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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明了了禹河是哪个时代的河，对于《禹贡》导河一节的辞义，自然较易领会。但从客观来看，我们试释的时候，仍有应该注意的两点：
战国是七雄角立的时代，以私人资格，当然不能自由出入列国境界，作广泛的深入的调查。而且山脉连络，水源弯曲，即在二十世纪科学发达、旅行方便的时代，仍有许多蒙昧不明的地方，上古人对于各地山川的认识，能发展至如何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禹贡》的材料，纵许有若干出自作家亲身的履探，但试考察一下，后世写的许多地记、方志，往往辗转抄袭，并非通通经过实际上的调查，由今推古，我们仍可无疑地断定《禹贡》的材料为采集与传闻的综合结晶，这是试释《禹贡》时候应该注意的第一点。
《禹贡》是圣经，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字无着落，这种连续二千年累人不浅的束缚，终于被解除了。然而有人还在问，《禹贡》的水名、川名以至地名，到后世差不多一一都可指实，它的记载岂不是十分真确吗？关于此项问题，尤不可不细加剖析。后世使用的地名，当然有一部分传自上古；同时，也有一部分只系模仿古书而命名的，是不是古名如此，那可说不定。比方，《禹贡》“至于大伾”，《汉书》二九注：“郑氏曰： [25] 山一成为伾，在修武、武德界。张晏曰：成皋县山是也。臣瓒以为今修武、武德无此山也。成皋县山又不一成也。今黎阳山临河，岂是乎？”又《汉书》二八上注：“山再重曰伾，大伾山在成皋。”大伾山所在，最少有不同的三说，反映出“大伾”犹之现代俗语的“大山”，作家的本意并未尝指实某一处的山岭，我们对三处的山都称作大伾，也无所不可。换句话说，《禹贡》里面的名称，被后人认作专名的，在古代可能只是一个通名，这是试释《禹贡》时候应该注意的第二点。
我既提出读《禹贡》的方法，现在就把导河一节，作简略的解释：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自洛水以西，河道向未发生过甚么大变动，可不必讨论。惟关于底柱的险阻，明朱国桢《涌幢小品》说：“河中砥柱有三门：南曰鬼门，中曰神门，北曰人门。鬼门、神门尤为险恶，其中有山，号曰米堆。”康熙四十三年三月，博霁等奏，中流为神门，水势甚溜，南为鬼门，水更汹涌，北为人门，水势稍缓。三门之下百余步为底柱，再下二里有卧虎滩。 [26] 又道光二十三年麟魁等奏：“渑池以上为三门山，即《禹贡》底柱，南北皆危崖峭立，河流盘涡旋洑，南岸突起小阜，土山戴石……石迤逦而下，壁立水涯，东西数十丈，河中二大石对峙，河出二大石之间者为神门，南为鬼门，北为人门。神门宽三十余丈，深不能测。人门宽二十余丈，水深约二丈余。鬼门宽仅二十丈，水深亦不过五六尺。隆冬时惟神门之水如故，余皆干涸，其河底俱整石相连。” [27]
大伾所在，除前文已提出几种不同的解释之外，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上又说：
自大伾以下，不论水道难考，虽名川旧尝凭河者，亦便 （复？） 不可究辨。此非山有徙移也，河既迁变，年世又远，人知新河之为河，不知旧山之不附新河也，辄并河求之，安从而得旧山之真欤？
他未免思之过深，却也言之有理，“自大伾以下，水道难考”，他已觉得《禹贡》对黄河下游的叙述，太过模糊了。其次，“导河积石”一句，作家的本意究指昆仑附近或指河关附近的积石 （详前文第二节） ，或甚而空空洞洞，仅转录从前的旧说，我们难以判定。但试略为统计，导河全节共十二句，叙黄河上游的只得一句，而河曲、河套之特伏，完全未有提及；叙黄河下游的共五句；独中游 （即龙门至大伾） 占了六句，作家的知识似乎偏富于今陕东至河南一带。对于上游的简略，下游的模糊，表现出作家在这两方面的认识甚为贫乏。李素英论《禹贡》的地位说：“从前人信《禹贡》为虞夏时书，又信为禹的治水作贡时亲笔记载，它的地位自然很高。”“为了时代过早，知识有限，自然是有好些地方免不了谬误和模糊。” [28] 蒙文通论《禹贡》内容时曾说：“《禹贡》记山川泽地，独著济泗渭洛，亦此道最详，于东河西河江淮汉之域皆略。远者仅著其名山大川，或更误谬不可究诘。盖密者知其为人物萃聚之区，略者则人稀地旷，其谬误者，更人迹罕至，仅有传闻焉耳。” [29] （东河即指北过降水以下五句） 马培棠曾试图说明《禹贡》与梁惠王之关系。 [30] 又劳榦说：“《禹贡》一书完成的时代，至晚当在战国之世，从他纪载的详略看去，的确是关东人所作。” [31] 我从导河一节来推测，或者是魏、韩两国人的作品，亦未可定。
自此以下四句的正解，至今仍是聚讼纷纭。《汉书》二八上“上党郡屯留县”称：“桑钦言绛水出西南，东入海。” [32] 又二八下“信都国信都县”称：“《禹贡》绛水亦入海。”郑玄的《尚书注》则说：
《地说》云：大河东北流，过绛水，千里至大陆为地腹。如《志》之言。 [33] 大陆在巨鹿，《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 [34] 巨鹿与信都相去不容此数也。水土之名变易，世失其处，见降水则以为绛水，故依而废读，或作绛字，非也。今河内共北山，淇水出焉，东至魏郡黎阳入河，近所谓降水也。降读当如郕降于齐师之降，盖周时国于此地者恶言降，故改云共耳。又今河所从，去大陆远矣，馆陶北屯氏河其故道与？ [35]
