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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兰德认为艺术是一种“根据艺术家形而上学的价值判断，对现实的选择性再创造”。因此，就其本质来说，小说 （就像雕塑或交响乐一样） 不需要也不允许有解释性的前言。它本身疏离评论，自成一体，召唤读者走入、感知和回应。
安·兰德绝对不会同意在她的书前加上说教性 （或者赞美） 的序言，而我也无意拂逆她的愿望。作为替代，我想为她做个铺垫，使你了解她在准备写作《阿特拉斯耸耸肩》（ Atlas Shrugged ）时的一些想法。
在写小说之前，安·兰德就主题、情节和角色做了大量的笔记。她的笔记不是为了读者，而是严格地为了自己——使她有清晰的理解。同《阿特拉斯耸耸肩》相关的笔记，是她内心与行动的有力说明：探索中的自信，阻力下的执着。尽管未加整理，依然珠玑闪亮。同时，这些笔记也是一部不朽的艺术作品一步步诞生的绝妙记录。
在适当的时候，安·兰德的所有作品都将出版。不过，在这个《阿特拉斯耸耸肩》面世三十五周年的纪念版中，我选择了她的四篇有代表性的笔记，作为额外的礼物呈献给她的书迷。请允许我提醒第一次阅读此书的读者们，笔记中的内容披露了书中的情节。在了解故事之前就读笔记，会使欣赏这部小说的乐趣大减。
据我回忆，《阿特拉斯耸耸肩》直到一九五六年在兰德女士丈夫的建议下才成为小说的名字。贯穿整个写作阶段的题目是《罢工》（ The Strike ）。
兰德女士最早为《罢工》做的笔记日期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大约在《源泉》（ Fountainhead ）出版一年之后。自然，她当时是在想如何使眼前这部小说与后者区分开来。
主题： 当主要的推动者们罢工后，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这意味着——一个失去动力的世界。表达：什么，怎样，为什么。具体的步骤和事件——从人的角度，他们的情绪、动力、心理和行为——接着，从人展开，从历史、社会和世界的角度。
主题要求：展现出谁是推动者的主体，他们为什么及如何起作用。谁是他们的敌人，为什么。仇视和奴役推动者的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究竟是什么阻碍着推动者，以及原因。
上述最后一段完全包括在《源泉》里，而洛克（Roark）和托黑（Toohey）则是其完整的表述。因此，这不是《罢工》的直接主题——却是主题的一部分，必须牢记并且再次重申 （尽管很扼要） ，以使主题清晰完整。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重点放在谁身上——推动者、寄生者，还是这个世界。答案是：这个世界。故事主要展现的必须是一幅整体的画面。
就这一点来讲，《罢工》与《源泉》相比，更具有“社会”意味。《源泉》是关于人们灵魂中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它揭示了创造者与二手货的本质和作用，主要关注的是洛克和托黑——呈现出他们是什么。余下的角色都是自我与他人关系这个主题的演变——是洛克和托黑这两个极端、这两极的混合体。故事主要关心的是角色，是人物本身——是他们的本性。而他们彼此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即人和人的关系——则是次要的，是洛克对抗托黑的一个无可避免的直接后果。但它不是主题。
现在，这一关系必须成为主题。因此，人物便成了次要的。就是说，人物只是用来理清关系的。在《源泉》里，我让洛克推动这个世界，吉丁们（Keatings）靠他生存并因而恨他，而托黑们则故意出来毁灭他。但是，主题是洛克，而不是洛克与世界的关系。而现在，主题将会是关系。
换句话讲，我必须用实在的、具体的方式表明这个世界是被创造者推动的，确切地说明二手货如何依赖创造者生存。既包括精神的层面——而且 （最特别的是） 包括实实在在的具体事件 （专注于具体而实在的事件，但要时刻记住它们是如何从精神上开始的） 。
然而，为了达到这个故事的目的，我不以展示二手货如何在日常的现实中剥削推动者开始，也不去刻画一个正常的世界 （它只出现在必要的回忆、倒叙或事件本身的暗示中） 。我以假想推动者们进行罢工开始。这是小说真实的心脏和中枢。在此，要小心地留意一种差别：我并没有赞扬推动者们 （那是《源泉》） 。我是在呈现这个世界多么迫切地需要推动者们，又是多么刻薄地对待他们。我是用一种假想的情况来呈现的——一旦失去了他们，世界将会怎样。
