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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节已说明东周时期即战国以前总有过一次河徙，过去都认为是周定王五年 （元前六〇二年） 。但最近我根据胡克家的异议，经过一次检查，也可能是贞定王五年或六年 （元前四六四——元前四六三年） ，比之旧说较后一百三十八年。然而定王五年也好，贞定王五年也好，对于我们研究的进行，倒没发生甚么大障碍。现在所急要追求的，只是河在哪一点溃决，溃决后冲成甚么新道？
本节展开讨论时，牵涉到好几个流域名称，有的是古典上著其名而没说出它的经行，有的是经行已大略晓得而名称却任人赋予，更有的是名称近于臆想而经行也很为模糊，对这些杂乱无章的书说，如不先行取得一个概念，阅读时就很难了解，因之无从辨别其是非。为要减少那种困难，先作出些概括描写，相信是必需的。
见《汉书·地理志》，但没说明是哪时代的河和经过什么地方。程大昌、胡渭都断定它为禹河故道，程以为夺漳水而通过澶、相、贝、冀、棣、景、沧等州，胡更详细地说明其相当的今地 （见下文） 。
见《禹贡》及《孟子》，都“济漯”连言。《汉书·地理志》“东郡东武阳”，“《禹治》，漯水东北至千乘入海，过郡三。”依《水经注》所叙，它通过今禹城、平原、陵、德平、乐陵、商河、惠民、青城、蒲台、高苑、博兴等县而入海。自孟康起都认它是二渠之一，独程大昌以为它只是汉代的黄河 （即河决顿丘时所徙，胡渭同） ，傅泽洪又认为定王五年所徙 （傅说见前节） 。
也称“河水故渎”，见《水经注》。因它于王莽时枯竭，又呼作王莽河。孟康、郦道元认它为二渠之一，胡渭认它为定王五年所徙，两说都不对。其实它系汉武元光三年河决顿丘东南 （长寿津） ，冲向东北之新道。
这个名称本意味着《禹贡》所描写的黄河，可是《禹贡》导河一节的文字非常空洞，酿成许多争执。《史记》称“北载之高地”，跟王横的“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语气相同，或者司马迁系以邺东故大河为禹河。孟康、郦道元则认北渎即王莽河为禹河。惟程大昌、胡渭复提邺东之说，比较可信。
首见《史记》，但没说出它们的名称和经行地方，无疑其一渠应指“禹河”而言。所余一渠，孟康以为漯川，理由是相当充足的。还有人提出二渠应南、北各一 （南边的应为鸿沟） ，或应在修武、武德界中，与汉时的“二渠”不同，最极端的如晁补之、林之奇更因《禹贡》未见“二渠”的名称，不肯相信。
其次，我们在第三节已晓得上古时代没有大禹治水那一回事，《禹贡》只是战国人的作品，因之，它描写的也只是战国当日即东周河徙后的黄河新道，后来两汉人臆想中的“禹河”也就是那一条新道。换句话说，“禹河”和东周时的徙河，是统一的，非殊异的。抓着这条线索来进行研究，便清除了许多的障碍。然则从《禹贡》入手以推求禹河真相，岂不容易得多吗？却又不然。《禹贡》的描画是很模糊的，辞句很含混的，系统又没有明了联系的。人们要了解《禹贡》的真义，费尽许多工夫，现还得不到彻底解决，如果从它入手，就钻入牛角尖去了。所以我们头一步的做法，还是检讨汉人的书说。
