二水并存,实一川也。漳、绛本入河,及河徙之后,漳、绛循河故道而下,故郦道元云,水流间关,所在著目,信都复见绛名而东入于海也。” [40] 胡氏所持漳水徙为绛渎之理由,既缺乏确据,剩下的不过全与分之争点,哪能批评《汉志》为“大谬”?

郑玄降水为淇水的假定,已引起郦道元的驳论,而郦氏所提降水为漳水那一说,我觉得也不稳当。因为《禹贡·冀州》下曾说过“至于衡漳” [41] 。衡又作横,郑玄注,“横漳,漳水横流”,前文既呼作衡漳,为甚么这里又改作降水? [42]

降水是甚么?现在,我拟另行提出一个新解释,然就严义来说,也不能算作完全新解,不过由我综合起来,重新提出而已。

《尚书·大禹谟》:“降水儆予。”降或作洚,蔡沈《集传》:“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按《孟子·滕文公下》:“《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又《告子下》:“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 (逆行犹谓不顺水性,针对白圭的壅水立言,朱熹注以为“水逆流”,太泥) 这正是战国时代“洚水”的正解。古书重音不重形,凡同音的字,随便可以通用,王念孙、引之两父子及俞樾已经屡屡揭出,所以古文只写作降,后世取氵旁的会意,遂改作洚,洚乃后起的字。降水的本义,犹谓泛滥之洪水,因当日河北东部地面低下,各水的枝派互相通贯 (直至现代仍然如此) ,《禹贡》的作家既未能分别津流,只可用“洪水”两字包举一切。及后来转为“洚水”或“绛水”,人们遂误会是河流的专名,尤其是经生家把《禹贡》作者的知识特别抬高,以为是禹王遗下的史记,这种误会,愈加牢不可破。

这样子解释降水,并不是我的私见,如果不信,试再举出几个例子来:

《尚书·禹贡》曰,北过降水,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溃。 (《水经注》五《河水》)

漳水东迳屯留县南……有绛水注之……谓之为滥水也。 (同上一 《浊漳水》)

又有长芦淫水之名,绛水之称矣。 (同上)

由是益可证“降”的意义往往与“溃”“滥”“淫”等相联系,近世称徒骇河的下游为绛河,大约也含孕着这一个意义。

还有一点,郑玄疑屯氏河为禹河故道,郦道元以为“近之” (引见前) [43] 胡渭的驳论:“然邺县故大河在东北入海,《地志》有明文,禹河既自宿胥口北行至邺,岂复东行至馆陶而与屯氏相接哉?其非禹迹亦明矣。” [44] 还嫌未得彻底。《汉书·沟洫志》:“ (武帝) 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又同书《地理志》魏郡馆陶县,“河水别出为屯氏河,东北至章武入海,过郡四,行千五百里”,是屯氏河系汉武帝末年所决成,《地理志》也未加上“故大河”的字样,它显然不是战国时代的河道。

(2)至于大陆

大陆有以为泽名的,如《尔雅·释地十薮》称“晋有大陆”。《尔雅》多是释经的文字,这无疑是指《禹贡》的大陆,所以《汉书》二八上“巨鹿郡巨鹿县”称,“《禹贡》,大陆泽在北”。

有以为地名的,如《水经注》九,“纣都 (朝歌) 在《禹贡》冀州大陆之野”,同书一〇,“自宁 [45] 迄于巨鹿,出于东北,皆为大陆”。宋叶梦得说:“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陆以地形得名也。” [46] 又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上说:“《春秋》,魏献子尝田大鹿,焚焉,还,卒于宁。杜预亦不能定大陆所在,第疑巨鹿与宁太远,遂意大陆当在河内修武县也。……河内远在澶、魏上方,未为大河北流之地。……隋氏改赵之昭庆以为大陆,唐人又割鹿城置陆泽县 [47] ……后世亦不坚信也。……《尔雅》,广平曰陆,大陆云者,四无山阜,旷然而皆平地,故以名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及其已过信都古绛而北,则西山势断,旷然四平,遂本其事实而用大陆命之。……自大陆以北,为唐之棣、景、沧三州,地则益下,故河于是播裂为九,则其地不复平衍而特为卑洼故也。”人们拿巨鹿来比大陆,无非因“巨”与“大”同一样义解,但其读音则绝不相同;况且《吕氏春秋》的九薮,既有赵之巨鹿,又有晋之大陆,可见这两个名称不一定发生联系。胡渭说:“要之广平曰陆,是处有之,其大者则谓之大陆;犹之高平曰原,亦是处有之,其大者则谓之太原耳。” [48] 我以为最合《禹贡》的原义。

