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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黄河变迁史
作者:岑仲勉
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01-01
ISBN:9787225064413
本书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掌阅科技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在我未发动这回写稿之先,总认为明、清两朝的治河工作,比之前代大大展开,河员们、学者们对河的历史、河的变迁,早已有了综合性、系统性的讨究和报导,无需乎尤其是于黄河未曾作过实地视察的我,来参加这一项工作。
当一九五〇年春间我初授隋唐史课,讲到隋炀帝开通济渠那个节目,略为参考前人的批判,晓得那一回的工程,不过承袭古代遗迹,再加扩大。我于是检阅到郦道元《水经注》和南北朝的交通史料,似乎对古代黄河的真相,获得进一步的认识。然而事实究嫌模糊,我于是再追溯而上,细读《史记·河渠书》和战国杂说,同时把向来认为黄河权威作品的《禹贡》,参用近人新释,施以解剖,上古黄河的真相,至是才得一线光明。总之,它的历史、变迁,还夹杂着许多难解难分的问题,要待我们来发掘,这却出乎最初意料之外。
同年七月,毛主席以英明领导,决定大力治淮。我从报上读悉之后,细想一下,黄是淮的邻人,又是它的敌人,治淮成功,继以大力治黄,那只程序先后的事。然而淮系我们比较安靖的伙伴,黄系捣乱的伙伴,治黄方案应从多方面着手,并不像治淮那么单纯。我受了前项消息的鼓励,越觉得我个人在可能范围内,应该继续向黄河变迁史努力发掘,庶可略尽一部分为人民、为广大群众服务的责任。中间格于赶写两课讲义,又不断地学习改造,工作只能抽暇的间歇进行,幸而今天终于把我的研究写成了。最遗憾的是:广州方面自抗战以后,图书散失,近二三十年来各种水利杂志登载过的建议和评论,不能广泛参考,坐井观天,势难避免。
冶河的技术,古代靠经验,如靳辅说:“守险之方有三:一曰埽;二曰逼水坝;三曰引河。三者之用,各有其宜。” 【1】 都属于这一类。近世尤要靠科学,如李协 (即李仪祉) 说:“以科学从事河工,一在精确测验,以知河域中丘壑形势,气候变迁,流量增减,沙淤推徙之状况,床址长削之原由;二在详审计划,如何而可以因自然,以至少之人力代价,求河道之有益人生而免受其侵害” 【2】 ,就属于这一类。我既未做过河务工作,又未读过水文学,无论旧识、新知,都是门外汉。然而黄河的自然规律性,有几分总从河的历史暴露出来,要懂得它,便不能完全丢开河的历史。
张含英说:“今日之治河,纵有科学之方法,新式之利器,如无科学之张本,长期之研究,而冒然设计,率尔从事,亦犹医者对于久病之人,尚未察其病源,检其身体,而欲遽施以医药,难乎其为治矣!” 【3】 我不是说有了比较深入的黄河变迁史,就能马上决定治河的方案;反过来说,黄河史就是张本的一件,没有较准确的黄河史,那就缺去一件很重要的张本了。
研究黄河变迁,也要晓得上古跟近世情形有些不同。李协说:“夫使地球上无人类,则固无治河者,而河亦无所谓治不治也。盖河出山泉以汇于海,中途或滞或湍,或潴或泻,或歧或一,其于床址崖岸,或蚀或积,一皆本乎自然。河之有治有不治,则自有人类之关系始。” 【4】 那无非见得时代越后,人类的劳动跟水斗争越烈,黄河的本性或多或少地被掩盖着;时代越前,则黄河越能暴露出它的天真。即如上古的河决,不一定堵塞,自明代中叶以后,才持有决必塞的主义,那末,可变的却被人类弄成不变。又如铜瓦厢之决,在无事时候,必会设法堵住,可是清廷当日困于人力、物力,经过二十年后,新道已经深通,旧道不易恢复,只可听其自流,那又本可不变,因受环境限制而造成其变徙的。我们对于这些,切不可机械地看作具有决定性的事变,我在本书中说明弘治八年筑断黄陵冈不能列为大变之一,也属于这一类的例子。
《锥指》四一下说:“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这两句话是很不错的。我们有了理论,还须要实践,要随着事势的发展、环境的变迁而加以改进。比方墨守着《禹贡》的残篇,用经义来治河,以为但使能够恢复“禹河故道”,便可安枕无忧,那真是食古不化的书呆子,在二十世纪的崭新时代,必被淘汰无疑。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连古书也不用读;古书里面包含着许多已往历史的进展,前人的经验。好的固可奉为后事之师,不好的也可取作前车之鉴。尤其是黄河自有史文以来,表现过甚么变化,透露过甚么特性,都值得我们注意及研究。
“治河即以治淮”,是黄、淮会流时代,明人所提出的口号。自去今约百年前,铜瓦厢溃决,黄河改向山东出海,黄、淮两系离立,这个口号好像已不复适用;其实黄河对淮系各支流,随时都带着威胁性,二千余年来的历史已明显地写下不断的记录,并非我们过于杞人忧天。黄河怎样威胁淮系,本书随处都有揭出,这里无须作详细叙述。
黄河的问题,无论时间、空间,在我国都影响太大了。单就水灾来说,多发生在河南和山东;左可以威胁河北,右可以残害苏、皖。究竟哪一方较为吃紧,各人的看法不同。像元余阙说:“南方之地,本高于北,河之南徙难而北徙易。” 【5】 清孙嘉淦疏:“顺治、康熙年间河之决塞,有案可稽,大约决北岸者十之九,决南岸者十之一;北岸决后,溃运道半,不溃者半,凡其溃运者,则皆由大清河以入海者也。” 【6】 又翁同龢等疏:“或谓山东数被水害,遂以河南行为幸;不知河性利北行,自金章宗后河虽分流,有明一代北决者十四,南决者五,我朝顺、康以来,北决者十九,南决者十一。” 【7】 大致是说南方的地势比北方高,所以河喜欢北行,北决的次数比南决特多。
反之,如胡渭说:“河一过大伾而东,不决则已,决则东南注于淮,其势甚易。” 【8】 又以为南决很容易。
我们首先要区别的,他们所说的“北”都针对着黄、淮合流时的情况,现在既经改道,就略有不同了。其次,孙、翁的统计怎样得来,可不得而知,但试就明朝的重要河决覆按一下:
洪武二十四年 决入颍。
永乐十四年 决入涡。
正统十三年 决入颍。
弘治二年 决入颍、涡。
十一年 决入白河。
嘉靖十三年 决入白河。
十九年 决入涡。
万历四十四年 同上。
崇祯十五年 同上。
其非决入颍、涡、白河的不计,也已有了九次,何尝是“南决者五”?又清一代在咸丰五年以前,决入大清河或张秋的只得六次,而决入贾鲁河、涡河的却九次之多 (参第十四节上) ,用历史统计来作证,绝不见得“南徙难而北徙易”。
综黄、淮混流及黄、淮合流来论,则自周定王五年前直至咸丰五年,实际上可说并未停止过。反之,从弘治七年 (一四九四年) 至咸丰五年 (一八五五年) ,北流已大概断绝了三百五十年,固然北流断绝的原因,一部分是受人工压迫的。
就现下的黄河流道来说,“北”应该指河北省,据我所推计,历史时期当中,黄河流向天津附近出海的凡三回:
第一回 周定王五年 (元前六〇二年) 或后定王五年 (元前四六三年) 至战国止,最多不过二百五十年,少或止一百一十年 (见第五及第八节) 。
第二回 汉武元光三年 (元前一三二年) 至王莽始建国三年 (一一年) ,计一百四十二年。
第三回 宋仁宗庆历八年 (一〇四八年) 约至金世宗大定二十年 (一一八〇年) ,除去“东流”时期外,实约一百十五年。