在《源泉》里，除了暗示，我没有呈现世界是多么迫切地需要洛克。我的确呈现了这个世界如何以及为什么恶毒地对待他。但我主要呈现的是他。那是洛克的故事。而这本书则必须是这个世界的故事——这个世界与其推动者的关系的故事。 （它们的关系，就像一具躯体与其心脏的关系，而这躯体正因贫血而濒临死亡。）
我不直接呈现推动者们在做什么——而是通过暗示来表现。我呈现的是当他们不做这一切时会发生什么。 （从中你会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环境和角色。在构建这一故事时，这是一条重要的原则。）
为了完成这部小说，安·兰德必须完全了解推动者们为什么会允许二手货寄生在他们身上——为什么创造者们有史以来从未罢过工——他们，甚至是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犯了什么错误，才会使他们被束缚在最底层。部分答案通过达格妮·塔格特（Dagny Taggart）这个角色——一位向罢工者宣战的铁路公司女继承人——戏剧性地展现了出来。下面这段笔记描述了她的心理，记录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
她的错误——以及她拒绝加入罢工的原因——是过分乐观和过分自信 （特别是后者） 。
过分乐观在于她把人们想得太好了，她并不真正了解他们，而且十分慷慨。
过分自信在于她觉得自己能够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多。她觉得可以独自撑起铁路 （或整个世界） ，可以仅凭一己之力，让人们做她希望的、需要的，以及正确的事；当然，她不强迫他们，更不奴役他们，不向他们发号施令，而是凭借自己旺盛的精力去影响他们。她做给他们看，教育和说服他们，她太能干了，他们一定会被她感染的 （这还是对他们的理性、对理智的万能所抱有的信心。错在哪里呢？理性不是天生的，拒绝理性的人无法被理性征服。别指望他们，随他们便好了）。
达格妮在思考这两点时犯了严重的 （但可以原谅和理解的） 错误，这是个人主义者和创造者常犯的错误。这错误始自他们最善良的天性和原本正确的准则，只是这个准则被错误地运用了……
错误在于：由于创造者相信仁慈的宇宙和依此建立的机能，他们发自心底的乐观并没什么不对。只是，把这种乐观扩展到其他某些人就错了。首先，这没有必要。创造者的生活和本性并不要求他如此，他的生活并不依赖别人。其次，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生命，因此，每个人都可能善良或邪恶，想成为哪一类人完全并且只取决于他自己 （通过他的逻辑） 。这样的决定只影响他自己，而不是 （并且不能也不应该是） 其他人所主要关心的。
因此，创造者固然必须崇拜“人” （指人自己的最高境界和天性中的自我崇尚） ，但他绝对不能犯那种认为必须崇拜“人类” （作为一个集体） 的错误。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有着完全 （巨大而相反的） 不同的后果。
“人”，作为人的最高境界，在创造者身上得到了自我实现和满足……无论创造者只有一个、几个还是很多，这都无关紧要。人数与此无关。自己也好，和几个志同道合者一起也好，他们都属于“人类”，都证明了人的本质，证明了什么是最极致、最纯粹、最高境界的人 （理性的人，依循其本性而行动） 。
一个人、许多人，甚至身边所有的人都缺乏成为“人”的理想，这对于创造者来说并不要紧，就让他自己恪守理想吧。这正是他所需要的对于“人”的全部“乐观”。但是，要认识到这一点，异常艰难和复杂——因此，达格妮一直错误地相信其他人比实际上更好 （或者能变得更好，或者她会教他们变得更好，再或者，其实是她渴望他们变得更好） ，这是正常的——并且被这个希望束缚在了这个世界之中。
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无比自信，确信能从生活中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一切，确信可以做成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并且只有自己才能做成，这对创造者来讲很正常 （因为他是理性的， 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他必须铭记：不错，创造者的确能够心想事成——前提是依循人的本性、宇宙的规律以及他自身高尚的品行，就是说，不要一厢情愿地期望别人，而且不要对那些集体性质的、主要关注他人的，或主要借助他人意志才能完成的事有所尝试和希望 （这会是一种不道德的尝试和希望，与其创造者的本性背道而驰） 。如果他做这样的尝试，他就不再是创造者，而会成为集体主义者和二手货。
