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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出现文明中断的伟大民族。“中国在当今世界上是最使人感到神秘而惊愕不已的国家，而且这还不只是由于中华民族的古老及其地域的广阔。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有着持续文化传统的最古老的国家；她的人口也居世界之首；她一度是雄视全球的强大帝国，一个引人瞩目的征服者；她为世界贡献了自己某些最重要的发明；她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学、哲学和生活的智慧；她在艺术领域中展翅飞翔之时，其他国家还刚刚在学着拍打自己的翅膀。”
历史上，中国民族经济之富庶、社会之进步、技术水平之先进，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令世人无比艳羡，因此才有了“万邦来朝”“天朝上国”等景象的出现。然而，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却开始走向衰败，在与西方工业文明的竞争中渐趋落伍。鸦片战争中，由于屡战屡败，中国被迫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国门洞开、危机四起，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
历史上创造出灿烂文明和辉煌成就的中华民族一步步地坠入深渊，由原来的领先者变成了落伍者，广大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亡国灭种危机日益加深。“今天的中国，无疑是这个地球上最混乱、最受暴政之苦、最可悲、最孤弱、最没有能力振作起来稳步向前的国家。……另一个值得疑虑的问题是，中国的前途在哪里？她能像以前那样成功地生存下去吗？迄今还没有一个古老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她现在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身体与精神的痛苦对她来讲已无关紧要。她或许也不再抱什么希望，感到自己已不可救药。”
鉴于国家败落，民风奄奄，“慑力于外，饮痛于内”，中国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天朝上国”和威服四海的固有优势与无上地位，民族命悬一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人救亡图存的不懈探索屡遭碰壁、备经磨难。事实证明，单纯学习西方的器物、技术或是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反思和省悟后认为，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才是阻挠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源。因此，要破除迷信、革新观念、解放思想，就必须从思想深处彻底铲除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劣根性，打破封建主义的思想壁垒，解除束缚了人们几千年的思想樊篱。1915年9月，《新青年》的创办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它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其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在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指引下，新文化运动对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陈独秀指出：“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动摇了封建思想文化的统治地位，促进了人们思想上的空前解放，使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起到了振聋发聩、催人猛醒的良好效果，“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之际，刘少奇发表题为《感想与回忆》的文章，其中也指出：“这个新文化运动是与中国几千年来旧文化的中坚孔教对抗的。它吸收了西欧各国进步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成为中国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它继续了好几年，在后一个时期，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已占了这个运动的优势。”
此后，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迅速觉醒，他们痛念于国危，发时代之先声、启麻木之民智、救国殇之危亡，以拳拳报国救民的赤子之心和青年人当仁不让的自觉担当，更加迫切地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并勇于向阻碍中国自由、进步、独立、解放的顽固势力和腐败政府发起挑战，冲破旧封建制度和新军阀统治的固有藩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基础。
正当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愈陷愈深，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愈演愈烈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极大的鼓舞和震动。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此时，先进的中国人已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中意识到，在帝国主义强权时代，中国要想获得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就必须启发民众，团结各种力量，掀起民族解放的浪潮，必须有一个先进的思想作指导，而由俄国炮声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由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在国情方面与中国有着很多近似之处，两国又是毗邻而居，十月革命的胜利对苦苦探寻革命道路的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它启示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去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从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以更大的兴趣、热情和责任来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由此成为很多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旗帜。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觉醒。当人们从五四运动高潮的兴奋和激动中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一些先进分子开始思考更加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面对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和复杂局面，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当时青年是面向未来作乐观的眺望，希望去实现那种理想的完美社会，而并不是对黑暗现实作绝望的反抗而已。”
他们纷纷撰写文章、创办刊物或成立社团，以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外的各种新思潮。当时鼓吹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先后出现400多种，其中200多种刊物都在不同程度上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登载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当时涌现出的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则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在李大钊同志的直接引导下，北大学生当中这时已经出现了邓中夏同志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坚定革命者。这部分人数量上虽不多，然而正是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就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做了大量的组织准备工作，也正是他们在五四运动中领导斗争，发挥了核心作用。”
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另外，周恩来等人在天津创立觉悟社，目的就是为了“灌输世界新思潮”。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长沙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该研究会系统地研究并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研究会的主要目标是对正在苏俄发生的十月革命进行个别的和集体的研究，出版有关苏维埃俄国的研究成果和政论文章。
马克思主义社团集聚了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集体学习讨论或者定期演讲的方式，阅读进步报纸杂志，研究讨论各种新思潮，接受进步思想，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随着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各种新思潮汹涌而来，其中不免泥沙俱下。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各种新思潮新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正如邓颖超所言：“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一解放，就象大水奔流。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锢，象小脚妇女把脚裹住；放开以后，不知怎么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
虽然社会主义学说是其中的主流，但也存在着各种思潮学说让人应接不暇的问题，瞿秋白指出：“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