如果离开《禹贡》的立场,则泽名和地名两种解释都可以通。但就《禹贡》来说,大陆无疑是指一块广漠的平原,《水经注》说南起朝歌,北至巨陆东北,“皆为大陆”,最得其的。胡渭的“大陆,地也,非泽也” [49] ,虽然不错,但又说“然自禹河徙后,去古日益远,大陆不知所在”,仍以为某一点的专名,未免太过拘泥。《禹贡》前文冀州节,“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即谓某某两水已不复泛滥,平原地方已可以耕作,跟本节的大陆同属冀州区域,则取同样的解释,较为合理。总之,“北过降水,至于大陆”两句,其意义是非常浮泛的,并无专指的,后人定要向那方面找寻一点实地,遂至浪费了不少工夫。

(3)又北播为九河

自从汪中揭出古书上的“三”和“九”是虚数之后, [50] 已打破了书痴的迷信不少,可惜他的举例只限于某某部门,未能大量揭发,比方《尧典》的九族,《禹贡》的九江,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因其是虚数,所以哪些人属于九族,哪条水谓之九江,从汉代至今,各有各的见解,从未达到彼此妥协和大众公认的地步。说到九河问题,也是不能例外。

《尔雅·释水》,“徒骇、太史、马颊、覆鬴、胡苏、简、絜、钩盘、鬲津、九河”,把九河名称一一胪列,似乎像煞有介事。《汉书·沟洫志》记成帝鸿嘉四年,“许商以为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九河只举得三个。班固修《地理志》,也找不出新的材料。

中古的经生既认定“九”的实数,同时又信奉《禹贡》为圣经,于是不能不另求解围的方法。《春秋纬保乾图》:“移河为界在齐吕,填阏八流以自广。” [51] 又郑玄《尚书注》:“周时齐桓公塞之,同为一河,今河间弓高以东,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遗处。” [52] 然而要填塞八个河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算做得到,为甚么西汉时代仍然留着三个?元于钦《齐乘》说得好,“禹后历商、周至齐桓时千五百余年,支流渐绝,经流独行,其势必然,非齐桓公塞八流以自广也” [53]

《水经注》一〇:“遗迹故称,往往时存,故鬲、般列于东北,徒骇渎联漳、绛。”又同书五称笃马河“故渠川脉东入般县为般河,盖亦九河之一道也”。已认钩盘河在汉平原郡的般县。 [54] 此后九河的所在,至明代而全数陆续出现:

简在贝州历亭县界。 (《史记正义》)

德州安德县,古马颊、覆鬴二河在此。 (《通典》一八〇)

沧州南皮县有洁河,《禹贡》九河之一也。 (宋欧阳忞《舆地广记》一〇)

太史河在南皮县北。 (《明一统志》,据《锥指》三〇引)

古人所未知的事,留待后人发掘,在研究上是屡屡碰见的。但我们同时要顾虑到地理称谓,“或一名而更两出,或新河而载旧名” [55] ,“平当云,九河今皆阗 (与填同) 灭;冯逡云,九河今既灭难明;王横云,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而近世学者又患求之太详,凡后人所凿以通水而新河以旧号者,悉据以为禹之九河……以汉人所不能知而一一胪列如此,可信乎,不可信乎?” [56] 于钦“尝往来燕齐,西道河间,东履清、沧,熟访九河故道”,著成《齐乘》一书,于九河所在,好比按图索骥。胡渭以为“求九河者……亦不必取足于九” [57] ,这可算是一语破的。

我们依据汪中的发见,再参一唯物辩证方法,可信作《禹贡》的人的意思不过说“分为好几道河”,当日的俗语系习惯用“九”以代表多数。凡在海平下入海的川流,往往有许多港汊,状类丝网,这是世界上任一大河所常见的事。水流如果非挟着大量泥沙,这些港汊就可以长久不变,但假使淤垫太多,就很容易堙塞。今河北东部一带地势低下,河流近入海地方分为无数港汊,纯属于自然现象。播是自动词,郑玄注,“播,散也”。魏应玚《灵河赋》,“播九道于中州” (播是“播为”的省文) ,《水经注》二二,“渠溢则南播”,用法一样。又北播为九河,即是说黄河至此,自己分为几道,“今河在利津入海,尚分多股,当时情形,应无大异。故黄河自播为九河后,即分途入渤海,无合九为一之事”。 [58] 自然的趋势古今相同。后人误解为他动词“使其分散”,张含英所称,“乃顺当时自然之情势以导引之” [59] ,立论犹未能彻底。简单地说,“又北播为九河”的意义也是极其空洞,人们必要把徒骇等列为九河,不单止徒劳无功,且有点食古不化。