三回合计,可能不足四百年。又第一、二两回和第三回的前期,南方尚有汴河分流,第一、二两回,北方也有漯川分流,专从天津附近出海的时期,实计只得五十年上下。至于决向河北的出事地点,第一回系宿胥口,今浚县西南;第二回系顿丘,今清丰西南;第三回系商胡,今濮阳东北。换句话说,即不出豫、冀之交一百里的地方。
由上面所叙,可见河患因乎地域 (或空间) 的理论,固非毫无影响,也不能过分主张。此外还有别一套河患依乎时间的理论,如程大昌说:“利之所存,惟人希土旷,则河堧得以受水;稍经生息,则遥堤之外,展转添堤,固其所也。则何怪乎汉、唐以及我宋,平治久则河决益数也。” 【9】 他的结论系从“不与水争地”得来。相反的,张含英却看成“水灾与国难”相联系,他说:“多难之世,则必有河溢决漫之厄。盖以人事不和,则私欲横流,各利其私,互相争夺,民生凋敝,救死不暇,天灾之来,既未能防患于无形,更无力拯救于当时,及其溃决,只有听诸天命,任黄流之汹涌,扫田庐,成丘墟。”又说:“河道迁徙之变,几无不在国家多难之时也。水灾之原因固多,然人事不减,必其大者。以上所述,略就历次大患言之耳。若细考每次之泛决,亦可得同样之结论。” 【10】
那些话虽不无片面理由,双方却都忽略了黄河本身的利病。王莽始建国三年之决,咸丰五年之决,虽当国家多事时期,可是,西汉文、武二帝,正鼎盛之世,宋真宗时算不得“国体衰弱”。六朝、五代最为撩乱,人所皆知,但黄河并没见甚么大变。说河患跟治、乱相联系,证之往事,颇难成立。
治河比同医病,策略比同处方,医病要晓得病的经过,治河也要晓得河的历史。病状同而病因不同,用药就须酌量加减,溃决同而溃决的成因不同,防备就须随时制宜。医生如不取临床证单一一检阅,是很难药到回春的,黄河变迁的历史就是河患的临床证单了。黄河自有它的特殊性,我们谈治河,如果能够详审它的病源所在,虽然不可能一劳永逸 (治河断没有一劳永逸的) ,但比较长治久安的方法,未必定做不到。又假使不检阅临床证单,唯是脚痛医脚,头痛医头,病是暂时好了;然而今年堵塞,明年复决,明年堵塞,后年复决,这样来处治,哪能一日安宁呢?
在前并非没有人研究黄河的变迁,可惜的他们浅尝辄止,不能把它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结果使得一般人对于黄河的危险性,加以低估,进一步更会影响到策略错误;现在试举治河很有能名的潘季驯为例。
潘季驯的《河议辩惑》曾说:“自宋神宗十年七月,黄河大决于澶州,北流断绝,河遂南徙,合泗、沂而与淮会矣。自神宗迄今六百余年,淮、黄合流无恙。” 【11】 要把他的话仔细分析起来,不知包含着多少错误:(一)宋代所谓“北流”,系专指流向沧州那一条河道,和“东流”的专名对立,并不是泛泛指流向山东、河北的河道。(二)《宋史》所称熙宁十年 (一〇七七年) “北流”断绝,只系极短时间的断绝,明年河即复归北道 (见第十节) 。(三)熙宁十年之河决,系从山东之梁山泊,分为两股:一股合南清河 (泗水) 入淮,一股合北清河入海,会淮的途径,跟明代黄河会淮的途径迥然不同 (明代由阳武出徐、邳会淮,系金大定六年即一一六六年以后之变局) ,而且北流 (即普通称不会淮之河流) 还未断绝。(四)熙宁十年河虽一度入淮,翌年即已断绝,具见前文,自此以后,直至大定八年,才再发生由宋代的“北流”改为南北两清河分流的变局 (见第十一节) 。(五)贾鲁治河后十余年,河屡决东平,一度分入大清河 (一三六六年) ,这应该是潘季驯所谓北流 (非宋代的“北流”) ,而他却没有算及。总之,在那五百多年当中,黄河不知经过多少变迁,一般人不能晓得,还可原恕,但出自治河著名的潘季驯口里,实在太过疏略了,这不是会令人低估黄河的危险性吗?
再如清初的学者胡渭,也是知识界中尽人皆知的,他在《锥指例略》里面指出截至康熙三十六年止,黄河曾发生过五次大变:
河自禹告成之后,下迄元、明,凡五大变,而暂决复塞者不与焉。
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与漯别行,而东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经》称大河故渎者是也。
二、王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泛清河、平原、济南,至千乘入海,后汉永平中,王景修之,遂为大河之经流,《水经》所称河水者是也。
三、宋仁宗时商胡决河,分为二派:北流合永济渠至乾宁军 (今青县) 入海、东流合马颊河至无棣县 (今海丰) 入海,二流迭为开闭,《宋史·河渠志》所载是也。
四、金章宗明昌五年 (实宋光宗之绍熙五年) 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注梁山泺,分为二派:一由北清河 (即大清河) 入海,一由南清河 (即泗水) 入淮是也。
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阳武县南,新乡之流绝。二十六年会通河成,北派渐微。及明弘治中筑断黄陵冈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是也。
但在《锥指》四〇下里面,他把五期改作四期,对最末一期的说法又略有改变,现在也把它全录如下:
定王五年岁己未,下逮王莽始建国三年辛未而北渎遂空,凡六百七十二岁。
自王莽始建国三年辛未河徙由千乘入海……下逮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有横陇之决,又十四岁为庆历八年戊子,复决于商胡,而汉、唐之河遂废,凡九百七十七岁。
自仁宗庆历八年戊子,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实宋光宗之绍熙五年,而河决阳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一百四十六岁。
自金明昌甲寅之徙,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犹未绝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会通河成,于是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凡九十五岁。
最不同的,前头说一淮受全河之水在明弘治中 (一四九四年) ,后头又说在至元二十六年 (一二八九年) ,计提早了二百零六年。其实,一淮受全河之水,最早应在金大定十九年 (见第十一节) ,至元二十六年以前,黄河的北流早断,与会通开河无关 (参第十一、十二两节) ,胡氏任一种的说法,都有错误,而《例略》的说法更坏。后人不详看《锥指》的正文,所以仍把弘治七年 (一四九四年) 列作第五次。至于后来黄河再次分支北流,系从至正二十六年 (一三六六年) 起,但这一年究在某处决口?计到弘治七年 (约一百三十年) 中间北流的情势怎样?历史上没有明白或系统的揭示,我们只从下列的记事可以看出:
洪武六年八月,河水自齐河溃商河、武定境南。
二十四年,河水由旧曹州、郓城两河口漫东平之安山。
宣德六年,金龙口渐淤。
正统二年,决濮州范县。
十三年七月,决新乡八柳树口,由故道东经延津、封丘,漫曹、濮、阳谷,抵东昌,冲张秋,溃寿张沙湾,东入海。
十四年三月,修沙湾堤,不敢尽塞,置分水闸,放水自大清河入海。
景泰元年五月,河决寿张。
二年,河决濮州。
三年六月,决沙湾北岸,掣运河之水以东。
六年七月,塞沙湾决口。
弘治二年五月,一支决入金龙等口,经曹、濮,冲张秋;至冬,决口已淤。
五年,河冲黄陵冈,犯张秋,掣漕河与汶水合而北行。
八年,筑断黄陵冈、金龙等口。 【12】