郦道元对郑说提出一大段驳论：
余按郑玄据《尚书》有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推次言之，故以淇水为降水，共城为降城，所未详也。稽之群书，共县本共和之故国，是有共名，不因恶降而更称。禹著《山经》，淇出沮洳，淇澳卫诗，列目又远，当非改绛，革为今号。但是水导源共北山，玄欲成降义，故以淇水为降水耳。即如玄引《地说》，黎阳、巨鹿非千里之迳，直信都于大陆者也。 [36] 惟屯氏北出馆陶，事近之矣。按《地理志》云，绛水发源屯留，下乱漳津，是乃与漳俱得通称，故水流间关，所在著目，信都复见绛名而东入于海，寻其川脉，无他殊渎，而衡漳旧道与屯氏相乱，乃《书》有过降之文，《地说》与千里之志，即之途致，与《书》相邻，河之过降，当应此矣。
同时，又申明信都的绛渎即《禹贡》的绛水：
（衡漳故渎） 又迳南宫县故城西……又有长芦淫水之名，绛水之称矣。今漳水既断，绛水非复缠络矣。又北，绛渎出焉，今无水；……绛渎又北迳信都城东，散入泽渚，西至于信都城，东连于广川县之张甲故渎，同归于海，故《地理志》曰，《禹贡》绛水在信都，东入于海也。
这一条无水的绛渎，唐时呼作枯洚渠。 [37] 此后，宋张洎以为降水即浊漳。 [38] 实不出班、郦两说的范围，胡渭既主张张洎的解释，而又谓：
然《汉志》，信都之绛水，则又有别；《志》云，故章河在北，东入海，《禹贡》绛水亦入海，盖县北故漳即禹河之改道，而绛水出其南则漳水之徙流，郦道元所谓绛渎者也。……而郦道元云绛渎今无水，唐人遂谓之枯洚，《通典》云，清河郡经城县界有枯洚渠，北入信都郡界是也。此渠乃漳水二 （汉？） 时之徙流，《汉志》以为《禹贡》之绛水，大谬。而杜佑据以分冀、兖之界，自后说经者动称枯洚以证导河之所过，皆班固《禹贡》二字误之也。 [39]
后世经生只把枯洚渠一小段的河道，以为即《禹贡》的洚水，固然犯了执滞的毛病，但胡渭的辨证，本身仍具有两种缺陷：其一，今河北省内枝流交错，胡氏哪能晓得绛渎必非汉前原有的枝流而必为汉时漳水的徙流？其二，胡氏也说：“《汉志》杂采古记，故漳、绛二水并存，实一川也。漳、绛本入河，及河徙之后，漳、绛循河故道而下，故郦道元云，水流间关，所在著目，信都复见绛名而东入于海也。” [40] 胡氏所持漳水徙为绛渎之理由，既缺乏确据，剩下的不过全与分之争点，哪能批评《汉志》为“大谬”？
郑玄降水为淇水的假定，已引起郦道元的驳论，而郦氏所提降水为漳水那一说，我觉得也不稳当。因为《禹贡·冀州》下曾说过“至于衡漳” [41] 。衡又作横，郑玄注，“横漳，漳水横流”，前文既呼作衡漳，为甚么这里又改作降水？ [42]
降水是甚么？现在，我拟另行提出一个新解释，然就严义来说，也不能算作完全新解，不过由我综合起来，重新提出而已。
《尚书·大禹谟》：“降水儆予。”降或作洚，蔡沈《集传》：“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按《孟子·滕文公下》：“《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又《告子下》：“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 （逆行犹谓不顺水性，针对白圭的壅水立言，朱熹注以为“水逆流”，太泥） 这正是战国时代“洚水”的正解。古书重音不重形，凡同音的字，随便可以通用，王念孙、引之两父子及俞樾已经屡屡揭出，所以古文只写作降，后世取氵旁的会意，遂改作洚，洚乃后起的字。降水的本义，犹谓泛滥之洪水，因当日河北东部地面低下，各水的枝派互相通贯 （直至现代仍然如此） ，《禹贡》的作家既未能分别津流，只可用“洪水”两字包举一切。及后来转为“洚水”或“绛水”，人们遂误会是河流的专名，尤其是经生家把《禹贡》作者的知识特别抬高，以为是禹王遗下的史记，这种误会，愈加牢不可破。
这样子解释降水，并不是我的私见，如果不信，试再举出几个例子来：
《尚书·禹贡》曰，北过降水，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溃。 （《水经注》五《河水》）
漳水东迳屯留县南……有绛水注之……谓之为滥水也。 （同上一 〇 《浊漳水》）
又有长芦淫水之名，绛水之称矣。 （同上）
由是益可证“降”的意义往往与“溃”“滥”“淫”等相联系，近世称徒骇河的下游为绛河，大约也含孕着这一个意义。
还有一点，郑玄疑屯氏河为禹河故道，郦道元以为“近之” （引见前） 。 [43] 胡渭的驳论：“然邺县故大河在东北入海，《地志》有明文，禹河既自宿胥口北行至邺，岂复东行至馆陶而与屯氏相接哉？其非禹迹亦明矣。” [44] 还嫌未得彻底。《汉书·沟洫志》：“ （武帝） 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又同书《地理志》魏郡馆陶县，“河水别出为屯氏河，东北至章武入海，过郡四，行千五百里”，是屯氏河系汉武帝末年所决成，《地理志》也未加上“故大河”的字样，它显然不是战国时代的河道。
大陆有以为泽名的，如《尔雅·释地十薮》称“晋有大陆”。《尔雅》多是释经的文字，这无疑是指《禹贡》的大陆，所以《汉书》二八上“巨鹿郡巨鹿县”称，“《禹贡》，大陆泽在北”。
