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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时，大司空掾王横奏称：“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 [1] 记定王时代的河徙，这是古书上唯一的孤证，而在前人的看法，又以为这是黄河第一次的改道。《汉书》三〇《艺文志》只著录“《周考》七十六篇”“《臣寿周纪》七篇”“《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古代人同引一书，名称往往不尽一致，王横所援据的《周谱》，是否即在其内，我们已无从追究。但黄河在这次未徙以前，经行甚么地方？既徙之后，又经行甚么地方？因为“禹”本来并无其人，《禹贡》又经证明为战国人的作品 （见上文第三节） ，所以王横的解释，是不能作准的。尤其是唐初颜师古所搜集的《汉书注》，对于这次黄河如何徙道，大家都毫无说明，现在要从新估定其实在情况，显是极为困难的一回事。
班固《汉书·叙传》虽然说“商竭周移” [2] ，也没有指实，直至宋人程大昌始有“周时河徙砱砾，至汉又改向顿丘”的话 （据王应麟《河渠考》引） ，蔡沈作《书传》，即承用程说，胡渭以为“妄谈” [3] 。关于这个问题，且留待第七节讨论，现在先把旧日学者的意见，汇集如下：
（一）《水经注》五：“河之入海，旧在碣石，今川流所导，非禹渎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渎，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郦道元的真意，显然以为禹河本从碣石入海，自周定河徙，才不从碣石入海。换句话说，周定河徙只是下游海口的变迁。焦循不能领悟郦氏的辞旨，误会这里的“故渎”系指《水经注》前头的“河水故渎” （引见下文） ，殊不知郦道元常用“故渎”字作通名，任何地方凡水已经离开的旧道，都可称作“故渎”，它的意义，要看前后文理，才能决定。这里的“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渎”，显系承接“旧在碣石”一句，指“碣石的故渎” （关于这个问题，应参看下文第六节） 。何况《水经注》同卷别一段：
《述征记》曰，凉城到长寿津六十里，河之故渎出焉。《汉书·沟洫志》曰，河之为中国害尤甚，故导河自积石，历龙门，二渠以引河：一则漯川，今所流也；一则北渎，王莽时空，故世俗名是渎为王莽河也。故渎东北迳戚城西……
道元分明承用《汉书》孟康注的解释 （引见第六节） ，以“河水故渎”或“北渎” （即王莽河） 为禹河二渠之一，他何尝像焦循所说，以“故渎”为定王时所徙。更如《水经注》同卷别一段：“又有宿胥口，旧河水北入处也”，那无疑是指“邺东故大河”；但道元并没有说它是“禹河”，也没有说明是甚么时代留下的“旧河”。试合观前头所引一段及《水经注》九“清、漳二渎，河之旧渎”，便很明白。戴震校《水经注》，乃以为“案此所谓旧河即禹贡古河也”，那又是另一方面的误会。
（二）胡渭说：“禹酾二渠自黎阳宿胥口始；一北流为大河，一东流为漯川。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右迳滑台城，又东北迳黎阳县南，又东北迳凉城县，又东北为长寿津，河至此与漯别行而东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渎。” [4] 他的基本主张系推翻六朝以来孟康、郦道元的解释，采用程大昌的说法 （引见第六节） ，认定“邺东故大河”即禹河故道。这样一来，《水经注》详细描写的“河水故渎”即北渎便变成没有着落，他于是假定这故渎是定王时河变所冲成。
（三）阎若璩不赞成胡渭的解释，他根据《汉书》六《武帝纪》，元光“三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渤海”，以为“与《水经注》北渎所行合。 [5] 元光三年始徙顿邱，则北渎非周定王时所徙” [6] ，所以他就认“邺东故大河”为定王时徙出的河道。 [7] 焦循对于前一点，也跟阎氏意见相同，他在《禹贡郑注释》说：“王莽河即武帝时顿邱之徙河，孟康谓出贝邱南南折，杜预谓出元城县界，皆指此，不必周定王五年徙也。”唯胡渭应用主观的臆测，所以在《锥指》四〇中下说：“顿丘东南之决河，未几即塞，安得以河水为元光改流之道？”又在《锥指》四〇下中说：“及武帝塞宣房，道河北行二渠，则正流全归北渎，余波仍为漯川，顿丘之决口，不劳而塞，故《志》略之。”至“邺东故大河”的问题，将在第六、第七节再行讨论。