由此约略晓得,宣德以前,河水仍或断或续地向北方分流,自是以后,金龙口渐淤。正统十三年、弘治二及五年都是特决,景泰元、二、三年决口系因沙湾置分水闸,如把弘治七年作为时期的分划,不单止不切合实际,而且当日入泗、入涡或入颍,河流的大势很乱,只呆守着前人不正确的观点——即南北地域性,因人工筑断了北方支流的决口,便算一大变 (或大徙) ,那末,同时黄河自动地在南方另辟支流算不算大变呢?有大变必有“小变”,大、小的分别,恐怕不容易获得满意的界说。如认为时间长的便算大,则长、短又是相对的名词,凭甚么来规定。
话还不止,胡渭列为四次大变的金明昌五年,照现有史料来寻究,简直没有那么一回事。这年的河决只是离开汲、胙城两县,经阳武取直线冲出,毫无分流于北清河的痕迹。像这样的水道移动,在黄河变迁史上实司空见惯, 【13】 即如河离开浚、滑,胡氏以为在宋隆兴之前 (参第十一节) ,但胡氏并没有把隆兴时代列作一变,依同样的推理,明昌五年便不能算为“大变”。奈向来读黄河史的人们都奉他为权威学者,无条件地接受他的考定,我的初稿写毕之后,也还一样接受他的话,后来修改过程中,才偶然发现他的错误。再后,我又检得《明史》八三有过“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的话,更见得我的推定,并不是个人臆测。
而且所谓“河变”,与胡渭同时的学者已有不同的分析,如阎若璩《四书释地续》列举出的河变是:(一)周定王五年河徙邺东。(二)汉武帝元封二年至宣帝地节元年河决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至章武入海。(三)宋神宗熙宁十年河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四)明洪武二十四年河全入淮,永乐九年虽复疏入故道,而正统十三年终合并于淮。只有四次,又不数始建国三年、明昌五年及弘治八年那三次,和胡氏相同的仅周定王、宋神宗那两次,可见学者之间,意见很不一致。也就是说,我们很难作出一个界说,规定怎样才算大变,怎样便不算大变。
胡氏的分析固然缺点很多,阎氏也是鲁、卫之政。首先而且最重要的,阎氏没有数到邺东故大河之断流。其次,河全入淮并非始于洪武二十四年,永乐九年之复故道又不是把贾鲁的故道整个恢复;即使让一步来说,贾鲁的故道何尝不是河全合淮。反之,正统十三年之决,一支从大清河入海,一支由颍入淮,哪能说河终合并于淮?由这来看,阎氏对于黄河变迁的研究,大致实比胡氏为荒疏;虽然他认周定王五年系徙向邺东,这一点确比胡氏棋高一着。
谭其骧说:“虽其 (胡渭) 分次的办法,划分每次改道的标准年代,都还存在着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暂时仍不妨沿用其说。” 【14】 话又来了,科学研究之目的,是运用合理的方法,求取个中的真象,适合目前的需要,如果明知它是错,只因没有别的说法来代替,就因陋就简,沿袭着而不改,假如老年还作不出新的说法,我们是不是终久沿袭着错误的解释呢?不破不立,唯其先把错的旧观点扫清,才能激起真的新观点出现。还有一层,我们进行研究时,如果仍遵循错误的道路走去,那末,得出的结论必定同是错误的,这种流弊,不必征引甚么例子,只取谭氏同一篇文章来看,就可得到一个明显的教训了。谭氏说:“从十世纪往上追溯到有史记载的开始,至少有二千年之久,大改道只有两次。”他所谓两次,无疑是守着胡渭周定王五年与王莽始建国三年的划分;按邺东故大河是周代河徙后的主要出海道,也是我国史册上所见唯一最左倾之黄河故道,这一故道行走不久,即已断绝,转向山东出海,还能不算入大改道之内吗?汉武元光三年河决瓠子,通于淮、泗,流行了二十余年,比蒋介石集团所挖的花园口时间还要长,而他却不算是一回事,可见关于河徙的胡氏误说,真深入人们的脑筋,非大加澄清不可。“不妨沿用”的说法是我们所万万不敢同意的。
现在再由元至正二十六年起直至明末为止,作一个河变的大概统计以作示例:
洪武元年 (一三六八年) ,决入鱼台,徐达引河入泗。
二十四年 (一三九一年) ,入颍,贾鲁河故道淤。
永乐九年 (一四一一年) ,宋礼引河复行鱼台会汶。
十四年 (一四一六年) ,入涡。
正统十三年 (一四四八年) ,改流为二道:一溃寿张沙湾东入海;一入颍。
景泰三年 (一四五二年) ,复决沙湾东行。
四年 (一四五三年) ,徐有贞引河复由涡入淮。
弘治二年 (一四八九年) ,南北大决后并为一大支,由祥符出商丘丁家道口下徐州。
三年 (一四九〇年) ,白昂引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
五年 (一四九二年) ,犯张秋,掣汶水北行。
八年 (一四九五年) ,刘大夏导河经兰阳、考城,由曹出徐,又分由宿迁、亳州达淮。
十一年 (一四九八年) ,大量由宿迁入淮,徐州水流渐细。
正德三年 (一五〇八年) ,西北徙三百里,由徐州东北小浮桥入漕河。
四年 (一五〇九年) ,再西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县飞云桥入漕河,兰阳、考城故道淤塞。
嘉靖十三年 (一五三四年) ,决宁陵北赵皮寨入淮;又忽自夏邑东北冲,经萧县下徐州东北小浮桥。
十九年 (一五四〇年) ,决睢州野鸡冈,由涡入淮;经考城入徐、吕者仅十之二。
二十四年 (一五四五年) ,由野鸡冈南决,至泗州会淮。
二十六年 (一五四七年) ,决曹县,冲鱼台之谷亭,南流故道尽塞。
三十七年 (一五五八年) ,曹县新集淤,河由单县析为六派,又由砀山析为五派,俱下经徐洪。
四十三年 (一五六四年) ,河统会于丰县东之秦沟,余派皆淤。
万历二十一年 (一五九三年) ,决单县黄堌口,分两支:一支出白洋河;一小支出小浮桥。
二十九年 (一六〇一年) ,决商丘萧家口,全河东南注,趋邳州、宿迁,单县黄堌口断流。
三十一年 (一六〇三年) ,决单县、沛县,灌昭阳湖,全河北注者三年。
三十四年 (一六〇六年) ,曹时聘挽河由砀山朱旺口出小浮桥。
四十四年 (一六一六年) ,决开封陶家店,经陈留入涡。
四十五年 (一六一七年) ,决阳武脾沙岗,由封丘、曹、单至考城,复入故河。 【15】 “徙”的意义犹“改道”,洪武时承贾鲁河故道,至清河县东北会淮,二十四年忽改行颍水,至寿州正阳镇会淮,永乐十四年又改行涡水,至怀远会淮,难道还算不得“改道”吗?这不是咬文嚼字的争执,于事实上确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正阳、怀远均在淮水上游,坡度较大,淮自然不易被河水挡住以至逆流,反有助黄刷沙的力量。但会点在淮水下流之清河,情势便大大不同了;清河地方的坡度当然很小,淮流到这里,已丧失了建瓴之力,加以黄强淮弱,黄水倒灌极其容易,清口一塞,淮更受制,因而随处泛滥,淮扬七州县被灾。简单地说,黄河分入淮水的地点,愈在淮河上游,则淮受到黄害较少,愈在淮河下游,则淮受到黄害较大,这一个重点,明、清治河的人们大都没有抓着,贾鲁、潘季驯无比较持久的功绩,缺点也就在此处。季驯尝称赞贾鲁河为铜帮铁底 【16】 ,其实贾鲁治河 (一三五一年) 后未够十年,河便分支向北方冲去,仅四十年 (一三九一年) ,更夺颍而出,故道遂淤;直至万历四十五年 (一六一七年) 黄河所行才算大概恢复了贾鲁的故道,但至清代初期 (也未够三十年) 又屡屡溃决,贾鲁河为甚么不安其居?我以为从这些事实,便可寻出它的最重要原因了。
话又回头,大徙的“大”拿甚么作标准呢?如单拿方向来说,则如图由Aa转作Ab、跟Aa转作Ac或Aa转作Ad,有甚么不同的特征?
