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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景《解春集》称，“自相以下疑皆在河北” （指相、耿、庇、奄） ，商族活动的中心，除一两处不确知者外，余以为都可适用这一个原则。现在把前头已讨论过的地点，按其时序，列成一表以证成拙见。
如以安阳为中心，则东南至濮阳，南至浚县，北经邯郸至邢台各不出二百里，有史后商族活动的区域，相信实以此为中心，再前则不可知。南庚两朝或者因狄族压逼太甚，东南移至“济水流域” （即黄河） ，则“惟渡河以民迁”一句亦找得着落。吕振羽说：“商民族在其建国后之主要根据地，在今日之河南东部、山东西部。” [67] 我个人研究的结果大致与他相同。又翦伯赞说：“殷族最初的出发点，是在今日河北平原西北之易水流域。……近来，考古学家在易水流域之易州，发现了商代之三种句兵，又确切地证实了这一部分殷族，直至青铜器时代，还是继续定住于易水流域一带” （三句兵即大且、大父、大兄三戈） ，“在传说中之契、昭明的时代，应该还在河北平原以至河北境内之渤海海岸一带活动，因而所谓契居蕃之蕃，昭明居砥石之砥石，乃至相土之东都，都不应该在山东境内。依据其他传说的暗示，殷族之迁徙，既非整族出动，亦非全部南徙，其中有一部分，始终停留于河北。” [68] 按易州句兵是否商族遗物，还有疑问，定住易水流域之说似受王国维的考证所影响，除此之外，翦氏所说，我极之赞同。若说商族屡迁，其范围很广，且纯为河患，都未得到明据。（1）近人绘禹河图或将内黄置于河的东边，但所谓“禹河”只是周定王以后的河，不是商代以前的河 （说见第六节） 。（2）有史时代所见的豫省河患，很少冲到内黄。 [69] 所称“邺东”究未知相隔邺多远（ 参看下文第八节二项乙） 。如要用事实来证明，那非靠大量的考古发掘不可。不过，灾害是人类尤其半开化民族所最害怕的，假如说商族屡迁，都为避河患而起，那末，前车可鉴，自应远远搬走，为甚么转来转去，总不出二三百里的范围，只就这一点设想，我们已很难坚持“河患”的论调了。
自盘庚至帝辛经过十二世不迁，从黄河变迁史来看，固可认作黄河没通过那边，另一方面从社会发展史来看，又觉得前朝所谓屡迁，只是游牧部落转移牧地，后朝的不迁则是渐变为城市生活。换句话说，这些片断材料就是由氏族社会转入奴隶社会的表示，由这，我们也可以设想商朝末叶才转入奴隶制初期。
这里更须作必要的补充。旧说商丘在梁国睢阳即现时的归德，前文二项已有过详细辨正，可是最近研究卜辞的还株守着这种解释，对商、宋的地理层化，没给以相当注意，我们不能不再作一个总括的申明。论到商族居地，比较显著的为商丘、亳、相和北蒙，今将其层化痕迹揭露如下：
只消看安阳一带有这四个古迹，同时，归德一带又出现这四个古迹，正跟前头三项所举中印有四大佛塔、北印也有四大佛塔的例子一样，其问题露出后先层化的迹象。再看在北边邻近殷墟的商丘、亳和北蒙 （相除外） 分布于数百里之间，而南边那三个古迹，却集中于现时商丘一县，尤不像民族徙居而却近于古迹复制，这是很可疑的间隙，考古者却没注意来比较。其他无可置疑的邺，命名颇为普通的上司马 （现时豫东鲁西的村乡还多以“司马”为名） ，都在临漳，而商丘附近却找不到亳的故址 （见前文） ，据最近陈梦家说，商祀始于上甲，其历史时期的帝王，以上甲微为第一个，两相比观，归德的商丘不是商族发祥地，当无可疑了。
还有须揭出的，裘日修《治河论》：“至商仲丁河决商丘，则分睢入淮以归海矣，河亶甲决嚣，则又分颍以入淮矣，武乙浚偃师，则且分汝以入淮矣。” [70] 古代虽有分睢、分颍的事实 （参看下文第七节） ，但他所征引的史料，多数错误，尤其是黄河并无入汝的痕迹，用不着我们作多余的驳论。
根于前头复杂的考证，这里可简化为如下之结论：
既知禹非人帝，跟着就要看商史有无黄河消息。《尚书序》及《史记·殷本纪》都说商族屡迁，但并未举出迁的原因，后起的《孔传》才解祖乙圮于耿为“河水所毁”，明末清初的人更进一步怀疑或坐实屡迁由于河患，那是研究上古河变很重要的问题。
