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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泥于《尚书序》 （引见前） 的文字，多误会《盘庚》三篇是盘庚自作，然《史记》说：“帝盘庚崩，帝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早已申明为后人的作品。《索隐》讥司马迁“不见古文”，其实开首第一句便说“盘庚迁于殷”，已足证明司马迁之说了。近人何定生将三篇文义细为分析，更进一步认识这三篇纯是周人作品， [56] 我很赞成其说，在这里不必详引，我所想补充的是，“盘庚迁于殷”，甲骨文没有“殷”字，周人何以称商为殷，学者间也未尝引起热烈的研究。 [57] 我数年前，曾揭出汉族语汇掺杂多少突厥 （或涂兰） 族语言的主张；古突厥语il或el，义为王国， [58] 汉以前华人读如in或en，和“殷”的中古音iěn很相像。当商末周初，自陕东以至太行山脉，住着许多属于涂兰系的狄人 （如鬼方） ，把商、周两族隔离， [59] 狄人称商族为“王国” （殷） ，周人因而借用， [60] 那是古代称谓上常见的事 （如汉族最初对佛教的了解系通过龟兹语和于阗语，又俄语旧称我国为“契丹”，因而流行于欧洲，都是极好的例子） 。后来真义失传，一般人遂误会为朝号。这些话如果不能取信，我可再提一个比照的例子，如殷红的“殷”中古音为an （ 鸟闲切） ，而突厥语al的意义是“红”，汉语读al如an，复与an同，将这两个例子相比照，更证明汉语的“殷”一般作“王国”解，转读作鸟闲切则作“朱红”解，都与突厥族语有其关系。 [61] 唯《盘庚》篇有“殷”字，只此已够证明它非商人的作品，“五邦”或只周人尚五的表现，亦即周人的虚数。
盘庚从甚么地方迁到甚么地方，旧日有极相抵触之两说：《竹书纪年》，“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墟，在邺南三十里” [62] （据王国维说，末句是《竹书纪年》的旧注） ，是由河南渡河而北；《史记》三“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是由河北渡河而南。末一说显系根据《书序》“将治亳殷” （引见前） 的结果，但晋束皙所见孔子壁中《尚书》作“将始宅殷”； [63] 王国维认“治亳”是“始宅”之误，且以为《竹书纪年》的自盘庚至纣更不徙都为独得其实。 [64] 唯《史记》既误信盘庚迁往商丘之亳，而纣的都又在河北，于是不得不插入“子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一段来自完其说；可是，武乙之徙，毫无根据。《史记》卷十三的《三代世表》又称，武乙的父亲帝庚丁时“殷徙河北”，则司马迁自己已发生矛盾，也反映着“治亳”确是误字。
盘庚之后是小辛、小乙和武丁。《楚语》上：“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韦昭注：“迁于河洛。从河内徙 （原作“往”） 都亳也。”又《水经注》九朝歌，“《晋书·地道记》曰，本沫邑也……殷王武丁 [65] 始迁居之为殷都也，纣都在禹贡冀州大陆之野，即此矣”。由前引王国维的考证，再参考近年考古发掘，自盘庚至帝辛，商族大本营皆在殷墟，那末，入河，徂亳，不过临时游幸一类的事，韦昭以后世住国的眼光来读古史，无怪乎有点隔膜。我们再拿武丁这段史料的实在情形，跟迁嚣、居相等相比照，更使我们研读上古史时，不至过于呆板。
《史记》三《正义》说：“纣时，稍大起邑，南距朝歌 （《元和志》一六，朝歌在卫县西二十一里，约当今之浚县） ，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邯郸正当邢台与安阳间之中点，又沙丘在今邢台之东，春秋时属邢国； [66] 试比观前文的论证，这种扩大情况，想商朝中叶早已存在，并非始自纣时。我们又来看，周人的都城有宗周、成周；汉代的康居有冬居、夏居；唐、宋、辽、金均建立几个都城或帝京；蒙古汗分四季住地；满洲人受汉人影响甚深，而热河也有避暑山庄。这一串的习惯，实即前文所谓“离宫别苑”，然则迁嚣、居相或五邦等我们或可用同样眼光去理会它，不必执泥着“迁”字。尤其“相”与“殷”相隔不过百里，商族尚处于半畜牧时代，与其说是迁徙，毋宁说是转移牧地。上头的观察如果不误，则商族自相土以后，直至纣之灭亡，并无什么大举远迁，如后人所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