《史记·河渠书》：“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 [1] 又《汉书·沟洫志》引王横说：“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 [2] 汉人所称的二渠，我们在未展开讨论之前，须记得东周时有过一次河徙，《史记》完全没有提及，所以司马迁的“禹河”，实即东周时所徙之新道。有人问我，班固的叙传曾说过“商竭周移”，而《汉书·沟洫志》也记录禹酾二渠，那岂不是“禹河”和“东周时徙河”有区别的明证吗？我们又须知道《沟洫志》关于二渠的叙述，完全系抄自《河渠书》一字不改的，而“商竭周移”那一句又系根据别种材料的，班固著《汉书》，常常有自己不相照应的地方，如果他确信得那两种河道不同，就应在《沟洫志》里面分说明白了。王横本同时知道禹河随西山下及周时河徙的人，但他对于周时怎样徙法，仍是模糊不明，所以没法把这两种河统一起来。
二渠虽见于《史》《汉》，后人却有不信的。《禹贡》没说二渠，宋晁补之 （一〇五三——一一一〇年） 的《河议》早已提出， [3] 因之，林之奇 （一一一二——一一七六年） 的《尚书全解》也以为“此说不然” [4] 。司马迁写《河渠书》，取材既不专限于《禹贡》，可见他对于《禹贡》的估价，并非认为记载无漏及一字不可易。晁、林持《禹贡》之无，疑《史记》之有，我们难道不可执《史记》之有而疑《禹贡》之无吗？
还有《行水金鉴》五说：“《禹贡》原无分渠之说……《史》《汉》皆言引河，不言引漯，何得遽以漯川实之。盖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太史公遂错认为禹之故迹，班氏从而附会之；注家既知二渠一为漯川，而又不能明正其非，均失之矣。”傅氏不认禹河有二渠，见解跟晁补之、林之奇相同，然禹河与“定王五年”的徙河，是一非二，既认“定五”东行漯川，则禹河也东行漯川了。济、漯两川均见于《禹贡》，济实河的分支 （见下文第七节） 而《禹贡》没有明说，那末，单执《禹贡》无分渠而否认漯川为禹河故迹，不过是片面的理由。更重要的反证，则邺东故大河很像西汉前早已断流 （详下文第八节） ，如果禹河当日在北方没有二渠，黄河又从哪处出海呢？假使邺东故大河断流后才东行漯川，则战国时期却没见过黄河东决的记载，而《燕策》苏秦死章，“齐有清济、浊河，足以为固”。又是战国初期的话。根于这些剖辨，以前各家所提禹河没有二渠及漯川非禹河故迹那两项疑案，都可宣判结束了。
《史记》虽首先提出二渠，但二渠的名称和经行地方，却没有完全交代清楚。话虽如此，我们拿《河渠书》“北载之高地，过降水”的记载，和《禹贡》的“北过降水”、王横的“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相比观，可信司马迁的意见系以“邺东故大河”为二渠之一。唯这大河的经途不明，郑玄以为北接屯氏河，张洎以为经过浊漳 （均见下文） ，胡渭以为“《水经》所叙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 [5] 胡氏的解释，系从《水经注》九“清漳二渎，河之旧渎”生发出来，可是郦道元并未认作“禹河”，说已见前五节。
现在可能见到最先对二渠作概括解明的，就是魏孟康。《汉书》孟康注：“二渠，其一出贝丘西南二 [6] 折者也，其一则漯川也。河自王莽时遂空，唯用漯耳。”《水经注》五即遵守孟氏的解释，称王莽河作北渎，以后经生们都认王莽河为“禹河”。独程大昌著《禹贡论》及《山川地理图》，始对旧说翻案，主张邺东故大河为禹的旧迹。《 [7] 山川地理图》上说：
（河） 分派旁出者凡二：在南为济，少北为漯。……周定王时河徙故渎， [8] 则已与《禹贡》异；汉元光河又改向顿邱东南，流入渤海，则汉河全非禹河故道矣。司马迁、班固虽能言禹河之在降水、大陆者别为一枝，而又杂取汉世新河，亦附之禹，其曰禹酾为二渠者是也。孟康顺承迁、固此语，以汉河为漯川。 [9] ……然自此说既行，历世儒者皆误认汉河以为禹河。……历世讹误以为王莽故河，而不知其真禹河也。