（四）焦循著《禹贡郑注释》，又于胡、阎两说之外，另创新解，大致注重驳阎，他说：
今以定王五年后考之，邺东之河不徙于定王五年，其证亦有九。
文字太长，不必多引 （并参注二） ，他跟着说：
周定王五年，鲁宣公七年也。河徙，非常之事，《春秋》不书，一也。
进一步疑惑着定王五年河徙之并非事实。这一回的河徙，我们诚然未能从先秦古典上拈出第二个实证，但像焦循上面的驳论，也不过片面的理由；《春秋》，人们都知道是鲁国的史记，所以《左氏传》有“不赴不书”的说明，河患如于鲁国无关，《春秋》不把它记下，是一件很寻常的事。试问，我们能够肯定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中国境内发生的大事，《春秋》都毫无遗漏吗？何况“定王”实不是春秋的定王呢 （说见下条） 。《金史》九五《移剌履传》：“初河决曹州，帝问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河决，何也？履曰：《春秋》止是鲁史，所以鲜及他国事。”焦氏的认识，还不能够赶上移剌履。焦循又说：
而定王河徙， （《史记》） 纪、表、书、传无一言及之，盖考之不得其实，宁从其缺耳。且《谱》言河徙，未言徙何地，郦道元以故渎实之，胡朏明乃以北渎为定王时所徙，则《周谱》所未言，七也。
郦道元一句，前文已有辨正。河徙向何地，固然应有的疑问，唯其有了疑问，我们越要从多方面推究，以谋取得合理的解决。自汉武帝起，直至近代咸丰五年 （一八五五年） 铜瓦厢之决，约二千年，黄河的重要崩溃发生不下数十起；再由武帝上溯至商朝又约千余年，我们持甚么理由，能相信这一段长时间，黄河偏偏永远安澜呢？尤其是有史文记载之前，并未有过大量的人工导河，像旧日所传禹王的故事；是不是定王五年，这一点倒无关紧要。
（五）胡克家《资治通鉴外纪注补》六：“ （河徙） 亦见《水经注·河水》下及《意林》引《新论》，皆作定王五年河徙。按《竹书》，贞定王六年，河绝于扈，河徙而《春秋》不书，疑是贞定王之时也。”注重《春秋》不书而怀疑，见解跟焦循相同，只是片面的理由。复次，现下所传的《竹书纪年》，系后人搜集残余材料而伪造，不过这一条确有所本。《水经注》五于“河水又东过荥阳县北，蒗荡渠出焉”之后，继称：“河水又东北迳卷之扈亭北；……《竹书纪年》，晋出公十二年， [8] 河绝于扈，即于是也。”关于这一问题，有三个考订是先须解决的：
（1）《史记》四《周本纪》：“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二十八年定王崩。”是周代有两个定王，“前定王”约相当于元前六〇六——前五八六年，“后定王”约相当于元前四六八——前四四一年 （这只据近人王洲的计算） 。可是徐广引《世本》，敬王之子为贞王介，贞王之子为王元赤，并无“ （后） 定王”这个名称。晋皇甫谧因提“岂周家有两定王，世数又非远乎”的疑问，而谓“后定王”“应为贞定王”。《索隐》非之，它说：“皇甫谧见此，疑而不决，遂弥缝《史记》《世本》之错谬，因谓为贞定王，未为得也。”可见“贞定王”一名实皇甫臆改，本无别据，反过来说，汉人所见某种周史，确有前后两个定王，古代简朴，隔数世而尊号相重，是很可能遇见的事。《伪竹书》的“贞定王六年”，无疑系从“河绝于扈”出发而伸算其相当年代，故沿袭皇甫臆定的“贞定王”名称，因之，“六年”之伸算，更毫无信值。
（2）依前引《史记》，元王在位八年，定王在位二十八年。依皇甫则贞定王在位十年，元癸亥，崩壬申，元王在位二十八年，元癸酉，两王年数与《史记》不同，合计且多了二年，但不知他有甚么根据。
（3）《史记》一四《十二诸侯年表》，敬王崩于四十三年甲子；一五《六国表》，元王在位八年，徐广说：元年乙丑。又定王在位二十八年，徐广说：元年癸酉。据梁玉绳《史记志疑》三，敬王应在位四十四年，则元王元年应为丙寅，定王元年应为甲戌，定王五年戊寅恰是晋出公之十二年，也就是“河绝于扈”那一年，可算巧合不过的事。
前三点的考订，我们既取得相当了解，则东周河徙究应在“前定王”五年己未
（元前六〇二年）
抑或“后定王”五年戊寅
（元前四六三年）