胡渭对大陆的解释 (见前文) ,确是恰到好处,奈何论到大陆的地域时候,他又依然陷入泥淖。他说:“傅同叔云,凡广河泽以东,其地平广,绵延千里,皆谓之大陆,是瀛、沧亦大陆矣。河自大陆又北,始播为九河,诚如傅言,则许商所谓九河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者,将何所容其地乎?” [60] 他的错误完全因为不知九河应指近河口的地方,傅寅所说是对的。

(4)同为逆河入于海

甚么为“同”,甚么为“逆”,前人的解释,也多数搔不着痒处。《吕氏春秋》:“巨鹿之北,分为九河,又合为一河而入海。”郑玄说:“下尾合名为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肃说:“同逆一大河,纳之于海。” [61] 又《孔传》:“同合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都以为九河至下游地方,复合为一而后出海。但我们如果相信河已分作九派,依常理而言,多各走一途,越去则相距越远,除非遇着山岭夹束等大力阻碍,很难设想其尾闾再合而为一的。尤其是依照许商的话,鬲至徒骇相去二百余里, [62] 怎能发生这样变化,九道河都同归一道出海呢?

郑以“逆”为相向迎受,《孔》以“逆”为专名,都未可信。唯徐坚《初学记》六:“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海水。” [63] 解释最确。明末夏允彝《禹贡合注》:“今九河之下,即为逆河,殆谓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盖名虽为河,其实即海也。” [64] 又靳辅《治河工程》:“夫河也而以逆名,海涌而上,河流而下,两相敌而后入,故逆也。” [65] 那些话都是对的。因为淤淀越多,河口便越向外伸展,同时,海水也往后退。广州人呼“过河”作“过海”,北方人听不惯,其实,现在的河边,好久以前就是海边,不过保存古语罢了。

最奇的,“同为”的“同”字,历来都解作“合”,从未有人解作“相同”的“同”,那可见的教条主义,在学术上流害不浅。“同为逆河”的真义,就是“一样变作有海潮逆上的河”,而郑派的经生竟解作“合并为一道相互灌输的河”,如风马牛不相及,无怪乎难通了。

此外,还有一类逆河陷海的论调,尤不可不趁此辨明。汉王横说:“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寖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 [66] 是造成误会的原因之一。

《禹贡·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又导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孔传》:“碣石,海畔山”,未指明山的所在。《汉书》二八下“右北平郡骊成县”已有“大揭石山在县西南”;而同书五文颖注:“碣石在辽西絫县,絫县今罢属临榆,此石著海旁”,复别出一碣石,是造成误会的原因之二。

西晋的臣瓒说:“《禹贡》曰,夹右碣石,入于海, [67] 然则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河徙东郡,更注渤海,禹时不注渤海也”,是造成误会的原因之三。

积累着种种误会,于是引起宋儒们一串特殊的理解,现在只拈出一两家作例子。如薛季宣《书古文训》:“河入海处旧在平州石城县,东望碣石……其后大风,逆河故处皆渐于海,旧道堙矣。”又黄度《尚书说》:“逆河、碣石今皆沦于海。” [68] 清初的有名学者们像阎若璩、胡渭,均以为说得有理。胡氏更大加赞赏,他说:“按经所谓海乃东海,在碣石之东,而说者以为渤海,由不知渤海故逆河,后为海所渐耳。”批评《史记·河渠书》及《汉书·沟洫志》作“入于渤海”为错误;他又有驳臣瓒的一段话,以为“不知汉人所谓渤海者,其北一半即逆河之故道也,河岂能越渤海而至碣石哉?” [69] 这种论调出自有名学者的口吻,不禁令我大为惊讶。

他们的理论里面带着好几个疑问,是很难解答的:第一,西伯利亚的东北风,固然是有名厉害,渤海湾里的西南方海岸,也许因此而时有坍塌,但说在有史时期之内,九河或逆河都完全陆沉,那须从地文学上提出实据。 [70]