他们俩的意见，我们现在试来审查一下。其一，孟康承认北渎为禹河正道，依前节所引阎若璩说，是错误的。但孟康系以北渎为王莽河，程大昌批评孟氏不应指邺东故大河为王莽河，那是由于程氏自己的误会。 [10]
其二，程大昌主张邺东故大河为禹河旧迹，也不是他的创见，他是融会着《汉书·地理志》“邺，故大河在东，北入海”和《水经注》九“清、漳二渎，河之旧渎” [11] 而贯通出来的。他受当时环境的限制，不懂得禹河就是东周的徙河，这种错误，倒可饶恕。然而《河渠书》的二渠，没有明白指出哪二渠，孟康的注是否代表《史记》的真意，还有疑问 （参看前文） ，所以程氏对于司马迁的批评，是应该保留的。
最后该论到胡渭了，他对于“禹河随西山下东北去”，曾提出十五个证据，又对于“漳水自平恩以下为禹河之故道”，亦提出五个证据。 [12] 他认禹河的故道是：
以今舆地言之，浚县 （属直隶大名府） 、汤阴、安阳、临漳 （并属河南彰德府） 、成安、肥乡、曲周 （并属直隶广平府） 、平乡、广宗、巨鹿 （并属顺德府） 、南宫、新河、冀州 （并属真定府） 、束鹿 （属保定州） 、深州、衡水、武邑、武强 （并属真定府） ，皆禹时冀东濒河之地。 [13]
和程大昌所说禹河经过澶、相、贝、冀各州 （引见后文及注二） ，虽比较分析得清楚，但大致相同。胡氏又说：
汉、魏诸儒皆以北渎为禹河；司马迁知禹引河北载之高地矣，而不知当时所行者非禹河。王横知禹河随西山下东北去矣，而不能实指其地名。班固知有邺东故大河矣，而不知其上承宿胥口。 [14]
那又与程氏之责备迁、固同一样口吻。可怪的胡对于程，偏偏极力攻击，他以为程氏：
盖唯不知汉时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故谓巨鹿去古河绝远，而以枯绛应降水，移大陆于深州，种种谬误，皆由此出也。 [15]
其实这不过叶枝问题。 [16] 大陆也不见得必是巨鹿，他总脱不掉文人相轻的习气。此外，他本身仍犯有若干错误，如（一）“顿丘东南之决河，未几即塞” [17] 。这一道决河，应依阎若璩说，即《水经注》之北渎，经过一百四十余年，至王莽时始行枯竭，并不是“未几即塞”。（二）同上的决河，他以为“河夺漯川之道，至千乘入于渤海” [18] ，这因为他把北渎误会作定王时徙河，元光的新河无可安插，遂不能不诿为夺漯入海，大致仍系采用程大昌的说法，所不同于程氏的，只是顿丘的决口，他以为不久即塞 （可参看前五节引文） 。但漯川在西汉初期，已是黄河的分支 （见第八节） ，河水从原有的而且未曾断流的分支出海，哪能叫作“徙”？
再次，二渠，旧说以为俱在北方，但又有人以为应分指南北二渠。例如，张燧《千百年眼》说：“至秦河决魏都，始有二流，子长盖误指秦时所决之渠以为禹迹也。” [19] 按《史记》《汉书》除指出北载之高地外，都没有说明别一渠所在，二渠也许指南、北各一，张燧的话，我们不能完全排斥；唯是，秦决河灌大梁，虽然通入淮、泗 （见下文第七节引《汉书》如淳注） ，但另一方面据《史记·河渠书》的记载，则通入淮、泗的鸿沟，春秋时期早已存在 （参下文第七节） ，并非始自秦代，张氏疑司马因秦代决河才发生二渠的误会，却大大不对。此外尚有毕亨的说法，他以为二渠之迹，“当在修武、武德界中，非汉之二渠” [20] ，我将在下面及第八节有所说明。