如论时间长短,则洪武二十四年入颍有二十年历史,永乐十四年、景泰四年两回入涡都有三十年历史,时期可不能算短。根于这样论证,我们试把前表审查一下,便觉得明代配称作“变”或“徙”的总有许多次,单拿弘治八年筑断黄陵冈来代表明代黄河的大事,是多么不切合实际!而更要声明的,我们不能承认自有史以来配称作“大徙”的只有六次,我以为即使依照他们的分划办法,次数也尽可加至两倍或三倍。我们如果不顾及实际,把“变”或“徙”的次数减少,是掩蔽了真相,引起了错觉,其流弊使得:(甲)一般人以为经过二三千年,黄河大变才发生六次,平均每四五百年才有一次,就会错估了黄河的危险性而减低了对它的警戒。(乙)以为某一个长时期当中确没有甚么河患,因而高估了那期治河的成绩,更进一步误信当日某种治河方法确属有效,失却了纠正错误、改变方针的勇气。比方从东汉永平直至唐末,经过八百多年,黄河没有怎样大异动,人们都信是王景治河的功绩,大家推崇他为治河名人,那多半是对的——固然中间还靠着计不出的劳力继续维持住他的成绩——;贾鲁、潘季驯却不同了。贾鲁治河的后果,前文早批评过。季驯还在总河任上,已感到无法解除泗州积水的僵局, 【17】 怎奈河官、学者多数对他抱有好感,不把他的后果详细审查,只听见表扬,不听见批评;一般人更无暇细读河渠史,相率信奉“束水刷沙”为治河不二的法门,清代河防搞不出大进步,是很受这种错觉所阻窒的。而造成了这种错觉的原因,就在于学者们任意减少了河变的次数,没有把黄河变迁的真相和盘托出。
根于以上所举各种原因,如果我们还谨守胡渭的方法,把河徙一一编列为第几第几次,事实上将不胜其烦,有时且无法分划,结果必定钻入牛角尖去。为便于整理及避免
起见,我曾提议废除胡氏的数字编号法,对于每次河变,只估计其影响,
【18】
这里不必再烦絮了。
还有一点,夺颍、夺涡的事,明、清两代屡屡发生,以前却没听见,未钻研过黄河史的人,一下不会明白。为甚么呢?那正是说明我前头所称自周定王五年 (元前六〇二年) 以前,直至清咸丰五年 (一八五五年) ,计二千四五百年或且不知多少年,黄、淮混流或黄、淮合流,在实际上未曾停止过,并非言过其实。上古有“济”,东汉以后常称作“汴”,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水系,它只是周定王五年以前的“黄河故道”,周定王五年以后的“黄河分流”。它的尾闾一部分会入于淮,但它当中途经行时,又可分泌于淮水的支源——颍水、涡水。换句话说,元代以前,黄河并不是跟颍、涡毫无关系,而是经常入颍、入涡的。进入了元代,可就不同,汴渠中段已被黄河侵占 (见十二节) ,于是首演黄河夺涡的变局 (约一二三五—一二五一年,见十一节) 。后到洪武十五年 (一三八二年) ,汴渠首段也完全沦入黄河 (见十二节) ,旧日之“黄河故道”即汴渠,至是又再恢复为“黄河新道”,直到清末,夺涡、夺颍之事乃层见叠出,那就是今昔情形不同,其变动方式也发生差异了。今将元初至今黄河入涡、入颍,分列两表如下:
(甲)黄河入涡表 (至某年为止,历史常无明了之记载,又往往有间断,故只记起年。乙表同)
元初 (约一二三五—一二五一年期间) 。
明永乐十四年 (一四一六年) 。
景泰四年 (一四五三年) 。
弘治二年 (一四八九年) 。
嘉靖十九年 (一五四〇年) 。
万历四十四年 (一六一六年) 。
崇祯十五年 (一六四二年) 【19】 。
清雍正元年 (一七二三年) 【20】 。
乾隆二十六年 (一七六一年) 。
乾隆四十三年 (一七七八年) 。
乾隆五十二年 (一七八七年) 。
嘉庆三年 (一七九八年) 。
嘉庆十八年 (一八一三年) 。
嘉庆二十四年 (一八一九年) 。
道光二十一年 (一八四一年) 。
道光二十三年 (一八四三年) 。
同治七年 (一八六八年) 。
光绪十三年 (一八八七年) 。
(乙)黄河入颍表
明洪武二十四年 (一三九一年) 。
正统十三年 (一四四九年) 。
弘治二年 (一四八九年) 。
清光绪十三年 (一八八七年) 。
按元代史志虽未明著入颍,然由至元二十五 (一二八八年) 、二十七 (一二九〇年) 及延佑三年 (一三一六年) 的河患记录来看,显有入颍的事实 (见十二节) 。入颍的次数仅及入涡的四分之一,而且入颍 (贾鲁河) 往往同时入涡,单称入颍的只有洪武、正统两次,大约颍水的地位较西而路曲,且海拔也较高的缘故。现在除去同时分入两水及人工溃决不计,即七百年中,平均每约四十年发生一次。又入涡的次数,不单止比入颍为多,历史也比较长久,据史志所昭示,洪武入颍走了二十年,永乐入涡走了三十余年 (见十三节) ,元代入涡最少也有八十年以上 (即宪宗初至后至元三年,见十二节) ;总而言之,豫东若有溃决,走涡那条路是最可能而易见的。
其次,黄河史材料怎样搜采和整理,也应带说几句。像金代的初期,金、元交替的时期,历史上都留着模糊或空白的页面,我们首先应该尽各人的力量,剖解残存的材料,加以申明、补充。又像《金史·地理志》,县名下面间有附注“黄河”字样,很容易令人误会那些县是金代黄河经行的地方,但试跟北宋末《元丰九域志》一比,才晓得两本实是一样,所差的,金志较为简略。我再把《九域志》跟《元和志》一比,又晓得《九域志》的来源,系直接或间接抄自《元和志》,不过把已废的县名,改头换面。我们一不小心,以为金志必记金代后期黄河的经行,宋志必记宋代后期黄河的经行,拿它作讨论根据,那就大糟而特糟了。由这,我们得到了教训,就是前人辑地志的方法,大约只把隶属名称,照当代的制度略为更改,其各县所辖的山川,则大致抄袭旧文,记不起黄河的河道是随时改变,没有顾虑到时间、空间,我们千万提防着别要上它的当。
文件比较可靠的,是地方官报导当日该管辖地的情形,和治河官陈述当日河务进行的状况,即使片鳞半爪,总不至十分脱离现实。但这个条件的适用,也有一定限度,比如周金是嘉靖十五年的督漕,漕和河密切相关,河道的变迁,他应该时刻留心,试观他所奏“自嘉靖六年河流益南……”比勘当时章拯、潘希曾、戴时宗各督河的奏报情形,恰恰相反 (参第十三节上注83) 。又如一些官吏或学者记述多年前的往事,我们就须审查他们的话有无错误,才可利用;属于这类的例子,只参看前头我对于《河议辩惑》的批评,和第十四节上纠正陈世倌、包世臣等的错误,便可促起我们的注意,无须多所列举。
纂辑的书,则常犯重复的毛病。如《行水金鉴》二二,嘉靖五年下引《明会典》:“是年,黄河上流骤溢,东北至沛县庙道口,截运河,注鸡鸣台口,入昭阳湖” (同书一五六引《明副书》同) ;同书二三,嘉靖六年下又引《续文献通考》:“是年,决徐州及曹、单、城武、丰、沛等县,杨家口、梁靖口、吴士举等处,冲入鸡鸣台……东溢逾漕,入昭阳湖” (同书一五七引《治水筌蹄》同) 。今考《明世宗实录》称五年六月,“徐、沛河水溢”,又六年十月下称“先是六月间黄河水溢,奔入运河,沛县地方沙泥淤填七八里……给事中张嵩等言去秋河塞,皇上特命章拯……并力修浚”。比较了这几条记事,便觉得横截运河、注鸡鸣台都应发生在五年,也许修治还未好,因而六年水涨的时候,仍跟着上年的决路灌入,但断非开始在六年。编《行水金鉴》的没有经过细心研究,至把这件事重复地叙述。简单地说,参考的书本越多,越易犯这类毛病,只有随时小心,或可减少错误而已。