游牧民族为要随逐水草，避寒就暖，一年之内，屡移其地，商族初期还是半畜牧社会，我们不应把行国的迁居和住国的定都等量齐看，这是第一点。上古地理层化，前节已有说明，依卜辞及地势来看，商丘即商族的祖居，应在今濮阳，我们不要把层化的名称看作原来的住址，这是第二点。从这出发来作地理考古，知道商族当日活动的中心，北起邢台，南至安阳，东南达于内黄、濮阳，不出数百里之地，所谓“迁”，恐怕只是描写游牧民族的习惯而辞不达意，未见得定与黄河溃决有关。
[1] 参《新疆论丛》创刊号七七页拙著及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三页。
[2] 《四库全书总目》七五。
[3] 见《锥指》邺东故大河图。同书四〇中下又拈出十五事以证该河为禹河，今摘录其有关的二事：“《书序》，河亶甲居相，相城在今安阳、内黄二县界，而其后为河所圮，证一也。《楚语》，武丁自河徂亳，注云，从河内徙都亳，河内即南殷墟，自河徂亳，盖亦为河所圮，证二也。”按相城为河所圮，全是《孔传》的臆测。今《安阳县志》一三《古迹志》“禹河故滨”条：“今案安阳县东南四十余里，接内黄县界，中有沙衍绵亘，皆禹导河所经。”这条史料是否有旧本据，殊难详考，但检《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四〇七并无其文，相信系近世人据《锥指》四〇中下（禹河历内黄、汤阴、安阳）之文所附会。但宋代河曾决内黄，则沙衍绵亘不定是宋以前的古迹。《职方典》只说：“黄河故道在汤阴县东夏庄、小张等处。”再让一步说，即有“禹河”，也是东周后的遗迹，还未能证商族因河患而徙。武丁事说见下文十项。
[4] 《经世文编》九六。
[5] 李济在分析小屯地面下的情形时说：“安阳城的附近洹河经过的地方为第四纪黄土区。出甲骨文的殷墟，现代的小屯，离城不过五里，就在洹水的西南岸。……在这时代（南北朝及隋唐）以前及以后，这地方总被洹水冲过好些次数。”（《安阳发掘报告》一期三七——三九页）又“我们可以不带踌躇的说，淹灭殷商都城的那一次洪水是极巨大的”（同上四四页）。前后所指都是洹水。同时董作宾却据《锥指》，以为“考殷墟淹没之由来，实录大河流经其地”（同上一八四页），可见商都受河患说之愈演愈奇。但理想究战不过事实，故殷都淹没说到第四次发掘时便予修正（《中国考古学报》二册一三页）。
[6] 《历史语言所集刊》五本一分九七页。
[7] 《禹贡》四卷六期五页《历代黄河在豫泛滥纪要》。
[8] 《新亚细亚》十二卷五期三七页《中国民族古代之迁考》。
[9] 《十批判书》一三页。
[10] 《中国古代社会史》八七页。
[11] 王氏下文说：“是宋之亳即汉之薄县”，则固认这个“亳”即“北亳”，不应复举。
[12] 《观堂集林》一二。
[13] 同上九。
[14] 参拙著《西周社会制度问题》九二页。
[15] 参看朱芳圃《甲骨学商史篇》一第六页的附图。
[16] 《历史语言所集刊》五本一分九八页。
[17] 《史记志疑》二：“案（振）《索隐》引《世本》作核，人表作垓，《竹书》又作子亥，未知孰是。”
[18] 均《观堂集林》一二。丁山曾驳称：“其引今本《纪年》，未可依据，所谓商侯迁殷，殷侯复归商丘，六迁七迁，殊难置信。商丘与商，本为一地，昭明阏伯，疑即一人，相土所居，名异而实不殊。王氏所考，唯契居蕃，昭明迁商，与相土东都，可以补苴《孔疏》耳。”（《历史语言所集刊》五本一分九四页《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
[19] 均《观堂集林》一二。丁山曾驳称：“其引今本《纪年》，未可依据，所谓商侯迁殷，殷侯复归商丘，六迁七迁，殊难置信。商丘与商，本为一地，昭明阏伯，疑即一人，相土所居，名异而实不殊。王氏所考，唯契居蕃，昭明迁商，与相土东都，可以补苴《孔疏》耳。”（《历史语言所集刊》五本一分九四页《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