正是在对这些主义和学说的分析、比较和选择中，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开始真正认同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五四时期的主义和学说内容极其丰富，领域广阔，意义深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几乎都是在五四时期传入或兴起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五四时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如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等，追根溯源，都是从五四时期发端的。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最先转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1918年7月，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本质区别进行论述。同年11月，李大钊在其发表的《庶民的胜利》一文中，赞扬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并在同年12月发表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热情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与以往一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片段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的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五四运动的爆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广泛传播。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被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使陈独秀对资本主义产生了质疑，开始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才是中国落后的原因。而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了中国人民新的希望，陈独秀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到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陈独秀认为，要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必须首先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群众，并进行组织工作；而要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真理，就必须了解工人，了解工人运动，就必须深入到工人当中。为此，他亲自从北京到上海，到码头工人中调查工人罢工的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等劳动团体中调查工会团体的情况。1920年5月，他在上海积极组织工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9月，他发表长篇论文《谈政治》，提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这些言论和活动表明，他已经把立足点转移到无产阶级一边，主张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主编的《湘江评论》周刊，是全国较有影响的新思潮刊物之一。它以报道时事政治形势，宣传新思想为主旨，极具思想性和进步性。毛泽东在其创刊宣言中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该创刊宣言鲜明展现出了毛泽东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和对民众联合力量的充分信心，蕴含着毛泽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他还在该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宣传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社会改造的办法在于民众的大联合，被认为是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胡适曾对该文大加赞赏，他在《每周评论》上撰文称，《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234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
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热心阅读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毛泽东曾说：到1920年夏天，我在理论上和一定程度的行动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从这时起，我就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从日本回到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他作为天津学生的代表，两次进京请愿，与北京学生一起进行斗争。1919年1月，他发起成立觉悟社，介绍和研究新思潮。在1920年1月29日为抵制日货所进行的请愿斗争中，他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在被拘留期间，他向难友们作了五次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内容包括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史等。1920年11月，他前往欧洲留学。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地考察，以及对改造社会的各种学说的比较和选择，他也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五四运动的参加者，瞿秋白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宣传者。五四运动爆发时，瞿秋白正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他十分同情十月革命，支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组织和领导本校同学投入这场爱国反帝运动。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布成立，瞿秋白作为俄专学生会的负责人，被推选为该校代表，参加北京学联。他积极参加爱国演讲活动，深受群众欢迎。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组织和指导下，由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等人发起，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瞿秋白参加了这个研究会。同年10月，瞿秋白由北京启程去莫斯科考察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实况，“研究共产主义，研究俄国共产党，研究俄罗斯文化”，“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这期间的一系列社会活动，使瞿秋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逐渐发生变化，开始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饿乡纪程》一书中写道：“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
五四运动使瞿秋白基本上摆脱了消极厌世避世的思想，“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所以瞿秋白强调：“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他。”
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达、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王尽美、张闻天等人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先后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北京、上海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天津等地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从这两地分别向各地辐射，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各地的宣传中心。而旅欧、旅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从1919年初到1920年，全国各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就有1600多人，还有一些人去了英国、德国等。这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在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中，认真学习和探求真理。这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断成长，使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面貌开始焕然一新。正如美国作家赛珍珠在为林语堂的《中国人》一书序言中所写道的：“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帝王时代的旧政府能以这样快的速度在如此伟大的国家中完成这么多了不起的变革。在这种变革的氛围中，当代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了。”
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见证者王一知曾说：“五四运动把我从一个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变成一个旧社会的叛逆者。五四运动使我接近了党，推动我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
可以说，五四运动表面上看来是一场由中国学生发起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看，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甚至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等各个层面，其影响十分广泛而深远。