因此，他绝不能对他想对别人做的事，以及依靠和通过别人做的事抱有信心 （他不能——甚至不该希望去做这样的尝试——哪怕是尝试就已经不对了） 。他绝不能认为他可以……以某种方式用自己的热情和智慧感染他们，令他们符合他的期望。他必须面对原本的他们，认可他们生来就是本性独立的个体，不受他的影响。［他必须］用自己独立的方式对待他们，对待那些经他判断，适合他的目标或符合他的标准的人 （是他们自愿自发、独立地做到的） ——而不要对其他人有任何指望。
现在，就达格妮来说，她的迫切愿望是经营塔格特泛陆运输。她看出身边没人符合她的目标，没人有这个能力、独立性和资格。她觉得自己可以与其他人共同经营，那些无能者、寄生虫，可以培训他们，或者只当他们是接受她命令、缺乏主动性和责任感的机器人。而她自己，事实上则成为萌发一切创意的火花，整个集体中所有责任的承担者。这根本无法做到。这是她的致命错误，也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作为小说家，安·兰德最终要呈现的并非坏人或是有缺陷的英雄人物，而是理想的人——坚定如一、完整、完美。在《阿特拉斯耸耸肩》里，这个人物是约翰·高尔特（John Galt），一个直到小说的第三部分才出现，却推动世界和小说发展的高大形象。依循他 （以及小说） 的本性，高尔特有必要成为所有人物生活的中心。在兰德女士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所写的一篇笔记《高尔特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中，她简要说明了高尔特对于每个人物而言所代表的意义。
对达格妮——理想。是她的两个追求的答案：既是天才，也是她爱慕的人。第一个追求通过她寻找发动机的发明者表现出来。第二个——则是通过她日益坚定的信念：自己永远不会陷入爱情……
对里尔登（Rearden）——朋友。这种理解和欣赏是他一直都需要，但又不知道自己需要的 （或者他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他曾在周围的人，他的妻子、母亲和兄妹身上寻找） 。
对弗兰西斯科·德安孔尼亚（Francisco d'Anconia）——贵族。唯一给他挑战和激励的人——几乎就是“属于他的那种”观众。生活中拥有如此的快乐和色彩足以令人眩晕。
对丹尼斯约德（Danneskjold）——依靠。对于这个不安和鲁莽的漂泊者，他是唯一代表土地和根的人，如同拼命抵达的目标，疯狂出海远航后的港口——他唯一能够尊敬的人。
对作曲家——灵感和出色的听众。
对哲学家——他的抽象结果的具体化身。
对神父阿玛杜（Amadeus）——他的矛盾的源泉。痛苦地意识到高尔特是他一切努力的终点，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完美的人——而在这个终点，他的方法并不适合 （为了那些罪人，他正毁灭这终点，毁灭他的理想） 。
对詹姆斯·塔格特（James Taggart）——永恒的威胁，神秘的恐惧，耻辱，负罪感 （他自己的罪孽） 。他与高尔特并无特别的联系，但他有那种持续不断的、毫无来由的、莫名的、歇斯底里的恐惧。在听到高尔特的讲话和初次见到高尔特后，他觉察到了这种恐惧。
对教授——他的良知、耻辱和提醒，时刻折磨他的幽灵，对他的一生说“不”的那个东西。
关于以上的一些注解：里尔登的妹妹斯苔西（Stacy）是一个小角色，后来从小说中删去。
弗兰西斯科（Francisco）在当时那个年代被拼写成“Francesco”；丹尼斯约德的名字为伊瓦尔，大概是沿用了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尔·克鲁格的名字，后者是小说《一月十六日夜》中的人物彼扬·福克纳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
神父阿玛杜是塔格特的牧师，塔格特向他做忏悔。牧师本应该是真诚献身于善事、始终奉行仁慈道德的正面人物。兰德女士告诉我，当她发觉不能令这个人物有说服力时，她便舍弃了他。
教授是罗伯特·斯塔德勒（Robert Stadler）。