有以为地名的，如《水经注》九，“纣都 （朝歌） 在《禹贡》冀州大陆之野”，同书一〇，“自宁 [45] 迄于巨鹿，出于东北，皆为大陆”。宋叶梦得说：“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陆以地形得名也。” [46] 又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上说：“《春秋》，魏献子尝田大鹿，焚焉，还，卒于宁。杜预亦不能定大陆所在，第疑巨鹿与宁太远，遂意大陆当在河内修武县也。……河内远在澶、魏上方，未为大河北流之地。……隋氏改赵之昭庆以为大陆，唐人又割鹿城置陆泽县 [47] ……后世亦不坚信也。……《尔雅》，广平曰陆，大陆云者，四无山阜，旷然而皆平地，故以名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及其已过信都古绛而北，则西山势断，旷然四平，遂本其事实而用大陆命之。……自大陆以北，为唐之棣、景、沧三州，地则益下，故河于是播裂为九，则其地不复平衍而特为卑洼故也。”人们拿巨鹿来比大陆，无非因“巨”与“大”同一样义解，但其读音则绝不相同；况且《吕氏春秋》的九薮，既有赵之巨鹿，又有晋之大陆，可见这两个名称不一定发生联系。胡渭说：“要之广平曰陆，是处有之，其大者则谓之大陆；犹之高平曰原，亦是处有之，其大者则谓之太原耳。” [48] 我以为最合《禹贡》的原义。
如果离开《禹贡》的立场，则泽名和地名两种解释都可以通。但就《禹贡》来说，大陆无疑是指一块广漠的平原，《水经注》说南起朝歌，北至巨陆东北，“皆为大陆”，最得其的。胡渭的“大陆，地也，非泽也” [49] ，虽然不错，但又说“然自禹河徙后，去古日益远，大陆不知所在”，仍以为某一点的专名，未免太过拘泥。《禹贡》前文冀州节，“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即谓某某两水已不复泛滥，平原地方已可以耕作，跟本节的大陆同属冀州区域，则取同样的解释，较为合理。总之，“北过降水，至于大陆”两句，其意义是非常浮泛的，并无专指的，后人定要向那方面找寻一点实地，遂至浪费了不少工夫。
自从汪中揭出古书上的“三”和“九”是虚数之后， [50] 已打破了书痴的迷信不少，可惜他的举例只限于某某部门，未能大量揭发，比方《尧典》的九族，《禹贡》的九江，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因其是虚数，所以哪些人属于九族，哪条水谓之九江，从汉代至今，各有各的见解，从未达到彼此妥协和大众公认的地步。说到九河问题，也是不能例外。
《尔雅·释水》，“徒骇、太史、马颊、覆鬴、胡苏、简、絜、钩盘、鬲津、九河”，把九河名称一一胪列，似乎像煞有介事。《汉书·沟洫志》记成帝鸿嘉四年，“许商以为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九河只举得三个。班固修《地理志》，也找不出新的材料。
中古的经生既认定“九”的实数，同时又信奉《禹贡》为圣经，于是不能不另求解围的方法。《春秋纬保乾图》：“移河为界在齐吕，填阏八流以自广。” [51] 又郑玄《尚书注》：“周时齐桓公塞之，同为一河，今河间弓高以东，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遗处。” [52] 然而要填塞八个河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算做得到，为甚么西汉时代仍然留着三个？元于钦《齐乘》说得好，“禹后历商、周至齐桓时千五百余年，支流渐绝，经流独行，其势必然，非齐桓公塞八流以自广也” [53] 。
《水经注》一〇：“遗迹故称，往往时存，故鬲、般列于东北，徒骇渎联漳、绛。”又同书五称笃马河“故渠川脉东入般县为般河，盖亦九河之一道也”。已认钩盘河在汉平原郡的般县。 [54] 此后九河的所在，至明代而全数陆续出现：
简在贝州历亭县界。 （《史记正义》）
德州安德县，古马颊、覆鬴二河在此。 （《通典》一八〇）
沧州南皮县有洁河，《禹贡》九河之一也。 （宋欧阳忞《舆地广记》一〇）
太史河在南皮县北。 （《明一统志》，据《锥指》三〇引）
古人所未知的事，留待后人发掘，在研究上是屡屡碰见的。但我们同时要顾虑到地理称谓，“或一名而更两出，或新河而载旧名” [55] ，“平当云，九河今皆阗 （与填同） 灭；冯逡云，九河今既灭难明；王横云，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而近世学者又患求之太详，凡后人所凿以通水而新河以旧号者，悉据以为禹之九河……以汉人所不能知而一一胪列如此，可信乎，不可信乎？” [56] 于钦“尝往来燕齐，西道河间，东履清、沧，熟访九河故道”，著成《齐乘》一书，于九河所在，好比按图索骥。胡渭以为“求九河者……亦不必取足于九” [57] ，这可算是一语破的。
我们依据汪中的发见，再参一唯物辩证方法，可信作《禹贡》的人的意思不过说“分为好几道河”，当日的俗语系习惯用“九”以代表多数。凡在海平下入海的川流，往往有许多港汊，状类丝网，这是世界上任一大河所常见的事。水流如果非挟着大量泥沙，这些港汊就可以长久不变，但假使淤垫太多，就很容易堙塞。今河北东部一带地势低下，河流近入海地方分为无数港汊，纯属于自然现象。播是自动词，郑玄注，“播，散也”。魏应玚《灵河赋》，“播九道于中州” （播是“播为”的省文） ，《水经注》二二，“渠溢则南播”，用法一样。又北播为九河，即是说黄河至此，自己分为几道，“今河在利津入海，尚分多股，当时情形，应无大异。故黄河自播为九河后，即分途入渤海，无合九为一之事”。 [58] 自然的趋势古今相同。后人误解为他动词“使其分散”，张含英所称，“乃顺当时自然之情势以导引之” [59] ，立论犹未能彻底。简单地说，“又北播为九河”的意义也是极其空洞，人们必要把徒骇等列为九河，不单止徒劳无功，且有点食古不化。