第二,“夹右碣石,入于河”,《史记》二作“入于海”,《集解》引徐广注“海一作河”,可证徐广所见本是“海”字,不是传刻的错误。同卷《集解》引臣瓒注也作“入于海”,是原本作“海”或作“河”,我们先有考虑之必要。胡渭并没注意到这一点,便强调冀州之作“河”为别有意义。他在《锥指》四〇中下说:“冀州云夹右碣石入于河,则逆河在碣石之西可知,导山云至于碣石入于海,则海在碣石之东又可知矣。导河不言碣石,以行至逆河而止耳,非省文也。碣石者河海之限,渤海者逆河之变也。”这样来分析古史,实是非常曲解,单据“入于河”这一句,我们哪晓得河在碣石的西边呢?《尚书正义》根据《孔传》,以为“河入海处远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也,盖远行通水之处,北尽冀州之境,然后南回入河而逆上也。”我引了他们许多话,已是比较唠叨,而经生家的真意,依然不易明了。现在我再替他们来一个申明,使得读者晓得旧日经生家的思想是如何不联系实际的。他们的大意,以为禹系于不同时间分做三项工作:(1)考察区域的工作。禹在考察冀州时,并非循着黄河下去,只是绕出该州的北境,东达碣石,再由河口沿河行向上游,“入于河”就是说从东海进入河口。(2)考察山脉的工作。禹系经碣石行至东海的海滨。(3)考察水流的工作。这一回禹只行至逆河 (胡氏以为即现在的渤海) 而止,并没有出到碣石和东海。照这样说,导河节之末,为甚么要添上“入于海”那一句呢?他们的理解是多么迂阔难通啊!让一步说,认禹是人帝,则他所写的《禹贡》应是工作的“总结”,不是工作的“日记”,调查区域和山川情况,实际上更须同时并举,不会查山时不查水,查水时又不查山那样单调的。不意旧日经生家竟表现如此奇想,无怪乎经学作品尽管汗牛充栋,而能使人满意的却非常之少了。

第三,《汉书·地理志》的大揭石山,上头未著《禹贡》字样,如果认班固以为即《禹贡》之碣石,那就出于臆测。

第四,碣石的命名也许是取音而非取义,那末,臣瓒的“此石著海旁”,胡渭的“此山不过一海滨之巨石” [71] ,只能是片面的解释。

第五,郑玄说《战国策》的碣石在九门县; [72] 《太康地理志》说乐浪遂城县有碣石山,长城所起; [73] 郭璞《山海经·海内东经注》:“今济水自荥阳卷县东经陈留……东北经济南,至乐安博昌县入海,今碣石也。” [74] 《水经注》一四《濡水》:“文颖曰,碣石在辽西絫县……汉武帝亦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则隐,及潮波退,不动不没,不知深浅,世名之天桥柱也。状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韦昭亦指此以为碣石也。《三齐略记》曰,始皇于海中作石桥。” [75] 《隋书》三〇卢龙县有碣石。又明人刘世伟称山东海丰县北六十里有马谷山,一名大山,高三里,周六七里,疑即古之碣石,为河入海处。 [76] 试将各家的注解联系今地,则:

骊成 乐亭西南。

九门 藁城西北。

遂城 平壤南。

博昌 博兴南。

絫  昌黎南。

卢龙 今同名。

文登 今同名。

海丰 今改无棣。

他们臆想中的地点在实际上虽然有些是复出,但被呼作碣石的仍不下五六处。再如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曹操、后魏文成帝等所登的碣石,究在甚么地方?又未能确切的考定。郦道元根据张氏“碣石在海中”之记载, [77] 屡称碣石“苞沦洪波”,胡渭深信他的话,以为“有其故,有其时,有其证,有其状,凿凿可据”。 [78] 但《水经注》一四固说:“昔在汉世,海水波襄。”是早在汉朝,碣石已沦入海里,为甚么曹操、文成帝还可登临?胡氏似亦觉得理不可通,因又作“此山虽沦于海,而去北岸不远,犹可扬帆揽胜”的转圜之语。 [79] 今查《魏书》五,太安四年 (四五八年) 二月,“登碣石山,观沧海……改碣石山为乐游山,筑坛记行于海滨”,而郦道元著书约在延昌至孝昌年间 (五一二——五二七年) [80] 相差不过五六十年,那会短短时间就无遗迹可寻?何况郦道元死后二十六年 (五五三年) ,齐文宣尚登碣石山一次。 [81] 胡氏又说:“道元家郦亭,距临榆才五六百里,所谓碣石苞沦洪波者,乃以目验知之。” [82] 无论时间、空间都这么相近,为甚么他对于本朝的巡游重典,竟至于毫无闻见?胡氏也晓得“今昌黎县南,海中无一山,自抚宁以东更二三百里,海中亦无一山”,因推诿为“不知至何时复遭荡灭” [83] ,在事实上那是很难说得通的。 [84] 总括一句,《水经注》的记载是否像胡氏所称“凿凿可据”?因为道元把骊成、絫县两个碣石合而为一,已被胡氏指出他的错误。 [85]

第六,王横说渤海湾的西南地面被海水侵陆,也许理之所有。但薛、黄、胡等又进一步认为逆河已变成了渤海,是整个渤海湾都在有史期内被海水所侵蚀而形成的了。但近代大沽口外一带,却一天一天地淤浅,那又怎么样说呢?

