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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由一批有理想、有目标、有决心的进步青年学子所发动的一场挽救民族危机的革命运动。站在时代前列，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追求社会进步，是五四精神的重要内容。进步精神主要表现为一群要求进步的知识青年，反对封建迷信和专制独裁，反对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一切腐朽没落的东西，倡导民主和科学，积极追求真理，最终确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以此改造落后的旧中国，创造美好的新世界。五四时期进步青年所要创造的新世界、所要追求的新生活，是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而不是灰暗的、滞抑的，因而必然具有光明前景和远大前途。抛弃旧体制、旧制度、旧文明，创造和迎接一种新体制、新制度、新文明，就是追求进步的过程。1916年9月1日，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鲜明指出：“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沈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沈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
所以，进步精神就是反对故步自封、封闭保守，倡导人们要有批判的态度、怀疑的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勇气，实际上是一种革故鼎新、探索革新的精神。
追求进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作为曾经的“天朝上国”，中国渐趋衰落，被迫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国门洞开、危机四起。马克思曾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历史上创造出灿烂文明和辉煌成就的中华民族由此一步步地坠入深渊，由原来的领先者变成了落伍者，广大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亡国灭种危机日益加深。邓中夏曾说：“自从鸦片之战以来，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压迫实在太猛了，使得中国不能不起一种‘自强御侮’的反感。”
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寻求新思想、新文化的进步青年，创办了《新青年》等杂志来激励人民群众奋勇向前，积极进取。“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旧文化批判的尖锐性和彻底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步步紧逼的侵略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主权受损，使得胸怀天下、关心时局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极大迸发，以进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由此爆发。毛泽东指出：“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
五四运动的爆发极大地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促进了人们思想上的空前解放，使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起到了振聋发聩、催人猛醒的良好效果。此后，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迅速觉醒，他们更加迫切地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基础。正当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愈陷愈深，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愈演愈烈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和震动，进步知识分子开始以更大的兴趣、热情和责任来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很多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旗帜和思想武器，从而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思想解放潮流。
历史表明，进步青年在反抗旧势力、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书生襟抱本无垠”，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历来具有强烈的担当精神和进取精神，始终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来激励和鞭策自己。进取精神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立志有所作为的精神状态，它表现出一个人的决心、胆识和魄力。孙中山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指出：“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
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和精神熏陶，一大批进步青年学生日渐觉醒、成长起来。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一批学生骨干和学生领袖脱颖而出，他们有着卓越的才能和积极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青年学生虽然思想活跃、富有生机，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但他们赤手空拳、无所倚靠，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自己的力量，就必须找到适合于他们自身的“武器”，而报刊就是青年学生手中不可或缺的“利器”。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断趣》中写道：“我们学生联合会在求社会同情的时候，不能不有两个利器：一个是演讲，一个是报纸。”
为此，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进步青年，参与创办或发行了《湘江评论》《新湖南》《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学生周刊》等众多重要刊物，这些报刊通常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和现实生活，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动员群众与黑暗势力和封建军阀作不懈斗争，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针对性，充分表现出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进步精神。
譬如，《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在正式发刊前，周恩来在《南开日刊》发表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行旨趣》一文，宣布该刊将“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
。其后，周恩来又为该刊撰写了《革心、革新》的社论，提出改造思想、改造社会的号召。在周恩来看来，“革心”是要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着手，“革新”则是要改造社会。无论是“革心”还是“革新”，都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改变现状的强烈欲望，彰显出了浓厚的变革意识和进取精神。该刊设有主张、时评、新思潮等栏目，逐步确立了以宣传新思潮、反对旧文化，报道评述国内外时事和全国学生运动，指导、鼓励青年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为办刊重点。该刊在遭到当局查禁后复刊，周恩来发表《本报继续出版的布告》，宣布复刊后将“选择各种有关世界新潮流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
。他还曾在该刊上发表《黑暗势力》《讨安福派的办法》等文章，猛烈抨击反动政府。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旗帜鲜明地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不断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黑暗残暴，号召青年学生坚决地向旧势力作无畏斗争，主张各界采取罢工、罢课、罢市、示威、请愿等方式，打击北洋军阀，有力地配合当时的爱国斗争。特别是在动员和教育天津各界学生，推动和指导天津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以及抵制日货方面，《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颇得各界赞誉，“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觉悟》是五四时期周恩来主编的另一学生报刊，该刊首先提出对学生思想的改造，认为学生的思想改造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办法，并把这种改造同改造旧社会、推翻帝国主义结合起来，这集中体现在周恩来为该刊撰写的纲领性文章——《〈觉悟〉的宣言》中：“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
新陈代谢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破旧立新是追求进步的必然要求。打破旧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新世界，推翻旧社会的目的是为了塑造新社会，没有前者就难以实现后者。正如陈独秀所指出的：“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
五四运动中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率先提出革故鼎新，不仅从生活、社会、文化，更重要的是从思想、精神、信仰上冲破封建统治的束缚，追求全方位、立体化、根本性的改革创新，雄心勃勃地要在打破一个旧世界中创造出一个新世界来。2018年12月，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回首这三大历史性事件的发生，无不是中国人民不断追求进步的产物，无不是破旧立新中实现的。
继承和弘扬五四进步精神，意味着要敢于突破陈规、敢闯敢试，意味着要革新旧思想、旧观念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考察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反对墨守成规、封闭保守的过程，就是一个高扬进步精神，不断变革创新的过程。“五四青年的创造精神，集中地表现于变革旧社会的革命行动。当代青年的创新精神，应当集中体现在改革一切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制度和办法，为推进四化建设扫除障碍、创造有利条件的实际行动之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当时极大束缚人们的一些旧思想、旧观念，邓小平号召人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1978年6月，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讲实事求是，讲新的发展时期，讲新的历史条件，就要讲破和立。破，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要联系揭批林彪，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立，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要消除阻碍、破坏事物发展前进的旧东西，就要把人们的思想从陈旧的观念、既成的框架中解放出来，破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机制，“不破掉这些坏东西，就不能立新东西”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破”主要是指肃清“四人帮”、林彪的流毒和影响以及“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从而为“立”扫清障碍、奠定基础，“只有彻底地批了，也就是破了，正确的东西才能立起来”
。而“立”主要是指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邓小平正是在批判“两个凡是”的过程中率先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他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在领导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功与过，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就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而言，如果说“完整”主要是从思想体系上来理解的话，那么“准确”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科学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和精髓，而这实质上就是“立”的过程。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们的现行政策基本上还是遵循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可以说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所以说，改革开放也是一个不断追求进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在“破旧”中“立新”的过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所取得的一切巨大成就和发展奇迹，莫不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新时代继承和弘扬进步精神，要求人们必须具有探索意识和创新精神，做到弃旧图新、永不满足。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每一步前进，都需要进步精神的支撑和引领。因此，我们必须把思想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以新的知识和视野来观察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们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新实践、总结新经验，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道路，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所以，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及其每一次的创新发展，都与时代背景的深刻变革紧密相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各国人民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条件结合起来。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要不要以及如何应对时代课题的挑战，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起点。脱离时代发展而僵化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将最终使马克思主义被时代所淘汰。在实践发展变化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真正反映时代精神，切实体现时代特征，才能赋予马克思主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以，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及时应对时代挑战，只有不断根据时代条件和世界形势的变化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回应时代课题的能力，才能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