胡渭对大陆的解释 （见前文） ，确是恰到好处，奈何论到大陆的地域时候，他又依然陷入泥淖。他说：“傅同叔云，凡广河泽以东，其地平广，绵延千里，皆谓之大陆，是瀛、沧亦大陆矣。河自大陆又北，始播为九河，诚如傅言，则许商所谓九河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者，将何所容其地乎？” [60] 他的错误完全因为不知九河应指近河口的地方，傅寅所说是对的。
甚么为“同”，甚么为“逆”，前人的解释，也多数搔不着痒处。《吕氏春秋》：“巨鹿之北，分为九河，又合为一河而入海。”郑玄说：“下尾合名为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肃说：“同逆一大河，纳之于海。” [61] 又《孔传》：“同合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都以为九河至下游地方，复合为一而后出海。但我们如果相信河已分作九派，依常理而言，多各走一途，越去则相距越远，除非遇着山岭夹束等大力阻碍，很难设想其尾闾再合而为一的。尤其是依照许商的话，鬲至徒骇相去二百余里， [62] 怎能发生这样变化，九道河都同归一道出海呢？
郑以“逆”为相向迎受，《孔》以“逆”为专名，都未可信。唯徐坚《初学记》六：“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海水。” [63] 解释最确。明末夏允彝《禹贡合注》：“今九河之下，即为逆河，殆谓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盖名虽为河，其实即海也。” [64] 又靳辅《治河工程》：“夫河也而以逆名，海涌而上，河流而下，两相敌而后入，故逆也。” [65] 那些话都是对的。因为淤淀越多，河口便越向外伸展，同时，海水也往后退。广州人呼“过河”作“过海”，北方人听不惯，其实，现在的河边，好久以前就是海边，不过保存古语罢了。
最奇的，“同为”的“同”字，历来都解作“合”，从未有人解作“相同”的“同”，那可见的教条主义，在学术上流害不浅。“同为逆河”的真义，就是“一样变作有海潮逆上的河”，而郑派的经生竟解作“合并为一道相互灌输的河”，如风马牛不相及，无怪乎难通了。
此外，还有一类逆河陷海的论调，尤不可不趁此辨明。汉王横说：“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寖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 [66] 是造成误会的原因之一。
《禹贡·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又导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孔传》：“碣石，海畔山”，未指明山的所在。《汉书》二八下“右北平郡骊成县”已有“大揭石山在县西南”；而同书五文颖注：“碣石在辽西絫县，絫县今罢属临榆，此石著海旁”，复别出一碣石，是造成误会的原因之二。
西晋的臣瓒说：“《禹贡》曰，夹右碣石，入于海， [67] 然则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河徙东郡，更注渤海，禹时不注渤海也”，是造成误会的原因之三。
积累着种种误会，于是引起宋儒们一串特殊的理解，现在只拈出一两家作例子。如薛季宣《书古文训》：“河入海处旧在平州石城县，东望碣石……其后大风，逆河故处皆渐于海，旧道堙矣。”又黄度《尚书说》：“逆河、碣石今皆沦于海。” [68] 清初的有名学者们像阎若璩、胡渭，均以为说得有理。胡氏更大加赞赏，他说：“按经所谓海乃东海，在碣石之东，而说者以为渤海，由不知渤海故逆河，后为海所渐耳。”批评《史记·河渠书》及《汉书·沟洫志》作“入于渤海”为错误；他又有驳臣瓒的一段话，以为“不知汉人所谓渤海者，其北一半即逆河之故道也，河岂能越渤海而至碣石哉？” [69] 这种论调出自有名学者的口吻，不禁令我大为惊讶。
他们的理论里面带着好几个疑问，是很难解答的：第一，西伯利亚的东北风，固然是有名厉害，渤海湾里的西南方海岸，也许因此而时有坍塌，但说在有史时期之内，九河或逆河都完全陆沉，那须从地文学上提出实据。 [70]