如上所述,因为传闻异辞或转录错误,两书不相符的例子固然很多,甚至同一作品也犯此弊,其致误原因仍不外是根据或错解两种不同的史料。例如《南河全考》既称万历二十一年“五月,河决单县之黄堌口” 【21】 ,又称二十五年“河复决单县之黄堌口” 【22】 ;其实二十一年黄堌决后,总河杨一魁不主张堵塞,黄河水仍时时从决口通过,并无所谓“复决”。
依于这种种矛盾,初次阅读河史的人们就很难掌握,以前既没有专工校勘的作品,如果我不把我所见到的地方一一拈出,或替它作个考证,听任后来的人再次捉摸,显然未有尽我所应担负的义务。就说我所考证不一一正确,也未尝不可打下一个基础。困难可又来了,全数考证都放入正文,势必喧宾夺主,因之不能不扩大附注,最后几节中间有附注比正文还多,那是不得已的办法,相信对参考方面总会有多少补助的。
还有一点值得声明的,一般历史以朝代断期,已属勉强,黄河变迁史当然更无这样划分的必要。可是黄河史较有详细的记载,只起自西汉,从三国起至六朝末叶,关于正流的消息,几可说绝无仅有,李唐一代也消息不多。由北宋递到金,由金递到元,又各有长时间的空页,非依朝代分节,就界限不清。近世明、清两代材料丰富,考证的附注特别多,为便于检查,故一节之中,再分作上、下。
前人记载所用的“河”字,往往不指或不专指黄河。如《金史·地理志》的“河仓”,《元史·五行志》的“河溢”,我将在第十一、十二两节有所说明。明人这样的用法尤多,现下我只拈出几件来示例:如洪武十七年正月,“彰德府奏临漳县河决”;十八年九月,诏“去年河决临漳” 【23】 ;永乐元年八月,“修河南安阳县河堤”,“工部言山东福山县河决护城堤”;十年六月,“河南鄢陵、临漳二县骤雨,河水坏堤岸”;十三年六月,“山西布政司言辽州淫雨,河水暴溢”,十二月,“山东馆陶县、北京南乐县民自陈今夏河水泛溢”;十六年七月,“大名府魏县言河决堤岸” 【24】 。我们晓得除去鄢陵一县之外,其余临漳、安阳、福山、辽州、馆陶、南乐、魏县等地方,都非当日黄河正流、支流或支源所经,而编《行水金鉴》的号称专家,却把那些材料完全收入黄河史里面,是多么可怪的事。
由这,可见我们研究黄河变迁,对前人搜得的材料,还须先下一番选择工夫,不能无条件接受。
关于上述的种种困难,有时就不能不应用详细的剖析方法,希望可以解决未经解决的问题,写作上于是弄成繁复而无法精简;甚至令人看去,几若离题万里。然而在最近以前,我们没有一部完整可靠的黄河历史,我浪费些无谓笔墨,总会得到阅者的同情和原谅的。
同时为要补救刚才揭出的缺陷,我再把每一节的内容,在节末写出简单的结论,使阅者易得明了其大概。
涉写作问题,本篇内属于著者叙述、批评的部分,都尽量利用语体,以便通俗。唯在两种场合下,却不能不保留文言:其一,凡引用前人的建议、记载、考证等等,如一一翻作语体,工作是非常困难。著者的麻烦还系次要问题,古人文字简奥,偶不小心,便失去真意,甚至与原文相反;例如贾让的三策,著者的解释就跟前人迥然不同,假使依照任一方面的意见来翻译,都犯了抹煞另一方面的偏差,那是不能不照引前人文言的理由。其二,关于历朝的河事编年表也是一样,例如《金史》的河决阳武、贯封丘而东,《元史》的黄河复于故道,可能有不同的解释,译作语体,也不能怎样改变。原文既有点含糊,如果插入别的字样,不单止失去本来面目,而且会引起读者的误会,这又是不能不保留文言的理由。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广州中山大学北轩,修正去年底的写稿。
一九五五年七月全稿再度补完。
【1】 《皇朝经世文编》一〇一。
【2】 《科学》七卷九期八九六页。
【3】 《治河论丛》七二页。
【4】 《科学》,同前九〇〇页。
【5】 《禹贡锥指》四〇下。
【6】 《经世文编》九六。
【7】 《清史稿·河渠志一》。
【8】 《锥指》四〇下。
【9】 傅寅《禹贡说断》四。
【10】 《治河论丛》八二及八七页。
【11】 《图书集成·山川典》二二七。
【12】 均详十三节上。
【13】 据谭其骧说,北洛水本来是入渭的,明成化年间(一四六五—一四八七年)因黄河一小段偏西流,洛遂改道入河。到清咸丰间(一八五一—一八六一年)河的一段复偏东,洛又入渭。约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左右,河流再偏西,洛再入河。一九三四年大水,河流回向东,洛仍然入渭。又说,古代河套方面,以北河为正流,南河为支流,北河近河口处原有屠申泽,清人叫它做腾格里海。清初北河河口淤塞,河的主流改行南河;中叶后腾格里海变成沙阜,北河也缩小为今日的五加河。现在河套区以河为界,河南叫套内,河北叫后套,秦汉时总名“河南地”(《地理知识》一九五五年八期《黄河与运河的变迁》)。可见潼关以西的黄河也有改道。
【14】 同上引文。
【15】 见十三节上。
【16】 《明史》八四。
【17】 同上。
【18】 《历史教学》十六号,拙著《历史教学上应怎样掌握黄河的材料》(一一—一四页)。
【19】 这一次是人工的决水。
【20】 史料只称南入贾鲁河。接贾鲁河下游本会入颍河,但考乾隆二十六年决出尉氏贾鲁河,分入涡、淝会淮,又四十三年归贾鲁新河,下达亳州之涡河,均不称入颍,故这里作为入涡计算。
【21】 《行水金鉴》三六。
【22】 同上三九。
【23】 均同上一八引《太祖实录》。
【24】 均同上引《成祖实录》。
黄河重源,现在我们总知道绝对不可信的了。 【1】 黄河非重源,算是已经解决,但黄河重源说是怎样发生起来?还未有人加以“合理”的解释;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人,向来做事都不彻底,这是最著的一个范例。解释黄河重源的缘起虽于治黄无如何直接关系,惟是黄河重源说是黄河历史未解决的第一个环节,所以必得先从这儿说起。何况这里面含着多少玄秘,有若干我国历史上极重要的问题,如上古的西北交通、周族从甚么地方迁来等等,都可借此得到启示或因而解决呢。
汉以前遗文如《山海经·海内西经》称:“海内昆仑之虚……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又《尔雅·释水》:“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 【2】 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河曲。”都曾说及河源,可是与今地的对照还不十分清楚,能够明白地叙述黄河上源出自西域的首先要算张骞对汉武帝的奏记,他说:
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焉。 (《史记》一二三《大宛传》)
