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扬爱国主义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五四精神被高度凝练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四个要素。但无论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爱国精神。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高度评价了五四爱国精神，“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五四运动时，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一批爱国青年挺身而出，全国民众奋起抗争，誓言‘国土不可断送、人民不可低头’，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国主义壮歌。” 五四运动的初衷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不公正对待，其最本质和最显性的意义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彰显。而在人们对五四精神内涵的理解中，“爱国”也是居于第一位的。十多年前，即在五四运动90周年前夕，《人民论坛》杂志曾联合有关单位和专家，以五四精神如何在当代青年中传承与深化为主题进行了一次专题调研。结果显示：在对五四精神的理解上，有40.2%的受访者选择“爱国主义”，认为这是五四精神中首先需要传承的精神遗产。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全国31个省、区、市12420人进行的一项有关“五四”的调查显示：何为五四不朽的精神？有74.5%的人首选“爱国”。 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对五四精神的概括，今人与前人是一致的。在李大钊看来，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帝爱国运动，他于1924年5月1日指出，“五四”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进行总攻击的纪念日，亦即是被压迫的民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这是国民的学生的日子”，他呼吁，全体国民应该“把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痛史，细数从头，把‘五四’运动的精神，牢牢记住，誓要恢复国家的主权，洗清民族的耻辱” 。

回到历史场景中，五四爱国精神萌发于当时风雨飘摇的时代、内忧外患的国情之中。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与西方文明的竞争中走向衰微，昔日的泱泱大国逐渐落后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中国成为西方列强宰割和欺辱的对象。帝国主义列强通过鸦片战争叩开了沉睡的中国的大门，开始了对中国的鲸吞蚕食。列宁曾指出：“在金融资本时代，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独立国的斗争一定会特别尖锐起来。” 纵观当时的国内情况，军阀连年混战，社会矛盾丛生，百姓过着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的生活。李大钊曾沉痛地说：“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容讳言。” 中国正是陷入了这样的苦难深渊之中，无数中华儿女苦苦挣扎，希望能够找到救中国于水火、解民众于倒悬的道路。

一战胜利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国内民众一度产生了幻想，认为公理能够战胜强权，战胜国的身份能使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受损害。“一时‘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呼喊得很响亮，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肆意践踏中国的尊严和权利，北洋军阀政府一味地屈从退让，极大地摧毁了中国人历史承继下来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使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感到极大屈辱和愤懑，直接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觉意识，反帝爱国成为当时共同的呼声。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也认为：“中国人民从巴黎决议的不幸中产生出一种令人鼓舞的民族觉醒，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结合成一个整体。” 对北洋军阀的失望、痛恨，对帝国主义的失望、不满，引起了人们灵魂深处的强烈共鸣。尤其是关注民族、国家和自身命运的青年学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恨和怒火，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为挽国家于危亡，他们放下书本，走出课堂，放眼世界，上下求索，表现出了彻底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丝毫不妥协的气势。他们用无所畏惧的勇气坚决与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相抗衡，用大无畏的精神坚决与侵害国家利益的恶势力作斗争。说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主要是指它表达了中国人民不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的精神。毛泽东曾评价说：“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可以说，五四运动是一场由国耻而起、因国事而忧、为国权而争的爱国运动，五四青年在那个风雨如晦、内忧外患的年代，书写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悲壮。从那时起，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广大青年与国家民族的血脉联系始终没有变，“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担当始终没有变。