第二，“夹右碣石，入于河”，《史记》二作“入于海”，《集解》引徐广注“海一作河”，可证徐广所见本是“海”字，不是传刻的错误。同卷《集解》引臣瓒注也作“入于海”，是原本作“海”或作“河”，我们先有考虑之必要。胡渭并没注意到这一点，便强调冀州之作“河”为别有意义。他在《锥指》四〇中下说：“冀州云夹右碣石入于河，则逆河在碣石之西可知，导山云至于碣石入于海，则海在碣石之东又可知矣。导河不言碣石，以行至逆河而止耳，非省文也。碣石者河海之限，渤海者逆河之变也。”这样来分析古史，实是非常曲解，单据“入于河”这一句，我们哪晓得河在碣石的西边呢？《尚书正义》根据《孔传》，以为“河入海处远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也，盖远行通水之处，北尽冀州之境，然后南回入河而逆上也。”我引了他们许多话，已是比较唠叨，而经生家的真意，依然不易明了。现在我再替他们来一个申明，使得读者晓得旧日经生家的思想是如何不联系实际的。他们的大意，以为禹系于不同时间分做三项工作：（1）考察区域的工作。禹在考察冀州时，并非循着黄河下去，只是绕出该州的北境，东达碣石，再由河口沿河行向上游，“入于河”就是说从东海进入河口。（2）考察山脉的工作。禹系经碣石行至东海的海滨。（3）考察水流的工作。这一回禹只行至逆河 （胡氏以为即现在的渤海） 而止，并没有出到碣石和东海。照这样说，导河节之末，为甚么要添上“入于海”那一句呢？他们的理解是多么迂阔难通啊！让一步说，认禹是人帝，则他所写的《禹贡》应是工作的“总结”，不是工作的“日记”，调查区域和山川情况，实际上更须同时并举，不会查山时不查水，查水时又不查山那样单调的。不意旧日经生家竟表现如此奇想，无怪乎经学作品尽管汗牛充栋，而能使人满意的却非常之少了。
第三，《汉书·地理志》的大揭石山，上头未著《禹贡》字样，如果认班固以为即《禹贡》之碣石，那就出于臆测。
第四，碣石的命名也许是取音而非取义，那末，臣瓒的“此石著海旁”，胡渭的“此山不过一海滨之巨石” [71] ，只能是片面的解释。
第五，郑玄说《战国策》的碣石在九门县； [72] 《太康地理志》说乐浪遂城县有碣石山，长城所起； [73] 郭璞《山海经·海内东经注》：“今济水自荥阳卷县东经陈留……东北经济南，至乐安博昌县入海，今碣石也。” [74] 《水经注》一四《濡水》：“文颖曰，碣石在辽西絫县……汉武帝亦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则隐，及潮波退，不动不没，不知深浅，世名之天桥柱也。状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韦昭亦指此以为碣石也。《三齐略记》曰，始皇于海中作石桥。” [75] 《隋书》三〇卢龙县有碣石。又明人刘世伟称山东海丰县北六十里有马谷山，一名大山，高三里，周六七里，疑即古之碣石，为河入海处。 [76] 试将各家的注解联系今地，则：
骊成 乐亭西南。
九门 藁城西北。
遂城 平壤南。
博昌 博兴南。
絫 昌黎南。
卢龙 今同名。
文登 今同名。
海丰 今改无棣。
他们臆想中的地点在实际上虽然有些是复出，但被呼作碣石的仍不下五六处。再如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曹操、后魏文成帝等所登的碣石，究在甚么地方？又未能确切的考定。郦道元根据张氏“碣石在海中”之记载， [77] 屡称碣石“苞沦洪波”，胡渭深信他的话，以为“有其故，有其时，有其证，有其状，凿凿可据”。 [78] 但《水经注》一四固说：“昔在汉世，海水波襄。”是早在汉朝，碣石已沦入海里，为甚么曹操、文成帝还可登临？胡氏似亦觉得理不可通，因又作“此山虽沦于海，而去北岸不远，犹可扬帆揽胜”的转圜之语。 [79] 今查《魏书》五，太安四年 （四五八年） 二月，“登碣石山，观沧海……改碣石山为乐游山，筑坛记行于海滨”，而郦道元著书约在延昌至孝昌年间 （五一二——五二七年） 。 [80] 相差不过五六十年，那会短短时间就无遗迹可寻？何况郦道元死后二十六年 （五五三年） ，齐文宣尚登碣石山一次。 [81] 胡氏又说：“道元家郦亭，距临榆才五六百里，所谓碣石苞沦洪波者，乃以目验知之。” [82] 无论时间、空间都这么相近，为甚么他对于本朝的巡游重典，竟至于毫无闻见？胡氏也晓得“今昌黎县南，海中无一山，自抚宁以东更二三百里，海中亦无一山”，因推诿为“不知至何时复遭荡灭” [83] ，在事实上那是很难说得通的。 [84] 总括一句，《水经注》的记载是否像胡氏所称“凿凿可据”？因为道元把骊成、絫县两个碣石合而为一，已被胡氏指出他的错误。 [85]
第六，王横说渤海湾的西南地面被海水侵陆，也许理之所有。但薛、黄、胡等又进一步认为逆河已变成了渤海，是整个渤海湾都在有史期内被海水所侵蚀而形成的了。但近代大沽口外一带，却一天一天地淤浅，那又怎么样说呢？
第七，薛季宣认河入海处旧在平州石城县 （引见前） ，依《锥指》四〇中下，唐石城县在滦州南三十里；胡渭认碣石为河、海之限 （引见前） ，主张用文颖的注，在今昌黎县东絫县故城之南。他更进一步肯定：“以经言之，河乃自章武东出为逆河，迳骊成至絫县碣石山入海，又过郡二，右北平、辽西。” [86] 就是说，禹河经现在沧县的东北，乐亭县的西南，至昌黎县之东而后入海。那末，古时鲍丘水、濡水 （滦河） 等都须汇入黄河而后出海了，是多么不可信的事！而且乐亭县地方还在渤海湾里面，胡氏以为东海，也是不对的。胡氏在《锥指》四〇中下亦曾引别人的驳论说：“碣石在卢龙县南二十三里，离海七八十里，而河欲至此入海，则必自今天津北行，历宝坻界，转东自丰润迳滦州废石城县南，又东过卢龙县南而南入于海，取道迂远，地势益高，无是理也。”他的反驳只是：“诚知渤海即逆河，而碣石负海，当逆河之冲，则纷纷诸说，不攻而自破矣。”然而逆河变为渤海，依他们的说法，是后世的事，空洞的理论终战胜不过明确的事实，正像苏辙所称：“契丹之水皆南注于海，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黄河哪能经过右北平、辽西两郡而后入海呢？