根据《史记》,张骞当日出使的经历,去时系“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回时系“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了一年多,趁匈奴内乱,始逃亡归国。依匈奴当时领域 (“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 的情形来审度,可信骞本人并未尝经行塔里木河的正流,也不晓得罗布泊 (即盐泽) 是怎么样子,他报告里面这一段话完全得自传闻。比方“其南则河源出焉”那一句当然意味着青海的“重源”,但“多玉石”一句事实上却指于阗的“初源”,由此可见张骞的河源知识是很模糊的。后来便有进步了,汉朝派赴西域的使人越来越多,所以《史记》同传又说:“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前人对于《史记》这一段记载,往往以为昆仑的名称,由武帝所臆定;但《淮南子》那本书写成于武帝初期 (也就是在张骞归国之前) ,它已称,“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又“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绝者,有昆仑之输也”,这可说明即使没有武帝的考定,人们也懂得那方的山脉就是相传的昆仑山。
江浦青以为河和昆仑,各有两个的原因,“可以说汉武帝重通西域,定昆仑于阗南山后,便将整套本部的地名搬西域用去”。这个解释有好几点讲不通,已由郑德坤驳去。 【3】 但郑氏自己所说:“河水流域有两道大水,同名河,他们发源的山又同名昆仑,他们流注的海又同名渤海。这是很清楚的。历来的学者不知有这样的‘凑巧’的现象,闹出许多笑话呢!” 【4】 他所谓“笑话”系指《山海经注》《水经注》等。殊不知西方的 (塔里木) 河系因东方的 (黄) 河而得名,上古人只看成是一道水的两段;“青海的昆仑”又因真河源显露而被后世所层化,郑氏对演变的过程条理不清,所以说是“凑巧”。
综合前引《史记》,吾人可取得三种观念:(一)张骞未出使以前,西域那方面早就有塔里木河是黄河上源的传说。(二)我国上古图书也有黄河出自昆仑的记载,武帝所以晓得这些山名叫昆仑。 【5】 (三)黄河或被认为和黄河有关的流域,上古人只单称作“河” (又如《河图始开图》:“河凡有五,皆始开于昆仑之墟”) ,后人因为“河北得水为河,塞外得水为海” 【6】 ,始加上“黄”字以示区别。
武帝检查的是哪种图书,我们无从晓得。 【7】 现世所传的《山海经》,并非同一时代同一个人的作品,像前引的《海内西经》,写成时期最早似不能早过战国。侥幸地我们还保存着一部较古的游记,即《穆天子传》,在卷四里面记着周穆王 (元前十世纪) 西行的里数:
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
又《初学记》六引《穆天子传》:
河与江、淮、济三水为四渎,河曰河宗。 (今本没见这一段,且文气不相类,疑是后人的附注。)
我们首先要知道,从周代 【8】 到最近以前,地志的记里,大致系以实际旅程为标准,不跟历代的尺度而改变,所以周里、汉里,无甚差异 (参注10及15) 。其次,宗周瀍水即后世之浐水, 【9】 不是成周 (或洛阳) 的瀍水。根据这两种决定来进行比勘,那末,在宗周 (今西安附近) 西边七千四百里的“河首”,应相当于塔里木正流之某一点,这一点西南至昆仑丘七百里。 【10】 换句话说,河出昆仑或黄河重源的传说,最少可追溯到元前十世纪了。
黄河出现在陕、甘通道上面 (今兰州地面) ,和塔里木河的终点罗布泊,直距也有二千多里,前人何以将黄河与塔里木河联为一起,这可循两种途径去寻求解释:
(甲)假定上古时代有些种族从西方沿着塔里木河向东移徙,行到罗布泊时候,只见一片汪洋,别无出路,塔里木河天天向东流,为甚么积年累月罗布泊总没表现过涨溢的征象?这是古人所无法解决的疑问。 【11】 及后再向河西走廊行去,忽然遇见一条同样东流的巨川,因而认定黄河的上源,是从罗布泊潜行而出;《汉书》九六《西域传》所说,“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就是这个道理。 【12】 (乙)指向和(甲)的假定恰恰相反,即是说,有些种族从我国内地向西北方面行去,因而认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
从表面看,两种假定似皆有其可能,但沿黄河从东而西的时候,似应转入羌地,渐了解黄河真源的方向,不应牵涉到西北二千余里外并无关连的罗布泊。再看近世考古学在我国所发见青铜、彩陶等遗物,和西方的很相类似,而我国的青铜遗物,都是精制,未见粗制, 【13】 处这种种情状之下,都很难令人主张(乙)项上古种族西徙的假定,即使有,也是西汉以后的事。 【14】 此外,有人想应用地质学来解释重源的现象,但须知重点在地下能否渗透那么远,单凭两处的地质观察,依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因我国文化系发源黄河流域,黄河重源问题的解答,跟上古史有着密切的关联,研究时如不结合这个问题作总检讨,也探不到上古史的秘密。现在,试举出我所认识的三点:
第一,我国内地对天山方面,甚而吉尔吉思草原, 【15】 当元前十世纪时,早已有了交通,近世外人在天山山脉道上发见移民遗迹,即可作为一个解释;殷墟之有软玉, 【16】 亦可藉此而解决。
第二,最可注意的《穆天子传》二说:“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丌璧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太王亶父相传是文王的祖父,文王享寿九十七岁;又据《穆天子传》四,昆仑丘再西三百里才是赤乌氏舂山,由于周家有亲串住落昆仑丘那边,我们敢相信黄河重源的说法,系随周族东来而输入。张含英在他所著的《治河论丛》屡屡说:“我族沿黄河而东,开拓华夏” (四一页) ,“我华民族沿河东来” (四六页) ,又“吾华民族自西徂东,沿河而下” (九一页) ,黄河问题总与我汉族一部分的祖先的移徙有关,所不同的,看各人怎样解释罢了。
第三,黄河重源说与上古伊、印族的地理知识,完全从一个模型冶铸出来,例如《佛经》说:
此无热池东有银牛口,出殑伽河,即古所谓恒河也,右绕池匝流入东南海。南有金象口,出信度河,即古辛头河也,右绕池匝流入西南海。西有瑠璃马口,出缚刍河,即古博义河也,如上绕池入西北海。北有颇胝师子口,出徙多河,即古私陀河也,如上绕池入东北海。 【17】
那四条水就和《海内西经》昆仑墟下的赤水、弱水、黑水及河水各各相当。又《山海经·西山经》说: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南流于大杅。
把洋水、黑水分而为二,和《海内西经》洋水就是黑水有点冲突,那是古代传说所常见的。依我的见解,汜天就是内典的梵天,印度人称恒河之一支雅鲁藏布江 (发源于我国之西藏) 为Brahmaputra,字义是“梵子”,汜天之水即恒河的别名。信度河的原名作Sindhu,急读便可变作丑涂。上古有Dahce族人住落于里海附近,大杅即Dahce的音写。这不是我个人的附会,清乾隆时,王绍兰早就以无达比阿耨达, 【18】 近人吴廷锡考黑水在今藏、卫之间, 【19】 张鹏一又以缚刍河为古弱水, 【20】 可见无论旧学家或新学家,都觉得我国上古关于昆仑山下各水的叙述,和佛教的传说息息相通,而佛教的传说又必接受于吠陀,即印度人尚住在五河流域的时代 (元前十世纪以上) 【21】 。