[20] 均《观堂集林》一二。丁山曾驳称：“其引今本《纪年》，未可依据，所谓商侯迁殷，殷侯复归商丘，六迁七迁，殊难置信。商丘与商，本为一地，昭明阏伯，疑即一人，相土所居，名异而实不殊。王氏所考，唯契居蕃，昭明迁商，与相土东都，可以补苴《孔疏》耳。”（《历史语言所集刊》五本一分九四页《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
[21] 同上引文九九页。
[22] 参本节注46。
[23] 《观堂集林》一二。
[24] 《科学》七卷九期九〇一页。
[25] 杨向奎说，今河北、山东交界之“濮”，古音读b‘wak，亦当为“亳”之音转（一九五四年《文哲史》十一期五三页《试论先泰时代齐国的经济制度上》）。按名亳的地方颇不少，尤其是商族所到的范围，商丘既在濮阳，认“濮”是“亳”的音转，也有可能。杨氏又说，“蒲姑实即亳的音转”，这可有点难题了；依詹桓伯的说法，蒲姑是东土，亳是北土，是否为同音之转，还要再加以考虑的。
[26] 《观堂集林》一二也不赞成上洛之说。
[27] 同前引《新亚细亚》三六页。
[28] 《国策地名考》一九引张琦说：“《汉书》偃师下亦未云西亳也。”
[29] 金鹗《求古录礼说》十《汤都考》：“亳即商丘，商丘其本名，后改称亳也。”他的“亳”指南亳，也是这种例子之一。
[30] 但毕氏却仍主张亳在今商丘县。
[31] 《中国考古学报》二册八七页。
[32]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二〇以为指南亳，王国维以为指北亳，那是无关紧要的。
[33] 《观堂集林》一二。
[34] 托商承祚兄代为写定。
[35] 《观堂集林》九。
[36] 丁山称，“契所居亳，以情势言，当在河北”（同前引文九八页），是合于事理的；但他又连“燕亳”为一地，拟以今之北京，则极不稳当。
[37] 《观堂集林》九。主张这一说的无非因易县曾发现三句兵，都以日干命名；但须知器物可以流动，如非获有大宗物证，不能遽然肯定为某族住区。其次，据郭沫若考定，日干命名之俗，沿用至周代，也不能必其为前商期的遗物。简单地说，这样孤单的考古物证还未具有决定性作用。
[38] 《东方杂志》四一卷三号四一页拙著揭出中华民族与突厥族之密切关系。
[39] 《本纪》说：“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丁山谓《史记》“以五迁为盘庚一身之事”（同前引文九四页），我初时亦有此误会。但细读《史记》，前文说汤始居亳，继而叙迁隞、迁邢，再补盘庚时已都河北一句，连同盘庚复居亳恰成五数，可决《史记》确系自汤起计，不过它说来模糊，遂至引生误会。
[40] 卜辞仲壬作中壬，仲丁作中丁。
[41] 《禹贡》四卷六期二三页。
[42] 丁山引《穆天子传》：“终丧于嚣氏，已卯，天子济于河嚣氏之遂。”证嚣在敖仓之说（同前引文一百页），尚待考虑。其他各地，他也有所考，以其未必能确立，不复多引。
[43] 《隋书》三〇《魏郡安阳县》，开皇“十年，复名城阳，分置相县……大业初废相入焉”，又《旧唐书》三九武德元年，相州所领八县有相，五年省。
[44] 据《史记》三《正义》引，《元和志》一六同；《通典》一七八：“相州，殷王河亶甲居相，即其地也”，只说相在相州境内，本与《括地志》无异；胡渭“邺东故大河图”以殷城、相城分作两地，完全出于误会。
[45] 据《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四转引。
[46] 同前《甲骨学》一〇转引。按依前引《河朔访古记》，河亶甲冢在安阳西北五里四十步，依后引《竹书纪年》，殷墟在邺南三十里，又古邺城在唐的邺县东五十步，唐的邺县南至安阳四十里（均见《元和志》一六），那又间接证明河亶甲之活动，已在殷墟附近。
[47] 《观堂集林》九。
[48] 同前《甲骨学》四引罗振玉说。
[49] 《观堂集林》一二。