回头再说正文。《禹贡》“北过降水”以下五句，试依照上面我提出的新解，把它完全转为语体，就是说：“黄河向北方经过泛滥的地面之后，到达了平原一带，又再向北方分为好几个支派，流入海去，那些支派都一样的有海潮来往。”这种空空洞洞不着边际的话，我们实在无从根据着它来定战国时代——即东周河徙以后的黄河流域。
根据《禹贡》来治河或作出治河论，至近代甚而最近，仍然有人抱着这等迷信，现在只拈出一两件来作例子。如嘉庆十六年六月，勒保等奏：“近年筹河诸臣皆执《禹贡》同为逆河之说，谓海口之水，宜合而不宜分，又请将旁泄之路，皆行堵闭；又执靳辅束水攻沙之说，请筑新堤，逼溜入海。但《禹贡》同为逆河之上，尚有播为九河一语，可见黄河入海处非一路可容，而向日王家营减坝，马家港支河，皆合于播为九河之义，非可概行堵闭。” [87] 又如《中国水利史》说：“河自此 （大伾） 大折而北，行东、西两山之间，沛然而下，河道稳畅，此为成功之第一关键。……又同为逆河以敌海，流聚则力强，海口畅利，经久不淤，此为成功之第二关键。” [88] 我们既晓得《禹贡》非治河之书，他们的是非原可不必论列，最要的是以后再不可陷入经义治河的圈套。
前头各节已揭出上古没有大禹治河，《禹贡》只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本节即跟着指出它所描写的“禹河”，就是“东周河徙后的新河”，把那过去看作不同的两种河道统一起来，便消除了许多错误的观点，得出结论如后：
《史记》说“禹河”有二渠，根于司马迁、王横随西山下东北往高地的简单指示，显然以“邺东故大河”为二渠之一，其他一渠却难于揣测。到魏 （三国） 孟康才首作二渠一为“王莽河”、一为漯川的说明，以后经生家便信奉不变。至宋程大昌始推翻“王莽河”的旧说，再次提出“邺东故大河”为禹河，清胡渭的观点相同。但邺东的河道很早就已断绝 （说见下文第八节） ，譬如说当日北边没有漯川那一渠，试问黄河从哪处出海？结论我们应得承认漯川就是其他的一渠。
《禹贡》导河一节关于下游那四五句，往日经生家都看成是研究“禹河”的最要关键；但经过分析，易为现在的语体，则它的意义只是说：“向北方经过泛滥的川流 （北过降水） ，到达平原一带 （至于大陆） ，再北分派为好几道支流 （又北播为九河） ，同是有海潮逆入的 （同为逆河） 。”所用的都是通名。《禹贡》作家对于当时下游的实况，没见得有甚么真切认识。
[1] 《锥指》四〇中下：“高地非谓高于河之上流也。……特以大伾之东地益卑，以彼视宿胥口，则宿胥口之地较高耳，高地对上文平地而言。”对“高地”两字，似乎已获得满意的解答；但我们须知那时候黄河是自流的，非禹导的，水性就下，“高地”二字不过是司马迁一辈子的臆想。《中国水利史》以为“禹河能流行最久而后变”，就在载之高地（三页），所见反出胡渭之下，何况邺东故大河称不上“流行最久”呢。
[2] 杜佑说：“西山者，太行恒山也。”程大昌说：“禹河自湾、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又“古河之在贝、冀以及枯洚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锥指》四〇中下以为他们的话都不对，应指黎阳之上阳三山。据我所见，“西山”不过泛指西边的山地，必要找一个或几个山来作说明，可信非王横的原意。
[3] 据《困学纪闻》一〇转引。
[4] 据《行水金鉴》五转引。
[5] 《锥指》四〇中下。
[6] 此据《史记》二九《集解》所引；《汉书》二九注引“西南南折”。按古代重文的写法，系于字下作二（例如子二孙，二即子子孙孙），所以“西南二折”转讹为“西南南折”。复次，《锥指》四〇下：《沟洫志》宣帝地节中，光禄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势，皆邪直贝丘县。……成帝初，清河都尉冯逡言：郭昌穿直渠后三岁，河水更从故第二曲间北可六里复南合，今其曲势复邪直贝丘……盖即孟康所谓出贝丘西南二折者也，二折疑当作三折。
[7] 据《锥指》四〇中下引。
[8] 程氏这一句，只是引用《水经注》五的话（引见前文第五节），他的意思是空空洞洞的，犹之乎说，“周定王时河离开旧道”，并没有指明徙往哪一处。依据前文第五节所引王应麟《河渠考》程氏系认“周时河徙砱砾”的，说详下文第七节。
[9] 这一句文义很晦，可参看《锥指》三〇所引陈师凯的解释，文面是说，“认汉代的黄河为《禹贡》之漯”。又李惇《群经识小》：“程大昌言此乃汉河者，亦谓漯受河于武阳，乃汉河而非禹河也。若禹时之河由宿胥口北行，东武阳、高唐皆非河所经之地，漯固不得云出自高唐，其受河亦不始于东武阳矣。”
[10] 参看《锥指》四〇中下。
[11] 但《水经注》并未说明是甚么时代的旧渎（参看前文第五节）。
[12] 《锥指》四〇中下。
[13] 同上二九。
[14] 均同上四〇中下。
[15] 均同上四〇中下。
[16] 他的详细驳论，可参看《锥指》四〇中下；但我们如认降水、大陆是通名，逆河是海潮，他的驳论，是无关紧要的。
[17] 均《锥指》四〇中下。
[18] 均《锥指》四〇中下。
[19] 据《金鉴》五转引。
[20] 《九水山房文存》上。