黄河不单止说重源,而且说有三源;如《水经》称河水“又出 (渤) 海,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又南入葱岭山” (这个积石不是甘青方面的积石) 。又《初学记》六引《水经注》及《山海经注》:“河源出昆仑之墟,东流,潜行地下,至规期山,北流,分为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是葱岭之外,还有一个最初的潜源。
中国之水,有重源的又不单止黄河;除济水重源,下文第七节别有详论外,《水经注》一三记桑干水的发源:“耆老云,其水潜承太原汾阳县北燕京山之大池。……古老相传言,尝有人乘车于池侧,忽过大风,飘之于水,有人获其轮于桑干泉,故知二水潜流通注矣。”是桑干水有重源。又《史记》一二三《索隐》:“积石本非河之发源,犹《尚书》导洛自熊耳,然其实出于葱岭山,乃东经熊耳;今推此义,河亦然矣。”是洛水也有其重源。
然则重源光是我们汉族的玄妙理想么?不,西方的河川也有相类似的传说。蒙古初期马黎诺里(Marignolli)游记称,“河流至Caffa对岸, 【22】 没于沙中,后乃再出,过Thana而潴成巴库海(Sea of Bacue)。”张星烺说:“河流入沙中,似指阿母河而言。 【23】 马黎诺里由Sarai至阿力麻里时,或尝经过之,当彼在Sarai时,又必尝见窝尔加河,故谓潴成巴库海也;巴库海为里海之别名。……中国人自昔即有以黄河发源于葱岭,流经喀什噶尔,成塔里木河,入罗布淖尔,再地下潜行,复出于青海而成黄河之说;新疆之人,亦有谓喀喇沙尔附近诸水来自西海 (即里海) 者。马黎诺里经过诸地时,或得闻此异说,故有此误会也。” 【24】 拿西方的传说来比黄河重源,正所谓读书得间。又十四世纪教士巴斯喀尔(Pascal)的遗札,曾提及梯格里斯(Tygris)河,张星烺说这一条河“即窝尔加河,《马哥孛罗游记》亦称窝尔加河以是名。盖中世纪人误信窝尔加河为即梯格利斯河上流,入里海后,经地下而与梯格利斯本身合”。 【25】 又亚塞尔拜然(Azerbaijan)之Daitya Araxes河,相传系潜行里海的地下,于海之它侧,复出为乌浒(Oxus)河。 【26】 这些都是流行于西方的潜源传说,跟我国的传说没有甚么差别。究竟这种理想最初发生于哪一个区域,值得我们来检查一下。据我个人的意见:
(1)从历史的发展性来看,如果假想汉族的祖先去追寻河源,则实际上黄河系打甘肃的南方流来,他们自然地要向羌人住区追求它的上流。为甚么循着跳跃式的发展,无缘无故,忽然指向数千里外的罗布泊,而羌地里面河源的真状,反延至千余年后 (唐代) 才略露曙光。重源说不像发生于我国内地,前头已经有所揭示,且葱岭之外,还说有潜源,这一层更显然是当地土人的传说,没有理由可以承认为东方人的推想。
(2)也许有人以为汉族文化,曾向西域传播;从历史时间性来审查,这更难以成立。汉化西行,是西汉以后的事;依前文所引《穆天子传》,则西周初期,人们已将塔里木河和黄河联系着。即使撇开这一段史料,而《山海经》的一部分总是战国时期写成的,它和汉武帝所检的古图书,司马迁所见的《禹本纪》,都说河出于昆仑,张骞回来时的报告也是一样;这些都在汉武开通西域以前,很难认为汉族文化所影响。
(3)人类思想的引生,都有其当前的背景,山顶的泉池,崖边的瀑布,经年不涸,滔滔不绝,初民当然会寻测它的来龙。但在结结实实一块大陆上面,说从数百里甚而数千里之外,有水泉潜行地下,因而再露出地面为大河,究属是难以理解的事实。惟住在沙漠或沙漠边缘的民族,因环境关系,他们的领悟可有点不同了。沙漠的性质,最易渗透,水于地面渗入,却从数十里外再行涌出,并不是稀奇的事; 【27】 初民的脑筋究属简单,应用演绎的方法,便不难推想到数百里或数千里之外,都是一样。然而依据空间性来窥探,我国内地没有沙漠,这种理想不会创始于内地的。清康熙帝曾说:“泲水伏流三处,其实不止泲,凡水发源处多是伏流,尝问蒙古人,言之甚详。” 【28】 塞外蒙古人的汉化程度很浅,尤其是我国古典里面那种玄奥的理论,不会输入于一般蒙古人,为甚么他们也说多是伏流呢?要理解这个问题,须晓得蒙古族的文化多自突厥族接受得来,而亚洲西北的草原及沙漠,正是突厥族的摇篮,所谓草蛇灰线,不难踪迹而知。再由于上古传说的散播或近古蒙、藏两族的交通,即在西藏的群众中,最近还表露出这种理想,周鸿石说:“ (雅合拉达合泽) 山下的水向北都流入了柴达木盆地,向南都流入了长江上源的通天河,两者对黄河都毫无关系,可是藏民们,所以把这个山叫作黄河源头,他们的意见是说,雅合拉达合泽与约古宗列只有一小土岭之隔,约古宗列的水,是由这里经地下渗流过来的。” 【29】 我们如果把这种意见和《山海经》《内典》联系在一起,岂不是黄河、长江和柴达木河都是同源吗?
总括前举三点,便见得黄河发自昆仑和罗布泊潜通于河西那两种理想,显然带着西北边民思想的色彩。其他如济水、桑干水、洛水的重源,都是后来的话,是从黄河重源说产生出来的。
还有人怀疑着重源说不会来自西域,我更要提出一种佐证,就是蒲昌海的名称及情况,在《汉书》之前,早已传入希腊人的耳鼓,给他们记载下来,这虽然不是直接证明,究竟是个间接证明。希腊末期地理学家马利奴斯(Marinus)从马其顿商人梅斯(Maes)方面 (约六八—八〇年) ,获悉今新疆省内的湖泊情形,到公元一五〇年左右 (东汉桓帝时) ,希腊学者拖雷美(Ptolemy)著书,把它搜采进去。在拖氏的地图上,我们看见丝国(Serica)境内有两道大川:北边的名俄科达斯河(OEchordas),由两支河源合成,向东行很远,流入大山脉下的湖泊;南边的名包谛萨斯河(Bautisus),也是两水合成,流入一个湖泊。在前,许多地理考证家都把南边的当作雅鲁藏布江。独斯文赫定以为无论马利奴斯或拖雷美,都绝不知道有西藏那个区域,拖氏的地图只是把塔里木河和罗布泊重复绘出;重复的原因也很简单,当日那一类的报告,必有两种来源,马利奴斯或拖雷美没有想到实是同一的材料。
赫定认为湖只是一个,那是对的。关于两道河的解说,却未能使人满意。我们晓得罗布泊最远的一源,是叶尔羌河会合着喀什噶尔河,与两支河源合成向东行很远的话相合;玄奘一出葱岭,便到乌锻国,这个名称至今没有好好地还原,省去希腊语尾,OEchord可能与之相当。又蒲昌,高本汉切韵还原为B‘uot‘iang西方语言很少见—ng韵母,而我国则特多,例如突厥古文字的Qoto,我国翻作高昌,依此推测,Baut(i)su实相当于“蒲昌”的音写。喀什噶尔河跟于阗河的会点,在沙漠深处,容或旅行商队所未知,或以国名为河名,或以湖名为河名,编纂家只据传闻,无法统一,遂弄出两河、两湖了。最要的是天山一带的地理名词,在汉以前,几乎全数是西北方的本语,不是“汉”语,那末,该地当日及以前流行着西北族的传说,就可想而知。
总之,周、秦两族本来是西方种族之一支,并参杂突厥族的血统, 【30】 我在讨论历史分期的各篇更有所引申,这里不必细述。
本节的研究,归纳起来,结论是:
重源说系黄河史的第一个环节,须得从这个环节解起。那种玄想显从西方输入,所根据的理由:
一、水泉渗入地下,于不远处再行涌出,是沙漠常见的现象,也就是重源说的胚胎。当西方种族向东移徒时,目击罗布泊不增不减,再沿河西走廊朝东而行,看见黄河,就以为潜源复出。如果由于东方人追寻河源,必会沿岸左转入羌地,无缘硬指西北二千余里外的罗布泊。又据西方传说,葱岭之外,再有重源,也是一个旁证。
二、河出昆仑,与承接吠陀之佛教传说相同。