[50] 据汪远孙《汉书地里志校本》引。
[51] 《观堂集林》一二。
[52] 同前《甲骨学》二引王国维。
[53] 同前引《新亚细亚》杂志。
[54] 赵一清《水经注释》：“《元丰九域志》邢州古迹干言山引《水经注》云，泜水又经干言山，邶《诗》曰，出宿于干，饮饯于言是也。”按我所见《元丰九域志》二（金陵局本）并无《水经注》引文，只于内丘县下著录干言山和泜水，内丘今同名，如果言邑确在内丘，就很难认为是东土之奄的。
[55] 《观堂集林》一八。
[56] 中大《语言历史周刊》四九——五一期。
[57] 郭沫若说，殷即卜辞所屡见之衣。《水经注》所谓殷城，其地在今河南沁阳县，殷王每田猎于此，盖其地有殷之离宫别苑在焉，故周人避其国号而称之为殷也（据《甲骨学》四略引）。按商族不自称为殷，近年已有定论，则非避其国号（《水经·谷水》注：“昔盘庚所迁，改商曰殷”是错的）《礼记·中庸》郑注：“衣读如殷，声之误也，齐人言殷声如衣”；“衣”和“殷”不过方音的转变。呼“王国”如“衣”是否商族本语，我还不敢断定，我所能肯定的，即郭氏的考订给拙说以极有力的佐证是也。郭氏的意见，近年又略有修补，他在《奴隶制时代》（五页）说：“根据卜辞的记载看来，殷人自己自始至终都称为商而不自称为殷的。在周初的铜器铭文才称之为殷，起先是用‘衣’字，后来才定为殷。……周人称商为衣、为殷，大约是出于敌忾。”按“衣”只见卜辞，不是周人对他们的称谓，说“出于敌忾”，也不见得；《墨子·备城门》篇：“诸侯畔殷周之国，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毕沅说，“殷，盛也。”孙星衍说：“殷，中也，言周之中叶。”固然所释不当；苏时学说：“殷、周皆天子之国，言世衰而诸侯畔天子也。”孙诒让《墨子间诂》以为“苏说是也，此盖通称王国为殷周之国。”按《墨子》所言是战国时事，与商何干？毕、孙（星衍）两家岂不知周之前为“殷朝”，他们所以不如此解释，正因为有点说不通。《墨子》这里的“殷周”犹言“王周”，亦即孙诒让所谓“王国”。周人称商为“殷”，并无敌忾的意味。
[58] 《东方杂志》四一卷一七号四二页拙著《误传的中国古王城》。
[59] 《东方杂志》四一卷三号三六及四一页拙著《中华民族与突厥族之密切关系》。
[60] 周之先世也曾臣属于商族，见《禹贡》一卷六期二——三页孙海波的文。
[61] 我曾说：“依突厥语al，红色，末缀chi作alchi，则义为‘染红品’，今俄语犹称红曰alyï，恰可相证。烟脂，切韵ien tsi，汉人读收声-l如-n，故alchi为胭脂之语原。”（《民族学研究集刊》六期四九页拙著《阐扬突厥族的古代文化》）按alyï即arolǔ。
[62] 《水经注》九：“洹水出山，东迳殷墟北。《竹书纪年》曰：盘庚即位，自奄迁于北蒙曰殷。洹水又东，枝津出焉，东北流迳邺城南。”《盘庚》的《正义》引《竹书》作“盘庚自奄迁于殷，殷在邺南三十里”，《史记》七《集解》引作“殷墟南去邺三千里”，同卷《索隐》又引作“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墟，南去邺州三十里”，文字虽详略不同，方位并无冲突。唯唐以前无邺州，“州”字是衍文。本篇所引，系参合改定。
[63] 据《尚书正义》。
[64] 《观堂集林》一二。至《禹贡锥指》四〇中下的拟解，殊为迂曲，此处不复引。
[65] 《禹贡锥指》四〇中下指《地道记》“误以武乙为武丁”，系由于过信《殷本纪》而没有详细探讨。王应麟《诗地理考》引《帝王世纪》“帝乙徙朝歌”，《齐乘》引《三齐记》平阴“是帝乙之都”，这些单文孤证，都不再讨论。
[66] 《汉书·地理志》巨鹿县，“纣所作沙丘台在东北七十里”。巨鹿即今平乡。
[67] 《中国社会史纲》一六二页。
[68] 《中国史论集》七五——七七页。
[69] 参看《禹贡》四卷六期张了且《历代黄河在豫泛滥纪要》。
[70] 《经世文编》九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