[21] 朱枫《雍州金石记》一：“古人以湿为漯者不一；《说文》，湿水出东郡东武阳，入海，从水湿声，他合切。《汉书·王子侯表》，湿成侯忠，师古曰，湿音它合反；《功臣表》，驷望侯冷广以湿沃公士，师古曰，湿音它合反；《功臣表》有湿阴定侯昆邪，《霍去病传》《王莽传》并作漯阴；《地理志》，平原有漯阴县，而《水经》湿余水亦漯字之异文。”燥湿的“湿”字，《说文》本作濕，后世变濕为“湿”，两字遂混乱而无别（参《锥指》三〇）。
[22] 李淳《群经识小》称：“然则《地志》言漯水所出者，谓漯水至高唐出河而东也，其所谓出，乃复自河出，非别由山泉及平地而出也。”我以为《水经注》漯水出东武阳之“出”也应同样解释，参下一条注。
[23] 《汉地志》“东郡东武阳”：“《禹贡》，漯水东北至千乘入海，过郡三，行千二十里。”似乎可算得独立的川水。但无论如何，班固修志时河的一部分已东行漯川，《地志》所说，充其量只能是以前某一个时期的情形。
[24] 《锥指》三〇，“渭按漯上承河水，非山源也”，又同书四〇中下，“凡河所经之地，纳山源大川，则河徙而渎不空”，唯其不是山源，所以有“河盛则通津委海，水耗则微涓绝流”（《水经注》五引《地理风俗记》）的现象。但《锥指》三〇又说：“其实河行漯川，独武阳以上则然，而武阳以下，河、漯仍自别行。应劭曰，河盛则通津委海，水耗则微涓绝流，谓漯自高唐以东，以河之消长为盈涸，非谓河行漯以入海也。”然而漯既非山源，哪能成一独立的流域？漯川既靠河水而消长，更哪能说河不行漯，这都是胡氏的大矛盾处。
[25] 郑氏，臣瓒《集解》以为郑德，颜师古《汉书叙例》批评其无据。今检《尚书·禹贡正义》：“郑玄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张揖云，成皋县山也。《汉书音义》有臣瓒者，以为修武、武德无此山也。成皋县山又不一成，今黎阳县山临水，岂不是大伾乎？”除张揖，张晏的不同之外，其他文义、次序，都和《汉书》注一样，是孔颖达认郑氏为郑玄了。
[26] 《康熙东华录》一五。
[27] 《续行水金鉴》八七。
[28] 《禹贡》一卷一期五页。
[29] 《禹贡》二卷三期五页。
[30] 同上五期二二——二七页。
[31] 《历史语言所集刊》五本二分一八五页。吕振羽在他的《中国社会史纲》四四一页注七三也承认《禹贡》“为战国人所作”，但未附说明。
[32] 王念孙《读书杂志》以为“入海”当依《水经》浊漳水注引桑钦，作“入漳”。
[33] “志”字系指《汉书·地理志》。
[34] 西汉的信都国，汉安帝改作安平，故郑玄称绛水在安平信都。
[35] 据《水经注》一〇引。
[36] 戴震的校本称：“案此语有舛误。”我以为“直”字古有“相当值也”的解释，这一句并无误字，只须把“非”字钩在“迳”字的下面，读作“黎阳、巨鹿，千里之迳，非直信都于大陆者也”，便通。它的意思就是说：“郑玄以为信都、巨鹿中间的距离没有一千里那么远，但须知《地说》所谓千里，系指黎阳、巨鹿间的距离，并不是指信都和大陆的距离。”《禹贡锥指》四〇中下：“道元疑之曰，黎阳、巨鹿非千里之遥，是矣。”简直与道元的用意相反对。
[37] 《通典》七八“冀州信都县”：“北过绛水即此，亦曰枯绛渠，西南自南宫县界入。”
[38] 据《锥指》四〇中下引。
[39] 《锥指》四〇中下。同书二九又说：“即以为禹迹，此亦是河别为降。”可见胡氏已不能坚持自说。
[40] 《锥指》四〇中下。同书二九又说：“即以为禹迹，此亦是河别为降。”可见胡氏已不能坚持自说。
[41] 关于漳水，我还要附加一点考证，前人所未提过的。《吕氏春秋》说：“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名曰洪水，禹乃决流疏河为彭沣之漳，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以文义来看，《吕览》的“漳”当然不是指冀州的“衡漳”，因为前头的吕梁、孟门和它相隔很远，所以《禹贡》的注释向来都没有引过《吕览》这一条。而且在古典里面，同名“漳水”的不止一处，如《左氏传》宣公四年漳澨，杜预《释例》说：“漳水新城沶乡县南”，那是荆州的“漳水”。《国策地名考》八：“《通雅》，漳十有一，皆以清浊合流而名（沈存中以清浊相蹂者为漳）”。“漳水”不定指河北，已有确证。复次，《禹贡》雍州“沣水攸同”，沣亦作邺，《汉书·地理志》沣水出扶风鄠县东南；则彭沣之漳，很像与吕梁相近而在雍州区。我前几年以为《穆天子传》一“天子北征乃绝漳水”的“漳水”，不是现在河北的漳水，得这几条作证，更使考据的实力大大增加。
[42] 我这个驳论，跟丁谦《绛水考》：“何《禹贡》载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并不云至于洚水乎？”（《水经注正误举例》四）意思相同。
[43] 焦循《禹贡郑注释》：“屯氏之绝亦久，当时学者有以屯氏之河为禹河者，故郑氏疑之。”那是郑派替郑玄辩护的话。
[44] 《锥指》四〇中下。
[45] 《尚书·禹贡正义》：“《春秋》，魏献子畋于大陆，焚焉，还，卒于宁；杜氏《春秋说》云：嫌巨鹿绝远，以为汲郡修武县吴泽也；宁即修武也。”
[46] 据傅寅《禹贡说断》一引。
[47] 这就是我前文所说，有些地名系模仿古书而命名的一个显著例子。
[48] 《锥指》二九。
[49] 同上四〇中下。
[50] 《述学内篇》一。
[51] 均据《尚书·禹贡正义》引。
[52] 均据《尚书·禹贡正义》引。
[53] 据《锥指》三〇引。
[54] 《通典》八〇“沧州乐陵县”，“古钩盘河在县东南”，般县今德平县，德平和乐陵交界，是《通典》所说，实本自《水经注》，程大昌、胡渭等均误以为唐人方才晓得。