现在要开始最后一段选摘。由于兰德女士思维活跃、观点层出，她常常被人问到她首先是哲学家还是小说家。到后来，对这个问题她已不胜其烦。然而，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的一篇笔记中，她对自己，也是为自己，做出了回答。这篇笔记是关于创造性本质的论述。
看起来，我既是一个理论哲学家，又是一个小说家。不过，还是后者更令我感兴趣；前者只是后者的工具；绝对必要，但只是工具而已，小说的故事才是终点。如果没有对合适的哲学原则的理解和说明，我便无法创作出合适的故事；但对原则的发掘之所以令我感兴趣，是因为可以将发现的这些合适知识运用到我的生活目的上；而我生活的目的则是创造我喜欢的那种世界 （人和事） ——也就是说，代表着人类的完美的那种世界。
定义人类的完美需要哲学知识。但是，我不想仅止于做这种定义。我想使用它，把它运用于我的作品 （还有我的生活——而我生活和全部生命的核心与目的，就是我的作品） 。
我想，写作非虚构哲学作品的念头之所以令我感到乏味，原因就在这里。这种书的目的其实是教导他人，是要把我的观点呈现给他们。而小说则是为我自己创造一种在我写作时愿意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如果可能，也间接地让其他人在他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享受这个世界。
也许有人说，哲学书籍的首要目的是把新的知识向自己做出澄清或说明，然后再把你的知识提供给其他人。然而，我所知道的区别在于：我需要得到并向自己说明我用过的新的哲学或概念，使其能够通过小说具体地表现出来。我不想把故事建立在旧有知识的主题或论点上，即别人已经发现或说明的知识，也就是别人的哲学 （因为那些哲学 是错误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家 （我想表现完美的人和他完美的一生——而且我还必须发掘出自己对于这种完美的哲学表达及定义） 。
不过，当我一旦发掘出了这样的新知识，那么对于用抽象、泛泛的辞令，也就是知识化的形式来表达它，我则毫无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使用它，应用它——也就是用人和事件的具体形式，用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这一点是我最终的目的，我的终点。哲学知识或新发现只是通向它的手段。就我的目的而言，抽象知识这种非虚构形式无法引起我的兴趣，而小说、故事这种最终的应用形式却可以 （无论如何，我都要向自己说明这些知识，但在这个归根结底又回到“人”的循环过程中，我选择它的最终形式——表达） 。
我不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这方面的一种特殊现象。我想，我代表的是如何正确合成一个完整的人。总之，这应该是我创造约翰·高尔特这个人物的线索。他同样是抽象哲学家与实用发明家的结合，是思想者和行动者的共同体……
在学习时，我们从具体的物体和事件中归纳出一种抽象的概念。在创造时，我们则从抽象中塑造出具体的物体和事件。我们把抽象复原回它的特定含义，回到具体中去。然而，是抽象帮助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那种具体。它帮助我们去创造——为了我们的目的而根据我们的意图重新塑造这个世界。
我忍不住要再引用一段。这是同一篇论述，出现在几页之后。
从旁观者的角度附带说一下：如果创造性的小说写作是一个将抽象转化为具体的过程，那么这种写作就有三种可能的等级：通过旧的小说手法 （人物、事件或情景曾为了同样的目的被同样地转化使用过） 转化一个旧的 （已知的） 抽象概念 （主题或论点） ——这是最常见的垃圾；通过新的、独创的虚构手法转化旧的抽象概念——这是大部分的优秀文学；创造全新的、独特的抽象概念，并通过全新的独创的手法转化它。这，就我所知，仅有我能做到——我的小说写作。如果这是错误的自负，请上帝宽恕我吧 （隐喻！） 。就我目前看来，应该不是 （第四种可能性——通过旧的手法转化一个新的抽象概念——从定义上就行不通：如果抽象是新的，就不可能存在别人曾用过的转化手法） 。
她的结论是“错误的自负”吗？此时此刻，她写下这篇笔记已经有四十五年了，而你的手中正捧着安·兰德的名著。
你来判断吧。
伦纳德·佩科夫
一九九一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