第七,薛季宣认河入海处旧在平州石城县 (引见前) ,依《锥指》四〇中下,唐石城县在滦州南三十里;胡渭认碣石为河、海之限 (引见前) ,主张用文颖的注,在今昌黎县东絫县故城之南。他更进一步肯定:“以经言之,河乃自章武东出为逆河,迳骊成至絫县碣石山入海,又过郡二,右北平、辽西。” [86] 就是说,禹河经现在沧县的东北,乐亭县的西南,至昌黎县之东而后入海。那末,古时鲍丘水、濡水 (滦河) 等都须汇入黄河而后出海了,是多么不可信的事!而且乐亭县地方还在渤海湾里面,胡氏以为东海,也是不对的。胡氏在《锥指》四〇中下亦曾引别人的驳论说:“碣石在卢龙县南二十三里,离海七八十里,而河欲至此入海,则必自今天津北行,历宝坻界,转东自丰润迳滦州废石城县南,又东过卢龙县南而南入于海,取道迂远,地势益高,无是理也。”他的反驳只是:“诚知渤海即逆河,而碣石负海,当逆河之冲,则纷纷诸说,不攻而自破矣。”然而逆河变为渤海,依他们的说法,是后世的事,空洞的理论终战胜不过明确的事实,正像苏辙所称:“契丹之水皆南注于海,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黄河哪能经过右北平、辽西两郡而后入海呢?

回头再说正文。《禹贡》“北过降水”以下五句,试依照上面我提出的新解,把它完全转为语体,就是说:“黄河向北方经过泛滥的地面之后,到达了平原一带,又再向北方分为好几个支派,流入海去,那些支派都一样的有海潮来往。”这种空空洞洞不着边际的话,我们实在无从根据着它来定战国时代——即东周河徙以后的黄河流域。

根据《禹贡》来治河或作出治河论,至近代甚而最近,仍然有人抱着这等迷信,现在只拈出一两件来作例子。如嘉庆十六年六月,勒保等奏:“近年筹河诸臣皆执《禹贡》同为逆河之说,谓海口之水,宜合而不宜分,又请将旁泄之路,皆行堵闭;又执靳辅束水攻沙之说,请筑新堤,逼溜入海。但《禹贡》同为逆河之上,尚有播为九河一语,可见黄河入海处非一路可容,而向日王家营减坝,马家港支河,皆合于播为九河之义,非可概行堵闭。” [87] 又如《中国水利史》说:“河自此 (大伾) 大折而北,行东、西两山之间,沛然而下,河道稳畅,此为成功之第一关键。……又同为逆河以敌海,流聚则力强,海口畅利,经久不淤,此为成功之第二关键。” [88] 我们既晓得《禹贡》非治河之书,他们的是非原可不必论列,最要的是以后再不可陷入经义治河的圈套。

前头各节已揭出上古没有大禹治河,《禹贡》只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本节即跟着指出它所描写的“禹河”,就是“东周河徙后的新河”,把那过去看作不同的两种河道统一起来,便消除了许多错误的观点,得出结论如后:

《史记》说“禹河”有二渠,根于司马迁、王横随西山下东北往高地的简单指示,显然以“邺东故大河”为二渠之一,其他一渠却难于揣测。到魏 (三国) 孟康才首作二渠一为“王莽河”、一为漯川的说明,以后经生家便信奉不变。至宋程大昌始推翻“王莽河”的旧说,再次提出“邺东故大河”为禹河,清胡渭的观点相同。但邺东的河道很早就已断绝 (说见下文第八节) ,譬如说当日北边没有漯川那一渠,试问黄河从哪处出海?结论我们应得承认漯川就是其他的一渠。

《禹贡》导河一节关于下游那四五句,往日经生家都看成是研究“禹河”的最要关键;但经过分析,易为现在的语体,则它的意义只是说:“向北方经过泛滥的川流 (北过降水) ,到达平原一带 (至于大陆) ,再北分派为好几道支流 (又北播为九河) ,同是有海潮逆入的 (同为逆河) 。”所用的都是通名。《禹贡》作家对于当时下游的实况,没见得有甚么真切认识。

[1] 《锥指》四〇中下:“高地非谓高于河之上流也。……特以大伾之东地益卑,以彼视宿胥口,则宿胥口之地较高耳,高地对上文平地而言。”对“高地”两字,似乎已获得满意的解答;但我们须知那时候黄河是自流的,非禹导的,水性就下,“高地”二字不过是司马迁一辈子的臆想。《中国水利史》以为“禹河能流行最久而后变”,就在载之高地(三页),所见反出胡渭之下,何况邺东故大河称不上“流行最久”呢。

[2] 杜佑说:“西山者,太行恒山也。”程大昌说:“禹河自湾、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又“古河之在贝、冀以及枯洚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锥指》四〇中下以为他们的话都不对,应指黎阳之上阳三山。据我所见,“西山”不过泛指西边的山地,必要找一个或几个山来作说明,可信非王横的原意。