三、说重源比较详细的,如《穆天子传》《汉书·西域传》,都是旅行西方的记事。汉以前天山南路的地名,几全数是西北族的语言,没有丝毫汉化痕迹。
四、西域各大河流几于都有重源的传说。
【1】 还有极少数人是相信的,参看第二节。
【2】 邢呙疏读“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为句,是错的;《尔雅》的本意原说河的初原为白色,下流收纳了一千七百零一个支川,变为黄色。如以七百断句,说只有“一川色黄”,在文义和事实上,都属难通。
【3】 《燕京学报》十一期二三一九—二三二一页,层化的河水流域地名及其解释。
【4】 同上二三一四页。
【5】 《史记》又说:“《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司马这一段批评,有应该辨明的三点:(一)司马所见到的《禹本纪》,是否即汉武帝所检的图书,吾人无从断定。(二)司马以为张骞曾穷河源,是未加考实而信笔写出的,已辨见本文。(三)乌睹昆仑一句,古人多未了解,《史记集解》说:“邓展曰,汉以穷河源,于何见昆仑乎?《尚书》曰,导河积石,是为河源出于积石;积石在金城河关,不言出于昆仑也”,认黄河不出于昆仑,就现在来看,是正确的;可是太史公的文章,毫未含有这样意思,太史公的真意,更未尝说西域无昆仑山,去驳正汉武帝的考定,邓展的解释,可谓两层误会。其次,《索隐》说:“言张骞穷河源至于大夏、于阗,于何见河出昆仑乎?谓《禹本纪》及《山海经》为虚妄也”,仍脱不了同样误会。这皆由前人推测太史公的意旨,不外“疑河不出昆仑”或“疑世无昆仑”(见《史记志疑》三六)两层,所以说来说去,总搔不着头脑。据我所见,能了解《史记》这段文字的,古今来只有陶葆廉一人,他著《辛卯侍行记》卷五说:“论者谓误始于《史记》恶睹昆仑一语,其实不然。详审《史记》原文,司马迁因当时君臣好谈神仙,于此文隐寓讽谏,恶睹昆仑一语,意在表明醴泉、瑶池怪物之必无,非谓无昆仑也。下又言‘《尚书》近之’,意若曰:昆仑者《尚书》所谓西戎,安睹仙人瑶池之说乎。此节与五帝纪书黄帝崩葬桥山以辟乘龙上升之诬,用意相同,班固(张骞传赞)抄录《史记》,不察寓意,删去瑶池怪物等句,若《史记》专辩昆仑者,后儒承班氏之误,令司马迁受诬,兹特揭而出之。”我试将陶氏说再为引申一下:《史记》这句话原是“恶睹《禹本纪》所谓日月相避,上有醴泉瑶池之昆仑者乎”的略出,古人写文务求简约,遂致二千年后始有人作出正确的解答,那可见读古人书之难了。
【6】 同前《史记索隐》引《太康地记》。朱熹《释河》也说“北方流水之通名”,惟胡渭《禹贡锥指例略》说:“江、河自是定名,与淮、济等一例,非他水所得而冒。”这段话还要斟酌,参看下文第七节。
【7】 《通典》疑即《禹本纪》,见下文第二节引文。
【8】 甲骨文尚未发见“里”字。
【9】 见拙著《穆天子传地理考实》(未刊)。
【10】 《汉书·西域传》,于阗“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拙著校释(未刊)以为应作七千六百七十里;昆仑山还在于阗的南方,所以七千四百加七百,得八千一百里,大致与汉传相合,也是周里、汉里无甚差异之一个确证。
【11】 《河源纪略》二二说:“于阗河北合葱岭河,东流三千余里,受水大小十数,而尽注于广袤三百里之蒲昌海,果使其下无伏流,亦得以容之乎?”仍带着这种疑问。
【12】 杜佑《通典》以为因张骞从大夏回,看见两道河流入蒲昌海,因疑其潜出积石(引见下文第二节),说甚中肯;不过猜测的不是张骞,而是再前千余年自西向东迁徙的种族。
【13】 参《东方杂志》四一卷五号五五页拙著。
【14】 斯坦因在罗布泊附近掘出的人骨,经专家鉴定与汉族相近,有人即引此以为上古汉族西徙的凭证;但这批人骨的时代,我们尚未能测定,安知非西汉及以后之徙民。
【15】 沈曾植《穆天子传书后》:“卷四末,里西土之数,与《汉书·西域传》《魏书·西域传》大略相符,所谓自宗周至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以今里法减折算之,大旷原盖今里海、咸海之间大沙漠,东迤北至乌拉岭东吉里吉思高原也。”(据《阿母河记》四七页转引)年前我试写《穆天子传考实》,也得到同样结果,可谓不谋而合。顾实乃以为“大乖谬”(《穆天子传西征讲疏知见书目》三四页),则因他误认周里>六国里>汉里>现代里。遂将周穆王西行终点,延伸到波兰平原,同时又强解宗周瀍水为洛阳瀍水,说穆王未出国以前先在国里面兜了一个大圈子,有这种种错觉,所以反而妄诋他人了。
【16】 参《六同别录中》一页李济研究中国古玉问题的资料。
【17】 据《释迦方志》一转引。
【18】 王绍兰说:“阿耨者,华言无也,《西山经》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无达即阿耨达矣。”(见《重论文斋笔录》六)按阿耨达之梵文原语作Anavatapta=an+avatapta义为“无热”,阿利安结合语之冠首a,等于汉语之“无”,但下连母音时便作an,音义兼译,在古代译文里面,例子不少。惟《佛经》说河水从阿耨达池流出,《西川经》说河水流入无达,究不尽同,所以无达是否指阿耨达,还有疑问。明弘治年间(一四八八—一五〇五年)扬子器绘的《全国地图》,于星宿海再西记阿耨达山名称,注明是“黄河源”,李元星以为阿耨达山就是现在的雅合拉达合泽山;河源出自山的西南方(一九五五年《科学通报》六期七八页),这一点须得加以讨论。内典的阿耨达山大致指今印度库施山一带,与真河源相隔很远,河源在它的东南,不是西南。河源出火敦脑儿即星宿海的西南,早详于元朱思本的译文(引见第二节),不是子器创见。图将河源绘作两个分支,更无非承袭史汉“河有两源”之旧说。综括来论,扬子器的图是综合史汉、内典和朱思本的书说而作成的,相信他对于河源并没有甚么真认识。
【19】 据《阿母河记》叙。
【20】 见所著《阿母河记》一页。西人又说,徙多即巴利文Sidâ,系“弱水”的意义;有时亦称药杀水为徙多河。
【21】 一三七五年(洪武八年)喀塔兰(Catalan)地图所绘中国各个河流都发源于一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二册一六七页),依然受着古说的影响。
【22】 据《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二册一五六页。Caffa在黑海的东岸。
【23】 阿母河在里海的东边,依上条注Caffa在里海的西方,是这一条河并非指阿母河;而且阿母河当蒙古初期尚直接流入里海,咸海之构成是后来的事,张说误。
【24】 同前引《汇编》一六八—一六九页。
【25】 同上二六一页。
【26】 印人Nagen.Ghose著 The Aryan Trail in Iran and India 二五八页注。
【27】 参看第二节所引阎文儒的话。
【28】 《康熙东华录》一七,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下;泲水即济水。
【29】 《新黄河》一九五三年元二月号五〇—五一页。
【30】 参看《东方杂志》四一卷三号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