由于《禹贡》《史记》及王横所说，“邺东故大河”无疑是“禹河”，即东周时决河的一支。又由于前文对《行水金鉴》的辨正，我们也无法不认漯川属于“禹河”的系统。《禹贡·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漯字或写作“濕” [21] ，济可通河，将于第七节得到证明，依这来推理，漯在战国时代，也应该跟黄河通流。再由《孟子》“论济、漯而注之海”来看，漯又是战国时入海的川流；那末，我们更不能不承认漯是禹河入海的一渠了。
附带着些漯的问题，是值得顺便揭出的。胡渭在《禹河再徙图》第二十七里面注称：
河至故高唐县界，与漯合，复分为二；漯由漯阴故城北，河由平原故城东。盖自高唐以西至武阳，河在南而漯在北，自高唐以西至海，则漯在南而河在北矣。
这无疑是根据《水经注》五的编配而不是胡氏的创解，但我们试深入检讨，郦道元能够自完其说吗？《水经注》曾称：“二渠以引河，一则漯川，今所流也。”已承认汉前河水的一支系经漯而出海。换句话说，在那个时代，漯水就是黄河的支流。入后叙到河水经过东武阳县 （今朝城县西） 时，《水经注》称“又有漯水出焉”，“出”的意义，即是由河水分流，自身本无来源之谓。 [22] 更后河水东北过高唐县时，《水经注》又称“河水于县，漯水注之，《地理志》曰，漯水出东武阳，今漯水上承河水于武阳县东南” （北魏的武阳即汉的东武阳） 。漯水既自河水分出，后来又注入河水，照这样看，漯是黄河的分支，更无庸疑了。就算漯在东武阳的地方，曾接纳了若干本土的溪流，可认为独立的水川； [23] 但在高唐县河、漯交流后，再度分为两股，又有甚么方法辨别出哪股是河，哪股是漯呢？《水经注》五：“《竹书·穆天子传》称，丁卯，天子自五鹿东征，钓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已巳，天子东征，食马于漯水之上。”如果西周时黄河不经鲁北，漯曾独立出海，那末黄河再度侵入后，漯自然可保留其旧称。然即使是如此，实际上也不是单纯的漯水。例如，咸丰前有大清河，自咸丰五年河夺大清入海之后，一般人都不再认它是大清了。济水绝河而为“出河之济”，已是古人的玄想 （见下文第七节） ，道元再构成河先南后北，漯先北后南的× （交叉） 臆说，更属玄想之玄想。我们试再让一步，认为“十字交流”说可以成立，那末，漯水非流量极旺，断不能造成这种特殊现象。然而《水经注》对于入海的漯川，却称“河盛则通津委海，水耗则微涓绝流”，这更说明从千乘入海的漯水，在汉、魏、六朝时无疑是黄河入海较弱的一股。 [24]
较盛的一股即黄河的正流，据《水经注》五，它经过高唐 （今禹城西南） 、平原 （今同名） 、安德 （今陵县） 、般县 （今德平） 、乐陵 （今同名） 、朸乡 （今商河） 、厌次 （今惠民） 、漯阳 （今青城） 、漯沃 （今蒲台） 、千乘 （今高苑） 、利 （今博兴） 等县，近海处复与南股乱流；这一条河道，试取《元和郡县志》所记唐代黄河经行 （详下文第九节） 来比勘，并没发见甚么大变动。
归纳前头冗长的辨证，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禹河就是东周时所徙的河道，初时在北方约分为两道，即二渠出海：一北支，即邺东故大河，越过邺县 （今临漳县西南） ，合着浊漳、清漳，向章武 （今沧县东北） 流入渤海；又一东支，东出长寿津 （约今滑县东北） ，经高唐至千乘县入海，别号漯川。两支当中，在古典派的眼光去看，当然以北支为正流，但两支流水量的比较，是无法使其复现眼前来供我们判定的。至东周时河在甚么地方溃决？北支到何时方始断绝？留待下文第七、第八节再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