[3] 据《困学纪闻》一〇转引。

[4] 据《行水金鉴》五转引。

[5] 《锥指》四〇中下。

[6] 此据《史记》二九《集解》所引;《汉书》二九注引“西南南折”。按古代重文的写法,系于字下作二(例如子二孙,二即子子孙孙),所以“西南二折”转讹为“西南南折”。复次,《锥指》四〇下:《沟洫志》宣帝地节中,光禄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势,皆邪直贝丘县。……成帝初,清河都尉冯逡言:郭昌穿直渠后三岁,河水更从故第二曲间北可六里复南合,今其曲势复邪直贝丘……盖即孟康所谓出贝丘西南二折者也,二折疑当作三折。

[7] 据《锥指》四〇中下引。

[8] 程氏这一句,只是引用《水经注》五的话(引见前文第五节),他的意思是空空洞洞的,犹之乎说,“周定王时河离开旧道”,并没有指明徙往哪一处。依据前文第五节所引王应麟《河渠考》程氏系认“周时河徙砱砾”的,说详下文第七节。

[9] 这一句文义很晦,可参看《锥指》三〇所引陈师凯的解释,文面是说,“认汉代的黄河为《禹贡》之漯”。又李惇《群经识小》:“程大昌言此乃汉河者,亦谓漯受河于武阳,乃汉河而非禹河也。若禹时之河由宿胥口北行,东武阳、高唐皆非河所经之地,漯固不得云出自高唐,其受河亦不始于东武阳矣。”

[10] 参看《锥指》四〇中下。

[11] 但《水经注》并未说明是甚么时代的旧渎(参看前文第五节)。

[12] 《锥指》四〇中下。

[13] 同上二九。

[14] 均同上四〇中下。

[15] 均同上四〇中下。

[16] 他的详细驳论,可参看《锥指》四〇中下;但我们如认降水、大陆是通名,逆河是海潮,他的驳论,是无关紧要的。

[17] 均《锥指》四〇中下。

[18] 均《锥指》四〇中下。

[19] 据《金鉴》五转引。

[20] 《九水山房文存》上。

[21] 朱枫《雍州金石记》一:“古人以湿为漯者不一;《说文》,湿水出东郡东武阳,入海,从水湿声,他合切。《汉书·王子侯表》,湿成侯忠,师古曰,湿音它合反;《功臣表》,驷望侯冷广以湿沃公士,师古曰,湿音它合反;《功臣表》有湿阴定侯昆邪,《霍去病传》《王莽传》并作漯阴;《地理志》,平原有漯阴县,而《水经》湿余水亦漯字之异文。”燥湿的“湿”字,《说文》本作濕,后世变濕为“湿”,两字遂混乱而无别(参《锥指》三〇)。

[22] 李淳《群经识小》称:“然则《地志》言漯水所出者,谓漯水至高唐出河而东也,其所谓出,乃复自河出,非别由山泉及平地而出也。”我以为《水经注》漯水出东武阳之“出”也应同样解释,参下一条注。

[23] 《汉地志》“东郡东武阳”:“《禹贡》,漯水东北至千乘入海,过郡三,行千二十里。”似乎可算得独立的川水。但无论如何,班固修志时河的一部分已东行漯川,《地志》所说,充其量只能是以前某一个时期的情形。

[24] 《锥指》三〇,“渭按漯上承河水,非山源也”,又同书四〇中下,“凡河所经之地,纳山源大川,则河徙而渎不空”,唯其不是山源,所以有“河盛则通津委海,水耗则微涓绝流”(《水经注》五引《地理风俗记》)的现象。但《锥指》三〇又说:“其实河行漯川,独武阳以上则然,而武阳以下,河、漯仍自别行。应劭曰,河盛则通津委海,水耗则微涓绝流,谓漯自高唐以东,以河之消长为盈涸,非谓河行漯以入海也。”然而漯既非山源,哪能成一独立的流域?漯川既靠河水而消长,更哪能说河不行漯,这都是胡氏的大矛盾处。

[25] 郑氏,臣瓒《集解》以为郑德,颜师古《汉书叙例》批评其无据。今检《尚书·禹贡正义》:“郑玄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张揖云,成皋县山也。《汉书音义》有臣瓒者,以为修武、武德无此山也。成皋县山又不一成,今黎阳县山临水,岂不是大伾乎?”除张揖,张晏的不同之外,其他文义、次序,都和《汉书》注一样,是孔颖达认郑氏为郑玄了。