面对国运衰微、实业不兴、政治腐败的危局，青年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对国家危亡和民族命运强烈的关切。“谁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深刻而敏锐地体验到帝国主义的压迫，谁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尖锐而痛楚地感觉到必须和这种压迫作斗争。” 在历史危急时刻，他们挺身而出，其背后是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支撑下的拳拳爱国之情。如果没有爱国主义的激发，对民族危难视而不见、见而不思、思而不忧，就不会有包括青年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与卖国求荣的反动政府势不两立、坚决斗争，就不会有伟大的五四运动。正是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使命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苦苦探求民族复兴之路。陈独秀就认为国民斗争应该指向卖国的政府，而不仅仅是指向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几个卖国贼。1919年6月9日，他在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中公开号召“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为图根本之改造”，中国许多先进分子一度把目光投注于西方国家身上，他们虽然痛恨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但还是认同西方资本主义方案，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制度来改变中国的命运。但是，一战的爆发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然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 。同时，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美好的愿望屡屡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正如毛泽东所言：“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思想界欢呼雀跃，对其不吝赞美。有人指出：“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 这也可以从1923年4月北京一所大学进行的公民常识测试中可以看出来，当时有一道关于中国社会发展走向的问题：“你欢迎社会主义吗？”和“你欢迎资本主义吗？”答案显示：欢迎社会主义者为2096票，不欢迎者为654票；欢迎资本主义者为736票，不欢迎者为1991票。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先进的中国人实现了从“西化”向“师俄”，从慕习欧美到学习俄国，从倡导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巨大转换。瞿秋白曾表达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激动心情：“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声，不由得不动心。” 毛泽东也指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

所以说，五四运动彰显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生动写照。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和对民族命运的担忧唤起了人民群众内心凝结的对祖国最深厚的感情。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转化为救亡图存的行动和实践，广大知识分子为振兴中华奔走呼号，其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彰显了民族觉醒的巨大力量。爱国主义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感染力，五四运动正是在爱国主义的感染下，才能凝聚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工人等社会群体的力量。五四运动的参与者、亲历者吴玉章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激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事实上，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传统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始终是我国进步和发展的重要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无论是1894年孙中山在兴中会成立伊始喊出的“振兴中华”的口号，还是1900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所称之“少年中国”梦想，抑或是1916年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中提出的“青春中华之创造”思想，无一不高擎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爱国主义是人们在民族长期发展和奋斗过程中不断积累和形成的，它作为一面精神旗帜，能够鼓舞、动员人们团结奋斗、勇往直前，其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对这种价值观的一种心理上的认可，或是说这种价值观是对社会成员的心理整合。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中华民族将爱国主义传统深深地融入到民族意识中，在思想、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使自身始终保持着坚贞不屈的民族性，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的重要原因。当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紧要关头，民族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急时刻，国家危难和民族危机将激发民众心中的爱国主义传统，使之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中华儿女不断化解困难、攻克难关。从历史上来看，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她曾经历过无数次的内忧外患，甚至一度接近亡国灭种的绝境，但她从未一蹶不振，而是一次次重振旗鼓、涅槃重生，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濒临绝境而始终不坠，历经挫折而重新崛起，正是因为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撑和激励。爱国精神总是能在危急之际、险重之时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产生一定的向心力、凝聚力、推动力，支撑着中华儿女不断克服困难、闯过难关、走向新生。

在五四运动之后的百年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其所形成的爱国主义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蜕变，“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革命精神有了高度升华，随着历史的发展增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内容” 。虽然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实质并没有改变，即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正如李大钊在《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所深刻阐发的爱国主义精神，“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 。五四精神所宣扬的就是广大青年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扭转国家命运。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承五四爱国精神，就要厚植深沉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怀，以“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的执着和自觉，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和坚毅，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积极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中，把爱国心、报国志和建功梦、立业情结合起来。习近平指出：“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 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

总之，五四运动是伟大的，五四爱国精神是永恒的，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1919年10月12日，李大钊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明确指出：“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 当代学者也指出：“五四之爱国精神，已经远远溢出引爆这场运动的事件本身……五四之所以永远，恰恰在于它的精神溢出效应，在于它同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次爱国运动都不同。” i/1Q31uWSBk9SLeGirGZJ86HkSpzxNH59x/O6QwQPnYe2DXaGfD/fD3KUAMzzM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