[55] 程大昌《山川地理图》上。
[56] 均见《锥指》三〇。
[57] 均见《锥指》三〇。
[58] 据《古今治河图说》九页引。
[59] 《治河论丛》四八页。
[60] 《锥指》二九。傅同叔就是傅寅。
[61] 郑、王两说均见《禹贡正义》。
[62] 如果依《锥指》四〇中下“受以广二百余里之逆河，踊跃翻腾而入海”的设想，那简直是淤淀未成的海滩，不能说是“逆河”。
[63] 《锥指》四〇中下既称徐坚“此义最优”，其前文又说，“所以名逆者郑义尽之”，然郑、徐的解释实不相同，胡氏未免自相矛盾。
[64] 据《锥指》三〇引。
[65] 《经世文编》一〇一。明隆庆六年吴从宪奏，“海潮逆流”，《续行水金鉴》一五引高晋、李宏奏，“每当潮长时，入海之水，不无顶阻”，又《光绪东华录》七五陈士杰称“海潮上迎”，正可作为逆河的正解。
[66] 《汉书》二九《沟洫志》。
[67] 据《史记》二九《集解》所引：但今本《汉书》二九的注又作“入于河”。
[68] 均据《锥指》四〇中下及《行水金鉴》五引。黄度字文叔，《宋史》三九三有传，曾著《尚书说》七卷，收入《通志堂经解》里面；又《宋史》同卷的黄裳也字作文叔。
[69] 胡渭的话均见《锥指》四〇中下。
[70] 德国里希霍芬（Richthofen）于一八六八——一八七二年来华考察，认为我国海岸，自宁波以南属于下沉的，以北系在上升进行中；这因为华北海岸线大部分属于沙岸，多平直而少变化，很像是海底平原的隆起，故有如此的认识。到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四年间，美国地质学家维理士（Baily Willis）随许多学者研究之后，又以为我国北部海岸线也属于里阿（Ria）沉降型。直至最近二十多年，才确定中国海岸线就大体上说，虽是沉降，但于最近的地质时期中，曾做过轻微的上升（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山大学陈国达著《中国海岸线问题》三五二——三五三页）。然而无论怎样下沉，那都是地质时期的事，不是有史时期的事。《水利论丛》提出的疑问（一〇六——一〇七页），似乎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71] 《锥指》二九。
[72] 据《禹贡正义》引。
[73] 据《史记》二《索隐》引。
[74] 《水经注》八：“郭景纯曰，济自荥阳至乐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济水仍流不绝。”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一三以为“今河竭”三字属郭注，“今碣石也”当从《水经注》作“河竭也”，他的话并没有细审两书的文义。“郭注”前文并未提及黄河，何以忽说“河竭”？这是“郭注”不能改作“今河竭”的理由。郝氏也认“济水仍流不绝”一句为道元自注，但这一句的“仍”字，系与上句“今”字相反映，不能因“竭”“碣”字形相近而分拆为两个人的话，这是“今河竭”一句不能作为“郭注”的理由。
[75] 贾耽《通道记》称为秦王石桥，《元和志》一一：“（文登）县东北海中有秦始皇石桥，今海中时见有竖石似柱之状。”刘钧仁以为在今大凌河口、天桥厂、葫芦岛一带，并引《锦县志》：“天桥厂有大小笔架山二岛峙海中，潮退见天桥。”又《锦西县志》：“葫芦岛之东南端日葫芦嘴，与天桥厂遥对；西南为狮子头，遥望断冈，有半拉山突出；南有小岛曰高粱，耸立海中之石岩也。”（《济阳博物院汇刊》一二〇——一二一页《碣石新考》）
[76] 据《锥指》三八上引，顾炎武《肇域志》采其说。
[77] 《水经注》五；通行本作“张君”，戴本作“张折”。《禹贡山川地理图》上：“……郦道元力主王横、张揖所言，以为九河、逆河、碣石已皆沦没于海”，是程大昌所见的《水经注》本作张揖。《禹贡锥指》三八上只称，“未审张君是揖否？”按“揖”字的行写很像“折”，当是“张揖”字的错误，《禹贡正义》也引过张揖大伾之说，见前注25。
[78] 均见《锥指》三八上。
[79] 均见《锥指》三八上。
[80] 《圣心》二期，拙著《水经注卷一笺校》三页。
[81] 《锥指》三八上：“按道元卒于魏孝昌二年，岁在丙午，下距齐文宣登碣石之岁天保四年癸酉，凡二十八年。而文宣所登乃在营州，前此营州未闻有碣石，疑是时平州之碣石已亡，故假营州临海之一山为碣石而登之，以修故事。”按道元死于孝昌三年丁未，不是二年丙午。我又检《北齐书》卷四来一看，原文称十月“丁未，至营州；丁巳，登碣石山，临沧海。十一月已未，帝自平州遂如晋阳。”丁巳是到营州后之第十日而离平州前之第二日，可见文宣登碣石的时候，已到了平州，史书不能把整个行程逐日登记，略去到平州的日子（或者就是丁巳日）是很平常的事。胡氏只注重空间性而忽略了时间性，所以捏造成营州别有碣石的假设。
[82] 均《锥指》三八上。
[83] 均《锥指》三八上。
[84] 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也称：“海水荡灭之说，又荒诞不可信。”
[85] 《锥指》三八上。
[86] 同上四〇中下及三八上。
[87] 《续金鉴》三八。
[88] 《水利史》二——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