，我们可以进行试作决定了。按“绝”有断灭、截渡二义，河水不会断绝，断绝必由于横决，截渡则与冲过无异，那末“河绝于扈”可信是“河水在扈地”溃决的古文。再次，《水经》称济水“又东过荥阳县北，又东至砾溪南”，又《汉书》二九“荥阳漕渠”下如淳注称，“今砾溪口是也”，荥阳漕渠就是蒗荡渠，综合这几条史料来比看，更见“扈”跟“砾溪”大概可认为同一地点。然而砾溪固程大昌、蔡沈认为周定王五年河决的地方，由是，我们可以信河徙砾溪
（没有古典根据）
实即古典中河绝于扈的异文。我们再向“前定王”审查一下，古文献中绝无涉及河事的记载，而“后定王”五年确恰有“河绝于扈”的记录，当然不能诿为巧合的。自皇甫私改“贞定”的名称之后，人们只知有“前定王”，不复知有“后定王”，刘恕《通鉴外纪》一遂把“河徙”记在“前定王”五年之下，经生家像胡渭等没有向历史深入探讨，
谬承讹，铸成大错。胡克家的疑问也只用皇甫的“贞定”伪称来提出，不用《史记》“定王”的名称来提出，更不易得到一般注意。经过这回辨证，东周河徙实应在元前四六三年，不是元前六〇二年，似已毫无疑义。更详细一点来说，《周谱》的“定王”系指“后定王”，有古本《竹书纪年》可作旁证，《史记》称元王的子为“定王”，与《周谱》相同，并不是司马迁的创说。把《周谱》的“定王五年”和《纪年》的“晋出公十二年”结合伸算，又可替梁玉绳的敬王在位四十四年说作强力支持，所谓一举而数善备了。
（六）傅泽洪《行水金鉴》五说：“《禹贡》原无分渠之说……《史》《汉》皆言引河，不言引漯，何得遽以漯川实之？盖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太史公遂错认为禹之故迹，班氏从而附会之。”现在，我们晓得上古没有大禹治河的实事，所谓“禹河”，只是周时徙出的新河，如果依傅氏说，“邺东故大河”又安置在甚么时代呢？
（七）裘日修《治河论》：“……固不独周定王五年河始南徙也。” [9] 以周定王时河决为南徙，是毫无根据的。
归结上边的话，我们相信周时总有过河徙，至于从甚么地方徙向甚么地方，将于下节汇合讨论之。又最近以前的书说，都认定王五年为禹治河后第一次改道 （或初徙） ，现在既晓得大禹治河是神话性质，定王五年实是后定王五年，我们就应该改正错误，称定王五年河徙为有史文时期可知的第一次改道。
本节所叙述，得简括为结论如后：
王莽时王横称定王五年河徙，是古史上的孤证，清焦循始以《春秋》不书而疑其非真，胡克家又据《竹书纪年》而疑不是定王。按《竹书纪年》是魏国史，不用周王年次来编纂，胡氏所据的系伪本，如依《水经注》所引晋出公十二年“河绝于扈”，实相当于后定王五年 （因为《史记》的年表有问题） 。
单就定王五年来讨论的，郦道元以为徙于下游碣石，胡渭以为徙于长寿津，阎若璩以为徙于宿胥口，徙出的新道，虽三说不同，但同认河口在今天津附近。唯傅泽洪独以为徙出漯川，至千乘 （今高苑县北） 入海。
[1] 《汉书》二九《沟洫志》。阎若璩据《梁书·刘杳传》：“桓谭《新论》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以为横所引即此《谱》（《锥指》四〇中下）。
[2] 焦循《禹贡郑注释》：“齐桓时，九河既塞，乃变而为清河等水，是所谓移也。”这样解“移”字，是不全面的。
[3] 《锥指》，《禹河初徙图》，并参《锥指》四〇下。
[4] 《禹贡锥指》四〇下。
[5] 《水经注》五：“河水又东北迳伍子胥庙南，初在北岸顿丘郡界……河水又东北为长寿津，《述征记》曰：凉城到长寿津六十里，河之故渎出焉。”据《地理韵编今释》，凉城县在今滑县东北，顿丘在今清丰县西南，都可以证明顿丘的徙道与《水经注》的北渎相合。司马光《通鉴》一八省去“入渤海”三字，他举出省略的理由：“《汉书》武纪云，东南流入渤海；按顿丘属东郡，渤海乃在顿丘东北，恐误，今不取贡。”（《通鉴考异》一）《禹贡锥指》四〇下对司马光的错误，曾有辨正，它说：“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是一句，《通鉴考异》……盖误以东南二字属下读也。”
[6] 据焦循转引。
[7] 《四书释地续》。
[8] 戴震校注称：“案近刻讹作二十二年。”按《史记》一五，《六国表》作出公在位十八年，又《史记》三九《晋世家·集解》引徐广，“或云二十年”，似出公无二十二年。但《史记》三九《索隐》称：“《纪年》又云，出公二十三年奔楚。”如果《纪年》之说不错，出公也并非无二十二年。
[9] 《经世文编》九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