[26] 《康熙东华录》一五。

[27] 《续行水金鉴》八七。

[28] 《禹贡》一卷一期五页。

[29] 《禹贡》二卷三期五页。

[30] 同上五期二二——二七页。

[31] 《历史语言所集刊》五本二分一八五页。吕振羽在他的《中国社会史纲》四四一页注七三也承认《禹贡》“为战国人所作”,但未附说明。

[32] 王念孙《读书杂志》以为“入海”当依《水经》浊漳水注引桑钦,作“入漳”。

[33] “志”字系指《汉书·地理志》。

[34] 西汉的信都国,汉安帝改作安平,故郑玄称绛水在安平信都。

[35] 据《水经注》一〇引。

[36] 戴震的校本称:“案此语有舛误。”我以为“直”字古有“相当值也”的解释,这一句并无误字,只须把“非”字钩在“迳”字的下面,读作“黎阳、巨鹿,千里之迳,非直信都于大陆者也”,便通。它的意思就是说:“郑玄以为信都、巨鹿中间的距离没有一千里那么远,但须知《地说》所谓千里,系指黎阳、巨鹿间的距离,并不是指信都和大陆的距离。”《禹贡锥指》四〇中下:“道元疑之曰,黎阳、巨鹿非千里之遥,是矣。”简直与道元的用意相反对。

[37] 《通典》七八“冀州信都县”:“北过绛水即此,亦曰枯绛渠,西南自南宫县界入。”

[38] 据《锥指》四〇中下引。

[39] 《锥指》四〇中下。同书二九又说:“即以为禹迹,此亦是河别为降。”可见胡氏已不能坚持自说。

[40] 《锥指》四〇中下。同书二九又说:“即以为禹迹,此亦是河别为降。”可见胡氏已不能坚持自说。

[41] 关于漳水,我还要附加一点考证,前人所未提过的。《吕氏春秋》说:“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名曰洪水,禹乃决流疏河为彭沣之漳,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以文义来看,《吕览》的“漳”当然不是指冀州的“衡漳”,因为前头的吕梁、孟门和它相隔很远,所以《禹贡》的注释向来都没有引过《吕览》这一条。而且在古典里面,同名“漳水”的不止一处,如《左氏传》宣公四年漳澨,杜预《释例》说:“漳水新城沶乡县南”,那是荆州的“漳水”。《国策地名考》八:“《通雅》,漳十有一,皆以清浊合流而名(沈存中以清浊相蹂者为漳)”。“漳水”不定指河北,已有确证。复次,《禹贡》雍州“沣水攸同”,沣亦作邺,《汉书·地理志》沣水出扶风鄠县东南;则彭沣之漳,很像与吕梁相近而在雍州区。我前几年以为《穆天子传》一“天子北征乃绝漳水”的“漳水”,不是现在河北的漳水,得这几条作证,更使考据的实力大大增加。

[42] 我这个驳论,跟丁谦《绛水考》:“何《禹贡》载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并不云至于洚水乎?”(《水经注正误举例》四)意思相同。

[43] 焦循《禹贡郑注释》:“屯氏之绝亦久,当时学者有以屯氏之河为禹河者,故郑氏疑之。”那是郑派替郑玄辩护的话。

[44] 《锥指》四〇中下。

[45] 《尚书·禹贡正义》:“《春秋》,魏献子畋于大陆,焚焉,还,卒于宁;杜氏《春秋说》云:嫌巨鹿绝远,以为汲郡修武县吴泽也;宁即修武也。”

[46] 据傅寅《禹贡说断》一引。

[47] 这就是我前文所说,有些地名系模仿古书而命名的一个显著例子。

[48] 《锥指》二九。

[49] 同上四〇中下。

[50] 《述学内篇》一。

[51] 均据《尚书·禹贡正义》引。

[52] 均据《尚书·禹贡正义》引。

[53] 据《锥指》三〇引。

[54] 《通典》八〇“沧州乐陵县”,“古钩盘河在县东南”,般县今德平县,德平和乐陵交界,是《通典》所说,实本自《水经注》,程大昌、胡渭等均误以为唐人方才晓得。

[55] 程大昌《山川地理图》上。

[56] 均见《锥指》三〇。

[57] 均见《锥指》三〇。

[58] 据《古今治河图说》九页引。

[59] 《治河论丛》四八页。

[60] 《锥指》二九。傅同叔就是傅寅。

[61] 郑、王两说均见《禹贡正义》。

[62] 如果依《锥指》四〇中下“受以广二百余里之逆河,踊跃翻腾而入海”的设想,那简直是淤淀未成的海滩,不能说是“逆河”。

[63] 《锥指》四〇中下既称徐坚“此义最优”,其前文又说,“所以名逆者郑义尽之”,然郑、徐的解释实不相同,胡氏未免自相矛盾。

[64] 据《锥指》三〇引。

[65] 《经世文编》一〇一。明隆庆六年吴从宪奏,“海潮逆流”,《续行水金鉴》一五引高晋、李宏奏,“每当潮长时,入海之水,不无顶阻”,又《光绪东华录》七五陈士杰称“海潮上迎”,正可作为逆河的正解。

[66] 《汉书》二九《沟洫志》。

[67] 据《史记》二九《集解》所引:但今本《汉书》二九的注又作“入于河”。

[68] 均据《锥指》四〇中下及《行水金鉴》五引。黄度字文叔,《宋史》三九三有传,曾著《尚书说》七卷,收入《通志堂经解》里面;又《宋史》同卷的黄裳也字作文叔。

[69] 胡渭的话均见《锥指》四〇中下。

[70] 德国里希霍芬(Richthofen)于一八六八——一八七二年来华考察,认为我国海岸,自宁波以南属于下沉的,以北系在上升进行中;这因为华北海岸线大部分属于沙岸,多平直而少变化,很像是海底平原的隆起,故有如此的认识。到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四年间,美国地质学家维理士(Baily Willis)随许多学者研究之后,又以为我国北部海岸线也属于里阿(Ria)沉降型。直至最近二十多年,才确定中国海岸线就大体上说,虽是沉降,但于最近的地质时期中,曾做过轻微的上升(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山大学陈国达著《中国海岸线问题》三五二——三五三页)。然而无论怎样下沉,那都是地质时期的事,不是有史时期的事。《水利论丛》提出的疑问(一〇六——一〇七页),似乎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71] 《锥指》二九。

[72] 据《禹贡正义》引。

[73] 据《史记》二《索隐》引。

[74] 《水经注》八:“郭景纯曰,济自荥阳至乐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济水仍流不绝。”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一三以为“今河竭”三字属郭注,“今碣石也”当从《水经注》作“河竭也”,他的话并没有细审两书的文义。“郭注”前文并未提及黄河,何以忽说“河竭”?这是“郭注”不能改作“今河竭”的理由。郝氏也认“济水仍流不绝”一句为道元自注,但这一句的“仍”字,系与上句“今”字相反映,不能因“竭”“碣”字形相近而分拆为两个人的话,这是“今河竭”一句不能作为“郭注”的理由。

[75] 贾耽《通道记》称为秦王石桥,《元和志》一一:“(文登)县东北海中有秦始皇石桥,今海中时见有竖石似柱之状。”刘钧仁以为在今大凌河口、天桥厂、葫芦岛一带,并引《锦县志》:“天桥厂有大小笔架山二岛峙海中,潮退见天桥。”又《锦西县志》:“葫芦岛之东南端日葫芦嘴,与天桥厂遥对;西南为狮子头,遥望断冈,有半拉山突出;南有小岛曰高粱,耸立海中之石岩也。”(《济阳博物院汇刊》一二〇——一二一页《碣石新考》)

[76] 据《锥指》三八上引,顾炎武《肇域志》采其说。

[77] 《水经注》五;通行本作“张君”,戴本作“张折”。《禹贡山川地理图》上:“……郦道元力主王横、张揖所言,以为九河、逆河、碣石已皆沦没于海”,是程大昌所见的《水经注》本作张揖。《禹贡锥指》三八上只称,“未审张君是揖否?”按“揖”字的行写很像“折”,当是“张揖”字的错误,《禹贡正义》也引过张揖大伾之说,见前注25。

[78] 均见《锥指》三八上。

[79] 均见《锥指》三八上。

[80] 《圣心》二期,拙著《水经注卷一笺校》三页。

[81] 《锥指》三八上:“按道元卒于魏孝昌二年,岁在丙午,下距齐文宣登碣石之岁天保四年癸酉,凡二十八年。而文宣所登乃在营州,前此营州未闻有碣石,疑是时平州之碣石已亡,故假营州临海之一山为碣石而登之,以修故事。”按道元死于孝昌三年丁未,不是二年丙午。我又检《北齐书》卷四来一看,原文称十月“丁未,至营州;丁巳,登碣石山,临沧海。十一月已未,帝自平州遂如晋阳。”丁巳是到营州后之第十日而离平州前之第二日,可见文宣登碣石的时候,已到了平州,史书不能把整个行程逐日登记,略去到平州的日子(或者就是丁巳日)是很平常的事。胡氏只注重空间性而忽略了时间性,所以捏造成营州别有碣石的假设。

[82] 均《锥指》三八上。

[83] 均《锥指》三八上。

[84] 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也称:“海水荡灭之说,又荒诞不可信。”

[85] 《锥指》三八上。

[86] 同上四〇中下及三八上。

[87] 《续金鉴》三八。

[88] 《水利史》二——三页。 Ocvln4gvaG0fYDe1ErjGsdZ36c6nHm6lejU/bs+YNduCvtWj/XdxTd5/9VKqgg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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